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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代科学“说明”问题研究语境：后现代科学
       当前这个时代被许多思想家断言是“后现代”，它与以启蒙理性和工业化过程为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斯蒂芬•贝斯特（Steven Best）等认为①，当前在理论、艺术和科学等领域发生了主要范式的改变，这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转型的标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后现代世界，科学的新范式是什么？或者，什么是后现代科学？
       关于上述问题，在众多的后现代科学定义谱系中，事实上存在两种基本的界说。第一种以格里芬、贝斯特为代表，他们认为后现代科学表征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与现代性的世界观的区别在于：与后者的二元的（身心、主客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还原的（复杂到简单、多元到一元）和机械的（人、社会和整个宇宙都如同可以拆卸和组合的机器。D.M.阿姆斯特朗说：全面的科学根据认为人只是一个物理机械装置。②）世界观相反，后现代科学主张一种整体论的有机论。这一理论的首倡者是著名哲学家怀特海（1861—1947），他的基本思想是所有原初个体都是有机体，都具有目的因。从这样的整体有机论世界观出发，一切事物都是主体，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它们平等地具有自身的利益，平等地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坚持这样的世界观，我们就能超越传统科学将人和自然对立，将自然视为冰冷的空洞的实在、只是供人使用的资源库的世界观；同时我们也超越了传统科学机械论在使世界去神秘化进程中，解构目的、价值、自由、理想等，从而使生命失去终极意义的局限性。第二种界说是关于知识论的，以库恩、约瑟夫•劳斯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等为代表。库恩虽然竭力表示他并非想颠覆传统的客观知识论，但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无疑对传统知识论形成了巨大冲击，“范式转换”和“不可通约性”论点破坏了支持知识的客观必然性的传统真理信念。在库恩看来，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追求真理的事业，只是渗透着各集团不同利益和各种主观愿望的活动，只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存在。
       库恩的思想引发了科学哲学上的各种后现代思潮，如语境相对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知识权力学说等。其中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它的基本纲领与库恩的思想相契合。这一学派主张，科学知识不是对独立的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各种利益相互妥协与平衡谈判所达成的结果；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它并不是客观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社会性的。语境主义知识论认为，知识是与语境相关的，其真假是随相关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科学知识权力学在哲学上以福柯为代表，在科学上劳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劳斯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的本质，他认为科学本质上不是表象和思想的产物，而是行动方式。因此，科学必然对政治实践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这些知识论的共同特点是，颠覆了传统知识的客观性、真理和理性等本质特征，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多元的、语境的，因而知识具有非理性、相对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二、后现代科学语境下的“说明”问题：客观说明与语境相对说明
       与这种后现代科学知识论相联系，后现代科学的说明问题是客观说明关系与相对性说明关系的对立。科学作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本范式，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是产生客观必然的知识还是语境相对性的知识的根本性的分歧。
       以亨普尔（Carl G Hempel）、萨尔蒙（W.C. Salmon）和克琦尔（Philip Kitcher）等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者和科学实在论者想延续现代性追求知识客观性的理想。亨普尔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句法—语义学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上，他试图通过逻辑找到关于科学说明的普遍有效形式。虽然亨普尔认识到具体语境在科学说明中的作用，但是他希望从这些具体语境中能抽象出适用于一切语境的普遍解释法则——覆盖律说明模型。在这一问题上的同盟者还有因果关系论者萨尔蒙和还原论者克琦尔。然而，试图通过某种逻辑形式或某种具有逻辑上的客观必然关系的思维方式来避免说明过程中的心理主观因素和语境相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达到维护一种客观的说明关系和普适性的说明方法的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不论是一种逻辑上的相关关系还是一种先验的因果关系，不仅其本身缺乏哲学上可信的论证前提，更为主要的是建立在它基础上的科学说明模型都存在着自身不能自圆其说的难题。如，亨普尔覆盖律模型中的科学定律的本性问题、不相关性论旨①和不对称性问题，萨尔蒙等因果说明中的归纳问题等。
