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何锐明是我的男朋友。
       认识我之前，他已经有了房子、车子、钱和女人，还有一个儿子。他似乎什么都不缺了，过着富足的生活。
       我在N大学念四年级，正是应该去实习的那个学期。如果我们不相识，就肯定会是两条隔得很远的平行线，往各自轨迹的一端延伸下去。他开着他的车，载着别的女人，奔驰在北京灯火璀璨的街头。他的车，融人如水般淌行的车流，他和他的女人们，也将淹没在城南城北熙攘的人群中。
       我从N大校园的梧桐树下走过，没有欲望，也没有过多奢侈的念头。
       我和我的女同学们每天一起从教室到图书馆，一起从食堂到操场。我们一起跳健美操，一起练芭蕾手位，还在空旷的体育馆里打跆拳道。我的韧带很好，我能劈叉，能把两条腿掰成直线，在红色的地毯上柔软地翻滚。练功房墙壁的镜子上，照出一个娇小玲珑的女生。那个时候，她们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
       认识何锐明的时候，我二十二岁，何锐明三十六岁。在北京，要有身份要有地位要过得体面，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它是政治文化中心，真的名副其实，灯笼与霓虹并挂的红色都会，一定意义上也是冒险家眼里的乐园。
       何锐明不是这座城市的新贵，他不会打高尔夫球，在郊区也没有临水别墅。他开车，但自己驾车时，很少出过四环。他说，他只是一个城市平民，日子稍微过得舒服些罢了。他在城里有一套房子，在西三环附近的紫竹院花园。精装修的，二百二十平米。他开的是帕萨特--北京街头最常见的那种车型，黑色的，有点霸气，但绝不飞扬跋扈。
       他自己有一家文化策划公司，规模不大，只有十来个员工，像这种型号的，在北京各档高层写字楼里多如牛毛。
       来北京之前，他是某地的晚报副总编。他在那座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曾有过一定的知名度。后来因为某篇报道出了疏漏，上头要求查处，报社只好把他给牺牲了。
       何锐明以前的故事多着呢，但对于他的整个经历，我是隔了水又隔了雾。在我眼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透明过。
       大四第一学期，有一天下午六点半了，我去民族文化宫听音乐会。七点钟的音乐会，坐公交车肯定来不及，只好打的过去。以前大门口总是等着许多出租车，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天特别少，好不容易来了一辆，我便一个箭步蹿出去，急急地招手。
       那时，我看见五六米开外的地方也站着一个人，也在打车。这是个男人，三十几岁，穿一件白底蓝条的T恤，浅蓝色的牛仔裤，肩上挎一个黑颜色的包，好像是笔记本。
       这就是何锐明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从容的，甚至还说得上有点优雅，一点也不急躁，从我这个方向看过去，打车的时候，他只稳稳地把手一伸。
       司机大概觉得为难了，一前一后，一男一女，差不多同时招的手。按就近原则，车应该停在他面前，可还有女士优先，北京的的哥好多都是很有礼貌的。
       车速放慢了，车子停在了我和何锐明的中间，的哥把选择权抛给了车外的人。对他而言，谁坐他的车都一样。我朝出租车抢过去，几乎想也不想，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天热，汗水早巳渗出我的衣裙。
       何锐明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也非赶这一辆车不可，也朝夏利快步走去。他不肯让我，我们几乎是同时碰到了出租车的门扣，他在后门，我在前门。
       我转过头去，尽管心里对他不满，尽管觉得他应该有点风度让一下女孩子才对，我还是说：“同志，我现在急着去听音乐会，马上就要开演了，能不能让我先走?”
       “是吗!去哪儿?”他眼睛突然一亮，很意外地问我。
       “民族文化宫。”
       “巧了，我也去那儿!咱一路，一块儿走吧。是德国爱乐乐团吧?”
       我抬起头稍微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他。他脸上堆着笑，眼睛发亮，不像是随口瞎扯的样子。既能说出是德国爱乐乐团，而不扯英国或法国的，可能手头上真有票。
       一路就一路呗，还能省一半钱。我同意了。我冲他笑了一下，点点头。达成默契后，我们就很自然地换了一下位置。他坐在副驾驶座，我在后头，中间挡了一个隔离栏。
       我不知道这一路他问了多少问题。我心里有些烦了，我并不热衷于跟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他问我从哪里考到北京来的，能考上N大挺不容易的。我说：“绍兴。”他猛转过头来，叹道：“江南出美女嘛!怪不得一见到你就觉得不一样。我是台州的，咱们还算半个老乡呢!”他的语气亲昵、夸张，好像非要把我跟他扯上点什么关系似的。我有点后悔坐了这辆车，他不能给我足够的信任感。从他转过头来的那一瞥这印象就种下了。他的眼睛里他的脸上，甚至他整个人，都有一种东西是浮游的，是漂移不定的。
       我一直在想着怎样摆脱他。下车的时候他抢先付了钱，又不许我出一半。我心里嘀咕，坏了，他可能会缠着我，那音乐会也就甭想听太平了。我说我需要上一下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我呆了老长时间，洗了手，烘干了，还撩了撩头发，仍旧立在那儿，我想等开场了再走。
       外面的掌声响了，我赶忙出去。音乐厅的灯已暗下，很黑。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很靠后了。等眼睛适应了，才发现其实没有满座，尤其是前几排就疏疏朗朗几个人。大概是嘉宾席，特意给留着反倒都没来。
       趁乐队调音的时候，观众们纷纷跑到前排座位上去。起初我不想动，怕不巧又碰上那个人。但后来周围的人一个一个走光了，我独自坐在最后，感觉很别扭很突兀。
       我终于决定挪了。音乐会，不仅是听觉上的享受，也包括视觉的。我想把那些演奏者的神态、姿势看得更清楚，他们是欧洲一流的交响乐团，那一把把精美的小提琴，那一管管优雅的银笛，高贵的竖琴，闪着光泽的长号、萨克斯，甚至于他们的礼服和发式，都呈现着古典高雅的美。
       一曲终了后，我弯着腰向前猫去。第五排有一个空位子，就在过道旁边。
       我问旁边的那个人：“这儿没人吧?”其实也是明知道，不过出于礼貌罢了。可当我转过头去的时候，却彻底傻了眼。怎么偏会是他!不管光线怎么暗，那张脸，我不可能认不出来!我心里暗暗叫苦：“真是芝麻掉进针眼了！”何锐明侧过头来诡谲地看着我，嘴角有一丝笑：“这么巧!坐吧，没人。”他还没多说话，音乐就响起来，没法再退回去，我只能如履芒刺般地坐下。幸好，台上演奏的是电影《卡门》中的插曲，激荡的音乐马上掩盖了我不平的心绪。后来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片段，高贵而忧伤的白天鹅在湖边等待着心爱的恋人……
       许多经典的曲目。我凭着我的想像，情不自禁地被流淌着的音乐卷走了，一会儿抛到天际，一会儿又推到轻柔的谷底。在音乐的无边无垠的裹挟中，我忘乎所以，沉醉、迷恋。我抬头看见舞台两侧墙上挂着的红色中国结，它的穗子也在乐曲扬起的风中飘拂。
       走出音乐厅的时候，我还有点激动。
       门口便是长安街。北京盛夏的夜空，天上有稀落的星，还起了徐徐凉风。街上著名的华灯，一盏连着一盏，给人辉煌的冲动。车子飕飕地飙过，车流尾灯如同晃动的红绸子，一直往远处袅娜。仿佛从温暖的温泉中刚走出来，又逢着这样天高地阔的夜景，心情是异常明朗的。不知不觉，我和何锐明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去西单广场，我要坐那里的一站车回学校。何锐明也往东走，按他后来的说法是无意间跟我到了广场。他本来应该往西走的，回他紫竹院的家。
       “看你兴奋的样儿!”他突然说。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可能有点失态了。我一下抿紧了嘴巴，低下头，心里很羞。
       “其实，你蛮可爱的!”他见我的窘样，又笑了笑。
       “你也回N大？”我问他。
       “噢，看我!都走过头了!我回紫竹院那边。下午有点事去N大，所以才碰着你。不过也挺巧的，是吧?”
       “嗯。”我不可否认。我已不像下车时那么警惕了。
       他不会吃我豆腐，至少今天晚上不会。
       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虽然觉得他这一招仍有点死缠烂打的味道，但说实话，对眼前这个人，除了不敢彻头彻尾的信任外，排斥感倒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长我十几岁的男人走那么近，平等地说话。跟他谈音乐，谈肖邦谈施特劳斯谈小泽征尔。长安街的灯，西单广场尚未落下的霓虹，亮着，闪着。我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弥漫了，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有点不真实，包括那楼，那霓虹，那雕塑，那车，那人。
       他把号码输进了他的手机。那是我宿舍的电话号码。
       他说：“有机会再见吧。”
       他转过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笑了笑。那一个笑，却突然凝固在我的脑海里。我怔在原地，没反应过来。他到路边招了辆出租车，朝西面的方向去了。那一辆红色的夏利车，淹没在长安街上舞动的尾灯里。
       我以为他会打电话给我，回到宿舍后，有一阵子我还下意识里等待过电话响起。但这个陌生的男子，自从那晚以后没有再出现。北京那么大，一条长安街，每天都要走过无数的人，谁还记得谁啊!
