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旌表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旌表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达到治国安民的社会效果。从权威评价活动的角度来看，旌表主要是通过对民意的引导使“天下归心焉”。旌表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国家权力的触角通过旌表这种柔性的制度悄然伸入民间，从而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关键词：权威评价；民众评价；旌表；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5—0052—06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旌表是国家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是古代统治者推行封建德行的一种方式。自秦、汉以降，历代王朝对所谓的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往往由地方申报朝廷，获准后赐以匾额，或由官府建造牌坊，以彰显其名声气节。封建王朝以这种方式把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使国家的意志通过这种活动为民众所接受和承认。在我国古代，旌表是崇高荣誉的象征。获得旌表是彰德行、沐皇恩，流芳百世之举，因此，便成为人们一生的追求。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传统的旌表制度进行探讨，但大都对节妇、义门、孝行或隐逸各表一枝，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本文试图抛开常规的对单一的历史素材进行归纳整理的方法，从社会评价论的角度，博采众长，对旌表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运作机制、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出其对我国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积极启发意义。
一、传统的旌表制度
古代的旌表，主要有四种类型，即旌表节妇、旌表义门、旌表孝行和旌表隐逸。
其一，旌表节妇。
旌表节妇历史悠久，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刘向的《
列女传》中记述楚国的两位守节的妇女，受楚王赠封号为“贞姜”、“贞姬”。其后在秦朝，《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但在宋以前，对节妇的旌表比较谨慎，因为够上旌表的人户，有减赋免役的待遇，立过牌坊以后，还可泽及宗亲族人；即使到了宋代，对节妇的旌表也是不怎么提倡的。据王令《广陵集》附录《吴夫人传》载哲宗元佑七年(1092)，唐州人故江宁府录事参军吴蒉女，以年22岁下嫁布衣王令，未及一年而王令卒，吴氏独有一遗腹女，母家欲改嫁，誓而不从，守节32年，唐州人上其事如朝廷，“欲乞朝廷特赐旌表”，但哲宗思虑良久，只“诏赐绢一十匹，米一十石”。由此可见，哲宗并不提倡对节妇的旌表。但至北宋末年及南宋以降，受旌表的节妇烈女逐渐增多。
到了元明清时代，受旌表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元明以来，统治阶级把守节的寡妇和贞女表彰为“节烈”、“贞烈”，给她们建立“贞节坊”、“烈女祠”，其奖赏标准大体如《明史·列女传一》所记：“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由于朝廷及社会上对旌表的重视，使得所谓的“烈女”、“节妇”越来越多，什么“以身殉夫”、“守节终身”的事件屡见不鲜。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烈女”、“节妇”在明代竟达36000余人。而清朝做得特别认真，雍正元年(1723)上谕说，“朝廷每遇覃恩，诏款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实系巨典”，命令各地“加意搜罗”，对山乡僻壤、贫寒耕作的农家妇女，尤其不要因她们请旌经济上有困难而遗漏；更有甚者，有的宗族祠堂也给节妇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谱上大书她们的事迹，一以“阐幽”，一以“励俗”。妇女在旌表的旗帜下，便自愿成为封建伦理纲常的牺牲品。
其二，旌表义门。
所谓义门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地域为依托的大家族。“义门同居”在我国传统的宗族文化中具有特定的涵义。它一般指聚族而居的上百室的同族。《诗·周颂·良耜》载：“获之挃挃……以开百室。”郑玄笺：“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间而耕，人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欢。”朱熹《诗集传》曰：“百空，一族之人也。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族人辈作相助，故同时入谷也。”人们之所以愿意累世同居，是因为“合族而居之制……内籍此以治理，外资此以自卫；而分工合作之道，亦即寓于其中也。”累世同居共财被称作“义门”。这种同宗同族数代不析产，不分居，以“孝”为核心的世代同居，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所以历代封建王朝特别重视对“义门同居”的褒扬，往往旌表门闾、嘉奖闾里。由南北朝至清代，十部史书中叙列历代旌表的“义门”大姓宗族共196家，减去《
南齐书》与《
南史》、《
魏书》与《
