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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性的体验是与审美现代性相关的。本文分析了以资本发展文化观念为代表的西方经验，具体分析指向了文本、文学经验、人的生存体验等。其中对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进行了例证分析，
       [关键词]西方经验；女性形象；新感觉派；“身体写作”
       [中图分类号]1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1-0072-06
       一 西方经验形态
       1930年代的西方经验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这一西方经验经过了在中国晚清以来的变化，在中国都市社会之中变得较为成熟。从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层面来看，西方经验也显示出特别的意味。晚清以来对西方形象的观察和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先是夷狄，是野蛮的，是丑陋的，然后是洋夷洋人，后来变成洋人洋大人等等，“在晚清社会，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媚夷艳夷倾向，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鄙夷仇夷倾向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媚洋时尚，像《伦敦竹枝词》(1888)所讽刺的：‘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海防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另一方面是咬牙切齿的诅咒和不共戴天的誓言。”不仅是晚清，而且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认识，但是到晚清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两种倾向同时出现在民间大众和政治精英人物身上，不能不说是奇怪的。相比于大众观念的变化，政治精英人物的保守倾向更为明显，显然是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了，当然也有长期的国门闭锁的缘故。上海自开埠以来经过短短的几十年间的发展，到1930年代已经可以看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有力地影响了都市的发展，在这些观念之中，不仅有信仰原则，也有时尚等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后者似乎更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
       资产阶级的消费观念、情爱观念渗入了都市生活之中，都市不仅将这种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面的东西接受过来，而且将之进行发挥，和中国固有的世俗观念结合，一时享乐风气成为都市生活的主导观念，这一切都在市场原则之下进行。文学创作本身也带有了这样的气息，文学场的自律规律被迫在经济发展挤压之下形成。比如在1916年左右形成的稿酬制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些作家创作的延续：“(1916)3月13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特别声名：‘自由谈中现特行征求游戏文章笔记及应时短篇小说，一经录用，照下例酬赠：一，每千字六元；二，四元；三，二元。’至此，上海的许多报刊社和书局，都已采用了稿酬制度，一个商业化的文化出版市场已率先形成。这不仅表明当时上海言论空间的相对宽松，而且显示了另一个重要信息：稿费制度已开始建立。稿费制度的建立为现代文人取得独立的社会提供了物质保障，进而为他们的思想和人格独立创造了前提。”这一商业化的观念不仅对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保障，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消费观念也在社会生活之中弥漫，因此，也就不奇怪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欲望的书写所显示出的内容，是文化观念变化和对实际生活的表达。
       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同样的注重对色情文化的写作，很明显是建立在都市的享乐气息之上的。穆时英笔下的舞厅、跑马场、证卷交易所等等；卫慧笔下的高级宾馆、饭店；棉棉笔下的名人沙龙等等都是享乐和奢侈的场所，作家们观点的变化都是来自于都市之中西方的观念和西方化观念的影响。从他们自身所喜爱的作品来看，也大多是大都市产物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这使他们的创作有了很明确的来源。大都会的声光化电对感官的刺激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作家对性的描写也是和感官刺激联系起来的，比如色情文化在中国本身就有很深的渊源，一旦它和影像资料这些视觉图象连接起来，更能够突出它的刺激功能。同时作家的创作也和他们本身的喜好有关，比如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
