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文祥是晚清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中枢大臣。尤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次重要内政外交中，他以自己独有的见解与具体行动参与其中，影响了当时的政局。总体而言，他在历次内政外交大局中的言论、思想与活动，维护了晚清政局的稳定，客观上顺应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向。
       关键词：文祥；晚清；政局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117—05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对文祥曾有一段独特性的论评，但由于资料所限，学术界对文祥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单薄，还有许多内容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挖掘。本文拟以“文祥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晚清政局”为切入点，以期对文祥这个晚清政坛人物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文祥(1818—1876年)，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右侍郎，咸丰九年(1859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后，他便成为咸丰朝末年、同治朝、光绪朝初年时期中央中枢大臣，直至去世前一直活跃于晚清的政治舞台。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晚清政治舞台上，文祥参与谋划了著名的宫廷政变“辛酉政变”，并由此成为晚清统治阶级中当权的重臣；对内，既力主镇压下层的反抗，义强调应赢得人心，为稳定清朝统治立下了功绩；对外，他辩证而理性地参与处理了当时的每一件重大对外事件，并形成了独特的外交见识；为求自强，他从中央支持了洋务运动的启始与发展。
       一、参与谋划“辛酉政变”的当朝重臣
       1861年的“辛西政变”是在咸丰帝去世不久发生的一场宫廷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一次政变。这次宫廷政变是晚清政局中一件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从此，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操纵了中国的最高政权，形成了清廷中央两宫皇太后和亲王辅政的政治格局。在这次政变中，参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一方的人物成了当权派，从而在当时的政治舞台发挥作用，文祥便是其中的一位。在“辛西政变”中，他作为奕訢集团最主要的成员之一参与了政变的谋划，在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与维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晚清著名的宫廷政变，对文祥的个人政治生涯而言，是他在晚清政治舞台发挥自身作用的基石与契机。从此，文祥以军机大臣在总理各国衙门上行走，成为手握中央权柄的少数重臣之一。
       在辛酉政变发生之前，文祥已是当时朝中的中枢大臣与得力干将。咸丰九年(1859年)文祥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先后担任各部堂官。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天津、逼近北京时，文祥曾力主皇帝留守京城，稳定人心，之后随同恭亲王奕訢留京与英法议和。年底，他又奏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对外交涉和通商事宜。但正是在朝中已拥有一定权力与议事资格的中枢大臣，如若在一场震动剧烈的政治政变中，站到了被扳倒的一方，恐怕其前期的政治地位与资本也将荡然无存。
       文祥在这次政变中选择了恭亲王奕訢一方，是当时晚清政治形势发展的自然结果。政变发生前的许多事实表明，他与肃顺等亲信大臣的政见已是南辕北辙。咸丰十年(1860年)在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之时，起初肃顺等“奏请罢兵仪抚”，随后又赞同僧格林沁建议咸丰帝“北幸热河”的奏疏；而此时的文祥却“以动摇军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力持不可，偕廷臣言之，复请独对”，冒死叩留，极言利害，让天下明了皇帝坚守北京的决心。此时，双方的政见相左已初露端倪。当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肃顺等亲信扈从咸丰帝逃往热河之时，他却被任命署步军统领，留在京城“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以文祥为代表的留守京城办理“和局”的众大臣认为，造成京城失陷、皇帝北逃后果的责任应该由以肃顺为首的派别负责，他们“将一切过失都归咎于肃顺的刚愎自用”，以及“他的固执、粗鲁和对待问题的荒谬见解”。此时，统治集团中产生的矛盾与裂痕，已潜伏着权力之争的危机与派系的对垒。到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肃顺等暂时当政之时，文祥已不愿与其为伍，便极力要求“请解枢务，不许。十月，回銮，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而文祥与政变中成功一方的核心人物恭亲王奕訢的政见则极为接近，关系紧密。在咸丰皇帝仓皇出奔热河后，文祥是与奕訢一起留守京城办理棘手外务交涉的重要大臣之一，他们的政见日趋一致。在奕訢看来，文祥是他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认为文祥“向在枢廷，于近来夷务熟悉，且本任左营总兵，差委员弁探保夷情，尚可得有确切消息，否则臣等于夷人动作不能知悉，尤难措手”。可见，政变前文祥与肃顺等人的裂痕与分歧已表现在许多关键环节，与奕訢的政见趋同也很分明，他将参加到政变中的哪一方已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