北史》以及新、旧《唐书》的重复记载，总共实记175家，凡82姓。这些被旌表的望族大姓，一般都不是官宦之家，而是里闾庶民，但他们是乡里民间的“权力精英”，在地方上享有极高的威望。国家通过对这些在地方上已经形成的权力场域的旌表，实际上就是承认大家族拥有地方权力的合法性，进而利用“义门”这一特殊的殊荣，实现对整个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其三，旌表孝行。
我国古代对“孝行”进行旌表，其实质在于以孝教化民众，以孝治理国家。“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的五旧原则深深地影响每一代帝王的治国方略。李唐开国即兴旌孝之风，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年间颁发《旌表孝经诏》，继李渊之后，旌表孝悌，以孝垂范，便成为李唐各代皇帝弘扬孝风的常用手段。《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载唐肃宗《访至孝友悌诏》：“至和育物，大孝安亲……其天下有至孝友悌，行著乡闾堪表者，命郡县长官听闻奏，孝子顺孙，乐于元化也。”唐代旌表孝德孝行的事例很多，据笔者对《新唐书·孝友传》作粗略的统计，该《传》以孝悌和睦受旌表的“义门同居”共36家，以“事亲居丧孝著之行者”受旌表载名于册的计153人，而其他名类至孝友悌被旌表者，则不胜枚举，难以一一赘列。
在宋代，“割股疗亲”和“毁身葬亲”都得到了旌表，但到了明朝，对这种“割股疗亲”及“取肝救姑”的做法作了重新的评价，认为这种做法是“蠢事儿”。明朝洪武年间，日照县有个叫江伯儿的人，因母亲生病，割胁入药，服之不愈，又祷于神。许愿说如能使其母痊愈，愿杀子以祀，后来他的母亲病好了，他果真将三岁的儿子杀了祀神，这算是“孝行”还是“恶行”，州县衙门吃不准，省署也吃不准，一直上报到朝廷。明太祖朱元璋闻之大怒：“父子天伦，百姓闻矣。乃杀其子，灭绝伦理!”下旨将江伯儿逮起来，打一百仗，发配海南。从此，又有了割股疗亲不许旌表的新规定。“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列”。总之，在我国古代，“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为闾巷刺草之民”。国家之所以对“孝行”进行旌表，一方而为了推崇门闾和睦的社会风气，所谓“表其里闾……宣延风美”，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主流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为民间基层所认同，从而达到皇帝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对基层社会的
控制，也即“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因为大多数朝廷都希望民众通过“孝”而移情，从而达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效果。
其四，旌表隐逸。
古代对隐逸之士的旌表至少是出于以下目的：
第一是培养“不争”之风，也就是“激浮竞”。所谓的激浮竞，就是说要饱读诗书之人归于私邸，安居乐业，不反叛皇上，不参与官场竞争。在我国古代和平年代，底层的人要向上层流动，只有科举取士这一条道路，结果就发生了官寡面贤多的局面，即士人相对过剩的问题。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如何使这些“怀才不遇”者安于贫贱，归老基层，两晋的御使中丞庾峻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换句话说，就是要一批人归隐山林，以减轻僧多粥少、“奔竞”的压力。而且，朝廷旌表造福一方的山林之士，还可起到表率作用，使众多的归隐之士在“不得忐”时也有“出头之日”的预期。“下人并心进趣(进取)，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归隐)，山林往往间出(不仕)……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这是利用对归隐之士的推崇来培养“不争”之风的最早论述。
到了宋代，通过科举取仕人数急剧增加。“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还通过科举中的“诸科”特别是“特奏名”，吸纳了不少读书之人，但还有大批想通过科举入十的人不能进入官僚系统。宋代统治者为了安抚这些人，也大力提倡归隐的社会方式。宋真宗多次诏见归隐之士种放并赐其绢帛与粟食，曰：“放体格高古。闻其归，私居终日，默坐一室。山水之乐亦天性也。每所询问，皆据经以对，颇多裨益。朕尤待之，盖以激浮竞也。”
第二是抑止腐败，即“激贪历薄”。庾峻认为，归隐不仅是仕途的减压阀，而且对贪官污吏也有警示作用。“朝廷之士，佐主成化……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王嘉之。”就是说山林之士高标起清劭、退让之风，给朝廷之士树立起一个高风亮节的参照群体，让他们耻躬不逮，抑贪污，息鄙事，更好地来佐主成化。庾峻的结论是：“山林之士，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以至后世的梁武帝在旌表隐逸时说：“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贪历薄，义等为政。”；魏征说隐逸之士“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这些与晋庾峻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是稳定民心，即达到“天下归心”的目的。历代统治者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之道。由于隐逸者除了极个别是为了修身养性之外，大多是仕途不得志者或对现政不满者，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对隐逸之士采取“赏”、“罚”两种政策。一方面特别惜贤。认为“贤才，国之宝也。……朕将用之，以图以治。”并在甲辰(1364)三月敕中书省曰：“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另一方面，对拒不受官，不愿为朝廷效力之人，则实行“罚”的策略。朱元璋《大诰》直言不讳：“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但为了天下的安宁，历代统治者都使用“安抚”的办法，即旌表隐逸。《
