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仁义道德是儒家经济思想的灵魂，社会经济生活各环节均贯穿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原则。儒家仁学经济思想的形成根植于儒家对义利关系、道德和经济关系的认识，以义取利是其核心思想，以礼为准是其实质要害，为公利民是其精华所在。经剔除其中封建糟粕，将展现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和谐小康社会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仁学经济思想；义利关系；以礼为准；以民为本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063—04
儒家立足于做人治国，以内圣外王的仁学伦理为轴心融哲学政治经济于一体构建其学说，仁学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作为一种经济伦理，仁义道德可以被视做儒家经济思想的灵魂，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重义轻利、以义求利。正确解读儒家的义利观、道德与经济的关系是我们正确解读儒家仁学经济思想的钥匙。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构建中，我们对儒家仁学经济思想，当本着改造扬弃、科学发展的精神去正确认识、合理借鉴，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仁义道德是儒家经济思想的灵魂
仁，是儒家最高的哲学范畴，也构成儒家经济思想的灵魂，它不仅是封建伦理的基本道德，也成为指导传统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主要原则。儒家之仁既是人德也是天德，是宇宙万物、天地人的共同本质。“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心本仁本善来自于天心本仁。“义者，宜也。”“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义，是依据仁善本心指明的正路、适宜的仁德精神。是仁心在不同的社会人伦关系中所应具备的适宜而正当的行为。仁义是儒家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道德范畴，仁义道德成为儒家的立人立国之本。由此，在儒家的视野中，道德决定经济，义决定利，人间道德不是由社会经济决定而由天德决定，人性本善其根据在于天性本仁，“仁”是天地人的本原，这便是儒家德治的本体论依据，也是儒家仁学重义经济思想的本体论依据。“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生生之德”。儒家认为发展经济生产生活是遵循“天”生养万民万物之仁德，社会经济活动，根本上不是为求利即不是为获取更多财富、求取更大的物质享受，而是为实现道义，尽天道仁德。人有物质需求是人生存所必需，但不是终极根本，人生的理想与价值实现须超越对经济财富的追求，摆脱对物质、声色人欲等的诱惑，追求人性与天德天仁的相合。
儒家认为道德非由经济决定而经济则由道德决定。因此，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取得还是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一切经济活动，均贯穿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原则，受伦理道德的制约。从人们的生产生活到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不仅是一个物质产品生产和流转的过程，也是一个受道义制约的求道尽仁的精神活动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各环节，儒家均强调须合仁道的原则。例如，生产要遵循以农为本、勤劳生财的原则，即“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勤劳是据天道天德而人们应具有的人之美德，是崇本逐末致富生财的正道；交换要遵循“诚信”的原则，“诚”在儒家思想中具本体论的地位，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强调人须按天之道“真实无妄”率性而为。诚信在经济交往中并非体现求利的工具价值，而是一种人性本善的自然行为与人格，是宇宙、社会、人生本来的存在状态，是顺天率性的仁义行为，体现合天仁而人仁的道德价值。分配要遵循按礼(理)“均平”的原则，要按人伦关系中体现仁义原则的礼，按社会各阶层等级身份均衡利益的分配。消费要遵循节欲节俭的原则，在小农经济物质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儒家主张以义抑利，把节俭的经济原则与理欲说紧密联系，“俭以养德”，运用道义的力量，提倡节欲，以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
由于儒家思想长期主导中国社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仁道原则，如勤劳致富、诚信为本、克己礼让、勤俭节约、俭以养德等已成为一种民族品质，弘扬这些传统美德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既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竞争越激烈，越要求人们守信用、讲道德，越排斥无信、欺诈等败德行为。弘扬儒家仁学经济思想中以诚信为本重义重德的人格精神、道德原则，对于克服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背信毁约、尔虞我诈、欠债赖账等道德败坏、经济无序现象具有积极意义。
二、以义取利是儒家仁学经济思想的核心
儒家强调道德决定经济，重义轻利，而并非是对发展经济的无视，对物质利益的排斥。道德总以一定的利益为基础，仁学经济思想中的道德与经济、义与利既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又是不可分割的相互对立而统一的两个方面。我们不能只看到儒家强调道德决定经济、重义轻利，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相对立的一面，还应看到两者相统一的关系。笔者以为，儒家重道义本身即包含求利求富的内容而并非反对求利，只是强调在道义的根本指导下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在儒家实际是不可分的，利成为义的内容，或者说利是义的实现方式，义是利的指导原则，以义取利是儒家经济思想的核心。
