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当代科学批评领域已经成为古今中外形形色色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争夺现代社会话语权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西方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纷纷在彼此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和语境中以其特殊的言说方式建构着各自不同的科学批评纲领；中国科学批评领域持续泛滥的神秘主义思潮正在逐渐腐蚀着人们的理性精神；蒙昧主义开始浮出水面。构筑科学批评的理性平台迫在眉睫。
关键词：科学批评；思想文化传统；语境；反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蒙昧主义
中图分类号：B029;G122;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1－0063－06
收稿日期：2007－08－15
作者简介：贾玉树(1963－)，男，山西洪洞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教授。
一
文艺界历来具有文艺批评的传统，它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文论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展示了形形色色的文艺批评理论，涌现出了五彩缤纷的思想流派，它们各自具有其旗帜鲜明的文艺批评纲领。这些理论和纲领无疑曾经对文学艺术的再创作和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中国的文艺批评尤其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就出现了《
文心雕龙》这样的文论经典。目前中国各综合大学的人文学院也都有其相应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并招收专门从事文艺批评的研究生。
然而，科学界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传统，相应也不会有自己科学批评的真正历史。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主要是以坚船利炮的形式强行打破国门而人的，而此后绝大多数有识之士主动引进西方科学也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试图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或者解救人民大众于苦海之中。人们还根本无暇批评，事实上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批评。然而，没有批评就没有繁荣和发展，因而中国的科学至今仍然停留在以生产力为主导的技术层面上。所谓诺贝尔奖迄今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也许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同文学艺术不一样，文艺创作是一种虚构，它诉之于人的情感，需要批评，也能够进行批评；而科学探索的是真理，它诉之于人的理性，不需要批评，也无法进行批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首先，文艺创作绝不是纯粹的虚构，在任何时候它都必须以生活的真实作为其必要的约束条件；同时具体的科学所探索到的也未必一定就是真理，在理论的层面上：它总是要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永远也无法剔除的猜想与假设。其次，文学艺术也不完全是诉诸情感的，自然科学也未必是全部都诉诸理性。在创造性思维的层面上，爱因斯坦就曾认为，科学与艺术相通，二者的区别只在于表述思维成果所凭借的媒介与载体不同。现代科学哲学有关科学创造的大量案例研究也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再次，从历史上看，无论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是中国现代的新文化运动，积极弘扬理性与热心传播科学的，很多都是文学艺术家们，而环顾我们周围，许多文学艺术家也都非常理性，绝大多数的科学家们也都具有丰富与细腻的情感，他们之间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存在巨大的鸿沟。最后，也不妨退一步讲，即使科学真是一种完全诉诸理性的纯粹真理，也还是无法拒绝批评的，因为理性的职能首先就是批判，而真理也总是要在批判中才能发展的。倘若没有贝克莱对微积分基础的尖锐批评，就未必会有柯西的极限理论；而没有马赫对牛顿力学的理性批判，也未必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应当讲，科学要比艺术更加渴望得到批评。
科学批评是我比照文艺批评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这里用以指称知识界关于科学的概念、理论、思想、方法与价值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活动。从历史上看，中国当代科学批评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对来自西方的具体科学理论进行政治批判，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代表作品无疑当首推署名为李柯的相对论系列批判文章：《评爱因斯坦的物质观》、《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和《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1999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人体科学进行社会批判，代表作品有钱学森的《论人体科学》和于光远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系列论著：《PSI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反“人体特异功能”论》等，吴国盛的《气功的真理》和《自然本体化之误》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科学批评论著，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科学批评后来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阶段为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总体上对西方科学进行抽象和笼统的文化批判，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品包括杨叔子《科学人文，和而不同》、吴国盛《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科学》、刘华杰《中国类科学》、毛嘉陵《东方有科学——为中医药及东方文明进行的一次哲学“辩护”》、刘长林《自然国学研究的现代意义》等，毛嘉陵、刘长林、宋正海等7人最近联名发表的所谓《东方科学宣言》也颇具有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
