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前期，由于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人的词学观念呈现出与中后期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它上承宋元词论传统，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赋予词体厚重的诗教色彩；另一方面，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对明代前期词学观念进行深入的探析，可以促进对明代中后期词学理论的研究，进而理清明代词学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明代前期；词学观；词体起源；教化寄托
当今学术界在论及明人词学观念的时候，往往把有近三百年历史的明代学人的词学观念归纳在几个理论框架之下，进而加以论述，比如方智范等在《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中把明代的词论分为四个部分：词的起源；词的体性；词的正变；词的创作。张仲谋在《明词史》中则把明代词论分为三个部分：词史观；体性论；主情说。这样的论述有其好处，即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状况。但最近笔者在翻检明代词学文献时发现，这样的归纳论述似乎过于简单化，同时也不符合明代词学思想的变迁。有的学者或把明代词学思想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比如李康化在《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一书中以嘉靖三年(1524)杨慎被贬云南为界，将明代词学思想发展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原因是嘉靖三年(1524)以后的词人、词选、词评三个方面均超越前期。陈水云在《明词的“当代”批评》一文中亦把明代的词学批评分为两个时期，他把洪武至弘治的156年划分为前期，认为这个时期词体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元末明初的繁荣到明初后期的衰落过程，词学批评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领域。后期指1524年到1644年的120年的时间，认为这个时期有价值的词学理论作品多，词学理论批评自觉。李、陈二人的划分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似乎也不能清晰地勾勒明代词学思想的变化历程。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前期理学的禁锢，中期心学的兴起，后期异端思想的泛滥，都在明人的词学观念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使明代学人的词学观不断发生着变化。就明代词学文献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明代词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明代前期、中期和后期。本文拟论述明代前期的词学思想及其成因。
一、词学观念
本文所谓的明代前期是指从明代开国到成化年间120年的历史。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学思想都与其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哲学思潮密不可分，明代词学的发展也一样。成化以前，思想领域基本上是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正像正德年间黄佐在《眉轩存稿序》中所言：“成化以前，道术尚一，而天下无异习，学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唯恐伤之。”就现存的词学文献来看，此期的词学观念明显受儒家诗教的影响，与中后期不同。但明中后期词坛上争论的有些词学命题在此期已经被提出。
其一，对词体起源的探讨。关于词体起源的问题，词学史上第一篇论词专文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已经提出并影响深远：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竟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
在此，欧阳炯使用了与词体相一致的华美骈语，表达了自己对唐代新兴曲子词源流的看法：它远源于上古酒筵歌席即席演唱的歌谣，近来自和乐而歌的汉魏六朝乐府。此后宋人发挥其观点，北宋潘阆在《逍遥词附记》里隐然提出了词为“诗家之流”的观点，胡寅的《题酒边词》中就明确指出：“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而到了南宋王灼的《
碧鸡漫志》，就把《花间集序》中的观点用理性的语言明朗地表达出来：“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以后，此观点成为词体起源论之一家之言。明代前期的词论中对词之起源的论述不多，但还是有的。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最早接触这一问题的是吴讷，他在《文章辨体·凡例》中指出：“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但他没有进一步作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词是可以歌唱的，与音乐密切相关。他在《文章辨体外集序题目录·近代词曲》中云：“凡文辞之有韵者，皆可歌也，第时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调有古今尔。”其实在这里，吴讷已经触及到了词与音乐关系的实质问题，“时有升降”，“调有古今”，可惜的是他没有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稍后的陈敏政接着吴讷的话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四库全书总目·文章辨体提要》指出：“程敏政作《明文衡》，特录其(《文章辨体》)叙录诸体，盖意颇重之。”看来程敏政认真研读过《文章辨体》关于各体之“叙录”，当然包括“近代词曲”叙录，因此，他在为其“乡先达”瞿佑作《乐府遗音序》时，就对词与音乐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迨夫周室陵夷，《