儒家认为生产财富、发展经济(求富求利)以生养万民万物合仁道大德。儒家经典《
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从哲学的高度蕴涵说明了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的相互对立而统一的关系。发展经济、人类的生产生活是为尽天德仁道，既说明道义决定经济，同时也说明求仁德道义与求物质财利是不可分的，指明了发展经济以求富求生合仁德的本体论依据。“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儒家认为物质与精神、义与利均是符合天地大德的人生不可或缺的需要。
作为个人经济生活的原则，儒家仁学经济思想的重义轻利原则并非排斥人们对生活物质的需求，只是强调不要把这种为维持生存生命的物质需要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与理想追求，强调当以仁道正义原则发展经济、求利致富。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话既强调求富去贫必须服从仁道正义的原则，求富去贫并非人生根本的追求，也指明了求富去贫是人之所欲、是人性所在，具正当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符合道义的原则下，爱财求富则天经地义，符合君子人格。“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认为，只要符合道义，如能求得财富，即使做下等差役也愿意。“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也认为只要符合道义，即使取得最大的利益(受天下)也心安理得。
作为治国为政的原则，儒家仁学经济思想之重义
轻利更非反对发展经济、富国富民，而只是强调要实施德治仁政以仁义原则指导而富国富民。“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儒家经典《
周易》颂扬上古圣王发展经济，在社会生活、生产诸领域，“为天下利”，作出创世纪的贡献，不仅是为后世君主树立榜样，“崇高莫大乎富贵”，也肯定了儒家把求富利民作为德治仁政崇高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方略。
儒家的经济思想从属于与天地大德合一的仁道原则，从属于更高的人生理念和社会理想(小康至大同)。儒家强调以仁义原则为指导，着力挖掘并调动人们内在的理性德性，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把富国富民作为王道政治的基石。
义与利具有对立统一而同构的特点，利是义的实现方式，义是利的指导原则，这才是儒家仁学重义伦理经济思想的特点。儒家把求富求利视为仁义大德的体现，是仁道大德的内容与要求。君王按天地大德实施仁政德治，必当发展经济，或说发展经济、富国富民，才符合仁道大德。个人以义取利、以仁求富也合天地大德的仁道要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从个人与国家、百姓与君主、做人与治国的联系中，明确说明了求富求利与仁义原则密不可分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把儒家以义取利的财富观、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荣辱观讲透彻了。这里孔子以仁义原则为求富求利设立了一个正反两面的仁道荣辱的价值尺度：国家以强力霸道不义而富国，个人以不义而富贵，不应为荣而当为耻，对这种富国与富贵自孔子而始的儒家对之予以激烈抨击，君王行仁政而富国、个人合仁义而富贵则当引以为荣。孔子明确指出，在普施仁义有道的国度，不能以义取利摆脱贫困求取富贵或富足，则说明自己与天德仁道不合(天道本仁，天道酬勤，自己若非缺乏仁义缺乏向善的进取心，便是不够勤勉)，当引以为耻。孔子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不仅是对人们无义取利行为的消极防范，也具有激励人们以义取利的积极意义，这与现代经济伦理学的原则要求相一致。由此可见，儒家的仁义道德并不是发展经济、富国富民的对立物，儒家重仁义实际包含着求富求利的经济内容，轻功利的实质在于看其利是否符合道义的原则，因此我们对儒家义利观仅看到其相互对立的一面、局限于儒家以义反利以义抑利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以义取利才是儒家义利观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核心所在。
儒家自孔子开始把经济与道德、求富与求道、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长期主导，培养出一种植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荣辱意识，经济思想伦理道德化，是儒家仁学重义经济思想的鲜明特点。剔除其维护封建秩序之糟粕，它重视运用道德力量指导、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建立发展市场经济仍显积极意义。儒家仁学经济思想把求利置于取义的大前提下，二者对立统一、密不可分，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不仅是一个求利生财的过程，也是一个受道义支配、制约的一个求道尽仁的精神活动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备、道德滑坡、各种负面现象严重出现的今天，我们须弘扬儒家重义重德、见利思义、以义取利的仁学经济思想精华，强化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识，既鼓励人们以义取利，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求利致富，更坚决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败德违法行为，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三、以礼为准是儒家仁学经济思想的要害