       现代性的体验部分是由都市的闲荡者发出的，193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们穿行在都市的大街小巷，不仅像波德莱尔一样观察城市及人群，而且将自己也融入其中。他们观察到的不仅有西化场景，同时也有都市之中依然还很中国化或者说乡土化的成分，这一点我们通过穆时英早期作品可以看到。《我们的世界》之中的城市匪徒形象实际上是乡村到都市寻找工作的流浪汉，其中羼杂侠义和粗鲁于一身，可以看作是都市之中另一类的流浪汉。他们为都市所不容，走上的是与那个社会相反的黑暗的世界，干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这使我们看到在都市之中不仅有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意义上的闲荡者，也有在都市之中生存的流浪汉，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城市的观察者和体验者。当然作品传达出的除了这些流浪汉的现实意义，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美感存在。现代主义在都市之中的存在更多的是指向了都市的日常生活，将这些日常生活加以美化，它映射出的不仅有都市人群的体验，也有作家自己对于都市的体验。这些体验正如西方现代主义者所体验到的那样，对城市的变化发展感到震惊、惊奇，也有深陷其中的对流行风物的变化以及时尚的风行的反应，同时产生身在其中的感觉和想像。这种身临其境既表现出作家对自己身在都市的确定感，也恰当地传达出都市本身的魅力或者说诱惑力。作家对自己周围环境的生活体验加以感觉化，通过文字传达出丰富的都市生活内容，但是显然，无论是对现代人心理分析和揣摩的侧重，还是对色情文化的具体描绘都没有离开了现代性的审美内涵，表现为物质主义的泛化，肉欲享乐的加强，时尚的流行与诱惑等等，这些都是文学消费化所带来的极端产品，并且由于都市的发展，这一极端产品依然还在继续。
       由于1990年代中国社会之中“中产阶级”的兴起，“身体写作”实际上成为了中产阶级给自己制造狂欢的极端方式，小说中的成功者形象媚惑了不少的读者。这一新兴的中产阶级事实是接受了消费社会带来的前期影响，而还没有走向中产阶级对自身审美情感的控制，他们还没有走出欲望的妖魔的诱惑，还身处其中不能自拔，所以，对身体和身体的书写的欲望狂欢依然有力地占据了他们的大脑，乃至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看到“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低级身体，比例失调、及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身体，它是古典的身体的对立面，古典的身体是美的、对称的、升华的、间接感知的因而也是理想的身体。”这些“荒诞不经的身体及狂欢活动”，并没有像一些人观察的那样，“在中产阶级身份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身体写作”事实上是借鉴了西方经验，但是同时它却依然处在所在此一经验的开始，没有达到对自己的控制和超越。
       从以上来看，我主要是对伴随消费社会而产生的现代主义写作进行了分析，当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写作的西方经验还存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和信仰层面的因素。就前者而言，在都市之中充斥的场景是：
       外滩上的外国银行建筑，租界和半租界，外国人经营的缫丝厂、纺织厂，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西化的商场、饭店、影剧院和戏院，还有“霞飞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街道”等等。都市人穿行其间，情感的冷漠和热情随之生发开来。可以说，殖民化的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西方文明，也促成了文化的混杂，同时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都市人也就在这种文化的混杂之中走向畸形的爱恋。刘呐鸥小说《残留》中的主角是新丧丈夫的“秦太太”，在心情郁闷的情形之下来到河沿，受欲望的驱使想成为咸水妹，最后和一个外国水手发生了一夜情。秦太太丧夫之后心力交瘁的情形下所发生畸形的爱恋看似偶然，但是我们从小说之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情感变化的线索：她所恋想的对象首先集中在丈夫的朋友苏白文身上，情感投射在他的“身体是那么像有名的洋装号的广告具”，还有“腮边的胡子剃得那么光滑”，这显然是一个西化都市白领形象；不知不觉走向夜晚的河沿，显然在她的意识之中是知道这个地点是咸水妹和外国水手集中的地方，这是都市人有意和无意之中都会知道的场所。作家将秦太太思念丈夫，恋想丈夫的朋友和作咸水妹的想法奇妙的交织在一起，传达出的不仅是性的饥渴，事实上也是文化混杂的面影在一个都市妇人身上集中映现：都市人的孤独、寂寞、无聊。尽管我们也可以将之看作是秦太太躺在床上的遐想或者是她的迷梦，但是这种压抑之下的渲泄透露出现代都市人畸形的情欲。作家将这些放在夜晚的场景之下，更是显示出文化混杂和混杂的文化心理的迷离和茫然。