诗》废不讲，而世俗之乐流于淫僻，诗乐始歧而为二。至汉高祖有《房中歌》十七章，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凡歌诗二十八家二百四十篇，此乐府之始也。下迨魏晋唐宋，始以诗词为乐府，多述民俗之事矣。”程敏政试图论述清楚词体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从音乐的角度去观照词体的发展，但是由于他不明白六朝乐府与唐宋词不属于一个音乐系统，因此才造成了对于“魏晋唐宋”这一漫长时期一语带过的情况。有的研究者认为他“对词也许并不熟悉”，笔者认为他不是对词不熟悉，而是对词体与音乐的关系不熟悉，因为他亲自创作了数十首词，虽然大多是寿词，并且水平不是很高，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对在当时已经成为案头文学的词体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吴讷没有进一步阐述词体与音乐的关系，程敏政阐述不清词体与音乐的关系，这个问题似乎成了明人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在明中期以后，人们在寻求词体起源的时候，杨慎、陈霆、王世贞、俞彦等这些有名的词论家仍然弄不明白词体与音乐到底是何种关系。不过他能在当时词学不兴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便是没有解决，问题本身就有价值，它启迪明中后期的词学家找出正确的答案。
瞿佑的《乐府遗音》之所以把其古乐府、词、曲编辑在一起，他的真实意图也许是想告诉人们词为古乐府之变，而曲又为词之变。陈敏政在《乐府遗音序》中虽然没有阐述清楚词体为古乐府之变，但他毕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可以说他读懂了“乡先达”这样编辑作品的用心。
其二，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强调词体的比兴寄托与教化意义并不始于明人，自从南
宋鲖阳居士在《复雅歌词》里对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作了关乎儒家诗教的评点以后，这样的词学观不时得到赞同，到清代常州词派达到顶峰。明代初期的词论赋予词体太厚重的诗教色彩，词论家们根本没有把词体当作描写风月之情的小词来看待，我们在这里也根本找不到明代中期以后人们经常提到的“主情”说的影子。他们多强调比兴寄托，劝善惩恶，寓意讽刺，修身行素，有补于世。刘崧在《刘尚宾东溪词稿后序》中写道：“其闲丽清适如空山道者，其风流疏俊如金陵子弟，其闲情幽怨如放臣弃妇，色惨意庄，其述怀抚事如故京老人，感今道旧，语咽欲泣，亦何能言哉!惜稼轩《送春》一词，沉痛忠愤，悲动千古，至今读之使人毛发寒竖，泪落胸襟，真悲歌慷慨之雄士哉!”他诵读刘尚宾词后，感慨最深的是刘词中寄托着像辛词一样的“沉痛忠愤，悲动千古”之“真悲歌慷慨之雄士”的一腔爱国情怀。叶蕃在《写情集序》中写道“(刘基词)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叶氏从刘基《写情集》中读出了寄托在“四时景物”、“风月情怀”背后的“忧世拯民”之心。陈敏政在其《乐府遗音序》中写道：“(瞿佑)长短句、南北词直与宋之苏、辛诸名公齐驱。非独词调高古，而其间寓意讽刺。所以劝善而惩恶者，又往往得古诗人之遗意焉。”这里且不说他对瞿佑词作的评价是否符合其创作实际，这种评价本身就反映了评价者本人对词体的审美价值取向。他认为词就应该像诗歌一样，格调高古，寓意讽刺，劝善惩恶，有补于世。孙大雅在《天籁集叙》中也写道：“(白朴)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韬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他也认为白朴在词中寄托了自己洁身自好的“雅志”。
在明代前期词话中的有关论述与词集序文中的观点一致。我们看一下黄溥“石崖词话”的相关内容：
《渔家傲》(秋思)(范希文)：“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鬟征夫泪。”范文正公为宋名臣，忠在朝廷功著边徼，读其《秋思》之词，隐然见其忧国忘家之意，位非区区诗人之可拟也。
《桂枝香》(怀古)(王介甫)：“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潇洒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掉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尚歌，《后庭》遗曲。”金陵怀古之作，古今不一而足。荆公此词睹景兴怀，感今增喟，独写出人情世故之真，而造语命意，飘然脱尘出俗，有得诗人讽谕之意。
《西江月》(警世)(朱希真)：“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留心，万事元来有命。 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蝶恋花》(警世)(秦少游)：“钟送黄昏鸡报晓，昏晓相催，世事何时了?万古千愁人自老，春来依旧生芳草。忙处人多闲处少，闲处光阴几个人知道?独上小楼云杳杳，一点青山小。”二词皆为警世而作也。辞虽少殊，而模写人情世故，与夫天道之变，君子乐天之常，则一而已。读之能不益敦其修身行素之志乎!
