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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代哲学在彰显个体生命意识、提升人的生存质量的同时，又一度造成了政治性失语和存在的合法化危机；而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还原，又悄然消解了它关怀终极、安立生命的人学理想。现代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观与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理性比照，带给我们深刻的人学启迪：当代哲学只有诉诸社会变革实践，才能将人的生命本质引向人自身，刚强生伞力量并使之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生活的全部事实性存在，也只有参与实践变革并积极地对时代主题发言，才能重构社会生活意义并实现对人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当代哲学；意义构造；生活世界；人学取向；生活还原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37—05
       关于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问题肇始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在他看来，当意向性的概念面对生活世界时，就发生了由先验理性向感性具体的人过渡的意义关照，并使先验理性处在一个属人的“意义构造”的动态历史过程中；而人的当下生命体验的意义就直接来自于先验性的意义投射。对此，唯有诉诸神秘的生命内省才能诠释出生命价值的真谛。以后的存在主义者以及“社会批判理论”家们，曾在许多方面修正、转换了这一理论，但大都接续了他的主导精神：强调应以人的情感、意志乃至诗性来限定生活世界的“存在”，把直觉、顿悟和生命体验视作把握生活意义的手段，主张要以意义的再现、诗意的安顿、人性的张扬来阐释生活世界的意义生成。对生活世界“意义构造”问题的这种理解，虽增加了生活世界的人文旨趣和生存向度，却严重遮蔽了人的交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意蕴。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主张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变革，重构生活世界的社会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活还原和重大的意义构造。在我国当代生活哲学研究中，恰恰由于偏离了马克思科学实践观而硬将之拉上西方式的解读平台，从而陷入情感化、知性化、表面性和抽象性等认识误区。鉴于此，本文愿对这一问题作出哲学透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在以“物质统一性”为基本范式的传统哲学中，由于它将日常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内容专门抽取出来并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原本属于人的一切鲜活内容从统一的物质性世界图景中作为主观性因素而排除出去，形成了一幅没有人生存于其中的苍白画卷和一片严重缺乏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人学空场，过分茂密的纯粹理性掩埋了人的生活语义，并由此导致了当代哲学生存与发展的全面危机。曾几何时，不少哲学同仁从理性主义立场出发对这场哲学危机进行了有深度的反省，认为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哲学的危机更是人文精神的总危机，换言之，哲学的危机也就是人学的危机，是人性自身的危机；而且认为，既然是由于哲学的传统操作模式及其对形而上学的固恋，造成了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严重遗忘并导致了人与世界统一体的破裂和人文理性基础的瓦解，因而哲学要摆脱危机，就必须重新回到它早已失落的生活世界，与之保持一种水乳交融般的相互黏着状态，以自我革命、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精神去拓展自我、重建自我和实现自我，为自己重振人文精神，重构人学范式，并通过向生活世界的还原重新使自己切近于人，以唤醒人所固有的人性良知以及关怀终极、安立生命的人学理想。这种在传统形上理性内部所确立的当代人学取向和向生活世界的还原，在笔者看来，仍然无法实现当代哲学对人在精神上的拯救；恰恰相反，它在极力张扬大写意义上的“人”的同时，又将人的生命本质和人性基础与人的现实生活相疏离。诚然，传统的“唯客体主义”理路一度把人拒斥在生活世界之外，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等丰富的人学内容，产生了科技工具理性彰显而人文价值理性低迷的负面效应，甚至出现了抽象的思辨理性参与当代生活对人进行精神压制、统治和折磨的异化现象，因而只有回归生活世界，实现其对生活的还原，将自己的触角伸向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将自己的理念普遍播撒并广泛应用于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才能走出误区，摆脱危机，实现对人的精神自救；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永远是事先给定的、先在性的经验世界，哲学若与之黏在一起并停留于直接性的生活事实中，能为自己开拓出新的自我生成之域并形成新的人学取向、意义构造和价值勾连吗?以生活解读哲学并将哲学视作一种生活观，这本身并没有错，但“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和对西方生存主义、生命哲学的误读”，致使人们对生活基础的“复杂性、歧义性尚缺乏细致的考量”。怎样实现哲学对生活的还原而不至于使之沉陷或淹没于生活的直接性里从而成为“一道多余的手续”呢?以往哲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宏伟叙事，曾导致了大写的理性“人”对人之个性的吞噬；而当代哲学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彰显和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化，又造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冲击。如何既接续哲学原有的人学语义又自觉捍卫其政治的合法性根基，如何既保持它对人所特有的那种形而上的感召力和再造力又不至于冲淡它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色调，如何通过对生活的还原既将人的生命本质引向人自身，又从生活的内在本源处获得刚强做人的力量，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生活的全部事实性，这将是当代作为人学的哲学必须认真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回顾并梳理现代西方哲学对生活世界的理性诠释，将有助于我们领悟并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合理途径。
