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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晚清政府实施外交公使制度的初期，对代表国家与政府履行外交职责的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并没有明确的章程形式进行规定，主要是由君主饬任。而晚清早期的驻英公使在出使之前却具一些共性的特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对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局的清醒认识；其二是对洋务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其三是对西方世界情形的理性认识。从这个群体中可以看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与清政府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具有一定的吻合性，而这些共性特征则构成了他们被单荐为驻英公使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关键词：晚清早期；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纪泽；刘瑞芬；出使任用条件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114-05
       作者简介：刘晓莉(1967—)，女，河南郑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晚清早期驻英公使指的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外派至英国的以郭嵩焘、曾纪泽、刘瑞芬、薛福成四任公使为核心的群体。学术界对他们的研究，个案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但以驻英公使角色为切入点，对他们出使之前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进行探究的成果，目前还没有。笔者对此问题进行探析，以期对驻英公使群体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晚清早期驻英公使出使之前是各有其特点的，如郭嵩焘超越时人的见识，曾纪泽独具的中西兼通，刘瑞芬对洋务军械的精练和熟悉，薛福成集于一身的外务历练和见识。但作为基本上处于同一时空条件下的晚清官员，随后都被清政府作为驻英公使派驻国外，自有他们的共性之处。他们所具的共性特征与清政府驻外公使任用条件基本吻合，这些共性特征则构成了他们被举荐为驻英公使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一、对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局的清醒认识
       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走向了近代世界。从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进入了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所有这些变化，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向中国侵略扩张的结果；而内部因素则是中国晚清封建社会日趋没落、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的必然后果。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就中华民族之历史遭遇而言，实为开天辟地以来所未经见之巨大变局”。现有史料表明，鸦片战争后能觉察认识到这种巨大变化形势的人极少。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开明的官员与士大夫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社会面临着几千年未曾见过的大“变局”。晚清早期驻英公使出使前也都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变局”的时代。
       当时的中国，列强环伺，海陆交侵，招致了亘古未有的剧变，并且愈演愈烈。时人认识到，中国面临变局的主要标志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侵。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前、亲历了鸦片战争的郭嵩焘就较早地认识到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并表达了他的这一看法。光绪初年，见识出众的郭嵩焘在致朋友的信中强调了“西洋之人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的观念。刘瑞芬在步入仕途的历程中，更多从事的是具体的军工历练，因此在刘瑞芬相关的言论中没有明确的关于时局巨变的表述，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对当时社会变局清醒认识的缺失。实际上他多年追随李鸿章参与的洋务实践，说明他与思想抱残守缺的顽固派决然是泾渭分明的。
       曾纪泽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对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国这一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深的印象。因此，他多次提及当时的中外情势之变局，认为当时“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
       薛福成对时局的大变迁警觉较早，1865年在讨论海防问题时他就意识到：“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10年后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对社会变局情形的清醒认识，尤为不凡：“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飚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