《沁园春》(题睢阳双庙)(宋瑞)：“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阙，谁负刚伤。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炊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子细思量。”人臣之节，莫大于死国。文章之作，贵关乎世教。此词纪实张巡许远忠节，足以立纲常厚风教，诚有补于世，非徒然作者也。盖亦宇宙间之不可无者，宜著之以传。
在这里作者好像不是在欣赏词，而是在解读诗。他从范仲淹词中读出的不是“穷塞主”之寒碜，而是隐然其间的忧国忘家之意，甚至认为这种境界一般的诗人也做不到；他在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中读出的不是“人必绝倒”的不协音律，而是蕴含其间的人情世故之真、诗人讽谕之意；他在朱敦儒、秦观二人词中读出的不是作为小词而抒发的看破红尘的游戏之言，而是可以警醒世人的“人情世故，天道之变”，并认为读之可以“敦其修身行素之志”；他在读文天祥的词时，读出的是词人死国的气节，并认为“文章之作，贵关乎世教”，应该起到“立纲常、厚风教”、“有补于世”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抒发个人的闲情逸致。黄溥不仅把词与诗歌相提并论，而且还把词与文章等量齐观，在他的理论中，没有诗、词、文章之分，三者的功能作用是一样的。
明代前期没有独立的词选问世，而吴讷在《文章辨体·近代词曲》中选词31首，如果摘出，可以当作词选看待，但作者选词的标准也是强调词作的寄托与教化意义。他在《近代词曲叙录》中指出：“庸特辑唐宋以下词意近于古雅者，附诸《外集》之后，《竹枝》《柳枝》，亦不弃焉。好古之士，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之不一云。”这里的所谓“古雅”亦即陈敏政在《乐府遗音序》中所谓“得古诗人之遗意”的格调高古之作，这样的作品，寄托美刺自然存于其中。
其三，宏通的词体风格取向。对词体风格的划分，影响最大的是明代中期的张铤，他在其《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婉约豪放二体说”，引起了后人广泛的注意，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价值。但在明代初期的词论中，我们看不到明代中后期有关婉约与豪放、正宗与变体的争论，很少看到一味推崇婉约的言辞，在他们的词论体系中，似乎没有辨别词体风格的必要。刘崧在其《刘尚宾东溪词稿后序》中称赞刘尚宾之词“其闲丽清适如空山道者，其风流疏俊如金陵子弟，其闲情幽怨如放臣弃妇，色惨意庄，其述怀抚事如故京老人”，他对刘尚宾不同风格的词作逐一赞之。最终归结为刘词中有“沉痛忠愤，悲动千古”之情思，是以词中所蕴涵的情感来认同词作的，而不是以词作的风格来有意识地区分词作的不同功能。叶蕃在其《写情集序》中对刘基词的评价也是一样：“其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刘基之“慷慨激烈”的豪放词也好，温润如春之婉约词也好，肃杀如秋之清旷词也好，最后亦归之于“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的词中所蕴涵的情感因素。作为明初一代儒者的宋濂在其《跋东坡寄章质夫诗后》中，也赞扬章质夫清丽可喜的《水龙吟》。黄溥在其“石崖词话”中不仅高度评价了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等词人的豪放词作，同样对欧阳修、朱熹、辛弃疾等词人其他风格的词作亦评价甚高：
《浪淘沙》(怀旧)(欧阳永叔)：“把酒祝东
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年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此词写出感物怀旧之情，惜老伤时之意，为真切。
《次袁机仲韵水调歌头》(朱熹)：“长记与君别，丹凤九重城。归来故里愁思，怅望渺难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径须醉，无事莫关情。
寻梅去，疏竹外，一枝横。与君吟弄风月，端不负平生。何处车尘不到，有个江天如许，争肯换浮名?只恐买山隐，却要炼丹成。”晦庵朱子为千百世道学之宗，岂词章云乎哉!然其日用应俗诸作，即景写情，因物曲折，浑然天成，如大匠运行无斧凿痕。回视余子字炼句锻，镂冰出巧者，大有径庭。
《蝶恋花》(元日立春)(辛幼安)：“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常抱新春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脱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辛稼轩博学能文，尤工词曲。观此立春之作，抚景写情，感慨悲壮之意，超然高出物表，语倔奇自成一家。
