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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3月21日http://www.openspace-forum.net网站刊登了菲律宾著名左翼学者瓦尔登·贝罗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社会论坛(WSF)》的文章，结合对第七届世界社会论坛遇到的问题的分析，认为WSF当前只有纯粹的理论而没有行动议程，论坛的参与者下一步应该争取进入各级权力空间，以使自己的倡议能得到实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随着2001年1月世界社会论坛(WSF)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开幕，全球正义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WSF的构想来自与巴西劳工党有着松散关联的一些社会运动。其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来自于法国早期的ATYAC(征收交易税公民援助协会)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与《外交世界》杂志相关的人。在亚洲，2000年6月提出的巴西提案初期受到了热情支持，其中就有“聚焦全球南方”这一设在曼谷的研究和宣传机构。
       阿雷格里港意欲成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对应地，后者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度假胜地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年会，全世界的商业巨头和政治人物每年都聚集在那里来探讨和预测全球事务的最新趋势。的确，第一届WSF最精彩的部分是乔治·索罗斯与达沃斯的其他人物与聚集在阿雷格里港代表社会运动的人物进行的跨洲的电视辩论。
       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虽然西雅图是跨国性的反公司全球化运动第一次取得重大胜利之地——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中流产了，但阿雷格里港却代表了那场运动的重心向南方的转移。因为被宣称为开放空间，WSF就成了吸引全球运动网络的磁场，这些运动关注各种不同的问题，从战争到全球化，从地方自治主义到种族主义，从性别歧视到替代方案。WSF的区域版各种各样，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社会论坛和非洲社会论坛；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地方性社会论坛都在举行并被制度化。
       世界社会论坛的职能
       自成立伊始，WSF就已经为全球公民社会履行了三个至关重要的职能。
       首先，它代表了一个空间——物质的和时间的空间，方便不同的运动聚会、联络，从而确认和巩固自己。
       其次，它为社会运动积蓄力量和规划其继续努力的方向以对抗和击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制度和组织提供了机会。瑙米·克莱因(Naomi Klein)，《反对品牌》的作者，她在2002年1月给阿雷格里港一个聚会讲话时就强调了这一职能，即这个社会运动需要的是“不合作主义而不是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公民社会”。
       最后，WSF为运动提供了一个场所和空间，以对建立在真正利益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替代性的世界秩序的愿景、价值和制度进行阐述、讨论和辩论。WSF的确是一个由许多小却同样重要的团体构成的，这些团体在全世界被数百万人推动，这些人说服改良主义者、愤世嫉俗者和“现实主义者”改变已有观念，因为，的确，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和必然的。
       运行中的直接民主制度
       WSF和它的许多下设机构不仅作为确认与争论的场所，而且作为运行中的直接民主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议程和集会被细心地规划以实现民主进程。通过周期性的面对面的集会和集会之间的密集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联络，WSF能够顺利完成事情并达成共识性决定。
       但这是直接民主制度，并且WSF中的直接民主制度形式做得很好。西雅图、布拉格、热那亚和那个十年的其他大的动员活动中的直接民主经验最后在世界社会论坛或阿雷格里港被制度化了。
       这个新运动的组织方法的主要原则是，如果方法违背了民主程序，如果民主的目标是经由独裁的方法实现的，那么预期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没有价值的。也许萨帕塔运动的副司令马科斯最好地表达了人们对新运动组织的态度：“如果这场新运动的未来是军事独裁，那么它就没有未来。如果萨帕塔运动作为一种军事武装力量而永远存在，那它将通向失败，是作为替代性的理念、替代性的世界观的失败。除此以外，它还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局将是，它夺取了政权并以一支革命军队来塑造自身。”世界社会论坛也持此观点。