       对信仰层面的接受则是指向人的精神生活和沉重的灵魂。穆时英的小说《圣处女的感情》之中的两个圣玛利亚的女儿陶茜和玛丽，是“眼皮给大风琴染上了宗教感”的，“是静谧，纯洁，到像在银架上燃烧着的白色的小蜡烛”的。但是她们不仅是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显然也有西方文学的熏陶的，在星期日到教堂作礼拜时，她们遇到一个男子，“像她们的父亲，也像基督”，这个人分明是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一个西方骑士的形象，“裸了脚从床上跳了起来跑到窗口，看见一个穿了麻色的马裤，在晨风里飘扬着蔚蓝的衬衫的人，骑着一匹棕榈色的高大的马，在飒爽的秋的原野上缓缓地踱着。”在她们的心里，这种似是情欲又不是情欲的朦胧爱情在她们那里也成为了灵魂的负担，只得在基督像前忏悔。穆时英的取向显然是要表明即使是圣处女也有人的欲望，但是还是在无意之中透露出了与世俗情欲相对的宗教精神。这样一类作品在新感觉派那里是少见的，但是还是显露出宗教因素和西方文学对他们的双面影响。
       二 作为案例的女性形象
       将女性形象作为考察的案例，一个基本的理由是在女性身上可以更明显的反映出社会变化的内涵，在一个社会转型和变化的时期，女性自身的道德因素和其变化都能够清楚的显现。由于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都是注重对女性的表现的，女性自身的独立及其对男性形象的补充应该都是有其特定的内涵的，感性的女性面影也是带有人的特殊欲望感受的。比如在其身上所生发的关于性的想像，说明了对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的重要。同时正如桑巴特所看到的，社会的奢侈等等也与女性有很大的关联，其自身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变化时期，由于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学作品之中的女性形象有西方化和东方化的两种表现，大体上进行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对应分析西方经验和东方经验的差异与不同。本小节主要是对带有西方经验特点的女性形象来进行分析。
       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一直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这一“他者”的观念不仅是女性从小相对于男性就是一个低等人物，她比男人有更多的自卑感，在社会生活之中处于受奴役地位，而且女性没有经济地位使得她更加没有自己的自由。就如创世纪之中有关于夏娃是亚当的一根肋骨一样，“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他是主体(the Subi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对于这种女权主义的认识，我们体会到的只是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之中才会有的效应，比如从张洁的小说开始，和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写作，再到“身体写作”等等，将女性的情感需求和性爱需求逐步加以表达。由于女性的经济地位的获得，她们也就能够充分的享受自己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在世俗生活之中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女性对自身地位的争斗和抗争，这样就使一部分女性写作带有了争得自己独立的象征意义。
       相比于当代文学之中一些女性作家的女权主义申明，1930年代的现代主义写作之中的女性形象是和社会的消费化以及随之产生的消费观念紧密相连接的。女性不仅被男性包装，同时她们也将自己加以包装，其中出现了摩登的现代气息。假如我们不仅仅只考虑“身体写作”之中的女权主义倾向，从另外一面还能够看到同样的消费观念也在它所书写的女性形象之中得到表现。只不过在后现代因素之下，人物被更加彻底的物化，即使有关于性的想像也带有了强大的话语霸权。将自身的物化带来人们有关于性的想像力的枯竭，其表现是不同于新感觉派的通过文字所传达出来的潜在的性的意味，而是直接把性的表现放在中心。也就是说，身体的直接暴露在“身体写作”那里成为特别突出的现象。
       尽管有以上的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的并不完全的区别划分，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关于女性形象的类型，比如消遣男子型、都市尤物型，和长不大的小女孩型。前两者都属于摩登女性的形象，后一类型有一些特别的意味，以下来进行各别的分析。