       二
       放眼当代世界哲学论坛，我们不难发现在现代西方哲学视域中，不是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学派偶尔地将目光投射于生活世界，而是有许多哲学家或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这一领域，提出并建构了多种多样、旨趣互异的生活世界理论，如胡塞尔先验的生活世界观、海德格尔共在的生活世界观、哈贝马斯交往的生活世界观等等。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动机在于探寻如何走出深刻的哲学危机和入学困境，在于反省传统理性主义范式的固有弊病并开启哲学向现代人本主义的转向。胡塞尔首开哲学向生活还原之先河，其首创生活世界理论的根本旨趣在于把传统的理性世界还原为生活世界，然后再把生活实践还原为纯粹的自我意识。认为生活世界只是纯粹自我世界的产物，理性世界作为生活世界的产物，只是生活理念的搭挂处，而纯粹自我世界虽超越于生活世界而存在，但又必须通过先验的意义构造活动而生成。具体说来，胡氏生活世界观的理论要点有三：(1)生活世界是先在的、自在的、自足的经验世界，它具有非反思性特征，虽然它是一个“构成物区域”，然而却没有受到任何先验意义的污染；而且对于理性世界来说，生活世界有着很大的优先性，因为在它自身中，人和世界保持着直接的统一性，保持着人和世界的相互黏着的自然状态。(2)生活世界虽然是直观朴素的，然而又不能将之理解为琐屑的日常经验，因为它是一个有人的活动参与其中的保持着原初自在的人文意义和价值构造的世界，它体现着人作为主体
       的“意义构造”，这种“意义构造”作为生活的成果为一切理性和科学奠基。哲学只有还原到“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生活世界，其存在和发展才是可能的。(3)生活世界作为自在的第一性的主体性的意义构造，它不是孤立个体的产物，而是交互主体性的共同产物。正是由于其交互主体性或曰主体间性，才避免了它在主观意识中的沉陷和淹没。正如胡氏本人所说，在经过纯粹意识还原后所建构的生活世界并非个人先验自我的任意创造，而是与他人的生活经验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具有综合意义的产物，生活世界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objecktion)的世界”。
       三
       
       胡塞尔生活世界观中的意义构造理论和交互主体性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海德格尔正是师承其说才提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实现了在人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他看来，一方面，唯有人才能在生活世界中既领会着自己的存在，又开展并生成着自己的存在。其他一切存在者最终都将不存在，而唯有人才通过自己的生存而将自己的本质“在”出来。人这个特殊的在者(此在)总是向着未来而生，向着自己“有待去是的那个存在”而生成，所以“人生在世”；但人又总是超出“自己”而存生于世，以积极的生存活动“站出来活”、“去存在”，并“活”出或者“在”出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特定本质来。可见生活世界是待定的、可能性的世界，它既非自在的又非先在的，它是与人一同存在、相互黏着在一起的。这一点，明显超越了胡氏的入学思想。不仅如此，海氏又批判地继承了胡氏的意义构造理论，认为生活世界并非是一切事物的总和，更非一团纯直观的经验，而是人通过自己的“在”的活动向我们展示出来的意义整体。“此在”是生活世界之意义的展示口，而生活世界则是“此在”特殊的容身之地。生活世界因有了人积极的生存活动参与其中，其价值和意义才被照亮；人因有了生活世界作为藏身之所才能实现自己的可能性，开展并生成属于各人自己的特殊的本质。但是另一方面，人始终在世界之中，“在世”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与物相接则“烦忙”于世，与人相交则“烦心”于世，从而人跌人一个异己性的“共在”世界中，过着非本真的生活。海氏认为，“共在”(与他人一起存在)这是人存在的一个特点。“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此在”在向着自己的可能性“去存在”时，不得不与他人共同存在；然而正是“共在”中的“常人”(流行的价值标准、规范、习惯和公众意见等等)将人从本真的生存状态拖入到了非本真的沉沧状态。因为，在生活世界中，作为共在性的“常人”有着非凡的平整作用，它看守着任何想出格的例外，抹平了一切特殊的可能性，要求人按“常人”的意见照章办事，不逾矩，不出格。人是在“常人”支配的世界中庸庸碌碌生活，整日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过着“物”一般的生活。这样，“常人”就把属于人的一切内容与本质统统拿走了，人的“共在”导致了人的“异在”。人怎样才能出离沉沦并实现真我呢?人只有面临大限的考验，在“畏”“烦”“死”等等特殊的临界状态，才能唤醒自己的良知，从而向死而生、向死而在。这是由于，人只有在高峰体验中才能“先行到死”，领会并积极筹划逃离“常人”的统治，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去直面此“畏”，勇敢地进行生活的全部事实性存在，并在人性良知的呼唤中下决心与“常人”决断，积极营建属于自己的本真生活。而在日常生活的自由游荡中，人对任何精神性事件都熟视无睹，人真的成了身份迷失和下落不明的“物”了。