       在政变的过程中，文祥虽不是最主要的策划者，但他是这场政变的重要参加人之一。在与政变密切相关的12道《热河密札》中，恭亲王奕訢在热河的亲信多次提出要把密札送给文祥阅看，而文祥也对发信人多有指示。如第二函中载“博翁前有数行，可呈与否，希酌之，此次紧急情形可告知……博翁者文祥也，祥字博川”；第五函、第六函中皆提及文祥；第八函载“顷得受示，敬知一切，此信仍望湖州阅之……湖州借文与可地望，并指文祥”；第九函载“文堂未能另禀，祈代禀一切。……文堂指文祥”。政变前夕，文祥又和奕訢等人一起受到刚刚返京的两宫皇太后的召见，商量政变计划，并参加了将载垣、肃顺等人革职拿问的政变行动。随后，文祥还参加了对肃顺集团的审讯和稳定政局的善后工作。
       很显然，从政变发生的始末来看，文祥加入奕訢一方，积极参与了这场政变。政变的成功使他也自然成为政变结果的受益者，并成为当权的重臣。这次政变不仅仅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和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此后清政府采取了内政外交的新措施，中央统治思想观念也开始得以转变。客观而言，通过这次宫廷政变而登台的政治集团，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观念的变化及采取的对策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而参与和谋划了这场政变并成为受益一方的文祥，正是以此为新的契机，凭借自己的权位、才识和声望在随后的晚清政治舞台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人鲜能及的影响力。自同治初年起的15年间，文祥一直是位居晚清最重要的两个中央政治机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中的实权人物，并得以施展个人的政治抱负。
       二、力主平乱，强调人心为本
       自“辛酉政变”后，文祥便成为晚清中央政权中少数重臣之一，并为维护新政治集团统治秩序的稳定而不遗余力地尽心效忠。如何维护与加强清政府的统治，缓解乃至消除内忧，谋求中兴大计，便成为文祥政治活动的中心内容和课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文祥既主张极力镇压下层的反抗，又强调赢得人心的重要性。
       19世纪60年代初，“时和局甫定，发、捻犹炽”，国内统治秩序并不安宁。太平天国起义在南方数省又有汹涌之势，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他的“安内”思
       想占据了主导地位，认为“今日之患”在于“发、捻”，而“夷性桀骜，竭力抚绥，尚不至遽有变局”。。他与奕訢等人联名上奏了著名的《统筹夷务全局折》，文中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态势。他们认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肺腑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英俄等西方国家只不过是“肘腋之患”、“肢体之患”，而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农民起义才是清朝的“心腹之患”，因此在分析了当时内外局势的实际情况后，文祥认为稳定国内局势的头等大事是靖除内患，即“内患能除，外侮自绝”。主张清政府应全力“剿办发、捻”，镇压农民起义，以恢复国内秩序。对于文祥的建议，咸丰帝非常重视，即令惠亲王绵愉及所有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这些大臣经过“公同详阅，悉心酌核”，一致认为该意见“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要求批准此议。为此，他上奏“请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于是始立神机营”，随后又上疏推荐副都统富明阿、总兵成明归僧格林沁调遣，以充实僧格林沁“单薄的兵力”，从而保障保卫畿辅的军事实力。由于文祥在对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上尽心策划，为稳定清朝政局立下了“发纵指示之功”，事关清朝的中兴大局，因此受到了清廷的丰厚赏赐。除了出谋划策之外，文祥受清廷之命还兼备亲自披挂上阵、督军进剿之能。这主要表现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对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的镇压上。这支东北起义军最初始于1860年的王达起义，王达战死后，其余部与马傻子部起义军会合，一度威胁到清朝的龙兴之地。文祥率神机营东征西讨，并采取了以重金收买眼线刺探军情等手段，加之战术上的灵活运用，在锦州、抚顺、长春等地纷纷击溃义军，稳定了清朝的后方。