       消遣男子型的女性有交际花、舞女、女学生和公司女职员等等。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交际花黄黛茜，经过了五年的时光，只有二十八岁就显得人老珠黄，她不甘心自己的容颜老去，在舞场之中发泄自己的情绪。在欢场之中生活，她不仅是在消费男人的身体和金钱，同时也消费掉了自己的青春，强作欢笑也遮掩不了容颜老去的心理上的酸楚，因为她的生活手段就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体上的，一旦身体本身失去了价值，她也就会走向虚无和惶惑的境地，以至沉迷不能自拔。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之中的素雯决心不再作舞女了，她看上一个男人，有从良而嫁的意味，但是这个男人破产了，她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为的是还想抓住一点真情。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交际花还是舞女对自己作为消费形象是非常清楚的，她们的沉沦和选择这种生活也是自身对命运的哀叹。她们作为消费文化的载体，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赚取金钱谋生的目的，同时也使自身湮没在消费文化之中，逐渐地消失了作为女人的本性。
       相比于交际花和舞女是实际生活所存在的，新感觉派笔下的女学生则更多的带有作者自身的想像。女学生们在都市中生活和学习，她们更善于接受西方的新事物，但是也被作家想像为消费者，这里只不过是消费男子罢了。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女学
       生蓉子，“她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清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高跟儿脚上，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贵品哪!”就是这个蓉子，和“我”玩弄起情爱游戏来却处处显示出老练的手段，就像鲁迅观察的上海女孩那样，无不处处透露出作戏和卖弄风情的姿态。这种文化的熏染和作家想像的奇妙结合构成了新的消费者，她在消费男子的情爱的同时，也构成了都市的新景观，也就是西方经验在具体的人的身体上的表现。其中外在的打扮和心思的巧妙及其在上海这一都市下大胆出格的表现都成为了一种文化风物，显然这一文化风物是经过了长期的欧风美雨所造成的。穆时英的另一篇小说《铃子》中的女学生铃子经受了西方文学的熏染，逐渐变得敏锐起来，也变得更具有抒情诗人的气质。她和教她西方文学的老师的恋情似乎带有纯洁的特性，“猛的，她的脸凑了上来，用手臂拖住了我的脖子，我看见一张嘴微微地张开着在渴望着什么似地喘息着，便吻了下去。一分钟以后，她推开了我坐在我前面用责骂似地眼光透视着我，于是，眼泪从她脸上簌簌地掉了下来。”这种纯洁的欲望显然带有了和传统的男女关系不一样的爱情因素，从西方文学之中所获得的爱情自由的观念在铃子身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打开，虽然我们还能够看见它的影响。
       都市尤物型主要与卫慧、九丹的写作有关。但是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发现，交际花和舞女也具有都市尤物的形态(参考李欧梵对都市尤物的看法)。不需要举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一都市尤物有一定的延续性，主要在于1990年底和1930年代的都市环境的相似，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1990年代的都市尤物是被彻底的物化了的，人物以及作家自己都被卷入商品化的浪潮之中，她们作品之中的男女关系是一种赤裸裸的性的关系，性行为本身也被彻底的消费，形成了想像的枯竭，文字所表现的性行为除了带给阅读者的口干舌燥的生理反应，已经不能带来冲动的刺激。由于这些作品的反复制造和复制，人的刺激域限升的很高，心理上也出现了麻痹的情形，可以说，对性的消费已经走到了极至。棉棉笔下的女性多为一些精神冷漠者、精神离散和分裂者，她们听摇滚音乐，喝烈性酒和吸食大麻毒品，显然是颓废一型的；她们将这些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时尚，显然也是走人了歧途的。但是这些精神上的冷漠者、离散者和分裂者也是文化上的西方经验所产生的形象，尽管这些经验是负面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原因。她们和卫慧笔下的都市尤物一样都具有长不大的特征，她们的拒绝长大既使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挤压，也使我们在对比中看到西方经验的自由度，在此自由度之中，人的生存被质疑和追问。
       女性的身体外貌描画和作家对女性的态度都有所不同。穆时英笔下的男子在与女性交往中往往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但是他对女性是欣赏的，不仅在于她是自己所追逐的对象，而且她也是都市的产物。比较而言，刘呐鸥笔下的女性要较为现代一些，这里的现代主要是指无论从她们的身体，从她们的衣着打扮，从她们对待情感的态度都是更为时髦和西化。刘呐鸥对女性的描述往往带上了有色眼睛(同穆一样)，但是男子是主角，也毫不顾忌渲染一点点暴力，比如他的小说《游戏》中：“他直挺起身子玩看着她，这一对很容易受惊的明眸，这个理智的前额，和在它上面随风飘动的短发，这个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鼻子，这一个圆形的嘴形和它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腴的嘴唇，这不是近代的产物是什么?