黄溥在评价这些词作的时候，虽然有对词作创作手法的评价，但关注更多的是词作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这与刘菘、叶蕃在其词序中所表现出来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
从明代前期词人的创作态度上看，也可以得知人们对词体风格的态度。马洪在其《花影集自序》中指出：“予始学为南词，漫不知其要领，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缘是求二公词而读之，下笔略知蹊径。”这里马洪指出了自己学词的入门导师是苏轼与柳永，更确切地说是苏轼的豪放词与柳永的婉约词，在他的意识里没有婉约与豪放孰是孰非的问题，不像后来的张铤仰慕秦观词而创作《南湖诗余》、陈大声迷恋《草堂诗余》而创作《草堂余意》一样，有明确的词体风格取向。从创作实践来看，马洪虽然以传统婉约词风为主调，创作出了像《行香子·红遍樱桃》春思浓郁、意境飞动的婉约词，还创作出了像《东风第一枝·饵玉餐香》形神兼备、清空绝尘的咏物词；但同时也创作出了《金菊对芙蓉·过燕行低》九日登高所见所感的豪放词。
但是也有例外，徐伯龄“蝉精词话”中的词学观点，表现出明显的词体风格取向。他评价山谷词“甚有余味”(卷一)；评价元诸家诗余“作南词极韫藉，往往过宋之作者。”(卷四)；评价毛开《清平乐》词“流丽可爱”(卷六)；评价沈景高《沁园春》“纤丽可爱”(卷四)。下面具体罗列几条，以清楚地看出其词学观：
词贵圆滑：国初有词人俞行之，作窗外折花美人影词，名《霜天角》，甚圆滑。作词之法，无出于此。其词云“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知他折向谁家。 檐前枝最佳，折时高折些，寄语插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又有一词咏芭蕉，名《卜算子》，亦圆滑溜亮，国初词人王叔明之所作也。词云：“舞袖怯西风，翠扇羞荒草，满贮相思向此中，斜剪云笺小。 心里又藏心，心事何时了，今夜应知一叶秋，添得愁多少。”卷三
点绛唇：瞿存斋宗吉题菊作《点绛唇》，极韫，藉，令人悦妙。其词云：“花禀中黄，挺然独立风霜表。冒寒闲来，占得秋多少。 正是重阳，蝶乱蜂儿绕。归田早，为谁倾倒，有个柴桑老。”……又见眉庵杨孟载基咏莺亦有《点绛唇》云：“何处飞来，柳稍一点黄金小。弄晴催晓，喉如簧巧。 春梦须臾，正绕江南道，空相恼。被他惊觉，绿遍池塘草。”尤纤丽圆融可爱。卷五
叹交游少：宋淮海秦少游观，工于词，《古今词话》言之悉矣。而其诗律纤裱艳巧，故时人有苏东坡词似诗，秦淮海诗似词之语。其游鉴湖诗云：“画舫朱帘出绕墙，天风吹到芰荷乡。水光入座杯盘莹，花气侵人笑语香。翡翠侧身窥绿酒，蜻蜓偷眼避红妆。葡萄力缓单衣怯，始信湖中五月凉。”翡翠、蜻蜓之句，俊词也，可谓镂冰翦水者矣。鹤窗马浩澜评周秦之词，以周尚言情，而秦则情景俱到，似冠清真之上者，信然!卷九
鹤窗韫藉：予内弟马浩澜，名洪，号鹤窗，杭之仁和人，善诗词，极工巧。……题东溟小景《昭君怨》：“云远路危峰斜照，瘦马尘衣风帽，此去向萧关，向长安。
便坐紫薇花底，只是黄粱梦里，三径易生苔，早归来。”言有尽而意无穷，方是作者之词。卷十一
熟悉明代词话的人，对以上诸条之评语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其中作者的论词话语与明中期陈霆的《渚山堂词话》有惊人的相似。陈霆评词，推崇婉约，他结合具体词作，用了一系列词意近似的语言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如“酝藉”、“清楚流丽”、“圆转流丽”、“婉约清丽”、“婉约”、“清便绮丽”、“圆妙”、“绮靡酝藉”。徐伯龄《蝉精隽》中记有成化癸卯(1483)事，可知他在成化癸卯仍在世。徐伯龄论词在明代前期可谓别调，从其生活年代看，他是明代前期到后期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因此，其词论也明显呈过渡性的特点，可以说他开启了明代尊崇婉约风气之先声。
二、词学观念形成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初的词论家们在论词时体现出鲜明的词学观念，即把词看成一种与诗近似乃至相同的抒情文学体裁，词不仅可以“感四时景物，风月情怀”，抒写词人“忧世拯民”之心；词还可以“寓意讽刺”、“劝善而惩恶”、“得古诗人之遗意”；词不仅可以“敦其修身行素之志”，还可以“立纲常、厚风教”、“有补于世”。在探讨词体的起源、词体风格的取向上也与这一鲜明的词学观相联系。明代初期这种词学观念的形成与宋元的词论传统、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想密不可分。