儒家的经济活动主体首先是一个道德主体，儒家的经济主体是身负道义处在人伦关系中的“社会人”，而不是那种为求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求取个人利益为驱动力的“经济人”。儒家重义轻利，何为义，“行而宜之之为义”，“义者，宜也”，“礼者，理也”。儒家仁学经济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反映，礼体现人的尊卑等级身份，体现社会等级秩序。“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人们按礼行事，人的物质利益、生活享受合礼仪，即合理(礼)适宜(义)符合天理仁道。儒家的天理人欲之辨与义利之辨是一致的。这里，笔者当指出，我们长期以来批判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说，认为儒家的“天理”仅指人可得到基本生活的需要，追求物质享受就是人欲，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通观宋明理学家的系统阐说，不是说人不能追求物质享受，而是不能追求与自身社会身份等级不相应的非份非义的享受。他们认为的非份非理非仁非义，实际是“非礼”，朱熹说：“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合礼即合理(天理人道)，这也是宋明理学天理人欲、义利之辨的实质所在。天理与人欲，义与利之分界不在于人是否追求物质享受，关键在于其物质享受是否符合其社会等级身份(礼)。如果理学家把天理界定为只允许人们满足最基本的维持生命的物质需求，过此则视为恶的人欲，显然不符合封建等级制度的基本精神。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的衣食住行按礼(理)均有严格的等级之差。帝王贵族官绅按其不同的等级过着富贵侈靡的生活，视为天理所当然，而劳动者平民百姓则须按自身卑下的身份食粗茶淡饭，乃至饥寒交迫仍当安贫乐道，否则便是恶的、违天理之人欲。儒家以礼为准，按人与人严格的等级尊卑规定人们对物质追求的限度，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体现了儒家仁学经济思想的糟粕所在，笔者以为，这才是我们应当批判反对儒家义利观天理人欲说的要害所在。
儒家重义仁学经济思想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在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经济条件下，为求得社会稳定，在物质资料的分配上，儒家提出“均平”的分配观与节欲节俭的消费观。均平并不是财富的平均分配，而是强调按社会各阶层的等级身份按礼(理)适宜(义)分配，朱熹说：“均，谓各得其分。……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以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求取人际的和谐、社会的安定。儒家一方面认为发展经济、满足人生存的欲望，是仁道天地大德所在，一方面又认为应对人的欲望有所节制，提倡节欲节俭的消费观，以解决物质财富与人欲需求的矛盾。而节欲的标准即是“礼”，节欲的实质是守礼，社会各阶层的人当按各自身份节制欲望，而不能超越封建礼义所规定的等级。荀子认为，为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与人的欲求无度的矛盾，避免社会动乱，古代圣王制礼义对人的欲求按人的社会等级身份予以限制，使社会消费规范化，从而达“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求得社会稳定。荀子与孔子一样以肯定人的生存欲望为前提，在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力图通过礼义对人的欲望进行调节，解决物质财富与消费欲求、生产与生活的矛盾。不同于孔子的是他从性恶论出发，更从物质经济的视角揭示了儒家礼义道德之起源，从而赋予礼义以现实的经济意义。但他仍属儒家，与孔子一样倡导以德治国，力图运用道德礼义的力量来调节社会的分配消费，倡导以礼均平分配、守礼节欲消费，体现了儒家仁学重
义经济思想的鲜明特点。
儒家仁学经济思想把经济关系受制于以礼为准的人伦道德关系，经济秩序从属于人伦秩序。然而封建人伦关系的主体是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的，重义重礼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这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我们生产生活、经济发展的主旨相背，与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原则精神相背。但我们须认识到，经剔除其封建糟粕，儒家仁学经济思想力图通过礼义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对解决物质财富与消费欲求、生产与生活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超时代超阶级的积极意义。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认识到引起社会发生动乱、倾覆的根源在分配不均，贫富之间的差距超过礼所规定的一定限度导致两极分化，社会就会不安定。我们必须看到儒家以礼均分说既要求劳动者严格守礼、安贫乐道，也要求各级统治者安分守己，不能有非礼(即非义非分)的物质追求。董仲舒极力抨击“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所造成的“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两极分化现象，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许官吏与民争利。我们自然不能要求千年前的古人了解现代经济学之基尼系数，但必须看到，儒家这种以礼为准“均无贫”以防两极分化、社会动乱的思想是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制度均衡与社会和谐的灵魂，至今对我们建设共同富裕的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四、为公利民是儒家仁学经济思想最具积极意义的精华所在