他想起她在街上行走时的全身的运动和腰段以下的敏捷的动作。她那高耸起来的胸脯，那柔滑的鳗鱼式的下节……但是当他想起这些都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不久就要归于别人的所有的时候，他巴不得把这一团肉体即刻吞下去，急忙把她紧抱了一下。”这一“近代的产物”实际上是西方化、现代化了的女性形象，她的身体的西化特征，她的身体的动感都使得男主角颇为倾心，这一亮丽的都市之中的风景线确实是可以迷惑许多人的。施蛰存的小说《特吕姑娘》之中的秦贞娥小姐是永新百货公司的香妆品部的服务员，为了多卖出商品而拿到高的薪金，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了Missde Luxe(英法语：奢侈小姐)，因为她常常劝导顾客(大多是男性顾客)购买顶贵的东西，因而上了流行小报，被人们无聊地品评她的姿态和容貌，最后不得不以被辞退而告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都市之中小报的无聊和恶意的流言，显然女性也是和消费商品相连而自身也成为了消费品，而秦小姐的本意还是在于多为公司效力也为了自己的薪金，但是，她不幸而成为了牺牲品。随着都市社会而生发出来的流言不仅可以将身体消费化，同时也会将身体本身加以消灭，比如1930年代的阮玲玉之死，消费本身已经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的对身体的控制权，这一控制也在当前的“身体写作”上可以发现。
       总的来看，都市女性的西方化形态尽管各个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市女性的被改造、被想像、被包装、被物化和商品化，在她们身上，集中表现了西方经验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不同于传统的因素，既显现了现代因素，也带来了对现代性本身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思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文化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即反现代性的因素，因为它既表现了人的情感的负面因素，又使现代审美走向了歧途，也就是人在繁华场景之中的迷失和混乱。
       三 对西方经验形态的回应
       穆时英的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写的是一个禁欲的中年男性医师：抽烟斗，喝咖啡，吃土司，穿西装，驾驶“一九二七年的Morris跑车”，并且吃早餐之前要祷告的，显然是一个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的人。在一次给病人的诊治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位早期肺病患者，这个女患者在医师眼中是一具“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出于对这一“新的性欲对象”的反应，医师娶了太太开始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在这篇小说之中，我们注意到一些特别的寓指。首先是疾病：肺病。微喘，盗汗，贫血，神经衰弱，脸上的红晕等等，这一早期肺病显然是身体败坏的征象。与此相关则是小说之中并没有明确点明的女患者的性欲过度亢进，似乎女患者对医师的应答也显得讳莫如深。然后也是身体：“窄肩膀，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裸着的手臂有着贫血病患者的肤色，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地。”但是这一没有感觉的身体在医师那里产生了特别的感觉，激起了他一种特别的欲望。当然还有医师的禁欲观念的转变：从一九二七年的跑车转而关注一九三三年的“新的性欲对象”，然而无论是跑车，还是“新的性欲对象”都
       指向摩登。
       肺病的隐喻在林纾所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的女主角身上就可以看见，因而这一的隐喻是带有了西方文化经验的。这一疾病的西方文化经验据桑塔格的观察在西方十九世纪就已经有所变化：“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十九世纪礼仪的标志。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肺痨病相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不仅文人对之是欣赏的，而且这一疾病的表现也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特征。桑塔格没有谈到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她认为“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贵族的形象从虚弱到柔弱的变化不仅指出了与资产阶级的奢侈华丽的对比，同时也传达出了另一种的身体观念的出现，体现出一种新的时尚。
