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荀悦史论的思想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而“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荀悦；《汉纪》；《申鉴》 中图分类号：1323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8)03－0124－05 收稿日期：2007－06－10 作者简介：杜永梅(1977－)，女，内蒙古包头市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研究人员。
荀悦(148－209)，字仲豫，生活于东汉皇朝统治末期，著有编年体皇朝史《汉纪》和政论著作《申鉴》。这两部书的传世，使后人得以窥见荀悦的思想。《汉纪》一书，是依据《
汉书》改撰而成，于融会贯通之中成就一家之言，后人称此种改撰“可以成创作”。《汉纪》全书有38首史论——“荀悦日”，大多因事发论，是荀悦思想最为直接的反映。
从学术史来看，有关《汉纪》史论思想的研究，现已有不少成果面世，颇多见地。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探讨荀悦史论思想中的几个新问题，即荀悦区分“六主”、“六臣”的历史判断，“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的政治观念，“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社会理想等三个方面，并结合《申鉴》一书的相关论述，试对荀悦史论的思想成就作新的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师友。
一、区分“六主”、“六臣”的历史判断
荀悦有关“六主”、“六臣”的论述，是他对不同品类的君臣，按照一定的标准加以划分的结果。
西汉昭帝嗣后无子，霍光等遂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但刘贺即位之后，“以行淫乱”。霍光等遂请皇太后下诏废去刘贺。针对这一历史事件，荀悦发表了关于“六主”、“六臣”的论述：
故日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体正性仁，心明志固，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纵情：是谓治主。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哀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遂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制；遂非文过，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夫王主为人而后己利焉，治主从义而后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后私立焉。……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侫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是谓王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是谓良臣。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是谓直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是谓具臣。便辟荀容，顺意从谀，是谓嬖臣。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唯利是务，是谓佞臣。荀悦的这段论述，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关于君臣品类的划分：“六主”、“六臣”。荀悦对于君臣品类的划分，有其内在的标准，即能否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以此标准划分的不同品类的君主，对政事的影响也各异。因为“王主”能够“为人”，所以可以“致兴平”；“治主”能够“从义”，所以“能行其政”；存主“先公而后私立”，则“能保其国”。而哀主“公私并行”，危主“私多于公”、亡主更是完全将个人私欲凌驾于所有政事之上。这三类君主恰恰因为处理政事无法做到“为人、从义、先公后私”，而与王主、治主、存主的结局大不一样，“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有难则殆；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业，蹈哀主之迹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王主、治主、存主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三种类型，哀主、危主、亡主是另一个层次的三种类型。前者可以使社稷存而不亡，后者则使社稷由“殆而危”以致走向灭亡。
“为人、从义、先公后私”是很高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在这些标准之下，荀悦把西汉皇朝各代皇帝的评价都包括在他的视野之内。在他看来，且不论西汉中后期的元、成、哀、平4帝，即使是高祖、文帝、武帝、宣帝这4代可以称得上贤明的皇帝，恐怕也都难人“王主”行列。其中只有汉文帝因为“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大概可称“治主”，汉宣帝则因勤于政事，可称“存主”，而汉武帝虽雄才大略，但因“奢侈无限”，恐怕就要列入“危主”行列了。
荀悦对臣的品类划分，也有其内在标准，即臣以何“道”事君，这里的“道”更着意于整个统治秩序的稳定。荀悦认为，不同的臣在君主面前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王臣以“道”事君；良臣以“忠”事君；直臣犯颜直谏，不避死罪；具臣则属明哲保身之流；嬖臣以“谀”事君；佞臣以“利”事君。如同荀悦在《汉纪》中对西汉各代皇帝有所评论一样，《汉纪》中同样有荀悦对西汉各代大臣的品评。周勃、陈平、王陵都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建功出力，但在吕后大封诸吕之始，王陵谨遵刘邦“非刘氏不王”的盟誓，而周、陈2人则皆日“无所不可，荀悦对3人的评价亦稍有差异，“及(吕后)福祚诸吕，大过渐至，纵横杀戮，鸩毒生于豪强。赖朱虚、周、陈惟社稷之重，顾山河之誓，歼讨篡逆，匡救汉祚，岂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洁心过于丹青矣!”荀悦分别从事功和道德的角度对3人进行了评价。周、陈2人虽有纵容吕后之嫌，但终能“匡救汉祚”，仍不失为“良臣”之属。王陵则因直言敢谏可入“直臣”行列。