       基于客观主义者说明模型中所存在的许多问题，范•弗拉森、阿钦斯坦等后现代主义者引进了被客观主义者所力图回避的语境因素。他们认为，说明所涉及的不是理论与对象之间的二元关系，它反映的是理论的应用，因而涉及说明者、理论和世界之间的三元关系。所以客观主义者无论是从句法—语义学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一种因果本体论出发，都不能正确揭示科学说明的过程和内涵。承认科学说明是与语境相关的，也就承认了科学说明语用学的立场。在对现象进行科学说明的过程中，把具体语境作为说明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从问题的提出到答案的评价），会有效地克服亨普尔覆盖律模型以及萨尔蒙说明模型中所存在的问题。
       但是，这种模型对于现代科学带来的问题是：语境相对性的说明关系是否为科学所允许？或者主要被看成是人文以及历史科学的解释学是否也能同样有效地运用于自然科学？因为基于没有任何限制的语境相关性而建立的说明相关关系最终必然导致相对主义，那么我们能期待科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这是后现代性科学说明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科学说明的语用学转向
       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已进入语用学阶段，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科学哲学也受其影响。阿佩尔认为下面这些原因决定了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从语形学、语义学向语用学转移③。第一，逻辑经验主义者把句法—语义学作为科学知识辩护的惟一合法方法的希望破灭了。在科学哲学广义的分析哲学语境中，在辩护中注重社会环境的实用主义语境倾向在不断增长，库恩的思想就是一个极端证明。第二，英国分析哲学的兴趣已离开句法—语义学的逻辑原子主义模式而走向了彻底的语用学，其代表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的诞生。
       关于语用学简单的理解就是，语用学研究语言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即关注说者实际使用语言的语境，其中包括目的、效果、意味、说者和听者的关系等等。如果说语形学关注句法之间的逻辑关系，语义学关注语言和指谓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与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考虑到了人（说者和听者）的主观因素。
       亨普尔等现代科学说明论者和范•弗拉森等后现代科学说明者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分歧，也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分歧。然而，在科学说明中考虑人的因素是否就一定使解释关系走向相对化？
       根据语用学理论，语用学说明模型中包含着这样两重基本关系：说明者和说明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和问题之间的关系。从科学说明是解决“为什么问题”的这一公认观点出发，在上述两重关系中，说明者和说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也就是说，说明者选择何种理论来说明问题是由语境决定的，具有语境相对性；而理论一经被说明者选定，它和所说明的问题之间就具有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说明和被说明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这一说明是在科学范围内作出的，那么科学理论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就具有客观性。正如范•弗拉森自己所说：“说明因素是在一定范围内从某种以特殊方式客观相关的（或科学理论所列举的）因素中挑选出来的——但是，这种选择是由其他随说明要求的语境而变化的因素决定的。”④关于这一点，范•弗拉森在《科学的形象》中写到“说明本质上是相对的”⑤，因此：
       
       “X有多少种原因，就有多少种关于X的说明。考虑一下死亡的原因：医生可能提出是由于大出血，律师提出可能是因为司机的粗心大意，机动车设计者认为可能是刹车构造上的缺陷，而市政规划者认为可能是转弯处的高高的灌木丛所致。”⑥
       范•弗拉森在这里的意思是，同一个问题，由于导致它的原因不同，特定说明者的职业特点、兴趣爱好以及其他主观旨趣的差异，对它的回答也千差万别。说明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作为突出原因被挑选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是由语境决定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医生、律师、工程师和市政官员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给出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从这一角度衡量这一问题的答案，确实具有语境相对性。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无论利用哪种理论来回答问题，理论对所要回答的问题总具有一种客观约束性。也就是说，这种说明关系并不是主观随意的。如，当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判断死亡的原因时，这一说明具有因果客观必然性。当事故所造成的失血达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导致死亡。同样，机械师从物理学的角度所给出的事故原因同样具有客观必然性。总之，这些答案，不论从哪个视角出发，只要是从科学出发得到的，都具有客观性，在其中并不存在主观旨趣和各种偏好。
