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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寿静心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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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作家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一些独立于男性的性别群体,她们对父权制文化传统举起的是叛逆的大旗,她们鄙弃传统女性角色中的贞洁娴静、温柔顺从、无私奉献、乐于牺牲等特点,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前力图挣脱父权制文化统治的枷锁、却终于还是倒在那沉重的锁链之下的前辈——子君所渴望做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新女性形象。
       关键词:女性文学;父权制;女性主义;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115—06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模式化的:贤妻良母或妖女恶妇。80年代以后,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催生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写作,女性作家开始摆脱父权制文化和男性话语的束缚,逐步形成和建构起女性自己的文学空间,并创作出特立独行的新型女性形象。但是,在以往对女性形象的研究中,往往侧重于男权传统对女性形象的影响上,如刘慧英的《冲破男权传统的樊篱》。李小江的《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审美地位》。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的地表》,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等,均揭示了强大的男性活语对女性作家的影响,导致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仍然在传统定型中挣扎奔突。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在对大量文本的解读中,通过对一些父权制文化传统女性的叛逆者的性格特征的系统分析。揭示了我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文学的进步,不仅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而且对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一、女性作家:以男人的眼光看女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父权制社会基础之上的。而父权制社会是一个皇权、族权与父权三位一体的等级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产生的文化,当然是男尊女卑的父权制文化,强调的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所谓“夫为妻纲”。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父权制文化的支配,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塑造出符合父权制文化的各类女性形象,对所有作为读者的男女们形成一种强大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在一些现代女性作家的文本里出现与男性作家文本里几乎同出一辙的女性形象类型也就不奇怪了。
       冰心尽情地歌颂母爱,把母爱当作解决生活和心中的暴风雨乃至信仰危机的灵丹妙药,而那对儿女献出一切爱的母亲,实际上正是传统父权制文化贤妻良母原型的再现。同样,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里那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好比是扯破了自己的胸膛扯出心肝喂雏鸟的海鸟般的母亲,和含辛茹苦养大孩子的修母、孟母们也实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即使是1949年以后的女性作家,在为某些女性形象增添了独立自主、要求与男性平等的色彩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塑造了与理想女性形象截然相对的落后女性形象,如韦君宜的《女人》中的林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她不愿意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希望拥有与男人一样的工作权利;另一个女性形象马素则认为既然自己是女人,就不要和男人争,应该吃穿打扮,描眉画眼,修饰自己,好像“随时都在准备出发赴什么宴会”,以此作为拴住男人的手段,并语重心长地对林云说,“谁叫咱们是女人来”,“你自己也该注意收拾收拾自己——人慢慢老上来了”。无独有偶,从杨沫的《青春之歌》等,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对比截然鲜明的女性形象,而且与前进的紧紧追随革命与建设的女性比起来,那些落后的女性总是把修饰打扮、讲究吃穿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当然,最后也总是落后的女性不能得到好的下场,越是想以自己的女性魅力来获得丈夫的欢心,反而越是使丈夫厌恶她们,最后抛弃她们。这两种女性形象虽说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有区别,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但仍然可以看出贤妻良母与妖女恶妇的影子来,只是贤妻良母变身为独立自主,一心为革命、为工作奉献的女性,而恶妇则成为落后妇女的代名词了。
       这种对比鲜明的女性形象直到新时期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女性作家文本中找到。对于传统理想女性形象的温柔、娴静、顺从、善解人意、敢于牺牲等特点,一些女性作家不仅认可,而且也作为自己女主人公性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80年代伊始,曾轰动大江南北的爱情颂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作家钟雨,就是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这当然和那个特定的禁欲时代是分不开的。十年动乱,不仅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损失,而且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折磨。禁欲,不过是其中一种折磨罢了。所以,当《爱,是不能忘记的》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尽管它只是从精神层面上表述了人们对爱情的渴求,但仅此已如甘霖之于久旱的土地了。抛开这些时代的因素不谈,我们在钟雨身上是否发现了什么熟悉的东西?那种对所爱男人的自愿牺牲、那种对所爱男人的深刻理解、那种对所爱男人的物品都充满感情的描述与曹禺笔下的愫芳、巴金笔下的瑞珏又有多少区别呢?