       大概过去了十来天。中午我打完开水回宿舍，路过宣传栏停了一下。大四了，时间比较闲，可以找份兼职做。毕竟靠母亲一个人撑着家，太不容易了。我年岁也渐渐大了，再花着母亲寄来的钱，心里已开始不塌实。宣传栏是大学校园里的一道特色风景，什么样的内容，只要是写在纸上，都可以往上贴。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张招聘广告。某文化公司要招两名兼职编辑，编一套幼儿版历史丛书。要求文史专业，有一定写作能力。我是学历史的，符合条件，自己对做编辑也挺感兴趣，便抄下一条电话号码。对方要我第二天下午去面试，地点在安定门附近。
       那天去得挺早。写字楼很高，电梯一直升到十一楼。我推开玻璃门进去后，才发现来的人不少。有几个同学是认识的，大家打过招呼便各自坐到一边等。面试官所在的房间；门掩着。秘书鲁小姐叫一个才进去一个。能不能被录用，我一点也没把握。倒不是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身边坐着好几个中文系的研究生。论文凭，我没法跟他们比。
       终于轮到我了。我推门进去。可还没等后脚迈进去，我就差一点“啊”地叫了出来!就是那晚碰到的那个男人!他坐在宽敞的办公桌后头，微笑地看着我。他客气地说：“坐吧，我猜也会是你了。”原来他就是老板。
       我后来问过何锐明，那次招聘是不是他故意搞的。他说不是。公司的确要招两个编辑。那天去民族文化宫之前，他刚到N大找过一个历史系博士。博士已答应编这套书了，可几天后签协议时又突然提别的条件。何锐明看不惯他，一气之下就撕了协议，决定从N大直接找人。招聘广告是秘书小鲁拟的，交给他过目时他才想起我也是学历史的。我只告诉过他，我姓成。他是后来看了名单上的联系电话，才知道我也去了。
       他说，还真怕你不来呢。
       我和另外一个研究生，花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书稿的编写任务。整套书浅显易懂、生动活泼。何锐明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
       就在书稿正式敲定那一天，何锐明带我去了有名的旋转餐厅。在中央电视塔上。
       他对我说：“终于不是你的老板了!成敏，做我的女朋友吧。”
       他说，他特意选择了那样一个位置，处在北京城的最高点上。
       何锐明是第一个如此直截了当、并毫无商量余地对我说的男人。我没有拒绝。但我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国庆长假的那次草甸之行，也许我不会接受这份感情。毕竟，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那是一次公司员工的集体出游，在内蒙古草原上呆了三天。秘书小鲁建议我也可以一块儿去，虽然我不算正式的，但我听得出
       来，那是何锐明的意思。
       大家坐了火车到锡林郭勒，又包了两辆越野吉普在草原上奔驰。中间一个晚上，大家就在加宁草甸蒙古包过夜。何锐明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大家叫他“何扒皮”，相互之间随便地乐呵呵地开着玩笑。我相对安静些。我看得出来，小鲁好像对她的老总特别关心。
       大家在蒙古包前面烧烤。我坐了一会儿，想一个人到远处去走走。
        清澈的深蓝色的天空，闪烁着无数颗星星。我躺在草地上，头朝上。天很低很低，就像在离我睫毛不远的地方，广阔，静谧，无边无际。草原上的风轻轻拂来，吹动了软绵绵的草。我闻到了泥土的的气息，也有草茎上开着的野花的香气。我突然觉得了自己的渺小、微弱。
       在人与大地亲近的时候，我想到了母亲。母亲在很远的地方，她一个人。她会看到今晚的夜色吗？她能想到我会在草原吗?
       来的时候，我没有给母亲打电话。我连忙爬起来，手机却没电了。我要给母亲打个电话，我要回去向他们借手机。刚站起来，我看见不远处也躺着一个人，我看不清他是谁，准备绕过去。
       “成敏。”他在叫我。
       毫无疑问他已经注意我好久了，我走过去，走到他身边。我站着，他仍旧躺着。
       我对他说：“何总，能借一下你的手机吗?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他坐起来，把手机递给我。“以后不要叫我何总了。”他嘀咕了一句，也没有非常强调。我站着，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有点尴尬。“你也可以和他们一样，叫我何扒皮啊!”他改口了，笑着，他看到了我的不安。我接过手机，走到一边去。妈妈还没睡，她说给我宿舍打过电话了，知道我在草原上。她说：“打你的手机，一直都没开。”不过现在听到了我的声音，她就不担心了。
       回去的时候，何锐明仍旧躺着。他在看天上的星星。我把手机还给他。他说：“你坐会儿吧。”我就在他身边坐下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心里空极了，在茫茫的草甸子上，我突然感觉到其实每一个人都只是这无边星空下的孩子，飘零的脆弱的孩子。
       他看着星星，我也看着星星。星星不停地眨着眼。小鲁在那边喊我们过去吃烤羊肉。一旦回到人群中，他又变得很健谈了，嘻嘻哈哈和员工们开着玩笑。我有点迷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何锐明带我去旋转餐厅，下车的时候，我抬头望了一眼电视塔，很高，很高。我突然有一种预感，这会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也许会在我人生里划下一道痕迹。
       我无法抑制这样的念头：何锐明从他出现那一刻起，便开始在我的周围有意识无意识地铺设陷阱了。我无力挣脱，只能稀里糊涂地陷进去。我对他并不熟识，甚至很难说已一知半解。即便在以后，我也只是游离于色彩斑斓的一堵玻璃墙之外。我答应做他的女朋友，应允的是一种身份。他一直迷惑着我，这种迷惑可能从长安街回来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他成熟，远远比我成熟，年龄上，心理上。他的圈子是我陌生的，他的生活规律也是我好奇的。他是我校园之外第一个靠得如此近的人，他代表了一个成人的社会。
       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我。他说我像他高中时初恋的那个女朋友。
       我问：“仅此而已?”
       他顿了一下，举起杯来，深红色的葡萄酒晃动着。他直视着我：“我相信缘分。”
       你来我的办公室那天，就在你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感动了。我一直在想，在校门口碰见你只是一次巧合，在音乐厅里你走了又回来，也可能只是偶然。但当你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无法拒绝自己的感觉。我这人就是有点怪，对感觉有点迷信。”他晃着酒杯笑了。
       “那如果我那天没去面试，你会来找我吗?”
       “很难说了，也许会在什么时候给你打个电话，但可能就是一般的电话了。”
       的确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包括秦清，包括小鲁。我隐约感觉到，除了他妻子，他应该还有着无比丰富的过去。
       我不敢对任何人说我有男朋友了。
       宿舍里有不成文的规定，谁找到男朋友了谁就得让他请姊妹们吃一顿。我们在学校对面的“天外天”已经凑过四顿饭了，也就是说，宿舍里的四个女孩都名花有主。现在轮到我了，心里却像提了只吊桶，忐忑起来，我怕她们会七嘴八舌地评论他。
       “成敏你疯啦，找这么一个老男人！”
       “成敏你看上他，是不是图他有钱啊?”
       “真看不出来，成敏你还那么虚荣!”
       “成敏，你跟你爸妈说了吗?”
       是啊，我跟父母说了吗?让我跟妈妈怎么说呢?父母离婚已经好多年了，我一直跟着妈妈生活。到现在，妈妈还是不肯原谅爸爸，对他怀了怨恨。离婚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她绝对不会同意我跟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在一起，而且还比我大十四岁。
       其实，那天从电视塔上下来的时候，当两脚重新落地我便开始后悔了。
       没有什么可以骗得了何锐明的，也没有什么能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很明白。接下去的三个月里，他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宠我，来改变我。男人在用情的时候是细如针的，无微不至，能探到女人的每一点弱处。他待我很好，真的很好，甚至连我父亲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疼过我、爱过我。
       他常常说，我是上天赐给他的一枚珍珠，他要用心呵护。
       我真的被他的爱情感动了。除了母亲，已经好久没有人这样在乎过我了。我一直生活在校园里，早巳习惯了那种清贫而又单纯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对我而言是完全封闭的。自从父亲搬出去后，我的世界里，来自男人的爱已经绝迹了。不是没有男生喜欢我，而是我本能地拒绝躲避了。那些男生缺乏魄力，也过于怯懦。我一直盼着平淡的生活出现奇迹，我渴望被爱，渴望一种强烈的爱。在我等待的日子里，何锐明出现了，他像古代披着盔甲的骑士，闯了进来。我看不清他的面目，但我看见他无畏的勇气。他有我羡慕的英雄的外表，他也有甘为女人牺牲的侠骨柔肠。他给我带来了外面世界的颜色，他帮我打开了封闭的窗口，他教我去过别一种的生活，富足、体面。他知道怎样迁就我，在我游离的时刻，他也会适时地说一些温柔多情的话笼络我。我成了他的俘虏。我只能顺着他给我铺就的路走下去。我越来越频繁地外出，越来越晚地回宿舍。我开始上课心不在焉了，王琳终于猜到，我有男朋友了。全宿舍的人都跟着起哄，盘问了我一个晚上。我只好投降，说周末请你们吃饭吧。
       何锐明是开了他的帕萨特来接我们的，另外还叫了一辆出租车。他把我们带到雍和宫附近的金鼎轩，那里的粤菜很有名，是一幢三层楼的仿古建筑，大红灯笼高高挂着。姊妹们毫不客气地点着那些名字稀奇古怪的菜，拿眼睛怪里怪气地瞅我和何锐明，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架势。何锐明跟她们几个倒闹得很欢腾。在女孩子面前，他确实有两下子。大伙儿喝了点酒，脸颊都开始红红的了。她们嚷嚷着：“何兄，你可要好好待我们成敏啊，她是我们宿舍的宝贝哩!”何锐明笑着，一个劲地点头。
       只有我，这一顿饭吃得忐忑不安，手心都捏出汗了，我猜不出她们真正想说的话。
       何锐明那晚上表现得特绅士，好像桌上见的就是我的娘家人。
       我不知道她们回去后会说什么，会怎样对我发难，会怎样奚落我。一想到姊妹们那天激烈的言语，我感到害怕了，我成了另类。我成敏谁不找，偏找个离过婚的男人!