       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或网络尝试夺取、控制世界社会论坛的进程。相当多的“旧的运动”群体参与到世界社会论坛中来，包括老路线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和从属于社会党国际的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然而这些当中没有一个党致力于努力把世界社会论坛引到更集权或独裁的组织模式上去。同时，尽管他们对政党有怀疑，这些新“运动”也从未设法排除那些党派及其附属机构在论坛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确，2004年孟买的WSF就是由社会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对不太可能结合的联盟所共同组织的，这些角色在国内本来是很不和睦的。
       或许，新旧运动之间达成妥协的一个显著的原因是它们意识到它们在对抗全球资本主义中不得不相互依赖，刚起步的全球运动的力量源于去中心化的网络组织策略，这种策略不基于这样的教条，即某个阶级注定要领导这场斗争，而基于资本主义统治使几乎所有从属阶级、阶层和群体共同边缘化的现实。
       “开放空间”由何构成
       然而，甚至从它自身的位置来考虑，WSF仍不可避免地遭到批评。有一种批评尤其显得具有价值。这种批评就是WSF作为一个机构没有投入到现实的全球政治斗争中，并且这使它成为一个只具有有限的社会影响的年度节日。
       在我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与此有关。WSF的许多创始人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式来阐释“开放空间”的观念，认为世界社会论坛不明确地支持任何特定政治立场或特定斗争，但是它的组成团体有自由这样做。
       其他的人并不同意，他们认为“开放空间”这个概念应该以一种党派性的形式来解释，即明确地赞同某些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又公开支持那些重大的全球性斗争。在这种观点看来，世界社会论坛自以为它居于各种冲突之上，这将导致它逐渐变成某种类型的中立性论坛，其讨论将日益与行动脱离开来。这种观点的倡导者认为，公民社会组织系统的力量来自于其参与的政治斗争。世界社会论坛在其最初几年如此令人激动的原因是其强烈的影响：它为再创和重塑团结一致的精神来对抗不公正，对抗战争，并为建立一个不易遭受帝国和资本支配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世界社会论坛对伊拉克战争、巴勒斯坦问题和世界贸易组织不表明自己立场的态度，被它所召集起来的运动认为减少了其意义和鼓舞性。
       加拉加斯对比内罗毕
       这就是2006年1月在加拉加斯举行的第六届WSF为什么那么令人振奋和受人支持的原因所在：该论坛组织了约5万代表进入持续性地对抗帝国的暴风雨中心委内瑞拉，他们在那里加入群情激愤的委内瑞拉人(主要是穷人)的社会转变的进程中，同时观察到其他委内瑞拉人(主要是统治集团和中间阶层)的绝望的反抗。加拉加斯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现实检验。
       这也是内罗毕举行的第七届WSF为什么那么令人失望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的政治色彩被淡化，并且与肯尼亚统治集团相关联的巨大商业集团无耻地将之商业化。甚至巴西国有企业巴西石油公司，拉丁美洲自然资源财富的主要剥削者，也忙于把自己鼓吹为论坛的盟友。人们在内罗毕感受到的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
       WSF走到了十字路口。查韦斯抓住了这个本质，2006年1月他告诫那些代表们说，WSF的危机是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只有纯粹的理论而没有行动议程的论坛。他告诉那些参与者说，他们除了致力于权力这个问题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有一个‘反权力’的策略，我们的这些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必须能够进入到地方、国家和区域层次的权力空间。”提出一个反权力或反霸权的策略并不意味着需要再返回到旧的具有独裁和集权特征的组织模式。事实上这样一个策略可以通过联络不同层级和平行层级组织很好地被推进，而WSF代表的运动和组织也擅长这样推进其斗争。使其斗争在行动中实现联合将意味着通过尊重多样化并从中汲取力量而形成一个共同的战略。
       在内罗毕论坛失败之后，论坛的许多长期参与者开始追问自己：WSF还仍然是全球正义与和平运动斗争新阶段的最佳工具吗?抑或是，WSF已经完成了它积聚和联结由全球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反对运动的历史性使命，现在是它收拾行装为全球对抗或转变组织的新组织模式让道的时候?
       [邹之坤：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