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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最近40年间，拉美地区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第一次是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危机；第二次是80年代的债务危机；第三次是90年代的金融危机。每次危机都将这个地区的大批国家席卷进去。这些危机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种经济社会危机频繁发生的现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苏振兴研究员。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近几十年间拉美国家存在一种经济社会危机频繁发生的现象。请您先谈谈这些危机的具体情况。
       苏振兴：先谈谈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那次危机。在拉美国家的发展史上，1950—1980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周期，整个地区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较高增长率，其中60年代更是增长率最高的10年。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危机发生了。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群众运动普遍高涨，工人罢工，农民夺地，市民抗议；农村和城市游击队的武装活动席卷大多数拉美国家，深深震撼了整个大陆；知识界提出激进的“依附理论”，对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拉美结构主义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左翼势力先后在部分国家上台，力图推进经济社会变革；右翼军事政变接连发生，到70年代后期，继续由民选的文人政府执政的拉美国家已寥寥无几。
       这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分化。拉美国家从来就是一种社会财富占有极度不公、等级森严的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继续采取忽视社会公平的政策，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1970年前后拉美10个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除阿根廷为044外，其余9国均在048—066之间。同期10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40％，属于极端贫困的占19％。连当时拉美最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也承认：“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①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因此，我倾向于把这场危机定性为“社会-政治危机”。
       当时的美国政府和拉美国家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则把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古巴“输出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政府当时在拉美推行一种“两手政策”。一方面，公开支持拉美国家的右翼军事政变，推翻那些具有激进倾向的文人政府，其中1973年智利那场血腥的军事政变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方面，肯尼迪政府决定在拉美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敦促拉美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改善收入分配，改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等。1961—1970年期间，美国向拉美提供的各种资金支持达到127亿美元。拉美那些右翼军人政府则无一例外地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限制政党活动，解散议会，对游击队和各种进步人士残酷镇压。尽管这批军人政府采取了注重经济增长的方针，其中巴西在1968—1973年还出现“经济奇迹”，智利军政府率先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试验，但是，他们并未改变其社会政策的取向。例如，巴西在“经济奇迹”年代依然强调“先增长，后分配”，“先把蛋糕做大”；智利军政府将阿连德政府的土地改革成果一笔勾销。“争取进步联盟”计划所强调的社会变革成效也不大。可以说，通过上述政策，拉美的政治动荡被控制住了，但社会冲突并未解决。
       记者：我们注意到，关于拉美80年代的债务危机，您特别强调那不只是一场债务危机，而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发展危机”。请您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苏振兴：首先要承认，拉美80年代的债务危机并非虚构，而是事实。不过，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只是一场更深刻的结构性发展危机的引爆点。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模式。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从这种模式起步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加，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工业化也是从这种模式起步的，但它们实行这种模式只延续了10年左右。拉美国家则不同，实行这种工业化模式最长的国家从3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达半个世纪之久。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具有许多自身的局限性。例如，在这种模式下，工业产品销售局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要靠高保护政策保住这块市场。时间一长，国内市场就出现饱和，不但很难发挥生产的规模效益，而且工业产品也缺乏国际竞争力。乌拉圭、智利、阿根廷等国在50年代就已经面临这种困境。工业化进程中要不断地建立新的产业，实行产业升级，就需要不断地引进新的技术、设备、材料，等等，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外汇投入。由于本国的工业品不能出口创汇，拉美国家工业部门的对外贸易就形成长期逆差的局面，只能靠初级产品出口来为工业化提供外汇支持。在初期，这种局面还勉强可以维持。到后来，随着大部分拉美国家粮食进口不断增加，初级产品部门的外贸盈余越来越少，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了。此外，当时拉美国家的能源消费普遍依赖进口廉价石油，70年代初国际油价暴涨使这些国家的外贸收支严重失衡，意味着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已经面临结构性发展危机。但是，拉美国家依然没有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因为当时国际资本市场上有大量“石油美元”要寻找出路，国际贷款利率也很低，于是，拉美国家就在原来的模式下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并由此而酿成后来的债务危机。可以说，80年代初期债务危机的发生是拉美国家没有适时调整其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苦果，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相反，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初期就由内向发展模式转入外向发展模式，其发展水平在短短20年内就超过了拉美国家。