论语》载：“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南宋初周紫芝也建议，对待隐逸之士，要“表其门闾，赐以美号，付之史官，使传万世”，这样才能“鄙夫闻其风者，莫不兴起”。唐明皇在对待旌表隐逸之士时的做法则更为可取，他对拒不受官职的逸士卢鸿一说：“而(尔)娇然不群，确乎难拔，静己以镇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辞荣宠，将厚风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会稽严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终以病归。宜以谏议大夫放还山。岁给米百石，绢五十匹，充其药物，仍令府县送隐居之所。”显然，通过旌表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有声望的隐逸之士，可以达到“将厚风俗”的目的，使“天下英雄人吾彀中”。
二、旌表是权威评价活动与民众评价活动互动的产物
首先，旌表是社会评价活动。旌表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民间的表达，是国家主流价值观在民间的渗透。由于旌表是直接来自权威机构的一种崇高的政治荣誉，代表最高皇权对被旌表者行为的一种高度评价和特殊表彰，因此，一旦被国家权威机构旌表，其行为模式便必然为社会所认同和推崇，被旌表者本人，也必然被世人所仰慕，成为人们竞相效仿学习的楷模。它一方面体现着国家主体的意见和意志，是国家“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力量”，这种理性的力量“当须用有机方式来表达。”这种以国家为主体表达自己意志和意愿的方式，在评价论中被称为国家的权威评价活动。权威评价活动是以权威机构为主体进行的评价活动，由于权威机构在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金字塔的最顶端，因此，它能统揽全局、高屋建瓴地集中代表社会群体主体的整体需要和利益，对整个社会共同关心的社会事件或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评价，使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协调，以社会群体主体的整体利益为标准，对社会事件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评价。而我们这里所指的权威评价是特指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权威评价。这是因为旌表是国家的意志，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实施。另一方面由于旌表深受民众的追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民众的意见和意志，是民众针对节妇、义门、孝行、隐逸这种社会事实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进行的评价活动。民众用一种自觉的方式迎合着旌表制度，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内的成员“没有经过某一程序的组织”而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方式，他把这种个体表达意见和意志的方式称为无机方式，认为：“个体所享有的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议，并予以表达。”由于民众评价活动是一种自发的活动，因此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杂乱性，但群体主体的意见作为“绝对的普遍物、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体现在其中，在本质上表达着民众的意志和意见。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礼治的乡土社会，费孝通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原则，但‘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护礼这种规范是传统”，而“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可见，“礼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赝；人服礼是主动的”。国家的权力阶层欲使基层民众“服礼”，就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思想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渗透到民间，使其变成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社会众生依礼而行，则社会就会井然有序，国家才
能国泰民安。于是，国家欲使女子遵守妇道，就有了旌表节妇、贞女的权威评价活动；国家欲推行“孝道”，便有了旌表孝行的权威评价活动；当国家出现知识分子剩余时，就倡导“不争”之风，鼓励饱读诗书之人归隐山林；国家为了让地方上的“权力精英”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为了通过这些“权力精英”实现对基层的控制，便大肆旌表义门同居。国家实施的这一系列旌表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巧妙地深入到基层，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性力量”。