       张辛欣的《我在那儿错过了你》中的那个聪明能干、如男人一样优秀、也有着如男人一样性格的女售票员,虽说在才华上得到了所爱男人的赏识,“真没想到!你的剧本写得那么清新、那么美”,但因为她毕竟不是传统理想的女性:不温柔,不顺从,固执,如男人一样粗糙,所以,必然遭到了所爱男人的遗弃。这种命运使她“失望”、“痛苦”,从而陷入深深的自责、忏悔和不停的反省之中,因为她实在很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女子”,很想为了所爱的男人尽量地“温文尔雅、细声慢气”、改变自己性格的。什么是真正的女子?温柔顺从、贤惠忍让、善解人意、文静含蓄、具有牺牲精神……而做不成真正的女子便不配享有好的命运,被所爱男人抛弃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可要做真正的女子呢,又不能遇到自己所爱的男人,也不能与自己所爱的男人走上一段共同的道路。到底女人应该怎样做呢?女主人公困惑了。
       实际上,女主人公的困惑正是作家自己的困惑。同样困惑的还有张洁。张洁对自己笔下人物形象的描述也是很矛盾的,她在《祖母绿》等文本中所歌颂的女性的那些温柔顺从、善于牺牲、忍辱负重的特征,在《方舟》中却被尽情地嘲笑与讽刺;在《爱,是不能忘记的》等文本中那些高大伟岸的男子汉,在《方舟》中却变成了猥琐庸俗的凡夫俗子。这些矛盾曾使很多人迷惑不解,由此而认为张洁是一个多变的作家。其实,张洁的矛盾与张辛欣的困惑一样,它们所表明的都不过是女性作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女性意识在逐渐觉醒的过程中和传统的思维定势产生碰撞时所必然遇到的困惑与痛苦罢了。那些貌似强悍的梁倩们,内心深处仍然希望“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的想法与愿望,实在是因为强大的父权制传统文化如影随形、如
       附骨之蛆般在她们血液中流动而她们却不自知罢了。所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作家按照自己的灵魂塑造人物。当作家还如脱壳的蛹一般痛苦挣扎时,你又怎能埋怨她不马上就变成美丽的蝴蝶呢?
       二、女性的回归:用女人的眼光看女人
       如果说现当代的一些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还很难摆脱传统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作家笔下则慢慢消失,犹如经历过痛苦挣扎的蛹终于从硬壳中挣脱出来而变为美丽的蝴蝶一样,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从传统父权制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崭新形象最吸引读者之处的,首先是她们超凡脱俗、异常美丽的容貌。这是普及到每一个女性形象的美丽容貌,而不像男性作家笔下那样对女性形象加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从而使得女性形象的外貌描写脸谱化:理想的正面的女性形象就是美丽的,而反面或者说落后的要否定的女性形象就是丑陋的和风骚的,让读者仅从容貌的描述中就能猜想到此形象的道德定位。而在女性主义作家笔下,传统的定位被打破了,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具有神衹般的美丽,犹如林中风、炉中火,画中诗、诗中画般的美丽;犹如自由自在的灵魂;犹如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仙曲般的美丽。
       在林白的《回廊之椅》中,不仅朱凉仿佛是从天上偶然来到人间的仙女,高贵、优雅而充满诗意,而且朱凉的女仆七叶也是“清秀、苗条,在任何环境中看上去都给人一种清爽之感”。在《沙街》中,更是有着许多美丽清秀、手指白皙细长的女孩子,冼小英、邵若玉、丹娅……而《玫瑰过道》中的女孩子更是只能在梦中见到。在《一个人的战争》里,林白把女人之美描绘成“就像天上的气流,高高飘荡,又像寂静的雪野上开放的玫瑰,洁净、高雅、无法触摸……”。这种充满诗意的语言把女人之美渲染成了宇宙的精华,简直是对女人的热情颂歌,字里行间溢满了对女人的美丽的赞叹。
