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的话语形式是政论白话文。本文在中国20世纪白话文的生长背景中论述了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生长过程，认为其特点是：四言结构的整饬、密集化，情感消退的同时是理性教导的增长，使得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常常气势滔滔，形成不可抗拒的言说力量。
关键词 毛泽东；政论白话文；话语形式
描述毛泽东话语形式的政论白话文，很容易使人想起文体和风格的概念。在下文的论述中，政论白话文在话语形式的意义上使用，它边缘的某些弧线段肯定会与文体和风格重叠、交叉，但并不妨碍政论白话文在话语形式上的意义。本文对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描述，是在文言向白话的转型机制中，现代白话文得以形成的过程中来描述的。
一
今人评价毛泽东文章的共识是：规范／典范的白话文。何谓白话文?这似乎是简单的提问，但是简单的提问并不意味着能简单地回答。新文学运动胜利的标志是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了官方的认同。白话取代文言首先是从诗歌领域开始的，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胡适之与梅光迪、任叔永等人讨论白话能不能人诗，于是就有了胡适的《尝试集》。1918年4月14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开辟“随感录”专栏，发有陈独秀、陶履恭、刘半农等三人用白话写的七则文章，接下来的一期载有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年年底，傅斯年写了《怎样做白话文?》。在此之前，关于怎样做白话文已经有人论及，如钱玄同的《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和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前者着重于从整体上如何改良应用文，拟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后者着重于如何教授应用文，更带有实践和普及的苦心。两文都以“应用文”冠之，都要求用白话写作应用文，实际上，应用文有一个显在的对立面：文学文，而文学文用白话来写作已有胡适之、陈独秀等人的“狮子吼”。白话取代文言是新文学的主题，“应用文”和“文学文”的区分，还不能算切合了这个主题；当傅斯年明确提出“怎样做白话文”的问题时，他不仅把“白话文”视为对立物“文言文”的发展，并且昭示着白话文作为新的书写方式和言说方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傅斯年首先给白话文下了边界：无韵文里的杂体为限，指英文的Essay一流，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散文”，包括四类：解说(Exposition)，辩议(Argumemation)，记叙(Narration)，形状(Description)。其次详细阐释了做白话文的凭藉物：一是“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别人的说话”，二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il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并且认为后者是更加高等的凭藉物，由此而造成的理想白话文是“欧化的白话文”。傅斯年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基于对“中国文”和“西洋文”的透视，“中国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积惟求铺张，深度却非常浅薄”，“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这里的“词法”显然是“文法”之意，傅斯年看到的是西洋语句的多层的从句结构，这是汉语语句缺乏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最终的胜利标志是1920年教育部命令将国文改为语体文，白话文的书写与习得进入教育体制，这不仅意味着书写方式由文言书写向白话书写的转换，而且也表明新的书写方式的转换在传承上有一种保证。五四白话文书写在语言层面，绝对的拒斥文言，绝对的欢迎欧化；在文化层面，五四白话文同时是对西方(包括日本)人本主义文化的吸收(最典型的口号：首先有《新青年》上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继而有文学上的思想革命，有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在话语层面上，则产生了一种开放的启蒙话语；在价值层面上，五四白话文的书写几乎成为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五四尽管产生了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白话文大家，但实际上白话文书写在整体上还刚刚起步。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白话文书写出现了逆转，从瞿秋白对五四白话文的批判到大众语文学讨论，加上汪懋祖等人提倡的复古读经，实际上对五四白话文进行了一次左右砍削。同时随着文艺大众化的提倡，现代白话文被要求远离欧化，走向通俗。在30年代，对白话批判最猛烈的是瞿秋白。瞿秋白在30年代忽然转向文艺批评，中心在建构一种“普洛大众文艺”。他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说：“中国人的文艺生活显然划分着两个等级，中间隔着一堵万里长城，无论如何都不相混杂的。第一个等级是五四式的白话文学和诗古文词——学士大夫和欧化青年的文艺生活。第二个等级是章回体的白话文学——市侩小百姓的文艺生活。”普洛文艺没有位置，建构普洛文艺的首要问题是“用什么话写”的问题。他认为不能用“周朝话”——文言写，不能用“五四”式的白话写，也不能章回体的白话写，“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说出来可以听得的话来写”。后来，他把当时的文字概括为四种：古文文言，梁启超式的文言，“五四”式的所谓白话，旧小说式的白话。他批判最烈的是“五四”式的白话，他称之为“白话的新文言”，“五四式的新文言”，它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并把这种五四式的新文言，称为“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实际上，在瞿秋白对“五四”式白话的批判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文言——“五四”式的白话——现代中国普通话的纯语言问题，而且还与文本的写作方式紧密相关。但瞿秋白的批判在写作方式上并没有取得突破，因为他用以反抗“五四”式白话的文本用的仍然是“五四”式白话。也许真正对“五四”式的白话文写作形成一定冲击的是两种写作：一是从30年代中期的大众语文学运动到40年代前后的“民族形式”论争中提出的方言写作，一是林语堂创办《宇宙风》《人间世》时提倡的“语录体”写作。但即使这样，在40年代前后，仍有一批人并不排斥欧化，基本沿袭的是“五四”式的白话一脉。这些人中，除了将要在第四章论述的胡风外，还有一批不是作家的学者。如郭绍虞写道：“欧化所给予新文艺的帮助有二：一是写文的方式，又一是造句的方式。写文的方式利用来标点符号，利用了分段写法，这是一个崭新的姿态，所以成为创格。造句的方式，变了向来的语法，这也是一种新姿态，所以也足以为创格的帮助。”“写文”与“造句”对新文艺而言，首先是一种写作范式的更迭。
