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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然而目前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翻译决策)及其相应的制约因素的研究尚嫌不足。以《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为例，以语篇分析为基础，从原文分析、翻译策略的制定、译文分析三个方面，运用翻译规范理论，深入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及受制机制，以期探讨该研究对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翻译决策；翻译过程；语篇分析；翻译规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098-04
       一 引 言
       翻译就是“由源语语篇诱发的译语语篇的生成过程”。译文语篇的生成必须符合译语语篇的规范及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不然，这个译语语篇的可接受性就会大大降低。因为话语意义的理解可以是个人现象，而语篇表达的形式则是社会现象，必须遵从各种语言约定俗成的规范。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对语篇结构和语篇内容进行某些调整，是译者经常要完成的一项重要的具体工作。
       20世纪70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学派”在以色列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兴起。该学派学者主要研究译本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译本对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其中探讨翻译规范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以色列的图瑞(Toury)、英国的赫曼斯(Hermans)和芬兰的切斯特曼(Chester-man)等。他们认为，翻译是受规范制约的行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的地位。翻译过程中的所有决策主要是受规范的支配。翻译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译者在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篇章传统规范之间取舍的产物。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的首部自传《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以下简称为《亲历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一度畅销，后因纽约时报在2003年9月24日头条报道Clinton’s‘History’Doesn’t Repeat Itself in China(“克林顿夫人的‘历史’在华未重演”)指出该书译本有多处删减，从而引发了版权争议。笔者尝试以语篇分析为基础，运用翻译规范理论从原文分析、翻译策略的制定、译文分析三个方面，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翻译决策的主导行为与制约机制，说明该书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和出版是成功的，同时探讨该研究对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的实用价值。
       二　原文分析
       (一)翻译的目的 　目的论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有目的性。首先，目的性已经包含在行为这个概念的定义之中，因而翻译行为本身就含有目的性；其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个特定的译文接受群体为对象，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能。《亲历历史》是在希拉里离开白宫成为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并宣布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的政治背景下出版的，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平息外界对其本人政治生涯的争议以及对克林顿性丑闻的猜测，以赢得更多的选民来支持其2008年的竞选。而国内出版者购买其版权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则更多是出于一种商业动机，即冲着国内潜在的巨大的读者市场而来。正如该书出版社社长曾经说的：“我们考虑到希拉里的故事会比较吸引人。8年的白宫生活，那么多重大国际国内政治事件的背景，弹劾总统风波、莱温斯基事件、白水案等焦点事件和个人感受叙述等等，以及希拉里本人怎么从一个平民女子奋斗成功的经过，都会对读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所以我们认为，只要宣传营销得当，《亲历历史》在中国一样会卖得很好。”
       (二)译语读者
       切斯特曼把规范划分为期待规范(expectancynorms)和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期待规范是指译语和社会对译者的期待，比如在可接受性、风格等等方面的期待。这些期待部分地受到译语文化所盛行的种种翻译传统的制约，也受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专业规范制约翻译过程中可接受的方法和策略。《亲历历史》原作的意向读者是作者所属政党中的潜在拥护者、广大选民及关注克林顿性丑闻的美国民众与新闻传媒界人士等。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潜在读者应该是关心全球时事，关注美国政治走向，特别是对希拉里本人或克林顿总统的从政生涯和私人生活感兴趣的人。原作读者与译本读者的差异，尤其是后者对译者的期待，必将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
       (三)原文语篇特点
       语篇作为传达信息的载体，是“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语篇作为特定情景下的交际事例，附着明确的交际动机，是“交际互动过程的语言体现”所以“语言交际总是以语篇的形式出现”。语篇分析理论更进一步阐明，既然意义是通过语言结构得以实现，那么翻译的内容、信息、概念的对等就只能建立在语篇和交际的层面上，而且译者工作借助的对象不仅是语言或言内因素，还得依赖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在内的言外因素。译者不仅要能根据源语语篇的特征识别其功能，还必须保证译语语篇充分实现翻译目的所要求达到的功能。就是说，他必须具备根据译语语篇所处的交际环境有效地运用译语的语篇构建手段和技巧的能力。
       《亲历历史》属于个人传记，按照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创始人赖斯(Katharina Reiss)的文本类型学(Text Typology)，属于说明(representation-al)文本，语篇翻译的重点表现在对其内容的处理上要求“直接、完整的传递源语文本的概念内容”。但译者为了使译文符合译语文化的规范，可以对原作做一定变通。由于原文的语境(时间、地点、语言、读者等)发生了变化，源语文本在被引入中国时，要实现其相应的译语文本功能，就有必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翻译策略便由译语文本(而非源语文本)的功能决定。鉴于中美两国之间巨大的政治文化背景差异，希拉里在其原作中流露出来的以英美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意识形态等必然会与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认知心理产生冲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其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约与影响，对于原作背后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会采用相应的变通手段，使译作在译语文化体系中更好地为译语读者所接受。
       三　翻译决策
       翻译动机(目的)导致对源语语篇的选择，进而将源语语篇放在源语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并针对译语和源语文化的区别及译文读者群的特定要求制定翻译策略，然后构建译语语篇，最后呈现给译文读者，实现翻译动机(目的)。
       翻译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不同的翻译标准，从而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按照诺德的划分，《亲历历史》属于一种功能相异的工具性翻译，即源语语篇在文化或时间上与译语读者有较大的距离，在新的译语文化语境中保留其功能没有太多意义，译者对源语语
       篇的功能可以加以调整，其调整的过程就是翻译决策的过程。功能翻译理论视翻译为对源语语篇进行处理的行为，打破了原文地位至上、控制翻译决策的传统地位。它把源语语篇看作是多种信息来源之一，主张“从全局到局部”的翻译方法和“自上而下”的工具式翻译策略，译者可以根据既定的翻译目的对源语语篇的内容做取舍、调整或改写等处理。原作与译作跨越不同的国度，体现其不同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翻译过程中，当原文与译语体系规范发生冲突时，为了使译文更好地为译语读者所接受，译者可以对原文采取一定的变通手段。
       四　译文分析
       翻译规范论认为，译文能否被接受主要在于它能否在译语体系固有的规范中得到足够的认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清楚译语的语言规范，又要了解译语读者的大致情况，包括他们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文信息进行转换。
       切斯特曼对翻译规范的研究从本质上讲是描述性的。他比较注重规范研究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影响，比如：解释翻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评价翻译作品，指导翻译教学和培训。他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主要分为三类：句法策略、语义策略和语用策略。
       从以下所举例子可见，在《亲历历史》的翻译中，译者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到了这些策略。
       1．句法策略上表现在一句话的不完整翻译，即减译
       例如，在该书“Women’s Rights Are HumanRights(妇女权利即人权)”一章中有这样的句子：
       英文：It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when women are denied the right to plan their own families.and thatincludes being forced to have abortions or being steril-ized against their will.
