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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随着法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法国各党派、各政治力量展开激烈的角逐。与此同时，法国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辩论。法国左右翼政党及其精英对这场辩论的引导和参与折射出法国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的特征。为了深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采访了中央编译局李其庆教授，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记者：去年12月中国外交学院与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球化与转型中的法国”国际研讨会，议题之一是法国社会发展模式，为什么与会学者对这个问题如此关注?
       李其庆：这的确是个热点问题。我们把关键词“法国社会模式”输入“谷歌”，就可查阅大量有关文献。法国有民主传统，民众参与意识强，喜爱辩论，像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更是如此。法国政治家积极引导和参与这场政治辩论，一是为了了解民情、民意；二是为了争夺选民。法国媒体评论这次总统竞选的特点是“明星很多，剧本很少”。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回应说，她就是想悉心听取选民意见，再发表施政纲领。法国人天天辩论，事事辩论。如果说这场辩论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法国政府有意识地把这场辩论引向国际。法国政府智囊团、政治创新基金会向全世界征文，请国外政治家、外交家、学者对法国社会发展模式发表意见。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关起门来设计社会发展模式就是“闭门造车”，肯定不能成功。在去年的研讨会上，法方首席专家赛利姆·埃尔萨伊格就说，法国只有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携起手来，才能走向未来。
       记者：那么什么是法国社会发展模式?它有什么特点?
       李其庆：法国社会发展模式产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人民阵线时期，在国际上，也就是经济大萧条以后的凯恩斯主义时期。它是法国工人运动和国内劳资斗争妥协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在福特主义的影响下，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加大了社会再分配的盘子。社会再分配力度加大和福利社会的建立，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形成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由于国家通过各种社会政策积极进行干预，社会较为公平，据统计，法国社会10％最富有的人和10％最贫穷的人的收入比，1900年时为1比20，而1960年时则下降为1比8。^①法国社会发展模式顺利运转了30年，这30年被称为“光荣的30年”。在长期发展中，法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历史文化特点。法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具有光荣的工人运动传统，法国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作出让步，从而形成了稳定的、法制化的劳资关系；二是时代特点。法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产生的。有人说法国社会发展模式是社会党的莱昂·布鲁姆总理缔造的，是他采取了带薪假和40小时周工作制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措施，建立了福利社会。实际上，即使没有他，也会有人做出这样的决策，这是二战后国际大环境使然；三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特点。很显然，法国社会发展模式打着深深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
       记者：那么法国社会发展模式为什么后来又失灵了呢?
       李其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化兴起和90年代冷战结束后，法国社会发展模式陷入了危机。它遭到三方面的挑战：一、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上个世纪90年代初，法国政论家、记者阿尔贝尔撰写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这就是西方所谓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与莱茵模式之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里根发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大挤压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生存的空间。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在保持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瓦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新自由主义丝毫不买账。新自由主义得势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迫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向右倾斜，虽然后者努力守住“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底线，但已显得力不从心。二、福利社会危机的挑战。冷战期间，欧洲福利国家为了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抗衡，努力保持高福利，形成社会保障过度现象。例如，在就业方面，法国有所谓“自愿失业者”，他们不愿从事条件较差的工作而宁愿领取失业救济金，因而出现一方面有工作而无人做，另一方面，又有大批人失业的现象。再比如，在医疗保障方面，法国是世界上最讲究“生活艺术”的国家，但又是“抑郁症”最严重，从而镇定剂人均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无病呻吟”现象十分严重。在法国经济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社会福利重担不堪重负。此外，冷战结束，资本主义外部压力消除，有些福利已变得多余甚至成为奢侈品。三、新兴国家的挑战。在全球化条件下，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日益崛起，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包括法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企业外迁，资本外流，对法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就业造成一定冲击。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法国社会发展模式争论发生的背景，那么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李其庆：这场争论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解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矛盾问题。这个矛盾体现在就业、税收、公共财政、移民、社会再分配、教育等法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还涉及法国如何积极、有效地参与和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当然，每次大选都会开出这样的“问题清单”，但是这次法国的政治家们的确感到了危机的严重性。80年代以来，法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1980年，法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合组织中占第六位，而2005年则退居第十六位。2006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在欧元区居第十位，法国的购买力比美国低30％。^②法国的某些社会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拿排在第一号的失业问题来说，法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始终徘徊在10％左右，也有一说是20％，大约在220万至500万人之间，其中长期失业、青年人失业即结构性失业占相当大比重。2005年底法国郊区骚乱和2006年由“首次雇用合同法”引发的劳资冲突都与就业问题有关。但在如何增加就业问题上争议很大。
       记者：我们看到，法国的左右翼政党在许多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争得不可开交，他们的分歧是什么性质的呢?