从上面简要的梳理中可以看出，白话文的写作方式是在艰难曲折中成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意在显示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文言写作方式向白话文写作方式的转换，具体到毛泽东来说，就是政论白话文的成熟过程。
二
1912年毛泽东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完全是文言书写。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
等文还是用文言写作的，到他创办《湘江评论》时，他的政论写作开始由文言转向白话，如1919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是他初期政论白话文写作的代表作，文言味很浓，有生硬之处，不是指在文章的体式上，而是指在白话的运用上。与当时周氏兄弟，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的白话文相比，这一特点还是很明显的。从2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写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标志着白话文书的写作开始走向成熟，但不能说是最成熟的。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最后成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就是从1936年至1942年，这是毛泽东白话文书写的成熟期，也是他的政论白话文写作的巅峰。在军事方面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哲学方面有《矛盾论》，《实践论》；在文化政治方面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文艺方面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成熟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同步的。那么，二者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吗?也就是说，写作方式的成熟意味着思想体系的成熟吗?这是一个尚有诸多理论空间的询问。
毛泽东的文章被认为是典范的白话文，但在用字造句之间有着文言的底子，不脱古典庄重的韵意。如《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的第一段：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用了文言关联词语“则”，文言代词“其”，使得对共产党的进步有一种肃然起敬的语意，但反复朗读，会感到这种语意的完成是在“则”、“其”与一系列词语的关联、呼应、顾盼中完成的，如：日益结合，何等肤浅，何等贫乏，深刻得多，丰富得多，灾难深重，奋斗牺牲，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很明显，这些词语无一不是四言结构，仔细寻求，在这段话中，四言结构还有：普遍真理，中国革命，幼年时期，中华民族，优秀人物，救国救民。在短短的一百五十余字的段落中，运用的四言结构有十五个。正是四言结构的频频使用，使得句子有了庄重的韵意。四言结构在毛泽东的早期论文中更是屡见不鲜，仅举一例：
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至于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而人民钳口结舌，舍手并脚，应说话的不说话，应反抗的不反抗，先自示弱，怎怪彼等之乘隙呈凶。
四言结构的密集化，是毛泽东政论白话文的一大特色，一尊长处。毛泽东一生都在与文字／语言打交道，与文字／语言对话，与文章／写作为友，吟诗赋词，著书立说，撰写社论、按语、通信。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要他收集有关言语文字学方面的资料，他很想对“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作研究。也许，毛泽东天然有一种对文字／文章的敏感，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的博览群书，使他有可能领略了汉语的神韵。汉语的特点是一音一字，一字一词，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汉语词汇没有形态变化，组合相当自由，重在语序和表达功能。一字一词的自由组合，为四言结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语义关系的丰富来看，四言结构能表达几乎所有的语义关系。为汉民族的先民喜欢采用，《
诗经》以四言结构为主，这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出现，肯定与汉语的特点有内在的关联。从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演化来看，诗歌散文最早发展起来，诗歌的发展，由四言结构，到五言体，七言体，而七言体中，必有一个是四言结构。就散文发展看，骈文中运用四言结构数不胜数，在后来盛行明清的八股文中，四六对子是必有的语言结构。另外，汉语中最精练的形式：成语，大多是四言结构。
四言结构是汉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之一，尤其在书面中，更是汉语最喜欢的形式。四言结构的上述语言学基因，使得毛泽东对四言结构的特别喜爱有了可能。但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喜欢用四言结构，还有一个原因：与他攻读韩愈等人的文章有关。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文崇秦汉古文，反对骈文，但并不妨碍他对四言结构的嗜用，他的一些四言结构后来作为成语被固定下来。葛晓音认为，在《
尚书》和《周颂》的早期篇章里，四言句式是上古书面语共用的一种句式，在诗与文之间尚无明确的区分。但是四言句式经过诗化，适宜于抒情和描写，而不适宜于叙事。从韩愈等人的古文创作来看，四言结构同样适合议论，这就为四言结构在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中的出现准备了可能。
毛泽东使用四言结构，基本上是两种形态：一是在文本中的自由使用，这是描述性的，如：
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