道德总以利益为基础，儒家仁学经济思想重义重德，更体现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儒家经济行为的价值追求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认为与仁义对立、为儒者所轻视的“小人喻于利”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而不惜牺牲私利追求公利，正是重义的体现，是君子人格的体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程颐所谓“仁之道，要(要点)之只消道一公字。……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历代儒家总以“公”“义”象征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而强调“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惟义所在”，并把牺牲个人私利，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惜牺牲生命矢志维护社会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视为最高的人格精神追求。儒家仁义不是一个抽象的纯精神的概念，而是内涵丰富与公利密不可分的儒家的核心范畴。儒家重义，着眼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他们把家、国、民族、江山、社稷融为一体，强调公义至上、公利为先，虽然儒家所言公利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集体、国家、人民利益性质不同，但在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公与私关系的比较、处理上有积极意义。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继承、弘扬儒家重义，强调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优秀思想成果，更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导向，以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及利己、本位、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剔除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糟粕，我们还应看到，儒家仁学经济思想比强调追求公利更具积极意义的精华是，儒家强调君王按天地大德行仁义当“敬德保民”、富民养民，不与民争利，由富民而富国。儒家仁学经济思想是儒家德治思想的组成部分，人德源于天德，儒家“敬德保民”的伦理观和政治观其根据在以仁为本的儒家本体论宇宙观。“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家将人民和国家的富有视为最高的事业，把以民为本、养民富民视为以德治国的基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国家的富足取决于百姓的富足。将富国置于富民的基础之上，是儒家学派德治仁政的经济主张。儒家根据敬德保民的仁道大德，把保民养民视为统治者的天职，认为只有保民养民才能治民使民，也即孔子所谓“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必须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然后才能实施道德教化，实现德治仁政。
儒家仁学重义经济思想根据天人合一、以仁为本、“敬德保民”的伦理观政治观，要求统治者把“养民、富民”作为仁民爱民、实施仁政德治的基本目标和经济政策，强调统治者当恪守仁民保民职责，不可与民争利，激烈反对不顾百姓生死横征暴敛困民、病民的苛政。必须看到，儒家强调富民利民养民正是其重义仁学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敬德与保民，两者是不可分的，保民利民正是德治仁政的核心内容与必然要求。在儒家的义利关系上，我们往往总把《
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作为重义轻利的典型论据，这其实是对《
孟子》的曲解，也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曲解。孟子不是简单反对利，孟子这句话正是针对君王要求他们实施仁道推行仁政而达利民养民，反对法家趋利役民的霸道而言。法家立足于性恶论，认为人与人、君王与百姓只有利害关系，不相信人有道德心，法家虽也主张富民，但其目的在于更多地榨取民财民力而富国强兵逞霸称王。所以孟子激烈抨击法家的霸道，称其富国剥民的主张是“富桀”，是“民贼”。孟子明确提出“仁者无敌”“保民而王”的命题，把“养民、富民”当做其实施王道仁政的基本前提，《
孟子》一书许多篇幅均论及其实施仁政的“制民之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关市不征”等多方面的利民富民的经济政策。自孔子首创为孟子所发展，主张薄敛富民、反对苛政、养民利民的民本主义也成了儒家仁学重义经济思想的一个核心与传统，几千年来无论是对人民的休养生息还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具积极意义，我们应当充分肯定。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其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强调以人为本核心在于以民为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改造、扬弃，我们可发现儒家仁学经济思想中以民为本、仁民爱民的思想精华，对我们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和谐小康社会的建设，都极具积极的现代价值。
(责任编辑 吴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