中国当代科学批评是一项同中国当代文化选择密切相关的文化活动。它不仅对于中国科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未来走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当代的科学批评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察》，胡化凯《1950年代中国的科学批判》、《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关于数学“唯心论”的批判》、《我国对化学“共振论”的批判》、《中国对于遗传学的批判》、《“文革”期间的相对论批判》和《“文革”期间的爱因斯坦批判》，周雁翎《中国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研究的现状和困境》、陈克艰《科学理性与自由主义》、张帆《科学主义和现代反科学思潮述评》、许良英《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析》，等等。龚育之先生除直接参与中国当代科学批评外，还在《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及其他一些有关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的文章中不同程度地论及中国当代的科学批评。然而，从总体上看，目前已展开的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当代早期的科学批评进行的，当代中期与后期的研究成果非常罕见；同时，关于具体科学批评事件的中、短时段的描述性历史记忆居多，而长时段的规律性总结则如凤毛麟角。本文不仅首次提出并论证了科学批评这样一个概念，而且还将进一步立足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在跨学科的视域里，对中国当代科学批评的思想文化传统和言说语式语境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一些简要的总结和概括。
二
从原则上讲，科学批评同文艺批评一样，它首先应当是属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事情。虽然说它并不排除来自科学界外部的反思和批评，可是这种反思和批评归根到底不能够独立于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内部语
境。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的科学批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尚未完成科学启蒙的思想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够调动的资源似乎从来不是科学内在的思想资源，而主要是科学外部的文化资源。中国当代科学批评领域已成为古今中外形形色色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争夺其在现代社会话语权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西方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思想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纷纷在彼此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和语境中以其特殊的言说方式建构各自不同的科学批评纲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成了各种思想文化相互对立、冲突和斗争的焦点。
首先，建国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领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当代中国科学批评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并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因，它常常被反科学主义者指责为科学主义。近年来龚育之先生曾经多次批评了正在国内蔓延的反科学主义思潮。根据龚先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同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这样一种理解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全然无知于现代科学。马克思主义本来具有其科学批评的传统，特别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科学批评著作在国内已经拥有广泛的影响。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批评则主要是直接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或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同接地进行逻辑演绎。建国初期，他们曾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遗传学、共振论、控制论和数理逻辑；“文革”期间，他们又再次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热力学第一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等。“文革”结束后，于光远先生创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明确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以后反伪科学的漫长岁月中，于光远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不仅间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尤其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及其中有关“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的论述，而且直接深入伪科学活动的第一线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它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批评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然而要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主义则显然是错误的。真正如同反科学主义所指责的那种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始终在被遮蔽着，以至于像何祚庥先生这样自称为科学主义的杰出的科学家，也仍然避免不了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评价科技创新体系和批判中医。近年来中国反伪科学活动受到了来自它所批判的那个阵营的严峻挑战，他们组织签名要求修改中国的《科普法》，删除其中“伪科学”一词。可惜的是，随着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批评的传统已经逐渐走向衰落。
