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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毛泽东的一边倒国际战略，论者多给予肯定，而对其消极影响似还未曾涉及。“一边倒”国际战略最主要的消极面是导致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放弃和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与实践，形成了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面。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提出过渡时期理论的主要原因是迫于苏联的压力，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关键词：毛泽东；国际战略；过渡时期理论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8)03－0090－06
       收稿日期：2008－01－15
       作者简介：张华腾(1955－)，男，河南滑县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对建国初期国家的安全、国家的经济建设所起的积极作用，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当事人也好，还是当今的历史学家、政治家也好，大都给予肯定。尽管毛泽东在斯大林逝世后开始对1950年的中苏会谈和签订的协定表示不满，但在总体上还是应给予肯定的。1956年，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这说明，虽然中央一直在肯定，但还有人持不同意见。
       “一边倒”国际战略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战略，除了继续给予肯定外，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其消极作用如何?“一边倒”国际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下维护了中国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保证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但我们认为它的消极的一面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一边倒国际战略导致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提出过渡时期理论，以过渡时期理论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由此导致中国经济20多年的停滞发展的教训，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对“一边倒”国际战略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关系的探讨还很不够。
       “一边倒”国际战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造成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几乎与世隔绝的闭关和半闭关状态。在“一边倒”国际战略指导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至70年代初期这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国家几乎处于闭关和半闭关的状态，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少了解，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臭老九和所谓的走资派等，统统是打倒的对象。而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则冠以“白专道路”，或者斥之为“只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那个时代确是事实。而这一时期，正是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渡过了“二战”后的困难和危机，迅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与西方密切联系的日本也渡过了战后危机，很快发展为经济大国，崛起于东方；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令世界瞩目。而我们却无视世界的发展，关起门来无穷无尽地搞斗争，使国家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形成了与世界发展的巨大反差。这些，我们认为与当年的“一边倒”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造成了隔绝，导致了封闭，加剧了贫穷和落后，致使我国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第二，导致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放弃和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在理性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新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其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用10到15年或20年的时间发展新民主主义，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准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然后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建国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一致的意见，这种意见先是纳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主题报告之中，继而写入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3年，毛泽东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52年9月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次年8月确立，随后为全党所接受，1954年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实验仅仅3年时间便夭折了。
       毛泽东在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理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过渡时期理论虽然目标都是社会主义，但其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不同点有四：
       第一，社会发展战略的不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然后再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是合二为一的“一步走”发展战略。
       第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认识的不同。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后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是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一个特殊社会发展阶段；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则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
       第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间、起点的不同。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十几年或20年的建设，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用10－15年或更长的时间完成过渡。
       第四，对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认识的不同。新民主主义理论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在一定的时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
       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产生于抗战胜利前夕，那么在战胜国民党之后，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仍然是这种思想，“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须的”。就是在1952年，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还没有改变。周恩来总理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而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前相比，竟然有天壤之别。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必须对其进行改造，“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革命实践经验与教训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一步步取得了胜利，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年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也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国情的，它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传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过渡时期理论的提出与实践，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完成了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地平稳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个奇迹。但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对我们的国家、民族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发展。过渡时期理论的核心是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体两翼战略(工业化是体，三大改造是两翼)。结果由于急于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大改造，而没有使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协调同步进行，三大改造以奇迹般的速度超前完成，而工业化的实现却遥遥无期。由于单纯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过早地消灭了私有制经济，使我国的经济体制长时期处于僵化的状态，缺乏生机和活力，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渡时期理论是建国后一切“左”倾产生和发展的渊源，它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极其痛苦的创伤。