其次，关于君臣品类不同产生原因的探讨：“二难”、“二罪”。君臣品类作出划分后，还具体分析了各类君臣之所以出现差别的原因：“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难之间。在上而国家不治，难也。治国家则必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难也。有难之难，暗主取之。无难之难，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间。在职而不尽忠直之道，罪也。尽忠直之道焉，则必矫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元罪之罪，忠臣置之。”荀悦对君主“二难”的分析，从人之常情与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出发，客观反映了现实中的君臣想要成为明主贤臣所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具有一定的辨证色彩。他在分析王主、治主、存主少而哀主、危主、亡主多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君主拥有至高的权力，个人的行径往往不受约束，“然迹观前后，中人左右多不免于乱亡。何则?况于宴安，诱于谄导，放于情欲，不思之咎也。仁远乎哉?存之则至”。“存之则至”，这就表明，六主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君主自身的行为选择，但这种行为选择却又因为君主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变得不易。他举出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为例，“若高祖听戍卒，不怀居迁，万乘不俟终日；孝文帝不爱千里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
持珠玉”。君主想要成为理想中的明君，就必须“勤身、苦思、矫情以从道”，否则难成大业。
在荀悦看来，君的“二难”与臣的“二罪”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臣子，同样面对着两难的选择。欲“尽忠直之道”，则必然“矫上拂下”，这中间的不同选择便成为忠直、贤愚的分水岭。能否跨越这道分水岭，不仅受臣下个人品行、才能所限，更受君主能否广开言路所限。纵使臣子有“逆龙鳞”的勇气，君主充耳不闻，或者听而不用，也是枉然。《汉书·郑崇传》载郑崇“狂瞽”，屡进直言而得罪汉哀帝，“数以职事见责，发疾颈痈，欲乞骸骨，不敢”。荀悦在《汉纪》中对此事的记载，在“欲乞骸骨”之前，加了“欲言事，畏见罪”6字，用史实为臣的“二难”加了注脚。还借此发了一通长达400多字的“臣难言”的大议论，从进谏方式、时机的选择，谏言正确与否等方面深刻揭露了进谏之难。由于君主的猜忌、独断和官场的互相倾轧，直臣欲行忠直之道而不可得。
再则，品评君臣的社会意义：有助于认识“存亡成败之机”。对于君臣品类的划分，是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相冲突的产物。这种划分，本身即有“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之功，对于具体君臣来说，则蕴含着批评和约束，面对理想君臣，现实中君臣个人-的非理性因素或恶迹有可能受到此种道德标准的抑制。这种对于君臣类别的品评，从先秦时即已开始。在这些品类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为详细。而荀悦对于君臣的品评，与先秦思想家对于君臣品类的划分相比，更着意于不同品类的君臣对政事的不同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与国之兴亡密切相关的，他认为，“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荀悦把“存亡成败”完全归结为“六主”、“六臣”，显然是片面的。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君臣，尤其是君主，他们的个人行径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从“王主”能“致兴平”到“亡主必亡而已”，荀悦的这种细致、深刻的品评、认识，植根于他对于西汉一朝，以至西汉之前历史经验的宏观认识和深刻总结。作为一个史学家，只有对历史有深入思考，才能提出这样的区别，这是荀悦史论思想的一大特点。
二、“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的政治观念
荀悦对君臣品类的划分，同他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紧密相关，这是他史论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他看来，理想的君、臣、民的关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三者统一体，“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荀悦的这一认识是从以下几个层次予以表述的：
第一，君臣互为依存，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上下有交”。荀悦以自设问答的方式，首先指出君臣是一对互为依存的统一体，“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在君臣这对互为依存的关系中，君的作用是居于主导的。在进谏与纳谏过程中，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得最为明显，“‘进谏受谏，孰难?”“‘曰：‘后之。进谏难也。以受之难故也，若受谏不难，则进谏斯易矣”’。进谏之难，是由于纳谏之难造成的。