       离学校越近，我的心就越悬起来。何锐明一心一意开着车，他以为我今天也过得很开心，他以为他已经收买了女孩子们的心。
       前面红灯了，车子突然停下来。我靠到软软的椅背上，埋进去，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我忐忑不安地踅进宿舍，我借口累了想先躺下。我想躲在被子里，任她们批判去吧。我就是堕落，我就是不思进取，我就是贪图安逸，我就是……
       一进宿舍，她们就把门关上。她们叫起来：
       “成敏，我真想杀了你，到现在才告诉我们!是不是怕我们抢啊！”“成敏，你还真会搞地下工作，是不是等毕业了都不想让我们知道？”“成敏老实交代!说，怎么勾引了人家的!”“你这小丫头还真看不出来呀!”“有钱，有风度，又会疼老婆!哎，这样的男人要打着灯笼去找!我怎么就碰不上呢广
       我蒙了。我趴在床上，看着她们兴奋的脸，突然一口气呛住了。我不知道是我有问题，还是她们出了问题?世界颠倒了。也许她们真的喝多了。虽然没有预想中那场难堪的责问，但心底里却愈加觉得可怜。一种空虚的荒凉感，一种无根的荒凉感，弥漫开来，没有人再在另一条光明的路上指引我了。
       很早以前，我喜欢过一个男孩子。那还是大一的时候，他是外语系的学生会主席，大四。历史系跟外语系在同一幢楼里，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楼梯口或者走廊里碰见。碰见了，也只是那样相互看一眼。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追他。但他有没有女朋友，我不清楚。后来他出国了，据说去了澳大利亚。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常傻乎乎地想，澳洲的阳光一定特别的灿烂吧。我记得那个男孩很像小时候读过的童话里的白马王子，而且他是被阳光雕刻出来的。我被晒晕了，其实我不知道那叫不叫爱情。只记得当时真的很喜欢那个男孩子，很在乎他。有时在楼梯上碰到了，他冲我笑，我就会一整天都揣着那个微笑。
       直到他毕业好久以后，才慢慢想不起他的微笑了。但我一直怀念着那种感觉，我以为，爱情的感觉应该是那样的，像阳光，甜丝丝的。可跟何锐明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找到过那种感觉。我开始内疚，开始越发不安。我要从何锐明温柔的陷阱里挣脱出来，我想离开他，我不能委屈了自己，同时也不能再欺骗他了。
       我不怀疑他对我动了情，也不怀疑在某段时间里他心里的确只有我一人，但我无法掏出自己的心去给他。我承认自己的虚荣。如果他只是京城里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如果他没有帕萨特，如果他不住在紫竹院那样典雅别致的小区，如果他不用信用卡随手刷账，可能我不会一步一步地跟进去。我以为只要他在乎我就行了，我也以为我也最终是会被感化的。然而绕了一大圈，我不得不承认，世界上也许什么都能将就，就是感情的事不可以有半点委屈。不管有再靓的车子再诱人的玫瑰，心底里那根弦没有被拨动，再精致的诱惑，也填充不了心里的渴望和空白。
       可当我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已习惯了他的约会，他的拥抱，他的玫瑰。他的一个电话就能把我从宿舍从教室从图书馆里叫出去。我想听到他的声音，我喜欢和他一起走在大街上的感觉，喜欢他陪我去看电影，喜欢在周末的时候他开车带我去北戴河看日出、听海的声音。我像只孱弱的小鸟，栖息在他的手心里。我感觉到他手掌的温热，他的手指慢慢伸拢来，收拢来。我想飞出去，想振起翅膀逃出去，可我毫无力气。他的十指聚拢来，做成了一个笼子。
       我不知道别人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何锐明越对我好，我就越怀疑。他以前也肯定对别人这样好过。以后还会不会?我质问着自己，我的心是空的。
       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来校门口接我，要我陪他去秀水街买点东西。我问他：“买什么?”他说：“呆会儿告诉你吧。我已经在三环路上了，马上就到。”我从图书馆急匆匆地出来，一会儿他就来了。“究竟买什么呀，大中午的跑出来?”“刚才扬扬打电话来，要我给他买一种魔幻溜溜球。他要去新加坡他二姨家住一段日子。”
       这是何锐明第一次让我帮扬扬挑选东西。扬扬是他的儿子，八岁了。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何锐明突然把我叫到秀水街，好像扬扬就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第一次触及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如此直面这个事实。一个陌生的小男孩，我跟
       他的爸爸在谈恋爱，那我跟他之间，是不是也已经有了某种联系?
       可扬扬在我意识里，是那样遥远，我必须去接受吗？我怎么来正视这个小男孩?
       秀水街在使馆区附近，是一条商贩云集的小街，并不繁华，但很喧嚣。棚子搭的，简陋，拥挤，什么样的人都有。它出名是因为它紧靠各国的使馆，外国人喜欢这里的中国小东西。卖的，多半是假货，价格却瞒天过海。那些很胖的外国人挤在人堆儿里，揣摸着那些半古董的旧货，或者丝巾旗袍折扇之类的玩意儿。小商贩们用蹩脚的英语在一旁比划，拉揽着顾客。我的心情乱哄哄的。
       我明白，对于自己的处境，我的意识也是乱哄哄的。秀水街很俗气，真的很俗气。
       扬扬的存在让我意识到，何锐明是一个社会的人。他有事业，有儿子，有父母，有朋友，有社会上千头万绪的关系。他在我面前呈现的，只是多么小的一部分，就像冰山的一角。
       我在他写字台的抽屉里，见到过扬扬的一张照片。大眼睛，圆圆的脑袋，乌黑的头发，那时他才一周岁。何锐明平时很少提及他的家庭。我也不愿意去问。过去的事能回避的就尽量回避。扬扬的这张照片，是他旧日生活的惟一一点痕迹。我几乎忘了他还是有孩子的，他还是个父亲。
       何锐明为什么要叫我出来一块儿给他儿子买东西?而且只是一些色彩斑斓的溜溜球?他如此隆重的举动，难道是向我暗示什么?他知道我是个聪明的人，有些东西不需要点破。他要我走进他真实的生活中去，接受一切复杂的关系。我不能再游离了，我要负起作为他女朋友的责任了。
       如果扬扬知道他的玩具是另外一个陌生的女人为他挑的，他会怎么想?我必须要去面对很多事了。做何锐明的女朋友，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何锐明不停地征询我的意见。他甚至问我现在的小孩子都玩了什么游戏。他很认真，他有些紧张。他拉着我在人堆里钻来钻去，就为几个落在地上转眼就蹦得不见了的橡胶球!
       在孩子面前，他守不住他的沉稳和自信了。恍惚之中，我有些感动。一个大男人，突然之间也可以变得这般幼稚。
       回去的路上，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过来，搂着我。他让我把头埋在他的肩窝里。他说：“敏敏，等你毕业了嫁给我，我们要一个孩子吧。要个女孩，好吗?我想看看女孩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像你?”
       我红了脸。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们相识一百天了。
       他说应该纪念一下，我去他紫竹院花园的家里。他在很早之前就把公寓的钥匙给我了，他给我钥匙的时候，我也没有多想，很自然地接过来，穿到自己那一串钥匙里。
       他从公司回来，和我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我以前不知道他家附近还有那么大一个菜场。小贩们坐在平板车上，也有铺在地上或台子上的，吆喝着，或者拿热情的眼光招呼我们。那样具体，那样生动，那样现实，那样斑斓。我找到了生活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恍恍惚惚了。何锐明牵着我的手，从菜场一头走到另一头，又从另一条过道里折回来。我们手上的袋子越来越沉，满满的，鼓鼓的，鲤鱼在塑料袋里挣扭着。
       和一个我不知道到底爱不爱、不知道他在我生命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和还将继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男人一同走在菜市场里，手牵着，仿佛那一刻，他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我陶醉在这种感觉里，我像一个小主妇那样幸福。一个念头在心里渐渐浮起来了：可能我真的应嫁给他。
       但当这个模糊的念头刚萌芽，却又觉得心慌了，又觉得脚下踩着的不是扎实的泥土了。说不清自己到底怎么了，难以名状。
       一旦想到要嫁给何锐明或者要决心跟他在一起时，我总是那样不安。我隐隐担心着何锐明的爱只是转瞬即逝的水花，来得快，去得也快。他离过婚，而且以前有过一打女朋友。那些斑驳的故事虽然我无权计较，它们属于他的过去。但不管怎样，那些丰富多彩的女人，足以证明他的花心或者见异思迁。她们变成了我心里的石子，虽然我装着不在乎，可肯定已磕伤了自己。
       我预感我可能也会成为她们中的一个，我怕也只是他爱情征途中的一个过客。
       何锐明系上围裙，下厨房炒菜去了。他说要亲自给我做一桌菜，尝尝他的手艺。
       “菜多香，就代表我有多么爱你。”他开玩笑说。他总是善于哪怕用一句很小、很不经意的话来拴住我。
       我有点感动，我甚至有点受宠若惊，除了母亲，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为我下过厨。
       我喜欢闻到油烟的味道，那是扎扎实实的生活的味道。自从上了高中搬进集体宿舍以后，我早就疏远了这种味道。我喜欢锅瓢碗筷从柜子里取出来，喜欢砧板上搁了湿漉漉的菜刀，喜欢油盐酱醋瓶的盖都打开着，喜欢酸咸苦辣的气味弥漫开来。那是家的感觉，那是温暖。煤气灶上浅蓝色的火苗，熏烤着这种温暖。
       我把鸡蛋磕在碗里，剩余的一个一个放进冰箱里去。我小心翼翼地放着，每一个坑刚好落进去一个，稳稳的。我关上冰箱的门。我把碗里的蛋打碎了，筷子搅着，“啵啵啵啵”，均匀，泛起乳白色细腻的泡沫。我把碗递给何锐明。他接过了。在接过碗的同时，他用力拉了一下，把我揽入了他的怀里。
       他低下头来吻我。两只手肘夹住我的背，不让我滑落。我没有挣扎。我闭上了眼睛。这是我有史以来最乖顺的一次。我朦胧地意识到，也许我真的要跟面前的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
       他用舌尖探寻着我最温柔的触觉。它柔软，从我的唇上撩过，抚摸我的齿面。它开启了我的齿，缓缓探进去。一旦触着了里面羞涩的舌尖，便开始有点迫不及待，毫无原则地纠缠过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第一次给了他回应，他把我抱得更紧了，他放下手里的碗。他的手，开始在我的身上游荡。从我的肩胛，一直顺着背脊滑下去。他的胸抵着我，要把我压扁。我开始喘气了，我感觉到窒息，我的意识正在被一点一点挤压出去。他呢喃着：“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他吻着我的耳垂，手滑到了我身体最隐秘的部位。
       突然，我的身体像触了电一般。就在那一刹那里，我本能地往后一缩，身体里那根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被针挑了一下，身体里绷的那一条弦，他是碰不得的。不可以!我始终无法面对这样一个时刻，我大叫起来：“油锅着了!”他大概没有料到我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他赶紧松开手，转过身去抓锅盖罩火。我从他的怀里弹出来，一下靠到了墙壁上，还有点惊魂未定。何锐明手忙脚乱的样子，在我的眼前虚晃着，隔了一层浓烈的烟雾。他抬手的时候把铲勺碰翻了，“咣当!”落到地面的瓷砖上，清脆至极，那是两种完全不同质地的东西碰撞后发出的声音。我的后背牢牢地抵着冰凉的瓷砖，全身有点虚脱，快站不住了。何锐明转过身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我说：“我想歇会儿。”
       我逃出了厨房。
       我到客厅打开电视，电视里在放《还珠格格》。
       他笼罩在油烟中，不知疲倦地为我做一顿饭，他像一个温柔的男人，一个体贴的男人。他系着绿色的纯棉的围裙，洗菜刷盘子。他往锅里倒油，把火苗撩拨得很高，手里的铲子在“锵锵锵”地作响。
       我坐在沙发里怀疑着自己，仍然是那一种时时潜伏在心底的茫然和惶恐。我对他没有那种温柔、那种牵挂、那种揪心的疼痛。我像爱着一个陌生人一样。他真的只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就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
       茶几上的手机响了。是《桑塔露希亚》的音乐，我冲着厨房叫他：“你的手机响了。”
       “你帮我接吧，我手上很油!”