       李其庆：从具体政策甚至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分歧并非是实质性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例如法国人民运动联盟主席萨尔科奇就说：“我对法国社会模式并无偏见，我也主张社会公正，但是要想扩大再分配，首先必须创造财富，法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创造财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法国的左右翼各执一词，但他们的主张都有合理的成分。例如左翼主张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来创造就业机会。而右翼则认为，近25年来，85％的净增就
       业岗位都是依靠公共部门，而增加公共开支则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他们认为，应该改善投资环境，减轻企业负担，依靠发展中小企业来增加就业。再比如，在税收问题上，左翼主张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即所谓巨富税，来为再分配筹措资金。但右翼认为，过高的个人所得税则造成资本外逃，萨尔科奇主张累进所得税率要规定上限，最高不得超过50％。在移民问题上，左翼主张放宽移民入籍的限制，反对把非法移民子女从学校驱逐出去。右翼则主张对移民实行所谓“积极歧视”的政策，对移民加以选择，提高“准入门槛”。在教育问题上，左翼主张增加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使穷人和富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右翼则提出增加大学教育的收费，以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提高法国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法国的左右翼政治精英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分歧(个别政治精英如前总理法比尤斯是出于个人目的而反对欧洲宪法条约)，问题出在精英与平民的矛盾上，因为过快的一体化会给平民的利益带来冲击。目前，法国选民担心的不是左右翼分歧太大，难以收拾。有评论说，法国的政治精英都是由法国行政学院、法国政治学院、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法国综合理工学校等少数名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大多是要好的同学，他们的争论带有很大作秀成分：“台上拳打脚踢，台下称兄道弟”。选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大选前许下大量诺言，开了许多空头支票，而在大选后又置之脑后。此外，左右翼争论也有选举策略方面的考虑。例如，今年元旦刚过，执政的右翼就出台了“法定住房权法”，规定居者有其屋。萨尔科奇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要在两年内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右翼借此向左翼发难说，罗亚尔的竞选演说中竟然对居无定所问题只字不提。罗亚尔反唇相讥道，正是由于右翼不关心百姓疾苦，才使问题留到了今天。可见在具体问题上，左右翼政党往往是混战一场。
       记者：既然引领这场争论的都是法国的政治精英，那么这场争论有没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呢?
       李其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不宜夸大。阿尔贝尔的所谓“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夸张。阿尔贝尔是记者出身，善于炒作，特别是用标新立异的手法来吸引读者。西方媒体夸大左右翼政党对立的另一个目的是，让选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他们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实际上，西方左右翼政党的区别往往是表面的，而共同点则是实质的。盎格鲁萨克森模式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而莱茵模式则是社会民主主义主导的。一般来说，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的是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当它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则必须兼顾中产阶级乃至社会下层的利益。同样，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社会下层的利益，但当它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否则它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西方左右翼政党趋同的根本原因。这不是由哪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正如恩格斯在阐述资产阶级国家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时指出的那样：“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③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在尽最大可能履行自己社会职能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其阶级职能。最近，西方左翼学者在讨论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时，使用了一个新的术语：“新自由主义妥协”。他们根据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从而控制国会，布什向民主党“求和”来判断，新自由主义将发生转型，即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国内将达成妥协，就像当年的凯恩斯妥协一样，而在国际上共和党将与民主党携手加紧扩张，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打赢伊拉克战争上达成共识。因此，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还远未结束。^④
       记者：据您观察这场争论的发展前景如何?