       他们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使中国遇到了挑战。中国面对这种变局形势应如何应对?是故步自封，拒绝变革，坚持“用夏变夷”的观念，还是客观承认西方的强大与进步，主张向西方学习，是摆在当时社会的两条道路。他们正是在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变局的基础上，理性地选择了后者，进一步提出了认清形势、学习西方的进步主张。
       按照郭嵩焘的意见，变局形势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了”。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就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方法，即“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这是极有见地的。曾纪泽的态度也很明确，他反对闭关锁国，力主引西学为中用，效法西方，主张在中西之局已变的情形下，“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因此开始留意西方各国情形，了解世界大势，摈弃当时士大夫鄙夷西学的陈腐观念，主张向西方学习。刘瑞芬对西方军械的熟悉和采办，已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学习西方先进器物的观点。薛福成在对社会变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16字的应对之道：“欲御外侮，先图自强；欲图自强，先求自治。”可谓一语中的。
       由此可见，出使之前的驻英公使面对西方的冲击，都在不同程度上清醒地体认到了中国社会面临着的大变局。他们敏锐地体察到了中国社会这一质的重大变化，这些认识实乃一种正确反映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新时局观。近代中国一切新观念的创发，大体以时代的觉醒为基础。“近代变局”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冲击一种普遍的反应和认识，当然也是一种正确的时代醒觉”，“一切应变之动机，与应变适应之选择，均以此种醒觉为基础，并为一切行动之动力源泉”。这种清醒的变局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它是中国近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中国先知先觉之士议论中的一项重要前提”。
       二、对洋务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化的大门。驻英公使在出洋前虽非洋务运动的直接领导人物，但他们都与洋务运动息息相关。或是与当时的洋务大臣关系密切，或是有对洋务的独特见解，或是直接投身到了具体的洋务实践中，表现出了对洋务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
       (一)与洋务重臣的密切关系
       洋务运动，是由清朝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的大臣和封疆大吏发起的。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有恭亲王奕沂以及中枢大臣文祥，地方主要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为核心。拥护和参与这场自强运动的官员大多都和这几个洋务重臣、尤其是洋务运动的重臣代表李鸿章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嵩焘与著名洋务派中央中枢大臣文祥以及地
       方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关系都非同一般，他既被洋务大臣所赏识，也曾成就过地方的中兴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郭嵩焘19岁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就与曾国藩换帖“订交”，后来又与曾国藩成了儿女亲家。他对曾国藩之最大相助即成就了曾国藩出山办理湖南团练。湘军创办之后，郭嵩焘大部分时间在曾府中度过，成为湘军中定计决策者之一。他与当朝的权臣李鸿章是同科进士，相交甚笃，相知亦深。后来连郭嵩焘自己也承认：“生平受合肥傅相之惠最多，而无能报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者，中兴元辅也”，“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
       曾纪泽作为洋务运动地方官吏重要代表曾国藩的儿子，他们之间天然关系之密切，自然毋庸置疑。李鸿章对曾纪泽的命运和前程也备加关注。光绪三年(1877)七月十八日，曾纪泽加恩候补四五品京堂，随即李鸿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使外洋，必须博学多识，知大体，而尤以通知西洋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但目中所见实无此项人才……张力臣通晓洋文，则远不逮曾劫刚。颉刚自谓能识洋字，而不能作洋语。若置之庄岳数年，必有突过侪辈者矣。此次人觐，当得京卿，内意或留待他年替人，亦非其愿。”从李鸿章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无论从曾纪泽的意愿或是才智都应任职外派公使才合适。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再次谈及曾纪泽的进止及其出路，认为他“才气挺迈，京官势难久居，外省亦难俯就，将来不得已，恐仍不免出使耳”。看来，为了曾纪泽的出路，李鸿章可谓煞费苦心。虽然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证实曾纪泽的出使是由谁举荐，但作为在朝中内政外交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李鸿章的想法必然要影响朝廷的决策。