其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占领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构成了中国当代科学批评的另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是以理性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以理性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中国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曾经活跃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再一次昙花一现。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批评用哲学作为思想武器批判科学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理性主义科学批评始终都是以科学作为思想武器批判和改造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们也常常被反科学主义者指责为科学主义。实际上，中国的理性主义是自由主义追求与科学主义追求的统称。自由主义首先热衷于民主和政治，而科学主义则更加关心科学与文化。二者内涵虽然有不少区别，外延在当代中国却大体相同。它们都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同时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传统，都希望通过弘扬科学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李慎之先生曾经指出：“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国古典只讲善、美，是不怎么讲真的……美、善不讲真就失去了基础。”许多人“好像认为科学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中国已经生根了，官方也从来没有‘批判过科学’。有些不正常的干预，也都是因为没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所以，他曾希望许良英先生能够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早在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刚刚进入低潮的时候，许良英先生就对国内正在悄悄兴起的反科学主义思想进行过尖锐批评。近年来，无论被反科学主义指责为科学主义者的陶世龙、赵南元、方舟子等人，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李泽厚、袁伟时、徐友渔等人，都曾以其不同的方式同正在国内到处泛滥的形形色色反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醒民先生还倡导走向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然而，同科学主义相比，中国的自由主义显然是很不成熟的，它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摇摆性和妥协性。中国的理性主义腹背受敌，举步维艰，中国理性主义科学批评纲领的前景也实在是不容乐观。
再次，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并在西方后现代思想文化领域占领统治地位的文化相对主义是中国当代科学批评的又一种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文化相对主义科学批评的策略是把科学纳入社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以民主消解科学。近年来以吴国盛教授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文化人以反科学主义作为旗帜，积极调动各种媒体资源，使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科学批评领域中广泛传播。科学文化人的目的似乎是要为人们争取愚昧生活的合法权利。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完成科学思想的启蒙，而且尚未完成民主思想的启蒙。集权社会中确曾有过愚昧带来的宽容，然而它绝不可能孕育民主社会所要求的理性宽容。愚昧倘若享有过多的权利，智慧则将丧失其相应的权利。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愚昧曾经享有过充分的权利，然而数不清的智慧人才遭受埋没，不要说那种求真务实的科技型人才，就是像李白、杜甫那样的传统文人不也是终其一生郁郁寡欢吗?文化相对主义只是一个临时避风的思想港湾，科学文化人倘若不能够继续向前走向后现代主义，就只能是最终退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怀抱中。从理论上讲，文化相对主义同后现代思想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渊源与价值追求。后现代主义固然可以逻辑地导致文化相对主义，然而它的解构一切的学术追求则必然要以文化虚无主义作为其最终归宿；文化相对主义则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是文化保守主义掩饰其保守心理的一种修辞性表述。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后现代思想文化语境中广泛流行起来，是同文化保守主义的某种特殊心理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评是以批判作为其特征的，理性主义科学批评是以改良作为其特征的，则文化相对主义的科学批评就是以解放作为其特征的。中国文化相对主义科学批评的历史虽然极为短暂，然而其解放的成果却蔚为壮观。占星术被解放了，风水
术也解放了，特异功能等伪科学活动被说成是类科学，阴阳五行则被描述成为中国古代标准的科学，中医甚至还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科学。或许有朝一日古老的炼丹术也可望能够重出江湖。中国文化相对主义科学批评妙笔生花，它不仅能够为形形色色的民问方术平反昭雪，而且居然还能够把宗教点评成为科学的盟友。