       李其庆：目前这场争论已经发展到讨论模式的存废地步。据某些法国学者的看法，法国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能改良，不能废止。而争论各方的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识则是改良的基础。当然，这种改良不可能是彻底的。例如经济学家、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在他所写的《解放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就提出改良的思路。他认为仅仅依靠再分配是不可能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必须从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源头上消除不平等。他认为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和形式发生变化，金融资产占有的不平等，资本市场大量投机行为的扩大效应，是产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是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他也拿不出办法。^⑤卡恩是社会党的理论家，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也只能做一个诚实的学者，而不能成为诚实的政治家。在社会党内的选举中他的得票率(22％)远远超过担任过总理的资深政治家法比尤斯(得票率仅为7％)，后者就是因为立场多变而口碑不佳。但是人们认为卡恩书生气十足，也不适于担任总统。卡恩的例子说明，社会党的问题主要还不是出在理论上。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之一，只是在后来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社会民主主义既不敢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又要顾及自身的既得利益，因此只能自觉不自觉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摇来摆去。因此它的问题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理论与实践背离的问题。法国共产党则攻其软肋，批评社会党一旦上台，就向右转，总是在关键时刻背叛工人阶级利益。当然，法国共产党在这场辩论中也暴露出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它提不出切实可行的社会改革方案。由于阶级力量对比，以及自身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法共自上届大选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但是从总体上看，法共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把它同社会党等量齐观。
       记者：这场争论对总统选举有什么影响?
       李其庆：我们不能说一场政治大辩论会对总统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法国的政治大辩论往往是对总统候选人的测试。总统候选人的亮相会给选民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对选举产生间接影响。从目前情况来看，罗亚尔的亮相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她代表了大多数法国人喜爱的“温和资本主义”的形象，而口无遮拦的萨尔科奇则代表了“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形象。他提出的强硬改革措施不得人心。他甚至公开表示不惜得罪部分选民。盎格鲁萨克森式的新自由主义在法国是没有市场的，就连法国右翼也不接受。萨尔科奇对美国的亲近
       态度甚至招致希拉克的不满和批评。法国有深厚的左翼传统，右翼总统候选人必须懂得如何从左翼选民获得选票，为此必须向左翼做出必要的妥协。希拉克就精于此道。他认为，政治就是妥协，其中包括自己妥协，以及迫使对手妥协。因此法国总统选举结果与其说是政党斗争的产物不如说是妥协的产物。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希拉克只获得19．8％的选票，这是他从右翼选民获得的票数。这个票数仅比国民阵线极右候选人勒庞高三个百分点，后者得票率高于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而闯入第二轮选举，惊慌失措的左翼精英深知，如果极右翼当选，他们更加丢脸。同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会受到威胁，甚至成为法西斯制度。于是他们公开号召选民把选票投给希拉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结果：2002年法国右翼总统是由左翼选民选出来的，这个典型例子说明，西方左右翼政党的对立往往是虚假的，是相对的，在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根本问题上，左右翼政党是相通的，这是西方政党制度一个重要特点。
       记者：您能对法国总统选举作出预测吗?
       李其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预测并不重要。同总统选举结果相比，我们更应该看重法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安排的精妙之处在于，无论谁当选，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都能得到可靠的保证。执政党之所以要兼顾其他阶级的利益，从而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维护大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法国的某些政治家经常对法国的民主制度引以自豪。他们认为，法国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就连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也是法国赠送的，而美国人则把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赞扬看得过于“认真”，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学了一点皮毛就来教训法国人。2003年美国出版的轰动一时的《法国对美国的背叛》一书开头就谈到法国2002年总统大选，作者嘲笑法国政坛是个乱局，左右不分。而去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果，终于使法国人有了回敬美国人的机会。的确，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执政开始，法国政坛不断出现“左右共治”的现象(法国人戏谑地称为“左右同居”)，从而使西方左右翼政党的“隐性共治”转变为“显性共治”，使西方政坛的“非常状态”转变为“常态”。在这方面又是法国人开风气之先，美国人紧随其后，无怪乎法国人认为美国人没有资格教训法国人，而在旁人看来，美国人的傲慢又怎能让自负的法国人服气呢?平心而论，从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来说，老练的欧洲资本主义确实比美国的牛仔资本主义要高明一些。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这场辩论中有关中国的话题吗?