其次，旌表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与民众评价活动互动的产物。旌表是国家的权威评价活动，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意见，但旌表同时在现实形式上也是一种民众评价活动，表达着人民的心声，是民众恪守德行期望获得的最高的、最荣耀的奖赏。
旌表的申请过程体现着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与民众评价活动的互动。始于春秋战国时的旌表，大多数属于对节妇烈女的旌表，很少有对义门、孝行、隐逸的旌表，因此，还不能算作一种制度而存在。旌表形成为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程序，始于宋代。《
宋史》卷四百五十六记载：“郭琮，至性孝悌……至道三年，诏书存恤孝悌，耆老陈赞因率同里四十人状琮行事于转运使以闻。”太宗览而嘉之，降诏书“旌表门闾，除其徭役。明年，母无疾而终。琮哀号几乎灭性，乡闾率金帛以助葬”。
从这则资料中我们已经看出，宋代的旌表虽还没有正式的官方规定的程序，但已经形成一种申请和发放旌表的惯例，即旌表的申请过程是由下而上的，首先由地方的乡民士绅对应该旌表的人进行民众评价。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评价，民众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当事人的事迹进行评议，最终形成“四十人”的集体“上书”——报请地方官员审查。地方官员为了慎重起见，亲自到郭家“根其事实”，然后再“具表以闻”给当朝的皇上。而从旌表的发放过程来看，更是处处彰显着皇恩的浩荡，不仅“降诏书旌表门闾”，而且“除其徭役”，使“观者荣之”。这样，通过民间——地方政府——朝廷之间的互动，把朝廷的权威深入到基层，同时，也使民众评价活动与权威评价活动发生了“助长”的情势。民众评价活动催生权威评价活动，权威评价活动又反过来强化民众评价活动；民众评价活动为权威评价活动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民间舆论，权威评价活动在强势地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的方向，进一步强化民众评价活动的发展。这种相互的“助长”使国家的意志像催眠术一样在民间弥漫，使民众评价活动的主导意志逐渐地顺应或认同权威评价活动的结论；同时，也使权威评价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深入民众，从而达到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
三、旌表是通过权威评价活动控制基层社会的方式
古代帝王大力旌表“好人好事”，不仅赐以绢帛，设立牌坊，还免其徭役，其目的就是为了“将厚风俗”，使“天下归心”。通过发放旌表这一荣誉性符号，国家权力的触角悄悄地伸入到民间基层。由于旌表是朝廷赐给的荣誉，它便是合法化的权力的象征。人们一旦得到旌表，便可光大门楣，泽及子孙。因此，节妇“誓不再嫁”、宗族“累世同居”、孝子“割股疗亲”、隐士“躬耕谈玄”。这样，在“赏”的晕轮效应下，统治者用一种潜在的、隐蔽的权威评价手段，牢牢地控制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而民众在这样一张无形的大网中，不知不觉地认同了这样的封建伦理规范，并乐此不疲地为这张网的编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旌表这种荣誉性符号在无形之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使封建的伦理纲常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旌表这种权威评价活动的理性的强制的力量，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意志对民间基层的控制和对自身的束缚。
旌表是有意识对民意进行的引导。民意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但民意又有无组织性、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它很容易被权威机构或领袖人物所操纵或引导。在我国传统的专制社会中，地方上已经构成一定权力场域的大家以及满腹经纶的隐逸之士，在当时当地都是社会精英，民众一般唯他们的马首是瞻，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是人心向背的风向标，统治阶级只要笼络了他们，则“天下归心焉”，因此，对这些权力精英的旌表，可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郭隗在劝燕昭王旌表隐逸之士时，说了个“千金市骨”的故事。郭隗认为尧时的许由是一位不合作的人，他辞尧归隐山林，尧不但不加害于他，而且亲近他。“故贤主之于贤者也，……戚(亲)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这就是说，尧借助旌表隐逸之士，使不合作者转化为合作者，最起码是对朝廷无害之人，对那些坚决不仕的人给予尊崇，就是要把君王塑造成酷爱千里马的形象，借助死马骨头(旌表德高望重者)来引得活马(天下有识之士)归心。
对于“义门”的旌表也是如此。义门本身是地方的显姓望族，拥有一定的权威，经济实力超乎一般的民众，同时他们也从事一些公益性活动。如宋代洪州奉新大族胡仲尧，“累世聚居，至数百口。购学舍于化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淳化中，州境旱歉，仲尧发廪减市直以赈饥民，又以私财造南津桥”。而明代的《义民传》中，大姓望族赈济饥民，修建学堂之事更是比比皆是。地方上的望族虽说占据着民众领袖的地位，但这种地位是民间评价出来的，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通过旌表这种权威评价活动，就可以使地方望族的权力合法化，给他们的地方权威戴上政权或皇权的光环。另一方面，通过旌表这种权威评价活动，还可以使国家仅仅使用一种荣誉性符号，就可以让民众认同国家倡导的伦理纲常和行为规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旌表制度是国家实施统治的一种政治活动，其实质是用权威评价的手段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旌表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主要表现为通过旌表这一权威评价活动，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国家通过发放旌表这一荣誉性的符号，使国家的权力隐蔽地、强制地解构和引导着民意，又使民意的“碎片”符合国家的意志，为国家权力在民间的渗透铺平道路。