       这样，我们就看到，小说之中的医师从享受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同时恪守资产阶级的禁欲精神如何被这样一种新的时尚或者说新的身体观念所改变的。1927年的跑车无疑代表了一种新的物质时尚，它不仅指向摩登气息，同时也显示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和地位，尽管这一地位和身份显得晦暗不明，但是在都市之中，明显的是指向有着丰厚的收入和良好的教养的人群的。这一人群不仅能够恪守职业道德，同时也能够恰当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医师的禁欲的观念更是使他所从事的职业带上了令人尊敬的色彩。都市之中所流布的时尚尽管能够影响他们的生活，却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自身的观念，这是一群自律的、有原则的人，没有什么能够左右他们。然而，1933年的“新的性欲对象”猛然之间将他们的原有观念摧垮，不仅显现出新的身体变化或者说时尚对他们所造成的冲击，同时也说明他们以前所固守的东西并不可靠，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的脆弱，而且也是他们自身对待诱惑的态度所造成的。“白金的女体塑像”不仅有金钱和货币的质感，其中也有贵族的形象，这一结合了新的性欲观念的形象在并不纯粹的资产阶级面前是堀口大学所说的“死亡的地狱”，与肥胖的女性所形成的“肉欲的枕头”的形象，这一瘦弱的女性形象所表现的“死亡的地狱”感觉对这一群类的摧毁更加彻底。
       但是堀口大学也说：“近代美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它是卫生的，健康的。尤其在裸体的女人们，这两者是重要的。”这一“近代”的美学在刘呐鸥那里是重要的，而我们由此而返观穆时英的本篇小说，可以发现事实上小说的表现构成了对这一“近代美”的背叛，因为这一近代是指向资产阶级的，也是对波德莱尔式的观念的认同。似乎可以说，通过这一小说文本，作家的观念出现了反现代性的一面，即对资产阶级加以批判，同时也反映出现代主义写作所归于波德莱尔的一次尝试。
       都市的变化仅仅是从1927年再到1933年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方经验从它的输出本身的影响已经转变为都市社会之中具有了现代主义写作的特有的环境，西方经验的催生和自身环境的变化是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现代主义写作的多面，这一对西方经验的回应仍然是建立在西化本身之上。我们看到，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它的奢侈华丽，还是贵族的形象的变化，它的优雅柔弱，这些都没有离开了“白金”这一象征意义的符号所指的金钱观念，还有潜在的欲望在其中的生发，与此同时，身体的欲望和货币的欲望的交织也显示出人的欲望的含混性和多样性。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小说之中的医师身份，他的敏锐和内心感受实际上就是一位作家的反应，从医师到作家再到知识者的转换不仅是社会角色和视角变化的转移，事实是含有了一种社会群体的观念，这一社会群体是西方经验的直接承载者，这一承载者也不仅仅是观察者、记录者和感受者，同时也是西化经验所带来的治疗者。我们看到，疾病的隐喻实际上已经指向了身体疾病之外的社会的病症，对社会疾病的治疗似乎是指向了家庭，小说最后医师娶了太太的指归保证了他的正常生活，但是显然这也只是一种表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他的实际的生活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与以前生活相似之处，同时也暗含了一些内在转换。医师根据太太的意见将烟斗更换为纸烟，身上洒上了古龙香水，更换了他的跑车，坐上了1933年的Srude-baker轿车。“白金的女体塑像”对他而言只是一个转变的契机，带有贵族形象的肺病患者也只是使他去掉了身上的清教徒气质，开始重新拥抱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可以说，只是过上了更为俗态化的生活，很清楚的是，他的欲望以及欲望的满足都使得他更为自满自得。
       疾病的隐喻不只是在新感觉派作家那里存有，实际上棉棉写作之中的人物所带有的精神离散和分裂的状态也是疾病和社会现象的表露。“在二十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对于这种事实存在的疾病，还有关于肺病的隐喻化特征所加之于其他疾病包括癌症身上的特指，成为作家对于世俗存有的浪漫表达，它实际上遮蔽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如桑塔格所言：“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像成某一种环境，它或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活性和冲动(癌症)。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这种疾病的西方经验，在现代主义和“身体写作”那里也是被作为隐喻来进行书写，它们的文学化表达指向了社会本身，因为“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