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种立场
社会理论总是和特定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的历史应考虑这些。最近的左翼思潮政治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 一个是理论方面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另一个是政治层面的：社会主义，其目标是要实现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 二者形成相互配合的系统。
上图只能被看作是一张草图，目的是为了正确表达相关的位置，但并不能表达确切的距离。也许首先表明的是理论和政治是不同的维度，甚至有政治使命的社会理论家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其次，它表明与实际上有望实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差距。只有少数左翼知识分子选择了替代性的社会主义概念，尽管在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滑向资本主义阵营。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北美的中左知识分子比欧洲的要更左一些。总体来看，为数不多的北美左翼和为数较多但相对软弱和令人失望的欧洲力量相比较则更为突出。正是美国才出现了诸如乔姆斯基以及最近的迈克•戴维斯这样不妥协的左翼畅销作家。上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人创办的《社会主义者记录》年鉴，现在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编纂。美国经典的左翼杂志如《每月评论》和《科学与社会》杂志，仍然活在过去的辉煌里，但它们一直保留到今天。强大的美国学术文化仍然能够允许左翼出版物的出现。
后社会主义
如果近期大多数欧美左翼离具备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还存有一定距离，那么中左翼的后社会主义详尽的日程却已经成了一项特定的工程。撒切尔主义废墟成为后社会主义天然的滋生地。一个努力就是约翰•基恩对“公民社会”的庆祝，他对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模式采取蔑视态度。冷战后期，这种立场占了上风。
几年后，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充满着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讥笑的书中宣称要“超越左与右”的分野。一段时期内，
* 本文（上）见本刊2007年第11期。吉登斯成为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工党的官方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一些东亚利益存在，欧洲“第三条道路”的诱惑在入侵伊拉克的坦克声中终结了，布莱尔政府是这场侵略的主要力量。
除了意识形态的争议外，吉登斯六年后为“第三条道路”所作的辩护提供了一个准确、简明、重要的回答。作为吉登斯不固定的合作者，乌里希•贝克是一个激进的都市民主主义者。对他来说，欧洲“第一现代性”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是枯竭的理念了。
非马克思主义左翼
作为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组成部分，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几乎没有孕育伟大的理论家。瑞典社会学家瓦尔特•科皮的著作主要关注社会决策机构的实证分析，但他对权力资源的解释性理论和“民主主义的阶级斗争”、对福利国家科学有力的捍卫均为社会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科皮在政治上也保持着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身份。
法国的社会学总体来说是中间偏左的，甚至当巴黎的媒体和主要知识分子平台快速向右转时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作出最杰出贡献的当属皮埃尔•布迪厄。布迪厄赢得了一流社会学研究者的声望，成为法国和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言人。
作为新千年左翼政治最重要、最令人鼓舞的发展之一，世界社会论坛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理论。葡萄牙法学家桑托斯为分析和解释这一复杂而异质的运动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条件问题，长期以来作为左翼的中心话题，在左翼外部以激进的方式被理论化。激进社会理论仍然是个大房子，有许多门可以通往它。
马克思学和科学马克思主义
从逻辑上来讲，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远离反资本主义的实践或意识形态立场，同时又把马克思看成是深刻的分析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然而，鉴于社会科学一般的文化政治倾向，我们希望这个领域并没有多大发展空间。当代持这一立场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印度裔的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德塞，他意气风发地撰写了关于资本主义动力的著作，其中马克思和哈耶克被联合了起来。《马克思的报复》一书（2002）还了马克思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家的本来面目，作者起初由于重读列宁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得到了启示，但对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是否可能持怀疑态度。
20世纪有两部比较全面的关于马克思的著作。雅克•德里达（1993）的《马克思的幽灵》和特雷尔•卡弗的《后现代的马克思》（1998）。他们都用批判而又同情的眼光强调马克思的政治意义，然而作为历史人物，又没有把他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德里达现在把他全部的结构主义的著作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和精神。卡弗的后现代主义则比较温和，没有对抗现代性和启蒙，他主要分析了马克思的写作语言和文本策略。
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在这里的意义具有开放性，它指那些具有清晰的马克思主义背景，近期著作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框架，但又没有公开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后马克思主义既不等同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和背叛。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界线最近变得比较含糊不清。一些有名的作家，如艾蒂安•巴里巴尔，在两边都被列入显要位置。新马克思主义一词只用于理论方面，它既表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也明确表示对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承诺。
拉克劳和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们试图重新占有这种知识传统，并超越它。上文讨论过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被认为是这一立场最重要的著作。书中充满了抽象的概念，涉及了从德国、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到葛兰西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理论，其自身脆弱的症结在法国大革命和对“激进民主”的要求中可以看出。其中社会主义是通过深化民主革命而实现的。
德国的批判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波的后马克思主义，“二战”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并没有在政治上清晰地表达这一点，哈贝马斯的著作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一直是知识分子和自由左翼的理论家，是西德中间偏左的良心。和萨特相比，他很不激进，但更为人们传诵。近年来，他一直围绕基因工程与道德问题进行研究，也致力于反对与美国结合。对于美军入侵伊拉克，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之间出现了有趣的、欧洲式的争执，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哈贝马斯的政治对话计划和他对现代性的捍卫，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当前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人是阿克塞尔•霍内特。他的主要著作涉及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主奴辩证法的分析。后马克思主义不限于对文本的解析，它也采取新经验主义的形式和进行社会评论，例如曼努埃尔•卡斯特利斯对世界的社会学分析、雷吉斯•德布雷的历史分析和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评论作品。