       那么我们要问，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为什么要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提出过渡时期理论呢?许多研究者侧重于国内原因的讨论，认为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我认为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更多的是受国际的影响，特别是苏联的影响，源于“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关于国内原因，文章论述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实行“一边倒”战略，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国家的重建，为了得到苏联对我们的大量的经济援助，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我们只有这样做而别无选择，而且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得到了苏联大量的援助。但“一边倒”也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我们为此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必然导致国内发展道路与苏联的完全一致，导致我们必须向苏联学习，以苏联模式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三十余年，有着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中共就是抱着谦虚的态度真诚向苏联学习的。不仅中共如此，其他各国共产党也同样，希望得到斯大林和苏共的指导和帮助。斯大林和苏共对各国共产党也曾经给予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帮助。但这些帮助后来又成为绝对服从的条件，莫斯科要把他们一一控制在自己手中。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帮助东欧各国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战后，各国共产党相继掌握了政权，大多数执政的共产党认为要按照各个国家的不同国情走各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各国在政治体制上保留了议会制度，成立多党联合政府。经济上则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战后初期，苏联从维护大国合作体系出发没有对各国过多的干涉，但不允许东欧国家各行其事。为了与西方对抗，苏联试图把东欧建设为保卫苏联的一道屏障。为了能将东欧各国牢牢控制在手，1947年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马林科夫在成立大会的发言中强调，“联共(布)和兄弟党之间的现有联系不能认为是充分的或令人满意的。这些联系带有非正规的性质，不能使我们和其他共产党及时相互得到广泛的、及时的和准确的信息，不能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制定共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必须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经常接触的问题，以便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虽说是相互协调，实际上情报局是在苏联控制之下干涉东欧各国内政外交的一个机关。在各国的发展道路上，它迫使各国接受苏联模式。苏联代表团强调：不管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迄今走的是什么道路，它们的社会都应该“类似或者尽最大可能接近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以从1948年开始，东欧各国都不得不放弃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而完全采取了苏联模式。凡是不遵从而强调本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国家，都受到打击。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在东欧各国别具特色，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使苏共非常恼火，莫斯科发动东欧各国共产党对南共进行围攻和打击，斥责铁托和南共为“变节者”、“社会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并将南斯拉夫开除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克由于曾坚持自己党的路线，后被指控为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而被罢免。
       保加利亚工人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是东欧各国坚持根据本国国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典型代表人物，不主张照搬苏联模式。他在1946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具体阐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他说：“对各国人民来说，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及通过什么途径，这些问题都是具体
       的。对我们来说，道路已经指明——我们伟大的中心任务，即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任务解决得越好，我国人民、一切正直的爱国者就会越稳妥越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解放之路……这一过渡，将通过人民民主和真正的议会体制来实现”。1948年2月，季米特洛夫在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被提上议事日程，不实行社会主义就无法前进的时代。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同的，因各个国家的历史、民族等方面的特点而异，但走向社会主义却是不可避免的”。季米特洛夫的思想与苏联的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相违背，因此被指控为有民族主义情绪、和平过渡的思想以及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1948年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后不久，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专文统一各国的思想：“不应当承认以下断言是正确的：每个国家以自己的、完全独具特色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么说就意味着否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际意义”。在受到莫斯科的指责后季米特洛夫不得不听命，放弃了自己的通过人民民主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确立了和苏联一样的体制。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除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外，东欧各国相继完成了向苏联模式的过渡。
       对东欧各国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他意识到东欧各国的昨天，实际就是中国的今天。尤其是中国革命和南斯拉夫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而且斯大林一直就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所以既然实行“一边倒”，毛泽东对斯大林就必须毕恭毕敬，多次表示要到苏联向斯大林请教。通过建国前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秘密访苏，毛泽东将中共建国方案、内外政策向斯大林、苏共请示，求得支持。鉴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的不懈努力，斯大林对即将诞生的中共新政权和中共内外政策没有进行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想建立的。但是，斯大林在中共新政权建立过程中没有对中共进行干涉，并不等于斯大林对中国不想干涉。跟随刘少奇访苏的翻译师哲回忆说：“斯大林在另一次会议上谈到组建联合政府的问题，并指出担心的一点。他说，中共吸收其他党参加政府，有可能导致国家机密难以保证，甚至会出卖给敌人，因此，斯大林劝说中国同志在普选中赢得多数，然后组织一党政府。他建议1954年举行选举，并通过新宪法，以代替即将实行的《共同纲领》。”后来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建议我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斯大林的建议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即要毛泽东改变按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体制和制度，按照苏联模式，确立无产阶级专政，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很重视斯大林的建议。到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作为中共掌舵人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热潮中，开始考虑否定新民主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即像东欧各国一样，放弃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而转向苏联模式，从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并立即实践。非常有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召开，宪法于是年制定，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建议的结果。过渡时期总路线自然也写入宪法。
       根据过渡时期理论，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实践。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方法也几乎与苏联相同。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上，完全参照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开始于1924年，1936年宣布资本主义被完全消灭，总共用了13年时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1921进行到1937年，17年时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所以毛泽东就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中国的过渡。毛泽东说：“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比苏联要快得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到1967年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可是运动发展之快，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谁也没有料到的。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全部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农业的改造与工商业同步进行，到1956年下半年，全国有90％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完成，仅仅用了4年时间，大大超过了苏联的速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发展这么快，与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有直接关系。毛泽东批评一些人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过渡时期理论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固有的，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也毫无关系。过渡时期理论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针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的理论，为斯大林继承和发展。其核心内容和本质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迅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就形成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各国，不管其国情和历史发展状况，强行推行这一模式，对坚持在本民族特殊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政党，采取残酷打击和孤立的政策。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鉴和“一边倒”的国际战略，使毛泽东屈服于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压力，建国后迅速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实行了与苏联、东欧各国一致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
       “一边倒”国际战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都应该为我们所认知。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变异，导致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过早放弃，导致过渡时期理论的产生和实践，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直接移植。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对这个危害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