       四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观既继承了胡塞尔意义构造理论又扬弃了它的先验性；既接续了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揭示，但又不诉诸生存体验，而是通过社会交往实践来实现对人的切身性考察和对生活的真正还原。在他看来，传统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的确出了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丧失了一切意义和价值，相反，作为交往理性它在生活世界中具有丰富的人学语义与生活价值。因为，生活世界是文化存在、社会共在和个体存在等各种交往实践者在积极的交往活动中所确立起来的“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每一个交往行动者息息相关，交往的开展、社会的形成、个体的生产、价值的生成和意义的推广等等，都是在生活世界的交往中一道得以完成的。一方面，生活世界具有积极的意义构造功能，它能产生具有包容性、多维性的合和取向与多重意义相互叠加的文化世界。因为，在生活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各种内容，如制度、习惯、传统、伦理、个性等等，都贯穿于交往实践的彼此理解、协调和社会化过程中，经过浓缩和积淀，其中相当一部分潜在资源构成了生活价值的主干，再经过实践的提炼，这些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就会凝聚下来构成新的解释范式和社会伦理规范，并进而形成对一切人都有规训作用和文化认同的交往理性和实践网络，从而产生哈贝马斯本人所描述的“交往互惠”、“重叠共识”和“效果历史”。但是另一方面，哈氏也看到了生活世界交往理性的负面效应。在他看来，在生活交往实践中所产生的“制度化领域”或者“文化共同体”，在各种系统的运行中，受到法制和契约的支持，就会从生活世界中独立出来，并逐渐摆脱原本由生活世界所构造的意义指引(交往规则和价值信念)，在现代市场机制的支配下，独立而自律地运行，并反过来干预和破坏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造成生活世界的危机以及生活世界与制度规训之间的冲突。这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这一过程对生活进行启蒙和意义构造的同时，又不断地嘲弄生活，干预、限制甚至危害生活，产生诸如价值低迷、合法化危机、社会失序、冲突加剧、同一性缺失、社会化进程受阻、心理变态等等与生活为敌、与人为敌的负面效应。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殖民化”的负面效应及影响呢?哈氏认为，只有以生活世界的合法化趋势为基础，推动交往理性的合理化，从而发挥生活世界的理解、协商和非强制性功能，才能推进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为此就必须在语用学、诠释学、民主化等方面，为达到社会与人的和谐共进作出相应的调解。
       五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观有许多理性共同点：(1)都主张生活世界对人来说的先在性、待定性，人与生活世界并非处于两离状态，而是处于相互黏着状态，生活世界是人的存身之所、容身之地，是人得以存身并能成就自我的现实基础。这一点与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亦有相通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只有从这一现实的生活过程人手，才能把握住人的真正本质，因而“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的实践生活观与西方生活世界观的本质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生活世界虽然先在于人却并非外在于人，并非是没有深度的平面世界或者纯然的感性世界，生活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
       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离开人的实践活动，仅从生活世界的感性形象和直接状态进行描述，只能得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构成物区域”。(2)都主张生活世界之意义构造的生成性和过程性，但在生活意义具体构造的途径上又有了较大分歧。胡氏认为生活意义是先验逻辑赋予的，海氏认为它是高峰体验的产物，而哈氏则主张它是文化的产物。对此，马克思也曾强调要“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果不把感性的生活世界理解成实践性的世界，至多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式或表面性的理解。(3)西方生活世界观都非常重视人的共在性，认为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胡塞尔)、一个与他人同在的“共同世界”(海德格尔)、“一个主体间所共有的世界”(哈贝马斯)。他们都深入剖析了这个共在性的日常世界对于生活意义的构造和人的本质的生成所具有的双重功效，但是，他们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伤——远离社会实践仅从先验自我、生存体验或文化功能等纯理性视角去谈如何摆脱生活的危机。这一点，与马克思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若离开社会实践，人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生活危机，出离沉沦，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发展。
       六