荀悦所认为的理想君臣关系是上下有交，即君臣交流能够毫无阻滞地进行。“上有师傅，下有诤臣。大有讲业，小则咨询，不拒直辞，不耻下问，公私不愆，外内不二，是谓有交。”为了达到君臣“上下有交”的理想境界，对于君主而言就是要任贤去佞。在任贤的过程中，有十种情况必须克服，“一日不知，二曰不进，三日不任，四日不终，五日以小怨弃大德，六日以小过黜大功，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奸讦伤忠正，九日以邪说乱正度，十日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这10种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发现人才——任用人才——善待，贤臣关乎国运，如果不能在用人过程中依次达到这三个层次的要求，是不可能选拔到真正的人才的，“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对于臣下而言，须去“三罪”行“三术”，“人臣有三罪，一日导非，二日阿失，三日尸宠。以非引上谓之导，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尸。导臣诛，阿臣刑，尸臣绌。进忠有三术，一日防，二日救，三日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明君与贤臣互为因果，有明君而无贤臣，明君难为治；有贤臣而无明君，贤臣不得举。
对于理想的君臣关系，荀悦在《汉纪》一书中是以汉武帝和汉宣帝时代为典型的。“汉之得人，于斯为盛”，文治武功可谓欣欣然。但在荀悦“六主”、“六臣”的严格标准下，对于西汉君主，即使是贤明如文帝，也同样因贤臣不能尽用而引发荀悦任贤之难的感叹：“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文帝时尚且如此，更遑论身处乱君之世了。
第二，“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从道不从君”。“道”在中国古代有着极其宽泛的内涵，荀悦在这里所谓的“道”，理解为治国安邦的原则更为合适。“从道不从君”的思想，古已有之。有人向孟子讨教“伊尹放太甲”事，孟子说：“有伊尹之志，则可。”在孟子看来，惩戒无道之君可以暂行放逐。荀子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而悦荀对于为臣之道的探讨，也正是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他认为当“道”与“君”发生冲突的时候，正确的选择也应该是“从道不从君”，以道义制约君权。这从他的多处论述中都可以看出：首先，他所认定的第一等级的“王臣”是“以道事君”，“忠顺”之臣只属于第二等级的“良臣”；其次，在昌邑王刘贺被废这件事上，荀悦的态度是“昌邑之废，岂不哀哉!《
书》日‘殷王纣自绝于天’，《
易》曰‘斯其所取灾’，言自取之也”。很明显，他认为刘贺被废，纯属咎由自取；再次，他在论述忠臣与谀臣区别时的一段论述也值得注意，“逆道从君所谓顺，而失义者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所以为上也，谀所以自为也。忠臣安于心，谀臣安于身”，这是明确申言：“忠”、“谀”之别，就在于“从道”还是“从君”。但荀悦对于臣下以道义制约君权，最终目的并不是要防范君主专制或是削弱君权，恰恰相反，而是为了防范因君主个人的意志、行为过于偏颇而导致君权覆灭。
第三，君为元首，民为手足，君民关系的处理与社稷存亡紧密相关。荀悦对于君、民关系的认识，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刘泽华先生指出，孟子的“民为贵”思想，理解为民对于社稷的重要性更为合适，荀悦对孟子思想的继承性也正是体现在这里。“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无疑是要申明民与社稷存亡密切相关。在《申鉴·杂言上》中，荀悦自设问答，指出“爱民如子”和“爱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才是真正的爱民之君，“下有忧民则
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具服。”他以古圣贤王为例，商汤、齐景公亲自为民祈雨，邾文公明知迁都利于民不利于君，仍然决定迁都。圣王与凡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民的态度，是否将个人私欲凌驾于百姓利益之上，“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乐，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忧”，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对统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申天下之乐，故乐亦报之，屈天下之忧，故忧亦及之”。
荀悦“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的政治观念，是就处理君、臣、民三者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和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从君主专制制度认识层面上看，同先秦思想比较，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荀悦“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的政治观念，将君、臣、民都纳入国家观念中，他所谓“天下国家”，是以君主为主导的君、臣、民三者的统一体，适当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统一体得以维系的纽带。如此看来，所谓“一体”，还是以君主为核心的“一体”，是君主专制的比较委婉的表述，这同孟子所讲的“民为贵”还是有距离的。
三、“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社会理想