       我把手机拿起来打开：“喂?”
       “何锐明呢?我找何锐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音质沙哑。我猜不出她的年纪，不知道她是谁，甚至那种质问的口气，让我在一瞬间里竟有些惊愕。
       “等会儿。”我把手机递到了厨房。
       何锐明瞧了我一眼，意思是他不想接。我抬着头看他。他终于拿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接了过去。我在厨房门口等着，等着把手机仍旧放到茶几上去。
       “喂，萧然啊!”他看了我一眼，转过头去了。他走到靠西的窗口，脸冲着外，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我退出来了，我对他的交往向来不感兴趣。她是谁?他不想让我知道，我也不愿意去知道。我没有理由逼着自己去认识一些人去接受一些人，他们都只活动在他的圈子，我站在圈子的边缘。同时，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似乎很在乎他的某一个电话。骨子里，我并不愿意自己有这样一种倾向。很多事情，我宁愿模糊化。
       我回到沙发上，把电视声音开小了一点，我怕吵着他。
       “我现在实在没有空，要不我打电话叫个人去接你吧……她?噢，我女朋友啊!你以为我真打一辈子光棍啦!当然跟你不一样了!哪还有比你更厉害的……今天是真有事，什么时候骗过你？……行行行，我明天中午过去，华都是不是?……好的，明天见。”
       他把手机挂了，他在厨房里叫我。我站起来，跑过去。我扶在门框上，很随意地问了一句：“谁啊?”
       我知道华都，就在东三环路的边上，四星级的。旁边是昆仑，五星级。对面过去一点，还有燕莎和长城。
       “一个朋友，噢，是模特，从南京来，想让我去机场接她。”他把手机递过来。手机落到了我的掌中，热热的，是电池板的热度。他转过背去，继续炒菜了，锅底已经焦得滋啦滋啦响了。
       “你怎么不去接啊?”
       “不想去接她。”
       “为什么?”
       “我舍不得把你一个人撂在家里。”
       “但是--”
       “别管她了!”他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那样一双眼睛，要把我刺透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她是我以前的女朋友，但我们早分手了……”
       他朝我走来，他的眼神有一种异样的光芒，灼热，迷幻，要我把粘住了。我像落在猪筇草袋子边上的一颗小飞虫，两脚立在边缘，一不小心就会失足滑进去了。
       我连忙低下头说：“炒你的莱吧，我去把手机放好。”
       我宁愿他去机场接电话里的那个女人，我为我自己的想法感到惊讶。我无法做出解释，有点怪诞。
       那天晚上，他开了一瓶王朝葡萄酒。醇醇的香味，淡淡的音乐，CD里播着我们都喜欢的风信子，轻盈得如一穗晶莹的珠子滑过天蓝色的丝绸。我看着他，我喝了一点酒。我沉醉于这样一种柔软的气氛中，我多想闭上眼睛，就这样让时间凝固，让清醇的酒液永远留在唇间。
       不过，我清醒着。我在心里提醒着自己，不能喝多了，这是一个温柔的陷阱。
       酒香渐渐弥漫开来，已经萦绕进我的发根里了。深红色的液体在高脚玻璃杯里，轻轻地晃啊晃。我有种预感，什么预感，我说不清楚，但一定和酒有关，和眼前的这个男人有关。说实话，我真的喜欢这样的房间，这样的壁纸，这样的高脚杯，宁静、醉人，灯光也格外的柔媚。这是我从来不曾经历过的。它们把我一块一块地温柔地肢解了，我的手心微微冒了汗--我不应该在这里的，我应该回去了，我必须得回去。可这一点苏醒的意识又是那样的软弱，它不够尖锐，它割不破刺不穿四周温柔的帷幕。在灯影里，在酒香里，在男人的目光里，我站不起来，我走不出去。我突然恨自己，我为什么不爱他？为什么就不能把心全部给他?为什么不能纵任自己?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地守着某些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坦然从容？他的眼睛仿佛能望穿我的眼睛。我奇怪他竟能有那么好的忍耐和包容，他应该已经看出了我的不安和惶惑。
       他一直看着我，微笑，静静地说话。给我夹菜，给我斟酒。他把一个红绒的盒子打开来，里面有一枚镶钻的戒指。我真的没有料
       到!我的心突突跳起来，猛烈地跳起来。那一个晶莹的圈，它将套住的，会是我的未来，我的一生。他拽起了我的手。他轻轻地把戒指取出来。他把那个美丽的圈套进我左手的中指里。就在要穿过第一个关节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他俯下头仔细地瞅着，眼神专注。我透过那个圈的空隙，碰到了他的目光。我旋即躲开了。戒指太大了，他发现了。他收回了手，退回去了戒指。他把它搁到手掌心了，看着它讪笑了一下。他说：“已经是最小号的了。”他站起来，去房间里，找来了一根红丝线。是一条精致的丝线，簇新的，好像用剪刀剪过了，原来应该穿着别的一件挂饰，他把解下来的一块弥勒玉佛搁在了茶几上。清凉的碧玉，在棕红色的玻璃茶几上，闪着幽幽的光泽。他把戒指穿进去。用丝线把莹亮的戒指缠好，然后托起我的掌，郑重地放上去。
       “挂在脖子上，它属于你。”他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声音很温柔。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随即，便低下了头，脖颈也许也有些发红。我不能说我不想要或者我不能要。这是他给我的，即便一点也不适合，也是他挑来准备送给我的，就像他以前送我的玫瑰、送我的丝绸的芭比娃娃一样。
       我把它挂到了脖子上，然后，打了一个结。戒指贴着我的锁骨下面的肌肤，冰凉、剔透。红色的丝线，绕在了我的脖子四周。
       我去厨房洗碗。他把菜端进来，倒在垃圾袋里，然后把盘子搁进水池中。他在背后伸手抱住了我，头靠在我的右肩上。厨房里的那一盏灯，悬得低低的。用一个藕白色的玉兰形灯罩罩着，散着朦胧迷离的光，厨房浸在白柔柔的光里。
       他说，我帮你洗碗。他的胳膊顺着我的手臂伸下来，抓到了我的手。我的手不复存在了。我的手上的神经嵌入了他的手掌，缠在于他的骨骼上。我的每一根手指都开始听他的指挥，向左，向右，在盘子上轻柔地游动。我的手贴着光滑的瓷面，一面又被他的掌心包裹着。他的脸贴在我的脖子上，凉凉的，有股清淡的烟草味道。他的皮肤上的凉意慢慢地渗进我的皮肤里去了。
       我真的不讨厌他，我愿意被他这样搂着，永远都保持这样一种亲昵而不过分的姿态。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厨房，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进来过，你是第一个。我要你做这里的女主人，嫁给我吧，好吗?”
       我说：“我还没有毕业呢!”
       他说：“那就等你毕业了。还有一年时间，我等你。”
       我点点头。我已经没有任何意志反抗了，也没有任何念头想反抗了。
       从厨房里出来，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很安详地搂着我，我的头靠在他的胸前。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宁静过了。
       电视里在播美国的大型家庭剧《成长的烦恼》。杰森、麦琪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迈克、凯萝和本。本是一个四岁的小男孩，长着一双无比漂亮的大眼睛。何锐明说，他有点想扬扬。扬扬有一双本那样大的眼睛，何锐明曾经跟我讲过他原本想要扬扬的，可是孩子的妈妈不放，说他照顾不了扬扬。
       我一直觉得何锐明离过婚的事实离我好远。父亲跟母亲离婚，是因为有了别的女人。为了那个长得并不比母亲年轻时候好看的女人，父亲舍得抛妻弃女甩了门就走出去。他奔着他的幸福去了。离婚，是大人们的事。我一直都认为它好深奥，那不是我这样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所能理解得了的。也许是命运刻意地作弄，我的父亲是个离婚的男人；而我将来的男人，竟也是一个离了婚的父亲。我不敢去碰这个缺口。我不知道当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缺口的锋利程度时，我会被割成什么样，会有什么反应?拒绝、逃避，还是往刀刃上献身？
       我现在能做的、想做的，就是让它尽量模糊化。
       我看了一下手表，十点半了。我说：“我该回去了。”他没有动，他问：“几点了?”我说：“十点半。”他说：“你再陪我坐一会儿。”我说：“太晚了，宿舍楼大门就要关了。”他说：“那你就别回去了。”我说：“不行。”他搂紧了我，他俯下头来，脸贴到我的耳根后。“留下来好吗？”
       突然，那种美妙的感觉一下撕裂了。我想站起来，我想挣脱了出去，可我动弹不得。我被他拥得严严实实。我像被他牢牢拿捏住的一块顽石。他的动作变得贪婪、粗暴，我开始窒息，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只想推开他啊，用力地推开他!可是我的手臂，却像霜后的芦苇杆一样无力。他的身体贴着我，他的手指在我赤裸裸的肌肤上游走。
       我尖声叫了起来：“不要!不要！”他不听我的，他沉没于他的欲望中，他蛮横地剥去了我的衬衣，就像剥去苞米外一层纷乱的穗衣。我像受了伤的狼崽一样嚎叫起来：“放开我--”
       他终于扒光了我所有的衣服，把我扔在沙发上。刚才还温柔倚靠着的沙发，突然之间，变成了即将屠宰我的案板。我感到透彻骨髓的寒冷，那一刻，我的激怒的血冲上了脑门。我从沙发上弹起来，眼睛充着血，眼球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剧烈地暴动。我扬起手，一巴掌甩出去。
       “啪!”他被我的巴掌镇住了，突然愣着，一动不动。
       电视里爆发出一阵掌声，雷鸣般的。不知在放什么电视剧，他撇过头去，把电视关了，把遥控摔在茶几上。遥控磕着玻璃板，发出一声巨响，跌到了地板上。他站起来，走进卧室。他捧出来一床丝绒被，把丝绒被裹在我的身上，包起来，他拥着丝绒被把我抱到了沙发上。我仍然埋着头，在啜泣。
       他抱紧了我。他说：“别哭了。”
       他说：“你为什么不爱我?”