       陈染塑造的纸片儿、倪拗拗、肖濛、麦弋、伊堕人、禾寡妇、黛二小姐等也都是一些充满女性魅力的美丽女性。一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在描述女性形象时也一改传统的道德标签式的方式,尽情歌咏着女性空灵凄艳的魅力。如陆星儿的《天生是个女人》,徐小斌的《末日的阳光》,陈洁的《雨季来临》、《随风而去》等文本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如此。在伊蕾、翟永明、唐亚平、林雪等女性主义诗人的笔下,让人感慨那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作了亚当”的话应该改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作了夏娃”,因为,女性美已经成为令人惊艳的蝴蝶或恍如梦幻的幽灵。对历来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女性容貌描写,这种把女性之美普及甚至神化的描述,应该说是一种革命,一种对传统女性形象描写的革命。
       其次,用女性之美与现实(男性)世界对比,在对比中完成作家的褒贬。一些评论者认为女性主义作家之所以尽情渲染女人的美丽和难以抗拒的魅力,是源于自己的一种自恋心理,是陶醉在对自我的崇拜之中。其实,女性主义作家之所以要尽情渲染女性的美丽,不仅是为了表明现代女性的自信心不体现在男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女性自身,不说女性的智慧和才能,仅从女性无与伦比的外貌上来看,女性就已经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了;而且是为了把女人之美与丑陋的现实(男性)世界相比较。在美如神灵般的女性面前,那些争斗不息的男性世界便显示出其猥琐与丑陋,比如在朱凉身边,无论是革命的粗野的陈农,受朱凉美丽的吸引而不惜出卖哥哥的软弱无能的章希达,还是反革命的企图谋反的章孟达,一句话,无论正邪,都在她美丽而又空灵的魅力映照下显得暗淡无光;七叶与朱凉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恋情或者说是友情,更把那些心怀鬼胎的男人们衬托得一无是处。林白的《青苔·日午》里代表男性世界的舅舅、郭大眼等与美丽如诗的姚琼相比也都显得无一例外的猥琐与肮脏,他们在面对女性之美的时候,根本无法产生如“我”一般的欣赏与赞叹,而是卑鄙的占有心理。所以,姚琼无法在这个鄙俗浅陋的世界里生存,她只有离去,留一个绝美的影像在“我”的心中。
       在海男的《县城》中那位第一个穿橘红色喇叭裤的女孩子,就如在平庸的背景中跳动着的一朵灿烂的火花,在既死气沉沉又飞短流长的县城搅起了生命骚动的漩涡,也就是从那条通红的喇叭裤开始,小小的县城一切都不一样了,新的观念、新的气息以不可抵挡之势在闭塞的边陲漫延开来。几千年来,在社会阶梯中一直被压在最底层的女人,一直是“第二性”的女人,竟然成了开风气之先的领头人!成了变革社会风俗的先行者!其实,林自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尽情赞叹女性之美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男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美的,我从
       来就不理解肌肉发达的审美观,肌肉发达的男
       士能比得上嘉宝吗?肌肉永远只是肌肉。……
       以人体摄影为幌子的画册中,我不明白选编者
       为什么总要插进一些男性的躯体,它们粗重笨
       拙,一无可取,我不相信会有人真正欣赏它
       们。
       多少世代以来,一直是颀长潇洒、高大伟岸的男人,一直是被大力赞叹的男性的肌肉与力量,在女性主义作家笔下成了被嘲弄、被讽刺的对象。
       三、女性与男性:貌与才的颠倒
       男性作家在描述理想女性的时候,除了纯洁无瑕、性格温柔、善解人意、无私奉献等特点之外,也就是说,除了对父权制文化道德规范顺从臣服、不构成任何挑战之外,相貌也一定要美丽绝伦;至于男性形象,只要有江郎之才,能出口成章、妙笔生花,吟两句歪诗,对几副斜对,哪怕手无分文、身仅寸褛,也能使那些美丽温柔、贞洁贤淑的女人为博郎君一顾,宁愿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如今,在女性主义作家的笔下,这种传统文学模式被整个颠倒置换过来:“郎才女貌”变成了“郎貌女才”,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些新型的女性形象不仅相貌美丽、充满魅力,而且思想深刻、才气横溢,像智者一样思考,如灵魂一般自由,对身边已知和未知的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欲望。她们的身心不再为能否得到男人的追求与认可而焦虑,不再为寻找不到高大伟岸的理想男子汉而失望。她们的内心如一座坚不可摧的自由的城堡,这座城堡从来不降服于任何男性霸权,惟一能让她们动心与焦虑、思考的是对自由、生命、存在的追寻。她们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是叩问天地、万物、世界、社会乃至自身存在的智者。但她们又不是无欲的天使。她们大胆地表露自己对性的渴求,丝毫不为自己对性的需要而羞耻,但性爱的另一半必须或身材高大结实,或面庞英俊清秀,能满足自己对男性美的追求。