       为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定，文祥在力主对下层起义镇压的同时，也多次强调人心为本的重要性。在同治帝去世、光绪帝继位之初，文祥晋为武英殿大学士，全心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此时清政府又面临多事之秋，文祥上奏陈述了国家自嘉庆年间以来屡次内忧外患的缘南，其中几次提及了民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就事论事，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于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后来在谈到西方国家政治的成败时，分别举例说明国家治理成功的因素皆在民意。他指出，西方凡事“谋及庶人也”、“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此乃这些国家兴盛强大的重要原因。大国如此，小国的兴起也与民心关系极大。如希腊、土耳其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对当时欧洲普法战争中德国的胜利与大国法国的失败结果，他认为是由于法国“民心已去”。总之，在这篇奏疏中，尽管其中蕴含的实质依然是为其阶级统治利益服务的，但他不厌其烦、尽其所能从不同角度阐述民心对于国家稳定、强大的重要性，其思想中对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思想的继承以及对西方民主的模糊认识，仍然有着积极的时代价值和一定的进步意义。
       三、辩证而理性的外交参与和见识
       文洋作为中枢大臣，更多的是要处理对外事务。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与洋人打交道已成了无法避免、必须应对的棘手事务。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他能因势应对，辩证而理性地参与处理了当时重大的对外事务。
       文祥首次真正与洋人打交道，始于咸丰北逃热河后的留京议和，“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尽管是在政府军事败北的情况下进行交涉，文祥初次参与对外谈判，就表现出了不凡的气度与才智。他认识到中西接触的形势已不可避免，并且可以通过谨慎的外交得到一定的和平与益处。他强烈感受到，两方列强通常能信守条约，并不像原来所认为的“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上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必，似与前代之事稍异”。通过他们的努力与交涉，签订了条约，达成了和局。为了帮大清尽快彻底消除内乱，列强开始答应“借师助剿”，中外处于暂时的“友好”状态。虽然他们对西方的认识还不可能是准确的，但与当时朝中依然坚持“用夏变夷”观念的顽固派相比，其认识依然代表了时代进步的近代化趋向。
       如果说文祥在收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残局时。基本上是采用了谨慎、和平的和谈策略，面对西方强敌，他认为理智的做法只能是信守和约。但面对19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英俄借助阿古柏势力侵入新疆和日本侵台事件，既坚决支持左宗棠用兵收复新疆，同时建议加强海防以防御日本的侵略野心。上述两件边疆危机可以说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尽管日本暂时有条件地退兵了，但这两件边患却在当时的朝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时之间，东南海防与西北边陲孰轻孰重的问题，在朝中很快形成了海防派与塞防派，而且各自都分别从自身的立场，强调各自观点的正确性。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认为日本为中国大患，主张暂停西征，集中力量兴办海防。李鸿章“建议诸臣，多以海防持重，请暂停西陲用兵，划关而守”。而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方则另有所见，对于新疆地区遭受外侵、国土丧失的局面自然不会持漠然旁观的态度。他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他极力反对放弃新疆的主张，要求海防与塞防并重。据统计，在当时的地方督抚中，多数官员支持李鸿章的“海防”建议。但如果放弃“塞防”论，那么中国的西北边陲将会出现边疆危机的威胁。在此关键时刻，文祥站出，既积极主张筹办海防，又极力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他经过对具体情形的分析后，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陕甘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极大，认为“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毁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使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势必更加被动。所以在廷议时，他“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主张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中肯有据的分析，终于促成了清廷下决心支持左宗棠率军出关，也最终使当时棘手难决的问题得以定论。文祥的坚决支持也并非就是决定性的，但他的显赫地位与坚定态度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文祥在说服和支持清政府出兵新疆的作用上实在是功不可没，同时也彰显了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辩证思维。