其一，继承宋元词论的传统。词发展到了南宋，由于社会的巨变，使原来作用于歌舞筵席的小词也承担起了她从没有承担过的责任——像诗文一样干预当时的社会现实，词学领域讨论的重点也从北宋的重音律转移到了南宋的“词为诗裔”，既然词为诗之裔，当然词完全具备诗的功能，于是，曾丰在苏轼《卜算子》词中体味出了“触兴于惊鸿，发乎性情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仪也”。很自然地就把词与儒家诗教联系在一起；刘克庄在《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中指出：“叔安刘君落笔妙天下，间为乐府，丽不至亵，新不犯陈，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逐臣子之感。”其实作者也是在谈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比兴寄托的诗教观念。林景熙在《胡汲古乐府序》指出：
乐府，诗之变也，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化厚俗，胥此焉寄!岂一变为乐府，乃遽与诗异哉?宋秦、晁、周、柳辈，各据其垒，风流蕴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犹未也。荆公《金陵怀古》，末语“后庭遗曲”，有诗人之讽。裕陵览东坡月词，至“琼台玉宇，高处不胜寒”，谓“苏轼终是爱君”。由此观之，二公乐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异诗也。……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出于诗人
礼义之正。然则先王遗泽其独寄于变风者，独诗也哉!
林景熙与曾丰、刘克庄的论述一脉相承，而且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作了更为详细的分析阐述。认为“乐府，诗之变也”，“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有“美化厚俗”社会作用，其价值功能与诗歌并无二致。林景熙，人元不仕，是宋遗民中的著名志节之士，他的此段论述，当是作者的肺腑之言，而不是笼统地无目的地强调儒家诗教，对于元末明初易代之际的词人，应当是有震撼意义的。
元代虽然国运不长，但在宋词繁荣之后对词的创作进行理论上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出现了理论水平比较高的词学著作，如张炎的论述词之音律、探讨作词方法的《词源》，陆辅之传述张炎词法的《词旨》。但词学理论方面的另一条线索也非常明显，即词学理论继续沿着南宋以来重儒家诗教的方向发展。在异族统治下的元代词论家有一个心结，即故国文化、儒家诗教能否在新的环境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因此，传播儒家文化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在宋代一度遭禁的理学，在元代获得新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在词学领域，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无论是词籍序跋还是词话，强调儒家诗教成为评词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将孙在《胡以实诗词序》中指出：
文章之初惟诗耳，诗之变，为乐府。尝笑谈文者鄙诗为文章之小技，以词为巷陌之风流，概不知本末至此。余谓诗入对偶，特近体不得不尔。发乎情性，各自极其中之所欲言，若必两两而并，若花红柳绿、江山水石，斤斤为格律，此岂复有情性哉?至于词，又特以涂歌俚下为近情，不知诗词与文同一机轴。果如世俗所云，则天地间诗仅百十对，可以无作。淫哇调笑，皆可谱以为宫商。此论未洗，诗词无本色。
在此序中，刘氏明确指出：“诗词与文同一机轴”，作者是在对诗词文三者追根求源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认为文学的最初形式是诗，而词又是诗之变，文可以载道，诗可以言志，词为什么就成了“特以涂歌俚下为近情”文学形式?作者又从“发乎性情”说出发，论述三者的价值功能是一致的，诗、词、文都是“发乎性情”、“各自极其中之所欲言”，三种文学体裁都能尽情地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把心中压抑不住的志向、理想、抱负与不满、无奈、悲愤寄寓于作品之中。这里的“性情”显然不是庸俗的“涂歌俚下”之情，而是与儒家诗教“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密切相连，它上承苏轼所开启的词论中的陶写性情之论，下对明代诗词理论中的性情说产生了重大影响。戴表元在其《余景游乐府编序》也承认“词章之体，累变而为今之乐府”，并认为词应该“陈礼义而不烦，舒性情而不乱”，以此为标准，他赞赏同乡友人之词“有所愤切，有所好悦，有所感叹，有所讽刺”，显然是从儒家诗教方面对词作进行评价，作词要内容充实，有所寄托，有所讽喻。刘敏中在《江湖长短句引》中以苏东坡、辛稼轩、元遗山三家词为标准评价张养浩之词作，认为其词“藻丽葩妍，意得神会，横纵卷舒，莫可端倪，其三湘五湖，晴阴明晦之态，千岩万壑，竟秀争流之状，与夫羁旅之情，观游之兴，怀贤吊古之感，隐然动人，视其风致，盖出入于三家之间”，认为张养浩之词在湖山阴晴的自然风光的摹写中寄寓着作者的羁旅之情，观游之兴，吊古之感。