       陈染们笔下的诸多男性均符合传统男性形象的外形要求:身材高大健壮,外貌英俊潇洒。但这些男性形象却不再如传统的男性形象那样或才华横溢或坚强勇敢,他们变得软弱温和,或者说变得女性化。他们吸引女性的不再是才气或勇敢,反而正是他们
       的女性化,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的相貌或性格才吸引了这些优秀的女性。因此,在和女性的关系上,尤其是在和女性的性关系上,他们就处在了传统女性的地位上,被优秀女性引导着、统领着,被动地感受着性的快乐。如“手指细长、庞大而有弹性”的“英俊清秀,有着孩子般忧伤和怯弱的”老巴,在肖濛的引导下,像“一个淘气又胆小的男孩在众目睽睽之下想要尽快去做完一件坏事一样”“烧红”着“面颊”做爱:
       我多么喜爱眼前这痴痴的少年般的羞怯之
       态啊,这情态就是我愿意为他付出身体和怜爱
       的全部动力,这情态就是调动我周身欲望和恋
       情的全部源泉,这情态就是使我产生情欲之外
       的感情的全部缘由。
       在《沉默的左乳》里腰身“纤纤一束”,身材“颀长而挺拔”,有着“细长的栗黑色眼睛”和“密密的蒲扇一样的睫毛”,“脸上挂着浅红的羞赧的笑”的阿龙,在卓尔不群、主动进攻的黛二小姐面前,简直就是“妩媚妖娆如女人”。黛二小姐对他的挑逗与勾引:抚摸“阿龙如处子般瘦瘦的腰部”、触碰阿龙“凉凉的手指”、无比温柔地看着他、在阿龙惊慌之时主动唤他到床边来,不告诉阿龙真实姓名,而只捏造了一个假名字等等,极像引诱女性上床的经验丰富的欢场男人。而阿龙——一个漂亮的男人、一个早已成为陈年旧事的男子汉,在黛二的进攻下,显得被动而又柔弱,“脸孔由于紧迫的心跳而越发苍白”,“那双在我的脸孔四周游索不定的目光落到我的眼睛上,仿佛需要最后从我的眼睛里汲取一丝勇气”。阿龙在试图增强自己男性信心时的询问:“我是不是你认识的最好的男人?”在黛二小姐这里得到的却是“你是我见到的最好看的男人”、“阿龙,你知道吗,我非常喜欢你的身体”的回答。而黛二小姐的那句“凭什么总是男人勾引女人”的自白,更是女性主义的一句响亮的口号。无怪乎《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的“大树枝”,在专程与他做爱的黛二小姐面前,常常无端地升起一股“黛二在玩弄我”的惶恐。
       尤其要说明的是,在《沉默的左乳》中,黛二小姐在勾引阿龙时,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男孩儿”,却并不在意,只要能“享受生活里那些天然、本真而具体的欢乐”就行了。而对一个无所事事的混混“大树枝”,具有“智性、灵性和优雅的体貌”及“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特立独行的黛二小姐也并不在意,需要的时候就会去找他,对他“你这个人怪兮兮的。一辈子恐怕也嫁不出去”的警告,黛二一点也不沮丧,反而笑嘻嘻地说自己根本没有非要嫁出去的理想,只要“有你跟我约会,就已经很好了”。
       多数批评家常常以《破开》为例来说明陈然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其实,《破开》中大量论战式的文字,已经损害了文本的艺术性,使其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篇宣言。宣言可以明确指向,但宣言的宣传性却不可避免地会损伤其艺术效果。而《沉默的左乳》通过书中人物独白式的心理活动和实际行动,却可以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对男权中心文化更能够产生致命性的打击。
       卫慧的《上海宝贝》里的男主人公天天,比女主人公“我”不仅年龄小一岁,相貌如女人般美丽清秀,而且性格也相差甚大:“我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世界在我眼里是个芬芳的水果,随时等待被咬上一口,而他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生活对于他仿佛是一只撒上砒霜的蛋糕,每吃一口就中毒愈深。”但强悍而阳刚的“我”并不在意天天的懦弱,只要自己强悍,只要强悍的自己能面对生活的压力就足够了,甚至,在天天已经阳痿的情况下,“我”也不打算抛弃他。