       刘瑞芬和洋务重臣的密切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曾国藩把他引入了从政的起点和大门，李鸿章举荐他步步升迁至巡抚大员乃至驻外公使的官职。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刘瑞芬本人所具的经世志向和军务才能。正是他个人对时局的清醒认识，才使他有可能为曾国藩所赏识、纳用。他在军械火药等方面独具的精审和办理采运的成功历练，屡屡为淮军的声名立下汗马功劳。所以自从他于同治元年(1862)跟随李鸿章办理军械直至他被外派公使，大多都是由于战功为李鸿章奏奖而得以不断升迁。《钦定国史本传》清晰地记载了19世纪60至70年代，他从最初的“县丞”到“知府”、“道员”乃至“两淮盐运使”职位升迁的过程中，李鸿章多次对他的提携和职位升迁奏疏。
       薛福成与洋务大员也颇有渊源，尤其与曾国藩、李鸿章二位朝中重臣更为密切。作为多次应试不中、而又胸怀经世之志的士人，能被当朝的重臣揽人幕中受到重用是极为幸运之事。薛福成在同治四年(1865)受到曾国藩重用，得以实现自己的经世治国宏愿。从此其“声誉隆起，以一书生负天下望”，从此直至曾国藩去世，薛福成人参曾国藩幕府整整7年，除了在文事方面的业绩外，还在兵事、饷事、吏事等历经砥砺，后成为了五品官员。因此他曾在《中兴叙略》(上、下)中对曾国藩等“中兴名臣”的业绩，作过极力赞颂，认为“光辅中兴之业，则惟今相国曾公实倡于始，实挈其成”。
       曾国藩去世后，薛福成引起了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刮目相看。光绪元年(1875)下半年，他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延为上佐，于时局多所斡旋”。从此，薛福成人参北洋幕戎，并对国内外发生的事关大局的事件运筹帷幄，为李鸿章办理棘手的外务提供了高远得当的谋略。在赞襄北洋幕戎近八年的时间里，其政治才干和工作业绩等得到了洋务派领袖的青睐。李鸿章在奏折中称赞道：“薛福成器识沈毅，才猷练达……尤究心中外大局，历在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处随办军务洋务多年，近来如烟台议约、朝鲜定变赞画机宜，均有裨助。现值越南多事，筹布海防，办理交涉，需才方亟，拟在请旨准河南候补道薛福成暂留北洋差遣，以资得力。”薛福成多次因国家其他所需即将被派调时，总是被李鸿章专奏执留，可见他被李鸿章重视和欣赏的程度。
       正是驻英公使出使前与洋务重臣的密切关系，使得他们在出使前夕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洋务运动，丰富了历练、增长了见识，并得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大臣的极力举荐。
       (二)直接或间接的洋务参与
       在整个洋务运动进程中，对它的参与或是支持程度是有所差异的。有人是通过言论或见解表示了对洋务运动的支持，而有些人则是直接参与到洋务运动的实践中。
       郭嵩焘在洋务运动中，大多是提出对洋务运动的见解和批评，参与实际的洋务活动则较少。从他较早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认同，到对天津机器局开设和学习西方语言学校创办的建议，以及他在19世纪70年代辩证洋务观的提出、对洋务运动缺失的批判，都显示了他在洋务运动中是以思想家的角色而出现的。
       曾纪泽在洋务运动中也很少有直接的参与，他更多的是在以其父亲为主的洋务派的影响下而萌生的一些洋务见解。“纪泽多年追随其父，对于模仿西法开办新式局厂，以逐步使中国趋于富强的各项事业，自颇有深切的体会。”关于培养人才，他主张应中西互通：“闲暇时延见西士，接以温词，款以虚衷，彼必乐于自献，优游餍饫，渐可得彼国之竅要。西人在中国广设学堂，自夸义举，而彼中亦有乐读中国书籍者，宜为别设一院，择中士教之，则彼将不得擅美。事既惠而不费，国主闻之，且必感悦。数年之后，有能通华文者，劝其翻译彼国书籍，怂以传播中国，当获盛名，谅亦乐从……如此，费省而益多，事近而效久，又人己两利者也。”对外派留学他主张采取省费的方法：“今虽设有出洋局，然费巨难继，所养仅百人，岂能家喻户晓?不如取各国学校书院章程，翻译成书，寄归中国，请先于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取古人教子弟之法，而略以西法参之，冀渐推广，其费视出洋为省，而其功必宏远矣。”其洋务见解可谓不凡。
       在洋务运动的进程中，刘瑞芬属于典型的直接参与人员。尽管他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的，但他从事的军械采办是与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工业息息相关的。正是在具体承办军务的过程中，他的洋务见识得以见长、洋务能力得以历练。李鸿章曾对刘瑞芬精熟外洋军械的能力和功劳大加赞扬，认为淮军能以用西洋利器著名，“瑞芬实开其先，为一时所推服”。
       薛福成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时期，基本上与洋务运动同步。自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人曾国藩幕府始，至19世纪80年代后期受命为驻英公使止，正是国内洋务运动从起步到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与当时朝中洋务重臣朝夕相处、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幕僚，自然有其对洋务运动的见识。他在洋务运动发展中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应诏陈言诏》中的“海防密议十条”基本上是关于效法西方的“自强之道”。其议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使他由此成了洋务派中的一颗新星，成为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得力助手。整体而言，出使之前的薛福成“效法西人”的洋务主张，虽然还没有超越洋务
       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旨，但他已从“坚船利炮”的框框里跳出来，开始提倡商政矿物、考工制器、火轮舟车等一系列西方的“富强之术”，达到了当时洋务派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
       在洋务运动进行之时，能承认自己的落后和西人的进步已是很难得的事情。而驻英公使在出使之前已在不同层面表现出了对洋务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自然属于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和趋向。