吴澄是元代的理学大师，他认为：“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因此，他在评词时，也是一副理学家的面孔。吴氏在《戴子容诗词序》中说：“夫诗与词一尔，岐而二之者，非也。自其二之也，则诗犹或有风雅颂之遗，词则风而已。诗犹或以好色不淫之风，词则淫而已。虽然此末流之失然也，其初岂其然乎?使今之词人真能由《香奁》、《花间》而反诸乐府，以上达于三百篇，可用之乡人，可用之邦国，可歌之朝廷，而荐之郊庙，则汉魏晋唐以来之诗人，有不敢望者矣，尚可嗲嗲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哉?”他认为诗词本为一体，后来就一分为二，自此，诗与词的功能也就不一样了，诗有风雅颂之遗音，有了比兴寄托的社会功能，而词则沦落为俚曲歌谣；诗歌所抒之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词则被认为是艳冶之曲。吴氏希望当时的词人之作能够回到古乐府、甚至三百篇的社会功用上去，朝廷的郊庙祭祀可以用之，邦国’间的交往可以用之，又可以对国人起到一种教化作用。
成书于元代的两个词选很有特色，即《乐府补题》与《精选名儒草堂诗余》。这两部词选对明初的词学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乐府补题》是一部遗民词人应社咏物之作。宋亡之后，王沂孙、周密、张炎等14位遗民词人先后5次结社唱词，分咏龙涎、白莲、莼、蝉、蟹，结集为《乐府补题》，明前期，吴讷辑人其《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此集所录咏物词，皆托物寄情，以深隐曲折之笔把亡国的痛苦体验、对故国的无限哀思以及人生的忧患意识倾注于词中。《精选名儒草堂诗余》，元庐陵凤林书院辑，习称“元草堂诗余”。凤林书院为元书坊名称。此集收录宋末元初包括金代遗民词人在内的词人63家203首词作。明朱睦《万卷堂书目》著录之。关于此集的性质在接受过程中有不同的看法：或认为它是一部南宋遗民词的结集；或认为它是一部江西词人群的结集；或认为它是宋金遗民词的结集。在此我们暂且不论其结集的性质，就集中所选宋金遗民之词有所寄托这一点，论词者是没有分歧的。清厉鹗在《元草堂诗余跋》中指出：“词多凄恻伤感，不忘故国……心所爱玩，无时离手。每当会意，辄欲作碧落空歌，清湘瑶色之想。”清秦恩复认为此集“寄托遥远，而音节激楚”。清阮元亦有同感，他在《明儒草堂诗余三卷提要》中指出：“选录精允，秀句清言，多萃于是，而黍离之感，有不能忘情者。”此集中遗民词人与《乐府补题》中之词人有一个共同的创作背景：山河破碎，家国沦亡。他们在词体创作中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把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心灵强烈震颤内敛为深沉悲咽的情感抒发出来，给人一种悲戚之美感。元末明初之词人的经历与二词选中的词人经历一样，因此，他们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发自己失去故国的哀思和心灵磨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人认为此二集在元明两代未见流传，在清代复出后，对清代创作与词论均产生重大影响，这不大符合事实。此二集就成书于元代，怎能说在元代未见流传呢?明初吴讷编辑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其中就有《乐府补题》；据杜信孚等《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可知，《唐宋名贤百家词》刻于宣德年间(1426～1435)。明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亦有著录，题为《百家词》。明朱睦《万卷堂书目》著录有《元草堂诗余》，题为《名儒草堂诗余》。明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亦有著录，题为《续草堂诗余》。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亦著录有《元草堂诗余》，题为《续草堂诗余》。阮元在《明儒草堂诗余三卷提要》中指出：“《千倾堂书目》始著录，一名《续草堂诗余》，即是编也。”明代中后期，由于心学的兴起与异端思想的泛滥，《乐府补题》与《元草堂诗余》由于不符合当