       叶弥的《城市里的露珠》里的女主人公“我”,是一个有自己的工厂、法拉利汽车、事业成功的优秀女性,却养了一个吃软饭的伴舞先生黄日望,因为他“有着一般男人少有的灵巧与敏捷”,肩膀宽阔,风度翩翩,“整个身体经常呈现出美妙的动态”,所以“我需要他”。而黄日望在家庭里的所作所为,与一个传统女性在家庭里的所作所为没有两样:收拾屋子、深夜不眠地等待“我”回家,又为劳累一天的“我”脱鞋子脱袜,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自古以来,郎才女貌,女攀高门,在男女两性关系上处在被动和柔弱的地位是传统女性、现代女性甚至当代女性都很难摆脱的命运,但陈染们却使她们笔下的男性处在和女性一样被使用、被观赏、被看的“物”的境地,在女性的主动诱导下羞怯而又曲意逢迎地试图使女性满意。要依仗一个“铜枝铁干”的伟岸男子汉的女性依附心理在女性主义作家笔下被彻底抛弃。有才华的女性不是在传统思想的因袭下必须寻找一个更有才华、更具力量的男性来依仗,而是自己承担了传统男性的角色,不仅在生活中,更重要的足在性爱关系上。女性在性爱关系上的主动,“结束了女性被审视被选择被奴役的被动过往,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女性爱欲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一种自我赎救的源泉和途径,撼动着男性权力的宝座”。
       四、新女性的诞生
       在女性主义作家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一些独立于男性的性别群体,她们对父权制文化传统举起的是叛逆的大旗,她们对传统的男性中心的文化统治秩序做出的是颠覆性行为。她们不再按照传统文化中对女性角色所制定的规则行事做人,她们鄙弃传统女性角色中的贞洁娴静、温柔顺从、无私奉献、乐于牺牲等特点,她们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前力图挣脱父权制文化统治的枷锁、却终于还是倒在那沉重的锁链之下的前辈——子君所渴望做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新女性形象。
       这群女性形象对传统父权制文化的颠覆首先表现在对成家生子、繁衍后代的反叛上。女性的传统角色或者说传统职责之一就是结婚、生子、为妻、为母。母亲,也是被父权制文化最认可的女性角色。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任何缺陷却不愿意结婚生子、尽母亲的责任,她必将被整个父权制文化所唾弃,历史上凡是遭到指责的女性如妲己、褒姒、赵飞燕、杨贵妃、潘金莲等等,都不是母亲角色就说明了这一点。且不说母亲的角色体现的是博大宽厚、敢于牺牲等等,仅说不能生子这点,那女人简直就不能再算是个女人,因为女人不能生子则必定使男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恶梦成为现实,所以,不能生子的女人不仅为男人有三妻四妾提供了理由,而且若为此有怨言还会遭到整个社会的诅咒。但是,在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们认为,女性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生存和行动,而是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而存在,像一个智者一样去分辨一切,像灵魂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展示自己的各种才能,换句话说,女性要由自己来决定自己的感情、把握自己的行动,包括性行为和生育,而不是由他人、由社会、由规则来决定。
       在海男的《县城》中,第一个在闭塞的边陲县城领风气之先穿橘红色喇叭裤、高跟鞋,在众人诧异、不屑和羡慕的眼光与窃窃私语中昂然前行的罗修,不拒绝做李路、姚杰和咖啡商人的情人,却拒绝做李
       路的妻子,甚至宁愿流产,也拒绝做咖啡商人的外室,当单位领导以她太离经叛道而要她写检查时,她递上的却是辞职报告。她不做妻子、不做母亲、不做外室、不做单位里的乖乖职员,她要做自己。“我是我自已的”真正含义便是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不依附任何人,否则便仅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罗修决定以写作来养活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在那个封闭的小县城,她犹如鸡群中的一只凤凰,我行我素,毫不在意身边的白眼、闲话和唾沫;又如一粒石子,在县城平静的几乎停止流动的水面砸起阵阵涟漪。
       陈然的黛二小姐穿黑衣、怪衣,有秃头欲,在需要性生活的时候就去找漂亮的阿龙们,但却从来没有想过嫁给任何一个男人,为他们生儿育女,因为“她的智性、灵性和优雅的体貌,命中注定无人能与她同床共枕,她只能独守家园”。林白的《说吧,房间》里的林多米,把将传统女性当作遮风避雨之地的丈夫看作是一种粗野的,异己力量,必须掀翻在地才痛快;把传统女性当作温馨港湾的家,看作是束缚女人的牢笼。叶弥的《城市里的露珠》里那群事业成功、标新立异、留着一模一样的短发的李佳梅们也是如此。李佳梅认为,“丈夫和孩子,是两头野兽,一人一个,扑向你的乳房并把它们吸得干瘪,然后丢弃它们”。所以她们都拒绝行使传统女性的职责。