四、旌表制度的现代意义
探讨旌表制度这一国家权力符号在基层社会的运作，对探讨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八荣八耻”是我们当今建构和谐社会的荣辱观，我们该怎样借鉴古代的旌表制度，使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体现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去，这值得我们深思。
旌表制度的社会基础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首先，传统的乡土社会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行为的正确与否是看这种行为是否合于礼，而不是是否遵守法律，而这种“礼”又是民众评价活动的经验积累和沉淀，即“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是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基层民众之所以广泛地接受旌表制度，就
是礼这种教化的功能在起作用。它不管从外在上，还是从内心体验上都给人一种强制的力量，使人服“礼”。
其次，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使人们服膺于旌表制度的权威，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人们之间熟悉到“可以用脚步声来辨别来者是谁”的程度，因此，如果人们的行为超越了“合式”的规范，即违背了约定俗成的民风和民俗，就不仅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与不安，还要受到“千夫所指”的社会舆论的惩罚，更有甚者，会受到宗族制度的惩罚而被家族所抛弃；但若由于本人的原因而受到旌表，则不仅是自己的荣耀，并且可以延及闾里，荣光耀祖。
第三，“面子”是传统社会人的自尊的最高体现。它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广受重视的声誉，是人生历程中由于特殊贡献或特殊才能而获得的一种名声，也有借助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是外界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旌表这种符号资本让人们从中看到了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如减免徭租，赐予绢帛等)，还有“心理收入”(如声誉、名望、面子等)。通过这种形式的表彰，旌表一方面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约束力量，另一方面也内化为人们行动的力量。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现在的和谐社会的基础与传统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传统社会旌表义门同居，而现在社会的家庭结构已经由传统的混合家庭(几代同居)转变为核心家庭(父母和未成年的子女住在一起)；传统社会旌表贞妇节妇，而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妇女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传统社会旌表隐逸之士，而现代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知识分子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传统社会旌表孝子，提倡“父母在，不远游”，那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通讯设施不健全，现代社会也提倡尊老爱幼，但在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地球村”的今天，根本没必要遵从老一套的方法束缚着自己的手脚，更何况现在父母最大的慰藉是子女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的辉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另外，生活在水泥丛林中的现代人，已经由“熟人社会”变为“熟悉的陌生人”社会，社会交往也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因此，我们对旌表制度要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性的继承，使表彰的方法和手段与现今的和谐社会相吻合，通过制度创新大力倡导“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使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要利用大众传媒的渗透力努力营造一个荣与耻的舆论氛围，使荣者得到权威评价和民众评价的充分肯定，成为人们效仿的典范；同时，使耻者知耻而悔改，进而向荣者看齐。只要每个人都做到“知荣辱，明明德，任天下”，我们的和谐社会就会快速健康地发展。
[责任编辑 韩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