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中国的知识创新：历史遗产与制度变迁
作者：刘国新
《国外理论动态》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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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刊《亚太商务评论》2007年第7期刊登了执教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埃里克•巴尔克题为《中国的知识创新：历史遗产与制度变迁》的文章。该文分析了中国进行知识创新的社会结构，论述了中国的历史遗产与当代的价值观念对创新实践的影响。现将文章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引言
胡锦涛在2006年1月国家科学技术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具有战略性任务的纲领，即建构一个以创新为方向的中国。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踏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道路，核心就是坚持创新，在关键性的领域寻求跨越式发展，在主要的科学技术方面有所突破，重点放在知识创新与制度及政策的变革上。在这其中信息技术则是关键的核心领域，因为它不仅能够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能够创造新的工业与服务部门。
在中国的背景下，这些观点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能够进行创造活动与知识产出的社会机构是什么样的呢？中国的历史遗产与当代价值观念怎样才能形成创新的实践呢？专家和学者对中国的知识创新与传播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中国创新动力与获取自然知识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勾勒出一种中国科学知识发展的内在历史。一些研究证实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中国科学知识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与欧洲在经济技术发展方面的潜在差别。
二、理论背景：社会认识论与机构变化
中国的知识观念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哲学的丰富历史，有许多方法可以分析中国的知识观念所具有的认知性或形而上学性，并且在跨文化的比较中，根据语言特性，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家的“真理”观念的独特性。然而，对于现在研究的目的而言，它不仅仅是中国思想中存在不同的方法论的问题，也是文化认识论关心的主要领域，而且现在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超越了人们所能看见的真实有效的知识范围而进入了社会认识论领域。在这里，权力是知识能力的表达方式，反过来知识也有助于维护或颠覆权力关系。
在分析受机构管治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活动时，宝克教授认为，在中国首先应建立一个适当的环境，它包括正规与非正规的社会规范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所施加的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也包括以技术知识和条件为转移的长期性的价值观念和为知识产权制度或保护商业秘密所提供的社会及政治上的支持。他认为，非正式约束形成的研究者、创新者和企业家，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这个框架不仅有利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为金融市场的交易提供便利，而且它也必将影响到人的行为。正式规则则帮助建立一个可靠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它对保护现代经济运作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他认为，机构是由传统历史遗产塑造而成的，并且有可能持续地变化或突然地变化，因此有必要把迅速发展的机构和缓慢发展的机构作出区分。文化遗产通常缓慢、持续地发展，而政治机构则会发生突然性变化。在改革时期的中国，由传统塑造而成的机构通常会和快步发展的机构结合在一起，而快步发展的机构在受全球化影响的同时通常与领导阶层的政治愿望相关。换言之，机构的变迁与传统历史遗产相关，也与当代的社会影响相联系。
三、传统中国的遗产
1.知识：有效性与正统性
从专业方面考虑，很少有文明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具体一致。孔子十分关注教化上层人，并宣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在古代，通过书本获取知识成了走向上层社会与获得政治权利的一条可取之路。官方考核评审候选人，常常以候选人的知识水准来评价其是否能进入政府为大众服务。科技知识通过印刷的方式广为流传，尤其在明朝（1368—1644），那时市场扩张尤甚。中国文人也从外国吸取知识，包括基督徒把新的数学知识与方法带到中国。
然而，中国科技知识的概念不同于西方占主导的知识观念。在古希腊，学者在学校任教、求索知识是为了扬名和生计。古希腊的学校充满无止境的辩论，人们以此成名，知识的应用排在第二位，很少有哲学家有机会在希腊统治者中施加影响，相反，中国学者积累的知识经常用于国家管理，或学者成为统治者的参谋。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观点是，在中国的文明中探索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观念在其形成之时就已经受到了早期的思想家和科学实践家所构建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环境依赖于古代的一些信条，并且这些信条按照政府的意愿被加以提炼。
儒家的信条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有其存在的顺序，无论是在人类社会还是在自然界中，这种信条使统治者有责任对所有相关的事务都负有责任。它的中心是模仿先辈们的模式，即从君主那里获得无限的权力，这种模式保证了只要获得官方的承认，任何情况都会被理解。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存在的义务与责任的思想，同时也存在于家庭观念中。教育的影响也是极权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因素，教育促进了社会的责任原则，而且加速了交流与合作，使得那些杰出人物能够在一起工作，共同讨论和解决问题。教育同样促进了自律，使人们遵循先辈的美德。
2.学习：传播和探索
在传统中国，知识的学习趋向于对已有知识的积累、传播和提炼。
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获得依赖于考试体系，这一体系已成为进入政府管理机构的关键。在汉朝就已经发生的这个重要的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就已经取代了衰落的贵族和武士阶级，成为拥有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阶级。中国的阶级划分强调道德知识的传习，特别是具有社会组织特征的知识的习得，而知识主要是通过传统儒学思想进行传承。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学习也被定性为知识的开发，在一个更加思辨的层面上，学习的目的在于改变惯例并创造新知识，这包括发展惯例或者是改革惯例的能力。
3.革新：创造性挑战
改革被界定为引进新事物的行为。这暗示了改革不仅仅是发现新事物，它也包括新事物在社会上应用的程度。在这一层面上，改革通常是有风险的，它也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中国当代社会中的“改革”概念最早来源于西方。在西方，对“新”这一词语的最先的理解被认为是启蒙思想的智慧根源。由于对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秩序的崇尚，当新方法被引入到中国时常常会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也就是说，中国更为强调的改革形式是对过去的解释。