       总之,这些女性形象与传统的温柔贤淑,以家、丈夫、孩子、厨房为世界中心的女性形象相比,显得那样桀骜不驯、那样叛逆,甚至显得怪异,全然是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现代阐释。但从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自我的真正觉醒,听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新女性对男性统治的颠覆之声。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这种颠覆还显得稚嫩,还有着过多的形式上的因素,而且有些反抗还是以消极的方式出现的,比如在现实社会中四处碰壁、屡战屡败到走投无路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南红和林多米们。即使那些决绝反抗的女人,如李佳梅们,也是用男人的标准、男人的手段来反叛男性中心文化的,这种手段能对男性中心文化形成真正致命的冲击吗?答案是未必。换个思路来说,即使冲垮了又怎么样?难道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就是女性们真正的胜利吗?卡夫卡说过:革命的洪流过去了,留下的只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最后都会出现新的拿破仑·波拿巴。但不管怎么说,代被认为是女性圭臬的标准或者说做女人就必须遵守的规则现在受到了挑战,新女性们满怀批判的激情站出来大声说“不”的行为毕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其次,在对性的需求、向往和享受性爱上,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和无性无欲、乏味无趣的良母们不同,和贤妻们的羞涩含蓄、被动感受不同,和妖妇淫娃们的色情淫秽也不同。她们大胆地表露自己对性爱的欲望与诉求以及在性爱中所体验到的快乐,这种诉求是女性意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几千年来一直被重重复重重的传统文化压抑着不准表露。所有文学中关于女性的性意识与性感受,都是出现在男人笔下的,是男人用自己的性感受去体察、去表现的。而在男人的视野里,女人不是清心寡欲的天使,就是欲图吞噬男人的荡妇。现在,女性主义作家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对性的需求、对性的向往和在性爱中所享受到的快乐,毫不羞涩地、大胆地呈现出来。这种没有丝毫猥亵色情渲染、全由心灵感觉来抒发美好性爱的语言,不仅打破了男性叙事中对女人性感受的想像,打破了男性叙事中女人总是要被男性唤醒、总是被动感受者的描述,而且传递了女性性爱意识觉醒的信息,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情态。正是在感性欲望上的大胆张扬,在性爱意识上的主观觉醒,才使这些女性真正成长为成熟而又完整的女性,才使这些女性真正成为特立独行的新女性。女性主观感受的大胆描述性爱与性意识的文字是那么张扬、那么妖娆明艳、那么细腻入微,其本身就是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
       女性主义作家在塑造这些与传统女性形象截然不同的女性时,不断地刻意通过种种艺术手段,为她们晕染上各种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卓尔不群、五彩纷呈,甚至是怪异另类、触目惊心的色彩,力图使其成为向父权制文化勇猛冲击的斗士,即便仅仅成为在致命的飞翔中陨落的斗士也罢。毕竟她们在以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颜色、自己的存在表明她们对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仍充满强大生命力的现存意识形态发出了自己的抗议之声,虽然微弱,且具有很多自娱自乐的成分,但毕竟是一个开始。
       当新生命的种子已经露出稚嫩的绿芽,谁敢说它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呢?
       [责任编辑 刘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