       由上所述，本文认为，如果语用学说明理论是科学上可接受的，那么它实际上应该蕴含两重关系：理论和问题之间具有客观的说明相关关系，说明者和问题之间具有随语境变动的相对关系。在利用语用学说明模型回答问题时，提问者由于知识背景、兴趣等不同，对问题的理解和要求不同，回答者必须根据这一背景进行回答。基于同样的原因，回答者所提供的答案也因为不同的知识背景、主观兴趣的不同而不同。这里彰显的是解释学的方法。如果说在第一种解释关系中，解释不可避免具有主观倾向性，从而所凸现的解释关系是随语境而变化的，具有语境相对性特点，那么在第二个阶段，理论和问题之间的说明与被说明关系则是客观相关的，并不允许掺杂主观随意性。因此，语用学说明模型实际上反映了客观说明的说明相关性和人文解释学的语境解释相对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四、殊途同归：先验语用学
       这种辩证关系在阿佩尔看来其实就是自然科学方法和人文科学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阿佩尔在他的先验解释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
       阿佩尔认为，自近现代科学兴盛以来，一种客观性的描述就成为自然科学获得合法性的惟一方法，而以意义理解为主的人文科学主要适用的则是具有语境相对性的解释学的方法。20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出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分野和对立更加突出。阿佩尔认为，这种人为的分野和对立并没有正确反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无论在知识的条件上，还是在它们各自具体的方法上都是独立的，但同时又具有互补性。从知识可能性条件上看，人的活生生的意识介入的身体先天性条件和意识先天性条件在知识总体中具有某种互补性关系。因而，一种建立在人文解释学基础上的无限交往解释共同体是一切基于主客体维度的认识论的前提。从具体方法上来看，一种客观的科学说明方法也是人文科学所必需的。因为以意义理解为对象的解释学所必需探究的因素并不总是能被意识到的或被明确意识到的，有许多因素是主观上不透明的，仅仅只是事实上起作用，从而一种客观的说明性方法是以意义理解为主题的解释学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上述观点所表达的就是阿佩尔所提出的先验语用学（又被称为先验解释学）的基本思想。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通过对解释学、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综合改造，以证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之间所应具有的辩证关系。
       笔者认为，两种语用学说明理论具有殊途同归之效。它们都论证了解释学和科学说明两种方法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彼此之间的既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范•弗拉森和阿钦斯坦对这种辩证关系所给出的是一种潜在的论证，而阿佩尔语用学理论——先验语用学为知识预设了一个先验前提，它承认一种无限交往解释共同体的存在。这种解释共同体既保证了解释中的客观性，又坚持了解释的历史相对性，从而消解了唯科学主义只注重说明的客观性而忽视历史相对性，解释学只注重理解的历史相对性而忽视了解释的客观性的弊端。解释学和科学说明的辩证关系从知识条件的另一个角度看，则表现为身体先天性和意识先天性的互补关系。正因为在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存在人的活生生的介入，而这种介入作为历史传统的中介化并不总是自明的，所以即便在历史和人文科学的解释中，一种客观化的说明也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在语用学中我们看到了科学说明问题乃至古典解释学和伽达默尔解释学之间对立的消解。后现代科学中的说明问题所争论的核心乃是科学说明需要什么样的说明关系，而以施莱尔玛赫、狄尔泰为代表的主张客观移情的解释学和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之间争论的也是客观性和历史相对性的问题。当一种理论对两种方法及其辩证关系都作了合理的解释与阐明时，争论也就失去了对象。这也就是语用学转向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所在。
       注 释
       ① 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D.M.阿姆斯特朗：《心的性质》，载于C.V.博斯特编：《心—脑一致论》（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P75。
       ③ 所谓说明的不相关性问题（也即说明的合理性要求被拒绝问题），也就是符合亨普尔说明模型的一切说明条件，但并不能总是达到理想的说明。而说明的对称性问题就是如果事件A和B之间存在规律性的联系，那么不仅A可以说明B，反之，B也可以说明A。
       ④⑤⑥ B.C.Van Fraasse，The S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126，p156，p125.
       （责任编辑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