       他终于松开了我，站起来，朝卧室走去。我听到他颓然地倒在床上的声音。整幢屋子静极了，空极了。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雨。雨点打在玻璃上，“笃笃笃笃”的响。
       没有何锐明，我的日子彻底空荡荡了。我开始把自己关在学校里，我想忘却，我想从那个破碎的梦里剥出来。我变得沉默，沉默里，我意识到那个单纯的小女生已不复存在了。我试图收回那颗被虚荣膨胀了的心，我也试图去忘掉那个曾经温柔过的男人。但事实上我做不到。从他身边走开，我感到孤独，感到无所不在的孤独，像缠绵的黏膜包围了我，裹挟了我。
       我开始想念何锐明，真的有点，想他待过我的好处，想他在我耳边曾经说过的话，想他此时此刻正在干什么。想他开车时专注的样子，他泡咖啡时闲淡的举止，他的蹙眉，他的毫无节制的大笑，他搂着我时他身上的淡淡的烟草味道。他曾在我面前炫耀过他那些漂亮的女朋友，但他一面又解释说那都是为了让我吃醋，喜欢看我生气时的模样。他曾说过他带别的女人回过紫竹院那套公寓，但他没有让她们走进厨房去，那个位置，他要留给一个他不再逢场作戏的女子。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何锐明回老家了，我想让他见见我妈妈。家里却死了亲戚。哭声、磬钹声、叫喊声，闹哄哄的一片。在我茫然四顾的时候，突然何锐明也消失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我没有任何预感。屋子外面起了很大的雾，我跑出去，在门口张望。但什么也看不见。他消失在了浓雾中。我觉得孤独，无助，双腿软下去，有种尖锐的冰凉的感觉从脚底板浮漫起来。我叫着他的名字，我梦游一般地找他而去。后来，路边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去了另一座城市。
       我突然发现，离开他我已无所适从，就像一根藤蔓，被抽了支架，只能在地上软弱地匍匐。
       可我不能回头。我没有想到，一个月后何锐明会打电话给我。我捏着听筒的那只手微微抖着。他说，那套幼儿历史丛书已经出来了，要我去一趟公司。我一个人坐了公交车到安贞里站。走进公司的时候，我心里有些发紧。小鲁站起来，笑了一下，就那么很礼节性的一下，说：“你来了?”她的目光有点淡漠。何锐明曾经开玩笑说过他公司的那个北京小姑娘对他很有意思，我想，也许我走后，她会替代了我的位置。
       依然如第一次来新源那样，她指了指旁边的门。我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就何锐明一个人。他背后是深蓝色的落地玻璃窗。隔着玻璃，外面模模糊糊的是一幢高层建筑物的轮廓。
       我坐在他的对面，中间隔了胡桃木做的办公桌。他把一套四本书递过来，介绍了一下发行的情况。我没有记住多少。我的眼睛迷失在那些彩色的插图中。埃及的金字塔，尼罗河边上的狮身人面像，雅典的卫城，虚构出来的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他说，稿费和提成到时会给我。
       “最近怎么样?你还好吧?”他靠到椅背上问我。
       “一般般。”
       “想知道我的近况吗？”
       “我想你应该过得很好。
       “真聪明!哎，还记得那个萧然吧，她现在就在北京。她跟你不一样，呵呵……”他很揶揄地笑起来，眼睛盯着我。
       我觉得喘不过气。他是存心让我难堪的。我低下头。在片刻极力的镇静后，我站起来说：“何先生，我该走了。”
       他推开背后的旋转椅站起来：“不坐会儿了？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我把书往包里匆匆塞着。书大，包小，硬装不下，我就连书带包一起捧起来，逃出去了。
       “若有什么事能帮得上，还是来找我!”
       我心里冷笑了一下，奔出了写字楼，我的心像被蟑螂啃过了一样。从安定门到N大有十几里路，我忘了距离，只晓得头脑凌乱，脚步也凌乱，回到宿舍我就趴下了。
       我重新去教室上课，重新认真地做笔记，重新和自己尊重的教授在课堂上探讨史学问题。我又热衷于泡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从出纳库抱出来一大摞古籍档案。我回到N大的BBS上发帖子，在聊天室里取各种各样的网名--“西风吹雪”、“秦王嬴政”、“唐古拉山”、“沙漠仙人掌”。但我从来不会和同一个网名的人聊上第二次。我不会给人留电话号码，也拒绝在网上散布任何自己的真实信息。宿舍里的人都知道我失恋了。她们没来问我为什么。也许，她们认为真的很正常。那时我的下铺也刚跟男朋友分手了，她整天躲在被子里哭。她的伤心刚好掩饰了我的麻木。但一个星期后，她完全恢复了正常，依旧笑靥如花。她也很快有了新的男朋友。
       周末我会和她们一起出去逛街，去新街口或者西单，挑一两件自己喜欢的衣服，或者就在图书大厦里泡一个下午。每天傍晚打打羽毛球，或去操场上跑几圈。校园生活的纯粹、宁静，让我分外珍惜。也许绕了一圈回来，反而有种失而复得的感动了。日子依旧是那样的日子，尽管简单，却并不苍白。
       有一回我一个人逛到西四。那里有一个新华乐器城，我是被里面的钢琴声引进去的。有一个穿高领白羊毛衫的少女在试音。结果我看中了墙上一把橘红色的吉他。我一直都想买一把吉他，学会弹那支《同桌的你》，那曾经是我大一时候的一个梦想。我终于把吉他抱回了宿舍。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常一个人坐在大操场的看台上练习。那时候，有个叫卢赓戌的歌手常来N大唱校园民谣。他唱了一首《蝴蝶花》。旋律是忧伤的，它关于成长。我站在台下，听着他唱歌，眼泪禁不住流下来了。很多人不知道卢赓戌，但很多人后来都知道“水木年华”。
       我抚着我的吉他，依然吱吱呀呀。一种声音，突然之间成了我的寄托，我知道，离毕业真的已经不远了。每个周末，我都给母亲打电话过去，彼此间相互道声平安。哪怕只是听她唠叨一番。她嘱咐我天凉了要多穿衣服，睡觉前别忘了喝牛奶。已经好多年了，天一转冷，我晚上的睡眠便会很差。母亲曾带我去找过不少大夫，包括一些民间的郎中，但都没有效果。后来得到一个偏方，每天临睡前喝杯热牛奶就会好。
       很早以前我就怂恿妈妈别老一个人闷在家里，如果碰上哪个叔叔合适了，赶紧打个电话过来，我帮她参谋参谋出出主意。我
       催她已经三年多了，从我考上大学离开的那天起，就有了这个想法。但给我找个继父的事，她却从来没什么动静。进入立冬以后，我有了一种预感，以前总是母亲挂念着我，吃得够不够营养、穿得保不保暖，但有一天我突然牵挂起了她。起风了，我在宿舍楼门口的甬道上走过，看到银杏的叶子沙沙落下来，那样不可挽回地往下坠，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担心。
       我立马跑回寝室去给她打电话。她很惊讶，说她很好啊。
       我有好一阵，捏着话筒，心里一颤一颤的。没事就好。
       但只有三天工夫，母亲却真的出事了。
       二姨打电话来的。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准备去东城区的一所实验中学讲课，那是实习的第二个礼拜。
       二姨叫着：“你妈被车撞了，正在市人民医院抢救!”
       她的声音全跑调了，我的脑子“嗡”地炸开了，心像被弹簧夹了一样。
       学校的储蓄所周末不开，我向辅导员借了一千块钱，买了当天下午飞往杭州的机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进那架庞然大物的腹腔中去的，等我稍微有了点意识，我已经穿越时空，从天上落到了地面。
       母亲躺在危重病房里。我的眼皮一直颤着。我简直难以想像，她就是我的妈妈!她真的会是我的妈妈?她头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输进去的，流出来的。她靠那些管子，支撑着她微弱的生命。
       肇事车辆逃走了。母亲是在被撞了很久之后才送进医院的。
       我守在床边，像个木头人一样。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心电图突然出现了异样。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母亲再一次被推进了急救室。
       手术室的门，“咔嚓”关上了，我虚弱地晃了一下。眼前一阵发黑，好像整个世界的门都朝我关闭了。我的母亲，与我隔了一·扇门，却是生与死的门。我缩在长椅子上，死死地盯着手术室的门。
       母亲颅骨碎裂伤到了小脑，右胸第三根肋骨折断，扎伤肺叶造成内腔出血。如果能醒过来，也不可能是车祸之前那个健全的人了。医生已经对我说过，要有心理准备，无论是头部还是胸腔，伤势都很严重，手术很危险。他说，得有二十万块钱。手术是继续还是终止，你们自己选择吧!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必须让手术继续下去。我要给母亲一线活着的希望，也等于给自己一线希望。
       二姨赶来了，她在手术室外面的长廊上抱住了我。
       我靠在她的怀里哭。
       她问我：“敏敏，知道家里有多少钱吗?”