中国发明了许多新的科学技术，包括著名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些对于现代欧洲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了这些重要的发明，中国并没有把快速的改革作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手段。
在中国，改革和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农业发展有关，改革的目的主要是有效地适应自然环境或者有效地扩展资源。传统中国在接受过传统行政管理培训的掌控上层社会的学者和为了防御而应用科学技术的人员之间推行强硬政治结构的意义在于，保持中国体制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中国因知识创新和传播而出现的公共组织机构
这一部分将讨论中国进行的改革对公共机构产生的影响。公共机构始终处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中。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历史遗产与公共机构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偶然联系。
对知识实效性的务实关注与无处不在的权力和知识的结合，导致知识经济在中国有可能出现。对于新知识的开发而不仅仅有助于发明的利用与传播，并且会形成新的主导知识产权的体制。
1.知识与权力：合法性与实效性
第一个出现的特征是知识与权力的融合。中国已经把寻求知识放在主导社会的权力的功能之中，这也限制了“合法”知识的范畴，并且减少了革新核心元素中的多元主义。在当代中国，权力已被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和原则的占人口主体的大多数人所使用。这样，为中国利益服务的知识的实效性便有了高于一切的意义，如以发展知识经济或是高新技术来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中国主权的防御能力，或是确保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性和避免大多数中国人所惊惧的恐慌。
2.研究与开发：发明、模仿及普及
中国的组织机构坚持追求进入到现有的知识体系之中，以便把经济发展上去。中国的各个组织已把对各方面知识的有效运用放在了优先位置之上，而且这种优先性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了科技的发展，它发布了众多的计划与政策来集中力量赶上国外的先进技术水平，这种优先性从基础上构成了中国的革新之路。当现存知识的传播就像从前一样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不错的作用时，它可能就在事实上降低了人们去从事那种最真实的创新的意向。尽管中国政府事实上在基础科学领域创造了更广泛的保障手段，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但是很大一部分公共资金在用于研究和开发时还是被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科技成就所误导，没有取得成效。
东亚其他国家对现有知识资源的探索所具有的优势一直存在。韩国就是从仿造模仿型的阶段走上创新模仿阶段的，而好几个公司最终达到了自主革新阶段。那种高效的旨在生成新知识的努力得以成功，在其中主要应学习的就是“研发”。通过积极途径开展研发已被看成是与革新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为了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学习和创新被看作是一个公司竞争策略最重要的部分。在经济体制改革下产生的受市场驱动影响的中国企业也极其清晰地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它们明确地想要保护好基础知识的安全。同时，几乎没有中国的公司去急于占据研究的最前沿，事实上，大多数公司将和各式各样的国外公司或组织进行联合，以便于达到它们现有的技术水平。即使当一项研发被独立地进行了，由其他的先行者所进行的创新通常仍决定了它的目标和范围。
3.创业精神与创造力
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中，革新的过程由带来成功的创造与新知识的开发的行动构成。通常情况下，工艺革新的过程大都集中在知识的转化之中，这一过程常要求知识的创造以及它在某一产品生产过程中被有效地运用。不仅如此，把这种创造性与革新性嵌入社会与文化的情景中，强调创造行为带来的认知的、社会的和动机性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中国改革的考察揭示出一些在西方已经被高度重视的关于创造性的重要问题，如“创新性破坏”带来的贡献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创造和革新行为被为了保持稳定性的现存的工业所束缚。
在研发和生产中，创业精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因为创业精神和机构对创造性的培养，还有在革新网络中创造工作的联合是关键的竞争资源。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研发和生产的联合已经成了一个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考虑事项。然而，那些潜伏在基本的政策之中带有从前体制特点的遗留物，可能对未来造成严重制约。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现今的过渡型改革系统的特征是，在改革过程中所有企业的更大程度的参与，使中国经济从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劳动力的严格分工中脱离出来，使得更多的企业成为在改革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的企业改革依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不仅仅要为曾经取得的社会和政治利益而欢欣鼓舞，还要对人口的分层保持清醒的态度。创造性的企业正在挑战经济和改革中已有的劳动力等级分工方式，他们试图打破传统标准，并以新的方式管理和运营他们的企业。在这种层面上，中国的改革不仅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
五、结论
由中国传统知识积累的社会认识论所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知识和权力的共生问题。在这方面，已经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利用和实践价值的关注，这些知识可使他们帮助中国统治阶级统治中国。不仅如此，中国知识分子将他们的探索和对连接人与自然的宇宙的整体认识连在一起，目的是保证稳定性与一致性，而不是为了对现存体制提出改革的问题。在现在的知识研究和创新的体制中，这样的问题导致了国家对于研发的过度重视，以及对于那些与统治阶级观点不一致的知识的打压。
与知识和权力共生问题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学习传统，这一传统就是注重对现存知识，尤其是由过去知识衍生的知识进行传播、同化和改进。该问题导致了在现存的鼓励模仿而非创造的体制中知识探索与利用之间的紧张局面，尽管通过模仿和改进所达到的知识的快速传播可以帮助中国赶超其他国家，但是当国家的知识组织更接近信息前沿，当基于知识产权的竞争更加激烈时，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有一种对于创造和改革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尤其在改革机制的创建方面，挑战社会稳定性和经济结构被认为是消极的，即使这些改革会打破旧秩序（例如清政府皇太极时期的政府改革）并得到了下层统治者的拥护。■
［刘国新：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周守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