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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郑重推出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位诗人的九首新诗，这是新诗草创时期的首批成果，其中便有这首《月夜》。如果我们把这九首诗细味品味一下，那么最富有现代色彩的当推《月夜》了。
       《月夜》的现代色彩表现为它一反浪漫派的直抒胸臆和写实派对外部世界的临摹，把诗人的主观情思投射到客观对应物上，借助意象说话：在月光朗照、西风劲吹中，一个人和一株极高的树并排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根据这一画面把《月夜》视为写景诗，固无不可，但这仅仅涉及了它的表层意象。还暗示了更多的东西。头两行，“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还暗示了诗人所处的那种严酷、压抑人的个性的时代环境。到第三行，“一株顶高的树”作为“霜月”、“明月”的对立面出现了，它屹立在大地上，一任风吹、光照，其姿态是挺拔的，其精神是雄伟的。然而这株“顶高的树”依然是宾，那“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的“我”才是主。“顶高的树”是对“我”的一种陪衬。写树之高，正是为了映衬与它并排站着的人的特行卓立。
       值得深究一下的尤其是那个“我”字。首先，它可以视为抒情主体，即诗人自我。其次，由于它与霜风、月光、高树等一起构成了一种意境，因此它又成为审美对象。如果我们把作为抒情主体的“我”视为第一自我，那么作为审美对象的“我”便成了第二自我。第二自我来源于第一自我，但又独立于第一自我。第一自我又可以审视与观察第二自我。正是在第一自我向第二自我转化的过程中，诗中之“我”超越了对抒情主体的单一指代，使我们可能把它视为一个符号——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的代称。到此为止，我们不难发现，《月夜》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却渗透着诗人对于“人”的思考。那与“顶高的树”并排而立的“我”，正是有独立的人格、大写的“人”的写照。“顶高的树”，既可以视作强大的自然力的象征，又可视作社会上英雄或“大人物”的化身。然而，自然的力量再强大，“我”也不会向你低头；英雄可以让我饮敬，“大人物”的地位可以远在“我”之上，但在人格上，“我”与他们是完全平等的。《月夜》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中国诗坛，这决非偶然。“五四”时代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那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呼唤社会变革的同时，呼唤个性的解放，呼唤人格的独立，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压抑。《月夜》虽仅仅四行，却呼应着“五四”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从而使它成为具有现代意识与现代艺术特色的新诗的开山之作。
       有趣的是，通过写“树”来表现“人”的主题的诗作，在我国后来的新诗中绵延不绝。由抗战时期艾青的观察：“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树》)，到“文革”中曾卓的感叹：“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跃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悬岩边的树》)，再到新时期舒婷的讴歌：“在被砍伐过的林地上，/两株白柯/把斧声的记忆从肩上抖落；/在莽草和断桩之间，/两株白柯/改写最后乐章为明丽的前奏”(《白柯》)。以这类手法写“人”的作品正是滥觞于《月夜》。
       
       　〔责任编辑商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