最后，植根于中国本土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中国当代科学批评的一种思想文化资源。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当代科学批评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地方豪强势力。建国初期，他们竭力发掘“中国的世界第一”，利用科技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以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作为突破口鼓吹未来的和革命的超科学；近年来，他们则把传统的中医和风水等民间方术描绘成一种民族科学。李慎之先生在给许良英先生的一封信中曾经非常遗憾地批评；“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在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两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我实在是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发此愿心，希望你能给我指导和帮助。”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一贯立场是“中体西用”，他们极端恐惧和仇视的就是科学主义。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科学批评不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评那样，自觉和不自觉地把哲学凌驾于一切意识形式之上，以哲学批判科学；更不可能像中国理性主义科学批评那样同时高扬科学和民主，以理性反思、批判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恐惧和仇视民主，它甚至也不可能像后现代文化相对主义那样旗帜鲜明地利用民主消解科学。它们科学批评的基本策略是将科学去精神化后消解在民族文化之中。中国反民主的斗士康晓光可以赤裸裸地跳出来指责民主化祸国殃民，然而比较起来，中国反科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科学批评则要老到和策略得多，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跳出来直接批判科学，只是闭口不谈科学的精神价值。
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日趋开明，对外思想文化交流日益深化，中国的科学批评也逐渐活跃并成为一种时尚。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它对于我们超越传统科普理念，超越科学的知识与技术层面，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创建一种以科学文化为核心，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全球化发展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等方面的种种原因，我们当前的科学批评还很不成熟与规范，其中弥漫着浓厚的非理性色彩，涌动着一股来势凶猛的蒙昧主义的逆流。
第一，神秘主义是当前中国科学批评领域中持续泛滥的一股学术思潮，它是中国传统神秘文化对现代科学理性文化的一种渗透、蚕食与围剿。科学批评是一项理性的事业，神秘主义热衷于张扬非理性，当是科学批评的大患。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神秘文化大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占领统治地位以后，这种非理性的原始思维曾经受到过全方位的批判和清理。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相对主义思潮的全球蔓延与持续泛滥，中国古老的神秘文化又死灰复燃。它们一开始曾经以新科学与超科学的形式粉墨登场，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判后，又以科学批评的形式鼓吹和兜售各种“地方性知识”与“种族科学”。以抵制它们所谓西方殖民主义的科学。一些所谓人文学者不懂现代科学，而神秘主义者又不屑于具体地学习和钻研现代科学，他们直接操起反科学的玄学作为其思想资源，假借人文的名义，竞相炮制科学批评的形而上学蓝图与文化纲领，四处抢占科学批评的话语权，以发泄其反现实的私愤。某些人还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名，到处张扬人类早已超越了的所谓“天人合一”等蒙昧主义的垃圾这种完全脱离了科学的具体内容的非理性的科学批评不仅不利于学术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将阻碍中国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说曾发生在民国早期的那场科玄论战，丁文江及其科学派还能够乘着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取得胜利的话，则目前一触即发的新一轮更加非理性的科玄论战就实在是不容我们乐观了。
第二，蒙昧主义正在后现代思想文化的策应下浮出水面，并在加紧操纵和控制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它必将进一步加剧当前中国科学批评运动的非理性态势。中国当前科学批评的语境，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西方后现代民主社会的文化理论与中国前现代专制社会的思想实践。后现代反本质主义、反表征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结果，把解释学推到了前台，让解释主宰了一切，从而为各种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说辞，它再度引发了新一轮更加狂热的全球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中国民间的周易热、气功热、法轮功狂热、基督教蔓延，以至近年来的公祭闹剧，还是当前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儒教复兴运动，尊孔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直至最近的东方科学宣言，都是中国传统蒙昧主义文化在这种后现代思想文化背景中的沉渣泛起。后现代思想文化的恣意泛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一个直接危害是，它全面解构和抛弃了事物的本质与认识的真理，消解了生活中的崇高理想，使人类社会完全彻底地世俗化了。西方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断然否定了科学探索追求本质与真理的理想，把它完全世俗化为一种服务于其投资者的智力游戏。本质一旦悬置起来，真理便堕落为一种价值，任人宰割。“我是真理我怕准”，这种解释出来的游戏哲学为中国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游戏提供理论上和道义上的及时支持。国内部分学者严重脱离中国的传媒语境，“空投”了西方这样一种后现代色彩极为浓厚的科学批评理论；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如获至宝，他们甚至洋洋得意地跳出来不遗余力地为学术腐败进行合理的“解释”与“修辞”。事实上，事物的“本质”完全可以被分别定位于托马斯·阿奎那那个先于个别的一般、寓于个别的一般或后于个别的一般之中。否定了先验世界的本质还有经验世界的本质，否定经验世界的本质还有后验世界的本质；同样，抛弃超验世界中抽象的神目观真理，还有经验世界中具体的人目观真理。后现代理论是人类思维极端化的产物，虽然不乏其思辨的学术价值，然而却绝不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必然结论。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第三，意识形态纠纷是当前中国学术界轰轰烈烈的科学批评运动背后的一个非理性的社会历史根源。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传统宗教纷纷失去了它的意识形态光环，那些沉湎于这种光环之中的宗教狂热分子便从此开始了其反科学的征程，他们总是企图有朝一日再现昔日的辉煌。为了获得其在现代社会进行思想专制的合法性，他们声称现代科学也同样变成一种新的宗教，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等。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谎言!科学崇尚理性，宗教痴迷信仰，二者