       对日本侵台后的防范，文祥也极为重视，因为他亲历此事，忧愤之情尤为强烈。已是重病在身的文祥勉力筹备战守事宜，并和日使大久保利通谈判交涉。中国终因海疆守备虚弱力绌，而不得不对日本的有意挑衅和侵略做出一定的让步，才使这一事件得以暂时了结。他随后“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
       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特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著名的海防之议由此开端。在与恭亲王联名上折的同时，文祥又独自上奏，指出总理衙门筹议海防一事，是长久之计，尚需从容会议，但是他认为对日本这个刚刚开始崛起的东方邻国，应加以防范，且是亟不可缓之事。原因是“台湾一事，现虽权宜办结，而后患在在堪虞。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难保不再生枝节。前因议买铁甲船及水炮台各节，仓促莫办，措手无从，不得不为暂缓目前之计。刻下事机已缓，亟宜赶紧筹划，以期未雨绸缪”。即饬令有关督抚要求赶紧筹款购买以前未成行的军械等件，不能因日本的暂时退兵而放松警惕。他的这种眼界之宏远和预见性超出了许多人，连很为人们所称道的成功外交家曾纪泽在出使英国期间还对日本抱有友好合作的幻想。随后在“病不能出”的情况下，他又独自上奏，洋洋洒洒，字字句句“竭诚吐赤”，表达了对朝局面临外患的忧虑，希望执政者能清醒意识到所处的时代，并能上下一心切实行之，以应对“今日之局之奇、患之深”的“敌国外患”。在当时的条件下，文祥当然不会知晓19世纪70年代的国际宏观大局与特点，但作为重要的执政大臣，以他特有的智慧与眼界预感到了中国将要面临新的外患，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谋略。这一卓见用蒋廷黻先生评价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话语作结论，应是毫不为过的。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国内外交机构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机构的设立与具体运行方面，文祥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夷务日臻棘手”。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1861年清政府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并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在这个新的主管外务的机构中，“恭亲王领之，满、汉大臣数人，文祥任事最专。”寥寥数语点出了文祥在其中的实质性作用。从总理衙门成立之日始，其地位是其他中央政治机构无法比拟的。以其职责而言是主管外务，实则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国家的诸项事关大局的事情无不与之有关。从成立之始，文祥便以军机大臣在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上行走，直至其殁，前后历时15年。在这期间，文祥常常以奕訢的助手角色出现，给人的印象他总是排序在奕訢、甚至桂良之后，做着尾随他人之后的平庸事务。而实情并非如此。当时的桂良已是“年近八旬，精力颇难支持”，并于1862年去世；奕訢则因1865年因劝阻慈禧修建圆明园而被西太后削去议政王，虽然“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而文祥则“总理各国事务，以一人负其责”，“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甚至在奕訢的眼中，文祥是总理衙门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当奕訢获悉朝廷将调文祥另有任用后，急忙上奏朝廷，强调“刻下夷务应办之事甚多”，“臣奕訢处帮办无人，实多棘手，应请仍饬请文祥回京商办一切，庶期抚局周密。”可见，文祥在长达15年总理衙门事务的实质运行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他人无以替代的，因此有人称其为总理衙门的“实际负责人”。
       文祥在十多年的外交实践中，能理性而辩证地看待与分析中外形势，既在一定的前提下力保中外和局，又于中国遭受外强觊觎之时竭力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客观上推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正如时人对他的高度赞誉，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边事尚不至酿成大衅者，相国一人力也”，虽然此话不尽客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祥在晚清外交上的贡献与才智。
       四、支持并参与洋务运动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晚清政局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作为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中枢大臣，文祥自然为此项运动的肇始与推进给予了支持与协助。