新马克思主义
尽管政治上遭受了失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创造力并没有终结。最近十年至少出现了两种非常新颖的、很有冲击力的、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并建立于其上的论述。我们已经注意到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政治哲学，他不仅激进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还大力用破坏偶像式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派无赖”。齐泽克的作品包含了对经典现代性的支持和文化哲学中大众电影的广泛使用。他还为新的《列宁选集》写了导论。齐泽克回到列宁的忠告为低沉期的激进社会变革打开了可能性，因为列宁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破裂的情况下发动革命的。
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主要表现是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和《大众》，它宣称找到了21世纪革命的出路：这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革命，因为生命权力和共产主义、协作与革命并存。共产主义的光芒和喜悦是压不住的。或者“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的可能性今天首次出现了”。
哈特和内格里的“主权的瓦解”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获得了灵感。《帝国》和《大众》都包含了乐观的激进主义，它们的出版获得了国际影响。齐泽克、哈特和内格里的作品都是政治哲学著作。齐泽克的主要著作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和《易变的主体》（1999），而不是社会理论。
如果说齐泽克和社会学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哈特和内格里的著作却直接和社会分析有关，他们用法兰西—意大利的哲学风格进行写作。他们的研究围绕两个主要概念展开：帝国和大众，这两个概念都源于斯宾诺莎。哈特和内格里把斯宾诺莎的帝国统治权解释为主权。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一概念跟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具体的物质存在并没有任何关系。大众与帝国共存，这也取代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传统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人民”概念。
在强调信息和网络方面，特别是将其作为新的主权的场所，哈特和内格里的著作跟卡斯特利斯的实证分析有相似之处。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社会差异问题。哈特和内格里的畅销书和齐泽克的畅销书一样，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造力和吸引力。
反弹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轨迹也包括反弹模式，反弹的马克思主义的大百科全书是由哲学家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就其在高水平的知识传播上的执着来说，它是永不屈服的典范。它构思于上世纪80年代，1994年正式开始，计划出版15卷。尽管主要是德国的项目，但该书得到了包括埃蒂安• 巴里巴尔、巴勃罗•康策尔茨•卡萨诺瓦等80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的合作。2004年出版的第六册的主题是正义。
20世纪最后十年，人们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例如莫伊舍•波斯顿尼的《时间、劳动与社会支配》（1993）和伯特尔•奥尔曼的《辩证研究》（1993）。波斯顿的作品采用了价值和商品的概念，然后在社会经济分析层面进一步加以抽象，引入了社会支配概念，把人置于非个人的、更加理性化的结构法则和约束中，这是阶级支配概念所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它没有固定的场所。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出现了反弹的商业证据，人们可以举路特里齐出版公司（Routledge）在90年代出版多卷本回顾马克思及其著作的事为例。
反弹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延伸到比社会理论更广的学科领域。这里还必须提到的两个人是达内尔•本萨伊德和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本萨伊德写作了《我们时代的马克思》，而卡利尼克斯则可能是当代最多产的一位马克思主义作家，写作内容涉及哲学、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
社会学家米歇尔•布拉瓦伊和埃里克•奥林•赖特的最新自传作品再次高扬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他们试图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尽管试图创新，“建设”一词实际上重申了马克思的政治议程及其核心分析，但却降低了价值理论的重要性，这使“反弹的马克思主义”比“新马克思主义”一词在这里更为恰当。
四、展望未来
从以上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部分——政治、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在北大西洋地区，马克思主义政治要么消失，要么变得完全被边缘化。三十年前的鲜红的社会主义地平线已经消失了。
然而，左翼知识分子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最伟大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还有第二国际，从考茨基到列宁，从卢卡奇到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到马里亚特吉的东方和南方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更近一点的阿尔都塞、布迪厄等等。然而和四五十年前相比，左翼知识分子如今更为活跃。60年代的左翼们，特别是1968年的那些人并没有屈服。上面讨论过的主题变化的价值有待争议，现有的各种立场也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但它确实为左翼内部每个人提供了重整旗鼓的出发点。
资本主义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愤怒。从这个意义看，19世纪、20世纪、21世纪对其的抵抗和批判将一如既往。新的一代将继续出版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读物。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不可能忘记过去200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地平线。但他们是否能看到同样颜色的不同未来的曙光尚不确定。反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科学家一定会出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他们是否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令人怀疑。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部分已经开始动摇，也不可能得到修复。
60年代的左翼在今天的反弹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停顿。他们这一代人是既见证了工人阶级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中的鼎盛期，也经历了它的衰败，既经历了1968年革命，也经历了1789和1917年开始的、1989—1991年结束的革命，其间，他们还经历了20世纪后期的性别革命。这代人既目睹和批判了北大西洋资本主义的高潮，也目睹了东南亚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新崛起。
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北大西洋和北美地区。这些地方仍然是毁灭性的炸弹和导弹发射的基地，但不再是21世纪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主要前线了。因此，全球化和全球经验主义的研究就很重要。在当前形势下，某种反抗的谦卑似乎是知识分子最合适的立场，即：反抗资本和帝国的力量，不管其如何强大；在新世界面前保持谦卑，响应其号召。
［肖辉:南京财经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 素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