       记者：这场债务危机给拉美国家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苏振兴：1982年债务危机的发生就意味着在拉美延续了50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终结，拉美各国不得不进行结构改革和选择新的发展模式。但是，当时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组成了债权人俱乐部，要求拉美国家进行所谓“应急性调整”，以筹措足额的资金来保证偿还债务利息。于是，拉美各国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生产可出口的初级产品，同时全力压缩进口，以争取外贸盈余来还债。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1980—1990年，拉美地区净流出资金2000多亿美元，地区外债余额却由1980年的2415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4390亿美元。②第二，这10年拉美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2％，其中阿根廷等7国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9％，出现所谓“失去的10年”。③第三，这10年拉美地区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仅专家访谈为01％，从而使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一次“大断裂”。④第四，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483％的历史最高记录。⑤以上几点还不是拉美国家为这场债务危机付出的全部代价，因为1989年出台的“布雷迪计划”只是允许拉美国家通过谈判重新安排债务的偿还期并适度减免一些债务，只是意味着债务危机开始走向缓解，而不是最终解决。
       记者：债务危机实际上也是金融危机。拉美国家在80年代刚刚经历了这么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什么紧接着在90年代又发生金融危机?
       苏振兴：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与80年代的债务危机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拉美地区9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一场连续性的危机。最先是1994年底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第二次是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每次危机发生后都出现外资大量抽逃，股市一路下跌，汇率急剧调整，货币大幅贬值，利率节节攀升，经济严重滑坡，到期债务无法偿还，等等。墨西哥和巴西两国当时因得到美国及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危机延续的时间相对较短。阿根廷危机比前两国的危机要严重得多，国家的整个金融货币体系陷于崩溃，又得不到外部的资金援助。政府采取的所谓“畜栏政策”(即不准储户提取存款)更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上述每一次危机都对整个拉美地区造成巨大的冲击波。在上述三次金融危机之间还穿插着许多国家的银行危机，只不过这些银行危机的影响范围比较小。就这些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而论，从总体上讲，都可以归结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失误。我在这里不可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做出全面的评述，只能就与金融危机相关的某些原因做一种举例性的说明。其一，金融自由化步伐过快，如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拉美国家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就实现了；其二，将固定汇率制度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造成本国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其三，经常账户与公共财政“双高赤字”，加上外债负担过重，形成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其四，用高利率吸引国际上的投机资本，如此等等。当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对拉美地区有所冲击。有些拉美学者过分强调这个外部因素，而对内部因素的探究比较少，这种态度显然有所偏颇。
       
       我们在分析90年代金融危机给拉美国家造成的后果时需要做一点说明，即我在下面将要列举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原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1991—1994年，拉美地区经济曾在80年代的持续衰退之后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是，从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开始，整个地区的经济就出现一波接一波的下滑，直至2002年达到最低点。其结果是，1990—2002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24％，只相当于1950—1980年平均增长速度的45％；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991—2000年为15％，其中厄瓜多尔等5国是负增长。⑥这就是说，拉美地区继80年代“失去的10年”之后，又经历了10多年的经济低迷。尽管进入90年代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已全面铺开，但是，这场改革在长达10多年内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1990年，拉美(17国)城市公开失业率加权平均数为66％，2000年上升到72％，其中阿根廷等10国达到两位数。⑦2002年，拉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高达44％，其中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为194％。⑧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形势不能不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民众的社会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印第安人社会运动再度勃兴，1997年以来拉美先后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一批在拉美政坛上活跃多年的传统政党日渐式微，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左翼势力取得执政地位。
       记者：根据您的研究，像拉丁美洲地区这样一种危机频繁发生的现象，是不是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特有的现象?