风马牛不相及。不要说在宗教普遍盛行的西方多元文化社会中，就是在高呼崇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长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里，科学也始终没有能够真正成为意识形态。倘若有人非说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我们只要质问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是什么，就足以戳穿这样的谎言。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错误宣传为这种谎言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它认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胜利标志着科学彻底战胜了宗教。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仅以美国这一现代世界头号科学大国而论，国民中既然还有多达95％以上的人信奉宗教，何以能够得出科学战胜宗教的结论来?以进化论作为标志，仅仅意味着宗教已经全面彻底地失去了它对科学的支配与控制能力，要说科学战胜宗教，依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时代，必须明确当前正在从西方基督教世界扑面而来的科学批判浪潮与国内正在急剧涌动着的儒教复兴暗流，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其中掺杂着浓厚的宗教情绪。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真正作为意识形态的始终都是功利主义而不是科学主义。形形色色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传统意识形态的痴迷者倘若是渴望再造辉煌，不妨联手去挑战功利主义。建立在反科学主义基础上的功业是不可能指望“神”的任何回报的。
第四，党同伐异的学术大批判是当前中国科学批评运动非理性运作的一种客观现实。科学批评作为一项纯理性的事业，原则上应当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无论是人文学者在宏观层面上对现代科学所进行的总体反思与批判，还是科技界在微观层面上对科学共同体成员及其科研成果所进行的具体分析与质疑，无论是来自人文领域中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反科学主义，还是人们对这种反科学主义所进行的质疑与批判，都应当放在理性的平台上，针对作者的具体概念、判断与推理在学术媒体上进行自由、平等的理论分析与学术争鸣，或者在学术会议上进行面对面的、心平气和的理性对话与思想交流，应当把它们作为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观点之争纳入中国科学批评共同体的内部。然而，当前无论中国人文领域中声势浩大的反科学主义思潮，还是学术界对反科学主义所进行的质疑与批判，都明显缺乏一种理性精神。他们不是诉诸社会层面以控制大众传媒、抢占话语权，就是诉诸政治层面拉拢官员、纠集同党来开批判会，甚至继续套用“反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洋奴哲学”、“美国间谍”，“卖国贼”等“文革”惯用的政治标签。不过中国学术界这种党同伐异的学术大批判决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文革”遗风，而应当在本质层面上，被更为准确地理解为中国传统非理性文化自我繁殖的一种基本方式。
中国科学批评的非理性状况首先根源于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准宗教情结。严重缺乏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研究对象，盲目迷信和狂热追随自己所痴迷的古今中外所谓的学术大师，野蛮跨越学术思想和假说不确定性的界限，以信徒的使命迫不及待地在社会上抢占话语权以传教布道，这是从原始神话时期迄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一族的一个共同特征。其次，它还根源与表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思维方式上。天人合一，整体思维，抽象议论，绝对评价，没有发展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对象化的纯粹理性世界。逻辑简陋，分析乏术，穿凿附会，必然要造成学术批评活动的简单与粗暴。再次，从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学术批评那种咬牙切齿的非理智态度上，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当前中国学术大批判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没有客观世界与客观真理的意识，使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发展出一种客观化的尺度，这就使得封闭在主观精神世界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赢得了一种近乎病态的自信，他们将天经地义地沉浸在某种狭隘的个人体验和感悟中孤芳自赏。从社会历史方面来看，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文化，官学合一的学术体制，把知识和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知识在中国始终都是一种政治权力。知识分子不仅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来自外界的批评，而且可以同一切胆敢惊扰自己一枕黄粱美梦的批评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它的直观性让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毕其一生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所做出的重大发现黯然失色。最后，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代圣人立言的学术传统，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大都喜欢把自己的学术思想有意识地和非理性地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中，以政治推进学术，从而势必把理性的科学批评看成一种争夺话语权的非理性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这是在官学合一的封建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天具有的一种劣根性。现代社会中真正的人文学者首先必须学会以科学来健全自己的理智。人们只有首先具备了必要的科学精神，才能够切实地拥有真正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责任编辑 王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