       三、对西方世界情形的理性认识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通商、居住、传教等权利，在此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中西国家之间兵事、教事或商事等的关系和纠纷。作为清政府不同职任的官员也必然在对外事处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参与，并在具体的参与实践中会加深对西方国家具体情形的认识。
       还在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在浙江较早地目睹了战争中英国的坚船利炮和强悍。之后，随着阅历的丰厚、见识的增加，他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化。尤其是在清政府的委派下，他参与了一系列对外事务的处理，如1859年随僧格林沁于大沽口炮台抵御英法联军入侵的防卫，署广东巡抚时亲自主持了潮州英领事进城一案具体事宜的处理以及任职总理事务衙门时对马嘉理案的独特决断。可见从鸦片战争开始，郭嵩焘就开始了对西方世界的关注与思考，并在随后参与的一系列对外交涉事件中，形成了他对西方一些客观而理智的看法，这些认识使得他在正式出使英国后能进一步深入地观察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的不足进行思考和提出改进的意见。
       曾纪泽在外患日迫、国土日蹙的情形下，目睹时局，不胜愤惋，思想上引起不少震动，并促使他留意西方各国情况，了解世界大势。由于出身的特殊，使他几乎没有外务交涉的历练，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西方各国的认识和了解。在谈及英人在中国传教导致的衅端时，他认为：“英人在中土游历传教，最易启衅，事既决裂，猝难收拾。宜先事与英人妥筹善法，传教者亦须请领护照，游历者除领护照外，每处由地方官派择里老同行，先期开导，俱免惊疑。且令各处领事禁约西人不得独自下乡，违即不理。此宜与英廷先事妥筹者也。”在获知曾纪泽成为驻英公使的信息后，英国在中国官方性质的报刊对他寄予了良好的期望。《北华捷报》的社评曾对他任驻英公使一职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曾纪泽被派往英国，实为最佳人选，并对他任职后寄予了厚望。可见，在西人的眼中，曾纪泽是一个对世界形势有着宽阔、理性认识的人。
       刘瑞芬对西方情形的了解和对外务的历练，除了他具体参与的一些对外事的处理外，还有他作为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道一职必须履行的职责。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为了更详尽地随时了解各口岸的外事情形，他专门上奏责成各口岸道员“与领事官、税务司商办一切，随时随事”禀报于他。因为他认为“中外交涉案件，洋人往往矫强，有关道承上接下，开谕调停，易得转圜”。也正是因为这一职位必具的职责，因此，能出任上海道台这个职位本身就具备对外务情形的熟悉和业务的一定胜任。他自己在挑选出洋随带人员时，挑选的标准也是要“留心洋务”的人。所有这些已足以说明刘瑞芬对西方世界以及外务了解的内容、范围和程度。
       薛福成在长期的幕僚生涯中，不但多次在具体的外务中出谋划策，而且形成了许多对西方情形的看法，因此这早已引起洋务官僚对他的关注和举荐。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就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以及各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利害关系，强调中国应重视外交关系的改善，即“宜豫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在《筹洋刍议>>中提及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工商为先”的“富强之道”。他了解到：“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在了解西人富强的基础上，主张向西方学习。由于薛福成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深刻，他曾有几次机会被举荐为出使人选。当清政府正在遴选出洋使节时，洋务派大员丁宝桢与郭嵩焘都先后上疏，保荐薛福成堪任使事。丁宝桢认为薛福成“学堪致用，识略闳深”；郭嵩焘奏举他“博学多通，如西洋地势、制度，条举缕分，精习无遗，而性情纯朴笃实，一无虚饰”。
       综上所论，晚清早期驻英公使在出使之前时代的不同阶段，无论表现在具体的实践活动或是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上，都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潮流和趋向。在对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局的认识上，他们较为清醒、理智，切实意识到了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落后，“是一种正确的时代觉醒”。在开启中国近代化大门的洋务运动中，他们表现出了对洋务运动不同程度的支持，充当了当时引领时代发展的角色。在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上，他们不像落后保守的顽固派那样固步自封，而是在参与外务的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理性的观点。他们所具的共性使他们客观上具备了作为驻外公使的任职条件。
       在晚清政府实施外交公使制度的初期，对代表国家与政府履行外交职责的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并没有明确的章程形式来加以规定，主要是由君主饬任。但在钦定之前有过笼统的规定，即光绪元年(1875)国内主管外交的机构——总理衙门的奏准中有以下相关内容：“在京王公大臣等如真知有熟悉洋务，洞悉边防，兼胜出使之任者，具疏保荐。”从奏准内容中可以看出，使才的任用条件被指陈为“熟悉洋务，洞悉边防”。这里的“洋务”除了涵盖我们常指的狭义含义外，更多指的是对西方世界情形和外务的了解与熟悉。从以上分析中，能明显地发现，驻英公使在出使之前所具的共性与清政府驻外公使的任用条件基本吻合，这些共性构成了他们被举荐为驻英公使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责任编辑 阎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