时的审美趣味，因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在明代前期，此二集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明初的重要词人如刘基、杨基、高启、瞿佑都是由元入明，距离二集的成书时间很近，词的创作受其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其二，明初文化政策的影响。明代建国后，朱元璋在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也强化思想文化统治。他以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洪武二年(1369)，制定了严格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取士，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及程、朱派的其他解经著作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为了使儒家经典传播得既快又广，在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命颁四书五经于各学校”，至二十四年(1391)，“再命颁国子监子史等书于北方学校”。朱元璋虽然“奋起陇亩，未尝学问”，但“即位而后，挥毫染翰，圣藻葩流”，深知文学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穷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鉴于此，一批开国的文臣儒士，自然打起了继承和发扬儒家诗教传统的旗帜，强调“明道德”、“通世务”，发挥其讽谏感发作用。号称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其《清啸后稿序》中就指出：“诗之为学，自古难言。必有忠信尽道之质，蕴优柔不迫之思，行主文谲谏之言，将以洗濯其襟灵，发挥其文藻，扬厉其体裁，低昂其音节，使读者鼓舞而有得，闻者感发而知劝。”与宋濂齐名的刘基在其《照玄上人诗集序》中透彻地阐发了儒家的诗教思想：“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并且针对当时诗坛现实，批评“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之人。由于朝廷的文化政策，强调儒家诗教思想，在明初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对词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明成祖朱棣秉承父志，在意识形态领域进一步统一思想。永乐十二年(1414)下诏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并命“儒臣辑《五经》、《四子》、《性理大全》，颁之郡邑学宫，以训生徒。”从而达到“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之目的。与此同时，朱棣多次下诏查禁亵渎帝王之词曲，永乐元年(1403)四月，朱棣即位之初，即下诏查禁“亵渎帝王之词曲”，永乐九年(1411)，又下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送法司究治。”“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明成祖还提出了“节欲”的观点，《典故纪闻》卷六记载：学士解缙等进《大学正心章讲义》，成祖览之至再，谕曰：“人心诚不可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饰好玩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词体起源于舞筵歌席，是一种最能抒发人之隐幽私秘情感的文体，又具有动荡人心的艺术魅力，明成祖“节欲”的观点显然与词体的特性相左。这些文化政策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词坛与文人对词体的评价。在这样思想高度统一的局面下，文学创作也统一了，永乐、宣德年间诗坛上出现的台阁体就是思想统一局面下的产物。太祖、成祖两朝实施的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做法，到永乐以后切实收到了更大的效果，词体创作陷入了低谷，据赵尊岳《明词汇刊》所录词人250余人，而永乐以后到弘治之前，只有13人，其中除了马洪等少数词人在专力作词，较有成就外，多数人的词作不是歌功颂德的台阁词，就是板起面孔说教的理学词，再不就是游戏词体的打油词。词体特有的委婉细腻的表情功能，荡漾人心的艺术效果，此时几乎荡然无存。但物极必反，到了最低谷就以为要向上攀升，明代中期的开明政治以及心学的兴起，使明代词学将迎来中兴的曙光。
总之，明代前期的词学观念由于受当时社会环境、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有其独到之处，对明代前期的词学思想进行梳理并作深入的研究，可以促进明代中后期的词学研究，对从整体上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