在这段文字中，把不同文化境域和文化层次的标序方式用四言结构组织起来，在音韵上造成一种气韵，造成一种调侃，对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有了辛辣的讽刺。又如：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这里显示了毛泽东运用文字的某种方式：分置宾词于不同的动词后，或者相同的动词接不同的宾词，毛泽东喜欢用这样的结构造句。
另外一种形态是用四言结构表述自己的观念。他把游击战争的策略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用“敌”“我”二字重叠，说明策略与对应。对知识分子的转型用“思想改造”，对干部的整风用“三反五反”，提倡文艺运动的多样化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待文学遗产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要进行“文化革命”，将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击的对象称为“牛鬼蛇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拿毛泽东的语言结构与鲁迅的比较，有点意思。在鲁迅的语言结构中，四言结构的运用不是他的特色，尽管在《友邦惊诧论》等文中运用不少，但是鲁迅的表述相对于整饬的四言结构来说，整体上有一种散化的倾向，“散化”得益于“的”字的运用。如：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
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本段一气呵成，中间只有逗号，没有句号；似乎应在“这大苦痛”前有一句号，但作者没给，这就使整个句子无法用现在的汉语语法系统来分析，只有借助中国传统的换气、语义组织句子、音韵等来分析，也就是说，鲁迅的语句同样得到汉语的神韵，但这是另外一种神韵，并且这种神韵，同样是由于对“的”的运用而完成的。“的”的广泛使用，是由于翻译文学的传人，欧化语式的采用。鲁迅的白话文同样被誉为典范的白话文，但这种“典范”，恰是在汉语本有的神韵与欧化语式的相得益彰中完成的。而鲁迅被林毓生等人称为反传统激进主义的代表之一，这里涉及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是语言结构与民族思维、民族文化的同一性问题，另外，涉及毛泽东与鲁迅的之间的可比性问题。本文不可能一一解答，只是在所需的意义上作比较，以标明两位大家的白话文的“典范”是在不同的向度上有其自身的根基。
三
毛泽东的写作，既有文言向白话的转化，也有政论文本身的成长季节。在转化与成长中，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显示出另一特色：情感的消退，理性教导的增长。毛泽东的文言文《商鞅徙木立信论》，“纯以唱叹之笔出之”，“炼成一色文字”，很有热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的《民众的大联合》，全用呼唤之笔出之。唱叹之笔，言说的意向投注自己；呼唤之笔，言说的意向指向他人。“五四”时候的毛泽东，就言说姿态来看，基本与“五四”知识分子一致，一是创建学会和创办刊物，二是由文言写作转向白话文写作，采用的是“五四”一代知识者的启蒙姿态，是广场上的呼唤。毛泽东从晚清以来，就喜欢阅读《新民丛报》，嗜好读梁启超的“新民体”政论文，民国以降，喜读《甲寅》和《新青年》。这几种刊物，在文化启蒙上输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学理范型，在表述方式上，造成了针砭时弊、谋求民族强盛策略、张扬个性的言说途径。其中，现代政论文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文言白话的转化间，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在古代中国，政论文包括奏、疏、书、表等文体形态，它是古代士大夫向君王陈述见解的形式，它有一个高于陈述主体的显在读者，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这一读者对自己的认同。于是政论文就常有浓烈的感情，但这种感情的抒发，必须合乎“礼”的法度，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是这个方面的典范。如果感情的抒发失去“礼”的法度，常常招致灾难，典型的有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报刊的兴起，政论文的读者群体不仅有国家的执政阶层，更多的是以启蒙姿态出现在广场的现代知识者，还包括乡村中的绅士阶层。加上西方某些政论文的译介，进入知识者的阅读视野，也会在表述方式和感情的抒发上产生或多或少的冲激。梁启超的政论文开一代风气，被称为“新民体”，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是：“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最重要的是抒发感情方式的自由。这种影响在“五四”运动前后，在报纸的时论中，还很有力量。当时邵飘萍是有名的报人和时评家，他的政论文在标题和结语中常有“呜呼”等语，结尾段落中常有反诘句和感叹句，整个政论文灌注强烈的个人情感：“注意!大注意!我政府国民，此非仅关于俄国之利益；乃我国在中俄协定中之义务也。此非独俄国使馆之一单纯问题，乃中俄协定全部被破坏与否主大问题也。各国以此为尝试，得志于此问题，且渐及其他诸国之关系，我政府国民宜如何对待之乎?先之以说理，继之以抗争，最后则以破坏条约对待破坏条约，以违背国际公法对待违背国际公法，乃当然之事。”毛泽东“五四”时期的政论文也具有感情浓烈的时代特色。他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文有时代知识者的危机意识，而围绕驱逐张敬尧写的一系列文章，更是痛快淋漓。
但是，在民国以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这个杂志上的作家群体是：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人，他们的作品形成了现代政论文的另一种特色：逻辑政论文，其中以章士钊作品为代表，他的政论文被胡适称为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作为政论文，特点是“文法谨严，论理完足”。毛泽东20年代中期开始的写作，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实现了他的政论文由早期的感情激越向理性教导的转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1928)，等等，除了语言质朴外，感性的，情绪化的，诗性的东西逐渐减少，而理性的，政治性的，学理性的东西逐渐增多，这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与他20年代初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有关，自此以后，他的写作目的在于如何阐释中国当时的具体境域和问题的本质。到了抗战时期，理性教导在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中臻于成熟，而感情激越的表达则被移植到古典诗词的创作中。
四言结构的整饬、密集化和理性教导的增长使毛泽东的政论白话文常常气势滔滔，形成不可抗拒的言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