       我摇摇头。父母离婚以前，家里条件还可以。父亲在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建材店，母亲在镇上也有自己的一家裁缝店。离婚后，整个家就靠母亲一个人担着了。一间小小的铺子，几匹竖在门边上的布，一台缝纫机，一台拷边机，一个熨斗，便是店里所有的家当。全靠母亲一双关节肿大的手在维持着，每天早上母亲拉开铁门，走进那间小铺子里坐下来，埋着头，裁布、拷边、缝纫、扎眼、钉扣。针尖在缝纫机上“哒哒哒”地响着，不停息。父亲是带了现钱走的，走得干脆。房子是留下来了，家电器具是留下来了，但那只是个空壳子。
       二姨说，她和大姨、外公先凑了三万块钱垫上。不见钱，医院是不会动手术的，但钱远远不够，医院还在催。二姨叫我回去翻一下家里的存折。我在大衣橱底里找到了一本红折子，折子是旧的，里面夹了四张存款单。存款单折得整整齐齐，角对着角，边对着边，可以想见母亲放它们进去的时候是多么的小心谨慎。
       一共才三万七千五百元，这是母亲平日里一点一点积省下来的。没有更多了，我翻遍了家里所有可以翻的地方，我甚至都想把墙壁给推倒了，看看缝里有没有。
       几天过去了，母亲依然没有醒来。手术还得进行一次。我和二姨像疯狗一样到处去找钱，闻着了票子的味，就使劲去蹭。能借钱的亲戚邻里我一趟一趟地跑，脸皮在希望和失望之中、在哀求和乞怜之中，变得越来越厚。虽然人家也的确可怜我们孤母寡女，虽然人家平日里也的确跟母亲交情不错，可真到了开口借钱时，他们的目光就变得委琐了。他们找出各样的正当的理由来推委，或者干脆就是喂给我闭门羹。他们知道，以后要靠我来支撑这个家了，光靠我来还这笔钱，归期茫茫然。
       他们传言着，即便把我母亲医活了，也顶多是个废人。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同情我，嘴上没说，可疑惑的眼神却在告诉我，这闺女是何苦呢?一个小妮子能背负得起这笔巨债吗?他们劝二姨，为了孩子着想，还不如就此放弃吧。
       我在心里歇斯底里地叫着：“我决不放弃!”我做了一个账本，把借到的每一笔钱都仔仔细细地写进去。有些好心人，我不会忘记的。虽然杨二婶婆只借给了我三百块钱，但我依然感激她。我知道这三百块钱的分量，她是拄着拐杖亲自送到我家里来的，这是她念佛收来的钱。
       一百，三百，五百……我知道有一部分人权当是施舍了，他们并不期望我还能还给他们。他们宁可施舍我一百两百，也不愿意借给我一千两千。
       我去敲父亲家的门。
       父亲的家在县城。母亲住的医院在县城东头，他在西头。
       父亲的小儿子一蹦一跳出来开门，他不可能认识我，我也不想把他叫成“弟弟”。他在门口挡住了我的去路，就那样盯着我，瘦精精的下巴，高高地扬着。从他的姿势里，我看到了那一个女人的影子。他回头叫他的母亲。女人出来了，在片刻惊讶和冷场之后，她终于还是把我请进了屋里。我叫她“阿姨”，尽管在心底里，我一直没有卸下对她的鄙视。要不是为了母亲，就是把我双腿打断，我也不会跨进这户人家的大门。
       父亲的家装潢得很考究，这个女人没有看走眼，当初她千方百计勾引我父亲，正是看中了他会赚钱的本事。她从五金店的一名雇员，经过一番挪移折腾，才终于挤走了我母亲。
       继母说父亲不在家，我没有开口向她提借钱的事，我说我等父亲回来吧。她说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晚上总该回来了吧，那我就等到晚上。
       我坐在沙发上，父亲的小儿子像只猴子一样好动。一会儿拿玩具砸我，一会儿又把黏乎乎的奶油糖塞进我的衣领里。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可是我激不起半点对他的爱怜。他喝茶，手上捧着的杯子突然掉到了地上，碎了。女人从厨房里冲出来，抡起胳膊就啪啪打下去，嘴里骂着：“讨债的，干什么哦!冰箱里不是有矿泉水吗?来了个人，就像猴子一样捣腾了!能不能给我到房间呆着，别嫌眼了!”小猴子“哇”地哭了，声音惊天动地。我知道她在骂我，本来识相的人，应该在这个时候走了。
       我的屁股没有动。
       在父亲家陌生的客厅里，我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人给我倒水，我的嘴角好像要起燎泡了，小猴子还在缠着我给他讲故事。
       下午六点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也就是说，我在他家里差不多等了足足五个小时。我不知道天底下的女儿为了见父亲一面，还会有比我等得更苦的吗?
       继母走进厨房去，是该做晚饭的时间了。不过我知道厨房的门洞开着，客厅里的响动能一丝不漏传进里面去。那里有一双警觉的耳朵。但我顾不得了，父亲明显摆出不知道母亲出事的样子。我就配合他，我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自己一个愤怒的理由。
       我告诉他母亲出事了，我低下眼，我不想看他故意做出的一副无辜以及恰到好处的惊愕表情。母亲出事，就在他原先生活过那么多年的小镇边缘，他仍和镇上许多人保持着联系，即便仅仅是业务上的，我想镇上开五金店的陈军也会把消息传过来。他在县城，不可能那么闭塞。
       我当着他的面，眼泪像冰冷的溪流爬在我脸上。我无法控制自己。这么多年了，我终于有了一个当着他的面痛哭的机会。
       我对他说，：“爸爸，救救妈妈吧!看在过去多年的分上，帮我们一把吧，我一个人快撑不住了。”
       隔着迷糊的泪水，我看见一个男人颓唐的侧影。继母从厨房里走出来，她手里捏了水果刀，她正在熟练地削着手上的一个马铃薯。她的声音如绷断了的钢丝般窜上去：“敏敏啊，你看我们家刚刚装修过，手头上哪还有钱啊!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生意难做了，半年赚半年亏的!”
       父亲没有开腔，自进门后，他就没有说过半句多余的话。他像一尊石膏，陷在沙发里头。只有在我痛哭流涕的时候，他伸过手来摸了摸我的头。但我感觉到，那只手是软弱的，苍老的，沉重的。它再也不是我小时候那只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强有力的手了。
       父亲走进卧室去了。他的小女人在里面，我知道他要去跟她商量。一个曾经在家里伟岸的男人，如今变成了这般唯唯诺诺，从她把我的父亲从我和我母亲的世界里牵走那天起，我就断定这个女人不简单，日后肯定有一手。卧室里传出两个人争吵的声音，也许是真吵了，也许只是一出双簧戏，一唱一和的。我横亘在他们家的客厅里，听着他们争吵。女人会撒野，女人在骂父亲，声音尖锐。尽管父亲进去的时候把房门掩上了，但我仍听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的心还在那儿，你就去吧!我和儿子不留你，卷了这里所有的东西投奔她们去!”
       “ ……”
       “你看看她!她是你女儿，儿子就不是你的骨肉了?看她那样，到什么时候能还上？还不是白白送出去了?你听着，这钱可不是你一个人挣来的，我也有份!你要是敢，我就跟你没完!”
       “……”
       “你内疚?当初就不应跟我出来!你回去啊!旧情难忘的话，现在还来得及!你的宝贝女儿这次不就来叫你了，在外面等你呢!”
       “……”
       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扇那女人一巴掌，我真的很想听到能有一记干脆的巴掌传出来。女人尖叫了一声，然后就没声了，恢复了可怕的宁静。过了会儿，那女的开门出来，拖着拖鞋从我前面经过，眼球白了我一眼，顾自走进厨房去了。我没有理她，我低下头垂着眼，看大理石地板上的纹路。父亲出来了，他手里拿了一个信封，很厚。父亲走到沙发边上，坐下，他把信封递过来。
       “敏敏，这是一万块钱，先拿去吧。再多的也没有了。刚才你阿姨那个样子你也看到了，我也想帮你们……最近生意确实不好，你也知道……”
       我把信封接住了，我示意他不要说下去。我掀起信封往面里瞧，吃了一惊，竟然有一半是十块的钱!
       “敏敏，你拿出来数一数吧。”
       我把那一沓显然是刚从店里收进来还没来得及压平整的十元币放在父亲面前的茶几上，边儿角儿都还卷着，蓬松的，叠得好高。远远望过来，是多么可观的一堆钱啊!
       我一张一张数下去，并且把数钱的声音弄得稀里哗啦。“是一万块。”我点点头，我不知道我数了多久。我也早记不清到底已数到多少了。我的手指僵硬地重复着一个动作，很机械，直到手里只剩了一张钞票。
       我仍旧把钱装进信封里去。我从包里抽出那个记账本，翻开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我记下的数字。我找到新的一页纸，在最上头一笔一画地写下：成思良，一万元。
       “最好写个借条，到时候彼此心里有个数。”女人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冲着客厅说。
       “丽华，你说什么呀!”父亲叫她。
       “好!”我腾地站起来，哗哗哗把记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狠狠地撕下一张纸，凑到茶几上，把纸摊在上面。笔尖划破了纸，刻在茶几上“吱吱”作响，我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下来。我不知哪来的劲，举起左手手指，用牙齿狠命地咬下去，咬得那样没心没肺。拇指肚出血了，我不知道咬得有多深，反正血是一下冒出来，红彤彤的一朵，血团不断地扩大，突然“嗖”的一下，顺着拇指根蹿下去了。就趁那会儿，我狠命地往欠条上按下去。
       
       父亲被我突然的举动镇住了。他叫起来：“敏敏，你……”
       “爸，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你的!只要我成敏一有钱，第一个就还你!”
       “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背靠到沙发上，整个人又陷下去。
       我对二姨说，我要把房子卖掉。
       二姨一下没反应过来：“房子卖了，以后你们住哪儿?”
       “如果妈不在了，留着房子还有什么用?”