       中文：当妇女被剥夺规划自己家庭的权利时，这就是违反人权(斜体部分未译)。
       这是原作者间接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抨击，认为其违反人权，明显有悖于中国读者的期待规范，因为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期待规范主要表现在译语读者对译文的期待，这些期待受到译语文化所盛行的种种翻译传统的制约和类似文本类型形式的制约，也受到经济、意识形态因素、同一文化及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权利关系的影响。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当原作与译语读者文化认知观念发生冲突时，为了使译文更好的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符合其道德规范，译者遵从译语体系中的文化规范，采取了省略后半句的翻译方法。
       2．语义策略表现在译者选词方面，即转译
       译者在翻译时，会受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因素的制约，只有将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考虑进去，其译文才能更好被译语文化中的潜在读者所接受。此时的翻译往往不再遵守等值或对等原则，译者总是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翻译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例如：
       英文：U.S.participation in the women’s confer-ence was cast into doubt as human rights groups,Chi-nese American activists and some members of Congressurged our nation to boycott.
       中文：由于各种团体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抵制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美国是否与会变得不确定起来(用“各种团体”的笼统提法来概括斜体部分)。
       英文中human rights groups，Chinese Ameri-can activists(人权组织、美籍华裔人权活动家们)被转译为“各种团体”。出于两国的政治立场不同，对希拉里原作中所说的“人权活动家”，如直译，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引起认知矛盾，因此译者采用“各种团体”一词巧妙处理了这一中美双方政治分歧的焦点。这样做虽然有悖于“忠实”原则，却符合了译语文化体系中的政治意识与言说方式。
       3．语用策略方面，表现为文化过滤，即摘译
       英文：Brady Williamson，a Wisconsin lawyer wholed my advance team，received daily inquiries from Chi-nese officials as to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in my speech.They made it clear that while they welcomed my physi-cal presence at the conference,they didn’t want to beembarrassed by my words and hoped that I appreciatedChina’s hospitality.
       中文：每天都有中国官员向我的先遣小组组长、威斯康星州律师布雷迪·威廉姆森询问我的演讲内容(斜体部分未译)。
       此处译者有意识地采取摘译甚至漏译的手段，对原文的翻译做了一定的变通，即仅译出了前面一部分，其主要动机在于省略掉原作者对中方政治方面的一些负面言辞。这样做，一方面符合意向读者的期待规范，另一方面有效避免了中美交流中的理解误差与认知不同。由此可见，在译文的处理中，译者采用文化过滤的手段，目的在于更好为译语读者所接受。
       由于翻译是一项在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架设交际桥梁的活动，在翻译的语篇解构和重构过程中，译者都发挥着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翻译时，译者或赞助人的翻译目的、译者本人的双语文化知识、语言能力、审美立场等因素都会对译者对解构源语语篇与重构译语语篇产生影响。此外，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政治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译者的翻译决策。从事译介学研究的谢天振教授曾用伽达默尔关于翻译的历史性观点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他指出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出版的《红与黑》的中译本中就出现了诸如“卑鄙的荣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之类具有强烈批评色彩的字眼，可是同一段原文，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红与黑》的中译本中就找不到这些字眼了。谢教授认为，造成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除了译者对原文理解的主观性外，就是中国五六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政治气候。由此可见，翻译作品时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时间、译者的翻译目的等语篇外部因素对译者选词造句、删除或增补信息都有直接的影响。
       五 结 语
       从翻译与规范的互动关系来看，翻译意味着为了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
       本文以《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为例，以语篇分析为基础，从原文分析、翻译策略的制定、译文分析三个方面，运用翻译规范理论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及受制机制，指出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基本保持原作信息完整的同时，对原作中描述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及敏感问题的文字有所删改。本文研究目的是要说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出于某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考虑，介入或干预文本，对文本进行操纵，既可能迎合也可能打破译语规范。因此，衡量翻译活动的得失，评价译文的优劣，其着眼点不应仅是考察语篇内因素对翻译作品的显性作用即译文对应于原文的“适当性”(adequacy)，还要站在译者角度，更多关注语篇外制约因素，如政治的隐性作用即译文在译语体系中的“可接受性”(acceptabmty)。《亲历历史》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首印20多万册，一个月内被销售一空，一些读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拉里很坚强，中美关系很重要。”由此可见，该书译本给中国大陆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实现了译者或赞助人的翻译目的。
       描述性翻译规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翻译的普遍法则(generallaws)，这种抽象的普遍法则本身即是一种规范，可用于指导翻译实践。本文是从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包含了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以及读者在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的角度来考察该翻译的外部环境(含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译作的影响，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做出可行性解释，对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应有一定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