       苏振兴：在拉美国家独立近200年来的发展史上，以前也曾发生过多次危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29—1933年在资本主义大萧条冲击下发生的危机，但是，像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样严重的危机一次接着一次连续地发生则是前所未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现象与拉美国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是有内在联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调，社会冲突不断激化。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有些拉美学者就指出：拉美国家正面临着“失望的革命”与“期望的革命”之间的对立。⑨意思是说，那些在发展过程中陷入贫困的、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对现行发展模式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而那些在发展过程中获益最多的群体则获取财富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极力要求保持现状，甚至采取各种手段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在这种局面下，各国决策者对局势的判断与驾驭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社会就进入矛盾高发期，容易爆发社会危机，这是普遍性规律。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从拉美国家的情况看，由于各种统计数据来源不同以及采用的美元汇率不同，究竟拉美国家何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没有统一的说法。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于2005年专门提出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间有先有后，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另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9年拉美地区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这是按1995年美元汇率换算得出的数据，显然是被高估的。因此，我们把拉美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过渡期大体定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的35年左右。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即便根据最乐观的统计数据，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拉美国家也不过一两个，而多数统计资料则表明一个也没有。恰恰就在那个年代，我们在上文介绍的那场社会-政治危机已经在拉美国家普遍地发生了。也就是说，那场危机是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以前发生的。我想要着重强调的是，即便是共性比较多的拉美国家之间，它们各自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间也有先有后，而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更是千差万别，各国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难易程度、时间早晚也差异极大。社会矛盾的激化不会都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量化”指标为指示器，也不会因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自动化解。
       记者：您的这个解释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某些现象随意地概括为一般规律。这同样涉及到如何看待拉美国家这种经济社会危机频发的现象，因为这几场危机几乎贯穿于拉美国家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整个过渡时期，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
       苏振兴：这里，我想首先要强调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中的某些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会出现社会矛盾凸显，甚至迅速激化的现象，这同样是在所难免的。第三，这些矛盾并非注定都要演变成一场破坏性巨大的危机。只要决策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矛盾，并采取得力的措施化解矛盾，危机是可以避免的。
       我认为，拉美国家这种经济社会危机频发的现象是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现象，并非发展的一般规律。我所说的“拉美特色”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拉美的社会特点，二是指拉美发展道路的特点。拉美的传统社会是在欧洲殖民统治年代形成的，具有社会财富占有高度集中，社会等级森严，种族歧视严重等特点。这种状况在独立以后、特别是经历了长期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之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发展道路的角度看，拉美国家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也确实留下不少令人深思的历史教训。例如，如果说，在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于社会贫富分化问题认识还不足，那么，经过那场危机之后，人们不是依然在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改善收入分配吗?因此，从1970年以来的30多年间，贫困发生率尽管会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而出现某种程度的起伏，但始终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上，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则因人口基数的扩大而大大增加了。在转变发展模式方面，尽管有亚洲“四小龙”适时由内向发展转入外向发展的成功经验，但拉美国家却始终难以摆脱内向发展模式，特别是70年代走上“负债增长”道路以后，进一步加深了那场结构性发展危机。模式转换之所以艰难，主要是受到在内向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利益集团的钳制。在地区发展失衡方面拉美国家也相当突出，10多个国家国内的第一大中心城市集中了全国城市人口的40％—66％。在工业化道路方面，先是长期进口替代工业化造成一种“小而全”的产业结构，90年代的改革又向发挥比较优势的道路回归，引起制造业部门的衰退。总之，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的原因主要应从拉美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去分析和探索。
       注释
       ① 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页。
       ② CEPA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 economía de Amrica Latina y el Caribe,1993,p49
       ③ CEPAL，Anuario estadístico de Amrica Latina y el Caribe，1995，pp71—72
       ④ CEPAL，Anuario rstadístico de Am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1,p91
       ⑤ CEPAL，Panorama Social de Amrica Latina，2004，2005
       ⑥ CEPAL，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rica Latina y el Caribe，2000，pp85—86
       ⑦ Barbara Stallings y Jurgen Weller，El Empleo en Amrica Latina,Base Fundamental de lapolítica Social，Revista de la CEPAL，NO75，p192
       ⑧ 同⑤。
       ⑨ CEPAL，Am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os 80,p91Santiago de Chile，1979
       （责任编辑李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