       我开始张罗卖房子。八年前的商品房，三室两厅。我曾经自豪过--因为搬进了镇上除银行大楼外最惹眼的一栋楼房里，可是八年后，镇上漂亮的楼宇早巳鳞次栉比，高档的花园小区也一个紧挨着一个。
       八年前这一幢房子的买价是六万，装修加了两万。那个时候，钱还很值钱。八年后，我以五万块钱的价格开出去，现在照市场价，五万块钱还买不到镇上一套两室一厅的裸房。
       我知道杨三康的二儿子已经谈好对象了，明年就要结婚，可房子还没有着落。我去杨家，一进门槛就开门见山说了。杨家姆妈说：“我们做不了主。孩子总希望住上新房子，给大的是新的，给老二一套旧的，会有闲话的。”
       第二天再在路上碰到的时候，杨家姆妈告诉我：“其实老二已经在兰花小区相中了一套，我也才知道。”
        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向杨家推销这套房子。镇上的人迷信，相信风水，人家一对新人怎会愿意住进我家的那房子?买了才没多久，父母就离婚了，用瞎子的话说，屋子风水不对。
       正在我犯愁的时候，农贸市场旁开小吃店的钱三瘸子找来了。他说，如果四万块钱，他买。他是离镇子六里地远的沙盘村人，两年前才来镇子上的，开了一家小吃店。我从来没到他的店里吃过东西，但常听别人说起这瘸子特别抠，有时连碗里的馄饨都会给你刨掉几个，也干过诸如酒里掺水的事。他是个精明得让人提防的人。
       他开出四万块钱的价，明摆着是想占便宜。他料到近两天内是不可能有买主来登我家门的，而我又是急火急燎地等着钱用。
       二姨说：“别卖给钱三瘸子，镇上的人看不起那种人。”
       我等了一天。接下去，我又等了一天。
       我真的没有耐心了。那天刚好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有条关于助学贷款的报道。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急中生智有了一个主意。贷款!用我的房子做抵押。我几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银行的，我以为面前出现了一线希望，可银行的人说，办企业开工厂可以贷款，承包海涂垦荒可以贷款，孩子上大学可以贷款，就是从来没办过医疗贷款的。
       我说：“我有房子，我拿房子做抵押，如果我到时还不起，你们可以没收了房子啊！”
       “对不起，我们没办过类似的业务。”栅栏里面那张削白的脸说。
       “没办过，难道就不可以开先例吗?我申请行不行?”
       。
       “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况且，你这套房子到时候也很难处理，不容易拍卖。”
       “那等我毕业工作了，再一点一点还!”
       “对不起，按规定不行。”
       “难道你们就忍心看着我妈死去!”我愤怒地叫了起来。
       “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啊。
       我从银行的玻璃门里出来，踉踉跄跄，几乎一屁股跌到门口台阶上，掩面哭起来，但眼泪没有持续多久，我抬起头，正午的阳光赤裸地照着大街，但我觉得阳光的温度离我好远，整个镇子也是那样陌生。
       我每天来回奔波于医院和韦家镇之间。本来我可以留在县城陪护，但是因为要借钱、要卖房子，我不得不身心疲惫地两头跑。无止休的往复，颠颠簸簸的小公共，把我的神经都扯得太紧了，稍微不留神，可能就会崩断。 妈妈还是没有醒来。 我终于以四万块钱的价格把房子卖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屋子里原先有的一些家具和电器，我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钱三瘸子。他用不着的，我全搬去了二姨家。
       我彻底没有家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剩了整天躺在病床上处于生死边缘的妈妈了。我凑了十三万。我抱着剩下的救命钱，趴在二姨家堂前的八仙桌上大哭了一场。
       终于，终于在不知道熬干了多少希望后，母亲醒了。
       她依然不能说话，但她的右手手指能微微动了。我叫她，喊着妈妈，她能听明白，眼泪含在她眼窝里，她干裂的唇颤抖着，她想告诉我，她为她的女儿回来了!
       我必须得给母亲转院，转到省第二人民医院去，那里才有最好的脑科大夫。可是，钱呢?我至少还需要五万块钱。
       母亲如果不能及时转院，不进行最好的手术，一个月之内她还是有可能因重创性脑衰竭而死亡。哪怕情况稍好些侥幸逃过了鬼门关，也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成为植物人或者神经瘫痪。
       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凡是能想的办法我都已经想过了，能凑的都凑了，能卖的也都全卖了。我双手空荡荡。我躺在医院住院区前面的草皮上望太阳。太阳白晃晃的，刺眼，割痛了我的眼皮。我真想就此融化了，消失到草皮下，消失到泥土中去。
       我感觉我的两个肩膀都要碎了。
       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还能向谁借钱？
       我躺在大太阳底下，把我熟识的或不怎么熟识的凡能开口借钱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其实，黑夜白天也早不知道过了多少遍了。我走投无路了。我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想另一个人--那个长时间以来一直被我意识压抑着的人。在变卖房子之前，我想到过他。但那时还有一丝缝隙可以挤过去，我把他从我求援的名单上抹掉了。我宁可卖掉房子，从此流离失所，也不愿意去找他!
       可现在，我没有丝毫的退路了。
       我只有去找何锐明。
       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惟一能想到的有钱并且有可能借给我的人。我打电话给他，我用了哀求的口气。我没法再自尊再沉着，钱在他口袋里，我只有设法去博取他的同情。我原本只想向他借五万，这已是个不小的数目了。看在我毕竟做过他的女朋友的分上，我厚着脸皮向他开口。我想，我总有一天是能还清的。
       他很意外，他的语气是冷漠的，甚至有点讪意。电话打到一半，我突然狠了心，改变了主意，我豁出去了。
       “锐明，我要救我妈妈!除了你，我已找不到任何人了，帮帮我好吗?”
       “要多少?”
       “十万。”
       “十万？”他在电话那头叫道，“你当我是银行啊?哪能一下子筹出这么多钱。公司最近不景气……”
       “锐明，我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如果凑不到这笔钱，我妈会死的，真的会马上死的!我求你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帮我了，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求过人……”我贴着听筒哭了，我无法克制自己。
       “成敏，哎……敏敏，我凑一下，明天你到家里来，下午五点钟，我等你。”
       “我在浙江啊!”
       “你不来，我不会把钱弄过去的，你应该知道我这人!”
       我明白。在他叫我“敏敏”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我已经买不起机票了，能省的钱都要省下来。我托二姨照看母亲，自己赶到杭州坐了晚上九点多的火车北上。我是从医院直接走的，走时连件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次日下午一点多到达北京站。因为买不到坐票，我在过道里站了十六个小时，熬过一个晚上。下火车的时候，腿和背都麻掉了。
       我坐地铁回到学校。宿舍里的同学都上课去了。我到水房匆匆洗漱了一下。然后从柜子里找了件整洁的衣服换上，便去了紫竹院花园。何锐明不在家。我按了门铃，里面一点声响也没有。我只好倚在门口等。四点钟了，还有一个小时。空荡荡的过道，只有一盏声震灯亮着。灯灭了，我“啪”蹬了一下脚，灯又亮了。我重复着如此单调的动作，无非是不想让自己在黑暗和寂静中趴下去。我的眼睛发涩，眼皮很沉，整个人像被抽光了气一样，毫无支撑的力量。
       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我枕在一个男人的怀里，他抱着我，极尽温柔，他的一只修长的手在理我额上散落下来的头发。天已经灰了，白纱窗垂在地上。夕阳褪尽，灰暗的光线渗进来。
       他坐在沙发上。我的脸贴着他的毛衣。他的毛衣是那种软软的质地，透着温暖的气息。我半坐在他腿上，蜷缩着身体侧靠在他的肩窝里，靠得那样深。他抱着我，一种非常疼爱的姿态。我以为我还在做梦，我下意识地挣起头来。我衣衫完整，穿着来时的那件风衣，连鞋带都没有松。
       “你醒了？”
       我想坐起来，我想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就像以前好多次那样从他怀里逃出来。
       他按住了我。我无法脱身。在轻微的反弹之后，反而落回去了，更紧地贴住了他的胸。他就势把我搂得更紧，另一只胳膊绕过我的腰，把我箍住了。我已经完全落在他的掌控之中。我闭上眼睛，无路逃遁。
       他俯下头来，吻我，他的鼻尖触着我的额头了，他温热的鼻息喷在我脸上，那熟悉的淡淡的烟草味道。
        他慢慢剥着我的衣裳，有条不紊，指法娴熟，就像剥一件工艺品的包装。他的手指游刃有余，不像上次那样急躁，不再狂乱也不再粗暴。
       我脸上安详。我像一只温弱可爱的羔羊，唇和眉恬静之极。
       我的母亲躺在手术台上，也这样安详，也这样脸上没有痛苦表情。一双陌生的手，撕开了她的肉体，她的神经，她的血管。我触到他的肌肤了，裸露的，炽热的，像烧着了一般。一个陌生的身体朝我压下来，他成了我身体舞台上独一无二的主角，我臣服于他。
       他需要女人歇斯底里的尖叫与喝彩，需要热烈的回应声，他要我同样撕裂了嗓音。我终于叫出来了，我感到了一阵透彻骨髓的痛楚。我给他，什么都给他!高潮，升华，腾云驾雾，甚至死的快感!我真的像一个懂事的女人。
       他咬着我的耳根，诡秘地说：“原来，你是狐狸精变的。”
       他很满意，我知道他会满意的。
       浴室里有别的女人用过的沐浴露、香水，梳子上有别的女人留下的头发。头发弯曲，中长。我穿着别的女人穿过的拖鞋，踢踏踢踏在浴缸旁边走动。我把莲花蓬头打开，热水喷泻下来，彻头彻尾浇着我。水龙头的声音很大，热气蒸腾，玻璃全模糊了。
       我是带着一张存有十万块钱的银联卡回浙江的。回到县城，我没有立马去医院，而是先到银行，然后直奔了父亲家。我把那一沓钱一张一张数到茶几上。很薄，就那么一摞。数完了，我抬起头，对父亲说：“你要不要再数数?”
       小猴子拿起最上面的一张，对着电灯光照起来。眼睛瞪得很大。他看不出来什么结果，就跑去叫他的母亲看。女人的动作没有像她儿子那样夸张。她接过，用手指搓了搓，这才举起来，对着电灯。我拉住他，把整沓的钱都塞到他手里，说：“小彬，把钱都拿过去吧，让你妈好好照照!”