       事实上，一方面，马克思哲学非常强调对生活世界意义构造的实践性把握，认为，是人的生活决定着人的意识而非相反。因而，主张生活、实践的观点应是整个哲学首要的和最为基本的观点，反对远离社会实践对人、对人的生活做任何抽象意义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活实践是人不满足于现有的感性状态而努力追求应有的理想状态，并在激情和意志的推动下，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按照真善美相统一的原则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属人的意义世界。只有在这个属人的世界中，人才能脱离自然的动物状态，成为“作为人的人”。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才能克服各种异化，出离沉沦，摆脱社会交往活动的负面影响。可见，人生产和创造着属人的世界，而属人的世界也生产和塑造着“作为人的人”。要了解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何本质，就必须了解人存在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而要了解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又必须了解生产和创造人的世界的实践性本质。因为，人是什么样的，同人存在和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以及人怎样生产和创造这个世界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实践是解开生活世界之谜、人的本质之谜的关键所在，西方生活世界理论的共同缺陷恰恰也就表现在这里。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独特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生物，因而，他永远处在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之中；而人自我实现、自我生成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实践活动而使人和生活世界相互确证、相互制造、相互规训的过程。诚然，这一无限性过程无论对于人来说抑或对于人的世界来说，都绝非是胡氏的先验自我的意义构造活动，亦非是海氏的临界体验活动，更非哈氏的文化认同与叠加活动，因而它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纯粹外在而直观性的概念，而是一个真正能够深入生活又积极地干预生活的实践性活动。哲学只有真诚地面对现实性困惑和生活的深层矛盾，并随着人的理性的不断成熟和生命质量的提升，才能实现对人的本质的超越和对社会生活过程的批判性反思，从而重构社会生活转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七
       现在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提出的在当代哲学入学取向和生活还原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上：(1)当代哲学以彰显个体生命意识为目标而发生人学转向，应该说，这一转向本身是正确的。然而，由于它对个性的张扬是在抽象的理性主义框架中完成的，因而，不仅造成了大写的“人”对个性的吞噬，而且也会大大削弱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只有把个体的人置于社会交往的实践活动中，对人做实践性的把握才是科学的，才不会导致哲学对于人、对于人的生活的悖反性建构。(2)哲学回到生活世界就是回到人自身，而其对生活还原的目的，就是把属于人的一切内容和意义归还于人。但生活实践的意义具有构成性，而人的本质也具有生成性。哲学对生活的还原，若只是停留于生活的表面，对人只做生存性状上的描述，就不能为人提供能驾驭生活并构造重大生活意义的现代生活观，更谈不上对生活世界的重构和对人的本质的实践性把握。可见，人的生活世界并非是现成的、既定的“构成物区域”，而是一个交往主体性的实践过程。作为属人的生活世界和作为生活世界构成意义中的人，都只有在人的交往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全面理解中，才能得以合理的说明。只有从人的交往实践过程中来把握哲学的人学转向与生活还原，才能找到哲学与人、人的生活的真正切人点。(3)哲学在人学转向和生活还原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并非抽象的思辨的纯学术问题，而毋宁说它是一个属于现实属于生活的实践问题”。如果它像现代西方哲学那样，一味专事特殊语言的建构，精于逻辑和理性的自我繁殖，那它将不仅从生活中淡出，而且还会成为生活的毒汁。因而当代哲学只有深入实践，切问生活世界的内在本质，让人从日常生活的沉沦中觉醒，从而积极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以全部的生命力量勇敢地担当起所有的伦理重负和一切社会责任，才能以自己的生存实践打造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由此可见，哲学唯有诉诸于社会实践才能实现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真正还原，才能成为将人的生命本质引向生活世界本身的召唤力量，否则就会成为“一剂无疗效的药”而遭到世人和生活的遗弃。(4)马克思哲学要摆脱哲学的危机和解决入学的困惑，决不能仅仅附着于生活的表面或者仅仅停留于主观的内在体验中，为人提供什么“生活应对技巧”方面的学问，这样做对当代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非常有限；相反，而必须诉诸于实践批判，积极参与时代变革并对时代主题及时发言，才能引领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哲学和入学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先验理性自身如何进行意义观照(胡塞尔)，不在于人如何体悟内在的临界体验(海德格尔)，也不在于如何在文化基础上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而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生活本身，因而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批判，彻底颠覆这种旧的生活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活还原和重大的意义构造。只要不合理的生活基础不变，原有的共在性的生活逻辑还在强势的推行，马克思哲学人学转向中的各种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和蔓延。这就是马克思非常强调要对人和人的生活世界做实践性考察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