       李其庆：辩论中关于中国的话题很多，这里不能展开。总的来看，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已成为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大家关心的与本题有关的话题是法国左右翼政党对中国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法国的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对中国更为友好，例如希拉克的态度就是明证；另一些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我们更应该发展同左翼政党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法国特别是它的执政党对中国的态度是由法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利益决定的，与政党的左右划分关系不大。例如罗亚尔这次访华，左翼报刊《解放报》作出积极评价，称“长城已成通往爱丽舍宫的必由之路”，而右翼政党法国民主同盟主席弗朗索瓦·贝鲁则公开发表电视讲话，抨击罗亚尔访问中国“丧失了不仅是一个法国公民，而且是所有欧洲公民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罗亚尔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则拿中国的人权说事，但她的真正期待是扩大法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在许多场合，法国政治家对中国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也是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出发的。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继续。法国执政的左右翼政党为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总的原则是不变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我国的外交也必须采取灵活的政策。
       记者：我国当前也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法国的这场政治大辩论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李其庆：中法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不同，但法国的这场政治大辩论对我们仍有诸多启示。
       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制度是法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和重要保证。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这些制度都是由国家制定的，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正是这些制度维护了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大垄断资产阶级(法国有200个最富有的家族)越来越隐蔽在国家及其制度的后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成为资本主义精巧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保障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快速的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暴露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弊病。我国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同样应该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用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来保障工农基本群众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法国认为自己处于转型之中，必须进行变革，这是这场大辩论的主旋律。同时法国人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关起门来搞变革。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从目前情况来看，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怀有恐惧、担心和各种保留，但在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我国所取得的成就，何况他们还希望通过合作来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不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耿耿于怀。我在去年11月武汉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向一位欧盟官员提出这样一个虚拟的问题：如果中国位于欧洲，能否成为欧盟成员?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不能。加入欧盟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和政治原则。中国实行一党制，不尊重人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不能吸收为成员国。会下我问他，民主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民主国家就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社会的国家。我问：美国是否是民主国家。他答道：当然。我问道：那么美国攻打伊拉克是美国公民的意愿还是布什的意愿?他笑而不答。为了摆脱尴尬，他自我解嘲道：中国太大了，加入欧盟会把欧盟吃掉。看来，这位欧盟官员在矛盾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历史表明，没有抽象的民主，企图通过武力从外部输入民主也是行不通的。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在各国不可能是一样的，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法国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其民主的实现形式包含了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人类社会政治文明成果的积累。对于这些成果，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中必须根据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加以吸收和利用。但是对于包括法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我们也只能借鉴，不能照搬。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越走越近”，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即使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也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如果中国把社会民主主义确定为社会发展目标，必然也只能走向资本主义。
       注释
       ①La réponse à la crise du modèle social francais：le socialisme de l’émancipation，Dominique Strauss-Kahn in《Revue socialiste》 Novembre 2005 P．3．
       ②Le nouveau modèle francais：un travail pour chacun，un pouvoir d’achat pour tous，Nicolas Sarkozy in Intervention de M．Nicolas Sarkozy．Mercredi 7septembre 2005 P．3．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70页。
       ④参见Fin du néolihéralisme?in《Actuel Marx》，No．40，2006， PUF，P．14．
       ⑤参见La réponse à la crise du modèle social francais：le socialisme de l’émancipation，Dominiqne Strauss-Kahn in《Revue soci aliste》Novembre 2005 p．3．
       (责任编辑　李兴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