       “小彬!”他父亲的脸上沉不住了，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
       “爸爸你放心，没有一张是假的!爸，你把欠条拿过来吧，我撕了它，从今往后，我们就谁也不欠谁了!”
       女人把欠条找来，我接过的时候，看了她一眼，并且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
       我确实应该感谢眼前的这个女人，没有她的启发，也许我现在还躺在医院草皮上眼巴巴地发呆呢，是她教给了我一样本领。
       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痛快极了。
       期末到了，我让二姨来陪护妈妈，我要回北京参加期末考试。
       我回北京那天是何锐明去火车站接的，他要把我接到紫竹院去，我说我想回学校静下心来对付考试。他没有说别的，把我送到学校。临走我说：“等考完，我给你打电话。”
       考试结束的那天下午，何锐明开了他的帕萨特来学校接我。车子一直开到宿舍楼门口。他从车窗里递出一大捧紫红色的玫瑰，像以前那样。许多下楼来打水的女生站在一
       旁看热闹。我们一起去餐馆吃饭。他搂着我的肩，像亲密的情侣，在寒冬的城市里穿行。然后我们回他紫竹院的家，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做爱。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和他缠绵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麻木。
       他不让我走，我答应留下来，多呆一个礼拜，我搬到了他的公寓。
       第四天下午，他去公司了。我在客厅里看电视。门上锁孔突然响了，隔着门板传过来钥匙开门的声音。我不知道是谁，何锐明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按门铃的。
       我跑过去开门。没等我拉到扶手，门已经开了。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个子很高，穿一双黑色的皮靴。脚边是一只墨绿色的便携行李箱。我们对视着，我们都在猜测对方是谁。
       我终于认出了她。何锐明给我看过他以前几个女朋友的照片。她应该就是萧然，在南京做模特的，也是我之后何锐明正式的女朋友。
       萧然盯着我，问我是谁。
       我说；“我叫成敏。是何锐明让我来这儿的，你打电话给他吧。”
       她对我的镇定很意外，她拨电话给何锐明，嗓音里含了火药味，叫他马上回来。半个小时后，何锐明到了。他显然也没料到萧然会提前从南京回来，她跟他吵着，没几句就伏在沙发上哭开了。我早已把自己的东西理好，把包背上。我走到萧然面前，说：“对不起。”然后转身走出大门。
       转眼就过年了。
       小时候最盼望过年。过年了，就可以穿新衣服，可以放鞭炮，可以得了压岁钱阔绰地去商店买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玩意儿。家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子上门上都倒贴了大红的福字。
       但是现在我害怕除夕的到来，肇事者依然没有找到，两个多月了依然逍遥法外。如果当初撞了后母亲能及时送到医院，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麻烦。在除夕的前一天，妈妈终于能说话了。医生说过，只要妈妈恢复了说话的功能，就会有转机。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何锐明早上打电话给我说要来杭州看看我。他是中午从北京飞过来的，他让我在西湖边的翠微阁等他。
       说实话，何锐明适合做个情人。如果女人只是想找一个情人，那他是最理想不过的。他有钱，不吝啬，为他喜欢的女人。他舍得花钱，而且体贴，也懂一些浪漫的花样。只要这女人顺着他，他会把她疼在心坎里。但我也知道，在骨子里他对女人永远是俯视的姿态，还有强烈的操纵欲。他宠坏了好多女人，同时女人们也宠坏了他。
       餐厅里开着暖气，我脱下羽绒服，服务员马上跟过来，把衣服拿走了。
       “今天情人节啊，萧然呢?你怎么来杭州了?”
       “就因为情人节了，所以才来杭州。”
       “谁知道你心里想着多少人呢?”
       “你觉得呢?”
       “……”
       何锐明举起杯子来，黄酒在玻璃杯里晃着。黄酒不温不火，喝的时候不烈但后劲大，用文火烫一烫，香气很醇厚。浙江人祖祖辈辈习惯了喝这种酒。何锐明要了一壶上好的陈年花雕。
       酒温过后，灌在一把锡壶里。锡壶的嘴细长，呈“S”形弧度，倒酒时，酒注细如线。壶柄是一条龙身，上面刻镂了细致的鳞片，尾巴一直盘到壶底座。以前绍兴人都把酒装在锡壶里，倒酒时有一番斟酌。这种酒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但后来锡壶逐渐地被收破烂的收走了，平常人家里很难再见到。如今，锡壶改头换面俨然成了艺术品，堂而皇之重新回到餐桌上来。尽管意义已经变了，但总归给人一种怀旧的感觉。
       这翠微阁，本来就是个适于怀旧的地方。窗帘是原色竹篾子做的。从二楼窗口望出去，能看见断桥和白堤。冬天的西湖，有些萧瑟，天也灰蒙，水也灰蒙。有兴致游湖的人很少，多半是缩头缩脑匆匆走过的路人。坐在翠微阁里，不会感觉到外面的寒气。丝竹的音乐在暖气里袅绕，清雅，高尚。我杯子里也盛了些黄酒。何锐明说我应该喝一点，为他难得来一趟杭州。
       我举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玻璃之间点着的声音，轻轻的，柔和暧昧。这是一种默认。我是他的女朋友了，我回到了几个月前的位置。
       第二天，何锐明的老同学，一个叫柯庆国的人开了一辆普桑来接我们去龙山。
       在高速路上，他们在扯某个市政府里的一些八卦--教委的某某领导受贿啦，公安局突击检查，歌舞厅很尴尬地碰到某某身份人物啦，一个大肚子的女人跑去市委大院告状啦……从口气听得出来，柯庆国是很信任何锐明的，当哥们儿看。柯说市委组织部已经下了文件，他要升副处了。
       “老同学，你这一熬，可是多个年头了啊!”何锐明叹了口气。
       “是不容易啊!本来前年就可以提拔了，不想他妈的从宣传部插进来一个人!”
       “你也不能这样去比，要怪，也只能怪你不是市委书记的小舅子!”
       “我是市委书记的小舅子，他妈的还来给你开这辆破车!”
       “不过话说回来，这次你是正儿八经提上去的，人家看不扁你!”
       “咳，知道吗，每次到了这一关头，我他妈的就特紧张!昨天组织部批文下来，我的心啊，才终于停当了。上次陪你去了一趟南游，后来就天天提心吊胆的，没睡过一天安稳觉。老怕办公室门口哪天来个穿制服的!”
       “都过去几个月了……谁叫你当初飙车飙那么快!”
       “不是天快黑了，想早点送你回去吗?”
       “得得得……不过就现在公安局的破案水平啊，再查上一年半年也保准找不到你头上来!前没人后汉车的，谁晓得!”
       “那女的也是纯粹自己来找死，车开过去了，就傻逼地站在那不动!哪怕是只乌龟也要爬几下的，我哪能知道她就不让路。”
       “人都被你撞了，还怨人家!以后开车别这么猛了。”
       “你们是在哪里把人给撞了?”我听着，突然警觉起来。
       有种恐怖钳住了我。一个预感--我不敢去想、不敢去接受--慢慢浮现上来。两次车祸可能有惊人的联系!
       我无法遏制自己的怀疑。
       母亲被撞是十二月二日。也正是龙山文化节开幕第二天。柯庆国开车带何锐明去了南游，他们一定要经过韦家镇的，那是从鲁湾镇出来的必经之路，而我母亲，正是在鲁韦公路上的一个三岔口被撞的!
       “那天看完一个老同学回来路上。”柯庆国随口答道。
       灯笼!车子前头挂着的那个红灯笼，突然醒目地出现在我眼前，绒线扎的，镶了一圈金黄的环。
       我曾问过母亲，出事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情景，是一辆什么样的车子?母亲喉咙咕噜着，使劲想把话表达清楚。“灯笼，灯笼……”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母亲当时说的，应该就是“灯笼”两字!
       我一下子明白了。母亲在被撞之前，是清清楚楚看到了车子挡风玻璃后的红灯笼!
       我的脸煞白了，也许天底下真有如此巧的事，这怎么可能?我要疯掉了，我控制不住地想扑到姓柯的身上去。还有何锐明，天啊，何锐明从北京到龙山，哪儿不能去，偏偏到了南游!难道跑这一趟就是为了撞我妈?
       “你怎么了广何锐明转过头来，摸了摸我的额头。可能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意识到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我肚子痛。”我的肚子确实有一阵钻心的刺痛，我脸上的肌肉在可怕地抽搐。
       现在汽车正在高速路上，我听不到风的声音，我听不到车轮飞驰的声音，听不到窗子外面别的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听不到他们讲话的声音。何锐明把我揽在他的怀里，我贴着他的胸膛，也听不到他心跳的声音。
       这个世界在飘我而去。
       我从何锐明的怀里出来，我俯到柯庆国的靠背后，说：“柯大哥，你开快点!”
       我在汽车加速后，仍然对他说：“柯大哥，开快点啊!”
       我大声喊：“柯大哥，我求你了，再开快点!”
       九十公里。一百公里。一百一十公里。一百四十公里。一百五十公里!我盯着时速器，圆盘里那根小红针在不断地往下压。它突然不动了，它也快要绷断了。车子似乎要飞起来了。
       何锐明突然说：“庆国，别开这么快!别飙车，要出事……”
       何锐明的话没完，我就突然扑上去，我刚才还软绵绵搭在靠背上的手臂，一下就变成了钳子；我掐住他的脖子。柯庆国毫无防备地叫了一声，他捏着方向盘的手松开了，抡起手来抓我的时候，肘碰到了方向盘。我死死地掐住他，用尽了一生的愤怒、一生的怨恨、一生的屈辱!
       何锐明像突然醒悟过来。
       “你疯啦，放手呀你!”他扑上来掰我，拽我，打我。
       但晚了，一切都晚了，我看见车子打了一个漂亮的弯，扭曲、强硬。挡风玻璃后面的红灯笼晃了最后一个圈，那么鲜亮的一个圈。
       桑塔纳奔向了高速路外的一条大沟，带着车上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