不论是荀悦对“六主”、“六臣”的划分，还是对论君、臣、民之间关系的认识，最终都反映在他的“求真”、“求实”的社会理想之中：“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一物不称，则荣辱赏罚，从而绳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荀悦的这一段论述，针对东汉末年的种种社会积弊，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即“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有着鲜明的时代感。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权盛，把持了征辟、察举之权，任人惟亲，选举任官更是名实相背。当时的谣谚对这一积弊有突出反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荀悦“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首先强调的也正是选举任官必先行考课的重要性，从理想政治环境的角度提出了要求。
这种时代感还体现在荀悦对于东汉末社会风气“务求虚名”的深刻认识上，“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东汉一代，崇尚名节，其后果应该从两方面考虑，积极的一面是它所产生的道德遏制力量，延缓了东汉皇朝的寿命，正如清人赵翼所论：“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柱倾危。昔人以气节之盛，为世运之衰，而不知并气节而无之，其衰乃更甚也。”赵翼在指出“尚名节”之风的积极作用时，也论述了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驯至东汉，其风日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荀难，遂成风俗”。物极而反，崇尚名节走到极端，必然会使选举任官、人物评价名实相背，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务求虚名”，最终整个社会弥漫虚伪之风。
如何规避东汉末年的种种社会积弊，荀悦首先强调了君主在规避社会积弊过程中所具有的垂范作用，只有“众正积于上”，才可能“万事实于下”。这与荀悦在论述“六主”时的观点是一致的。奸佞之臣固然可恨，但正是由于皇帝本人的贪欲，“伪生于多巧，邪生于多欲”，才造成汉末群小并进局面。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人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皇帝本人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宦官把持选举也是势所必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在荀悦看来，如何实现“众正积于上”，就君主而言，首先就是分辨忠佞。《汉纪》一书对佞臣惑主多有揭露。汉元帝时，由于石显弄权，致使前将军萧望之自杀，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刘向废锢，太中大夫张猛自杀、魏郡太守京房、待诏贾捐之遭弃市……。石显弄权，极尽巧言令色之能事，荀悦就此提出分辨忠佞之法：“察观其言行，未必合于道[而悦于已]者，必(此)[佞]人也；[察观其言行，未必悦于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即要察其言。观其行，务求有补于政事。如果皇帝本人陶醉于谄媚之辞，听不进直言进谏，必然导致“谀夫内宠嬖近阿保御竖”之徒作乱，上行下效，祸乱的不仅仅是朝政，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
其次，荀悦还指出了凡事必当“核其真”是实现这一理想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由之路。他的“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其中所涉及的八个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赏，也包括了人物评价，最终归结于良好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形成。在荀悦看来，凡事必当“核其真”，是扭转东汉末虚伪不实的社会风气的必由之路，也是教化民众的首要措施。从功罪赏罚出发，进而到人物道德品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务求名实相符。
荀悦还指出了与“真”相对的“伪”的各种表现：“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对于虚、伪、诬、罔之言、行、物、事，摈弃不纳，使社会风气趋于“平直真实”。核真辨伪则民志定，去利好义则“淫流之民定”，“一圣人之至道”则“道德定”，正人事则“性命之理得”，以仁惠礼法养民则“风俗定而大化成”。
可见，荀悦所强调的“核其真”，是良好社会环境形成的第一步，也是“化民”的首要措施。荀悦在《申鉴》论述“致治之术”首先要摒除的四患：“一日伪，二日私，三日放，四日奢。”“伪”位居四患之首，“伪乱俗”，会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趋于虚伪浮华，“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这里说的“保其性”与上文所论核真辨伪以定民志，都强调了核真辨伪是“万事实于下”局面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荀悦史论的思想成就是多方面的。后人多有称许，唐太宗对其评价尤高，称其“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这是政治家对史家史论的评论总结，无疑更着意于史论在政治统治中的意义。当然，荀悦史论中区分“六主”、“六臣”的历史判断，“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的政治观念，“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社会理想，无不是对统治方略和君臣关系的深刻认识。但史家史论，因其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而具有更强的借鉴意义，正如荀悦在对《汉纪》著述宗旨的总结中所言：“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这是再次强调了西汉历史可以作为借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