       遭受了外患磨难与内乱纷扰的清朝想要稳固自身的统治，必须自强，如何自强?与西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大臣与官员认为应“师夷长技”，即学习西人先进的军事配备、技能及方法。文祥当然属于后来被人称之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人之一。针对顽固派官僚因循守旧、抵制“师夷长技”的谬论，他毫不客气地加以痛驳。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文祥偕同奕訢上奏了《统筹夷务全局折》，奏折指出，在遭受了英法联军的重创后，中国亟应“自图振兴”，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办法。随后，咸丰帝发布了清代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个“上谕”：“至佛法夷枪炮既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著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洋务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作为中央发起者与支持者的文祥，也曾有参与主持洋务运动相关的活动。在与奕訢一起上奏后不久，文祥又上密折指出“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建议清政府整顿早已腐败不堪的八旗禁军，“添置枪炮，于是始立神机营，寻命管理营务”。神机营成了晚清旗兵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使用近代火器的新型军队，在镇压东北地区的王达、马傻子起义时曾立下“战功”。而且，文祥在去世前一直负责管理神机营事务。广义而言，这也属于洋务运动的范畴。洋务运动中新式学校同文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型学校的滥觞。文祥对这个新式学校极为用心，“这个学堂是恭亲王和文祥于1861年联名奏准成立的，他们在奏折中还建议挑选年轻、聪明的满族子弟学习外语……为了提倡忠于学校的精神，军机大臣文祥接见了该校一名头等生，勉励他努力学习，以便了解西方。该校及时造就了一批优秀外交人员。”。
       文祥又是19世纪70年代倡议海防的重要代表。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此事激发了以文祥为代表的爱国大臣与官员的忧愤之情。他先是与恭亲王一起联名上折“议兴海防”，提出了练兵、制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紧要事情，请饬沿海与滨江的督抚详细筹议，总署的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由此引发了著名的“海防之议”。后又独自上奏，首先指出“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接着指出为预防日本的再次入侵，饬令有关督抚“将前议欲购未成之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迅速筹款购办，无论如何为难，务须妥为设法”。他把预防日本侵略与购铁甲舰放到了同样重要的位置，其见解真可谓切中了海防之议的实质与要害，因此得到了当时朝中重臣以及不少地方督抚的支持与赞同，而且最终为清政府所采纳。文祥为近代海防建设的全心筹划与付出的努力，是应该加以赞许与肯定的。
       在洋务运动初兴之时，他对中国未来进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那时他常说：“你们(西方)全都过于急迫地来提醒我们，要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你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们全都要懊悔，一旦觉醒而开动起来，我们将跑得很快很远——比起你们所想的还要远，比你们所要求的更要远。”但随着洋务运动的日渐开展，他已发现了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了真诚的建议，这主要体现在他在临终之前的那份长长的奏折中。他为清政府的自强再次献言献策，总结了多年来清政府自强运动成效不著的多种原因，认为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同心坚持”，要“有其名”，更要有其实，否则“不如不办”；另外还应“度势揆时，料敌审己”，此乃“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片忧国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作为一个病魔缠身、即将告别人世的大臣，理智地分析了国家自强不力的现状及其原因，实在是超前与难能可贵的。
       身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重臣，文祥所有言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稳定晚清的政局，此是其阶级局限性却非其过。客观而言，文祥位居中枢十余年，他思想开明，谋略深远，以自己独有的见解与具体行动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踏实而勤勉地参与处理了朝中重大的内政外交事宜，在晚清早期的政局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的言论、思想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晚清的统治秩序，并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顺应了历史发展进步的趋向。
       [责任编辑　阎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