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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均属于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是经1921年英国的划分和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而形成当前一分为三的局面。约旦是影响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1948年以来，约旦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经历了约旦化、巴勒斯坦化、支持巴以和谈三个阶段。在约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约旦王室久存的“哈希姆情结”。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摩擦，反映了约旦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矛盾。巴勒斯坦问题的演进，对约旦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关键词：约旦；巴勒斯坦问题；巴以关系；哈希姆情结
       中图分类号：G37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154—06
       收稿日期：2007—12—20
       作者简介：陈天社(1968—)，男，陕西富平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比较与角力——巴勒斯坦问题中的阿拉伯因素研究》(项目批准号：07JA770002)阶段性成果。
       共同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根源，使阿拉伯国家均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其对外政策，特别是阿拉伯政策的重要环节。而巴勒斯坦方面的弱势地位，也使其在恢复民族权利的进程中无法离开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在阿拉伯国家中，又以与巴勒斯坦地区相接壤、处于与以色列对抗前沿的阿拉伯“前线国家”即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四国对巴勒斯坦问题尤为关注。作为与巴勒斯坦本曾是一家、大多数国民是巴勒斯坦人的国家——约旦来说，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其国内产生波澜。因此，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变化十分敏感。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一、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演变
       从地理上讲，今天的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历史上均属于巴勒斯坦地区，而巴勒斯坦地区在历史上又多与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相联系，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叙利亚地理区域。众所周知，现在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分治始于1947年11月联合国分治决议及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而约旦与巴勒斯坦的分家则始于1921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在阿拉伯军队的协助下占领了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辖区的巴勒斯坦地区，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国际联盟条约》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巴勒斯坦地区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当时，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多个政府并存，当地居民对英国的殖民政策不断抗议。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英国兑现其1917年发表的《贝尔福宣言》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而阿拉伯人则强烈谴责英国违背1915年《英阿协定》支持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承诺，为应对这一混乱局面，英国决定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治理。对约旦河以西地区，仍称巴勒斯坦(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由英国高级专员统治，采取扶持犹太人抑制阿拉伯人的政策，鼓励犹太人移入，希冀取得犹太人的支持。对约旦河以东地区，改称外约旦，英国决定扶植一个听命于己的阿拉伯代理人，以平息阿拉伯人的不满。对外约旦，英国选中了阿卜杜拉(约旦现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曾祖父)。他是伊斯兰教圣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的次子，已于1920年11月率军到达今约旦首都安曼。1921年3月，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与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达成协议，外约旦建立哈希姆埃米尔国，由阿卜杜拉任埃米尔，英国为其提供保护和资助，外约旦被排除在《贝尔福宣言》条款之外，而阿卜杜拉承认巴勒斯坦英国高级专员的权力。此后，外约旦与巴勒斯坦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治和地理概念，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946年，外约旦独立，改名为外约旦哈希姆王国，1950年再改名为现名——约旦哈希姆王国。由约旦的建立和演进可以看出，约旦与巴勒斯坦本是一家，是英国出于一己私利将其强行分开的。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以来，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1974年，约旦化，即约旦把约旦河西岸(下简称西岸)作为其版图的一部分。早在独立前，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就曾提出将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合并，也曾经在英国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进行斡旋，但均未果。对1947年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外约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投了反对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爆发，为外约旦插手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了良机。阿卜杜拉以任命他本人为阿拉伯军队总司令为条件，同意出兵巴勒斯坦。在这次战争中，外约旦出兵7500人，仅次于伊拉克[1](P162)，基本部署在巴勒斯坦中部，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地区。此次战后，阿卜杜拉着手吞并西岸。他下令解散耶路撒冷穆夫提(伊斯兰教法说明官)哈吉·阿明·侯赛尼拥护者领导的救世军，组织支持哈希姆政权的巴勒斯坦精英召开民族会议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会议，授予巴勒斯坦人以外约旦国籍，在西岸地区推行文官政府。1950年4月，外约旦正式兼并西岸，并改国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外约旦的行动，得到伊拉克、英国的承认，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予以反对和抵制，埃及、沙特、叙利亚和黎巴嫩甚至要求阿拉伯联盟将约旦开除。后阿拉伯国家立场软化，以约旦承认此举是暂时措施而默认了既成事实。在约旦统治期间，西岸支持国王的巴勒斯坦家族受到重用，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议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约旦同时也受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冲击。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困境与对故土的怀念，使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这导致巴勒斯坦人对约旦王室及对外政策日益不满，不断发生游行、抗议。约旦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加以镇压，使其处于地下状态。1967年“六·五”战争中，约旦损失惨重，东耶路撒冷和整个西岸被以色列占领，约旦失去了对西岸的实际控制。此后，在以色列的默许下，约旦在政治和经济上仍保持着与西岸的联系，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宗教事务一直由约旦国王任命的耶路撒冷穆夫提独家掌管，而约旦对耶路撒冷伊斯兰宗教事务的资助也依旧。但此战后约旦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的关系急剧恶化，约旦成为巴勒斯坦武装力量活动的中心，他们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巴勒斯坦极端派别接连制造恐怖事件，甚至号召推翻侯赛因政权。约旦接受了1970年由美国提出的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罗杰斯计划，而巴解组织拒绝，坚持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方式。这些均导致约旦王室与巴解组织矛盾的激化，最终演变为：1970—1971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巴解组织被赶出了约旦。而对于西岸，约旦的态度没变。1972年3月，约旦国王侯赛因提出“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明确指出该王国由巴勒斯坦和约旦两个地区组成，巴勒斯坦地区由西岸和其居民希望参加的任何其他解放的阿拉伯领土组成[2](P298)。
       第二阶段，1974—1988年，巴勒斯坦化，即约旦把
       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交给巴解组织，并最终中断了与西岸的法律和行政关系，放弃了对西岸的领土要求。约旦曾认为巴解组织是约旦以外的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但在1974年摩洛哥拉巴特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约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起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后双方又共同反对埃以和谈，双边关系有所松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约巴关系仍十分冷淡。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巴解组织遭受重创，而根据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的戴维营协议举行的巴勒斯坦自治谈判不了了之，这使侯赛因国王认识到必须和巴解组织联合起来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进而收复西岸。双方关系得以迅速改善。约旦接纳了从黎巴嫩撤出的部分巴勒斯坦武装战士，1982年10月与巴解组织恢复了中断10年之久的关系。1984年11月，在约旦的帮助下，迟迟不能召开的第17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安曼成功举行。1985年2月，侯赛因与阿拉法特在安曼签署了《约巴协议》。协议规定：“约巴一致同意为实现中东争端的和平与公正解决，为结束以色列对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而采取共同行动，一旦约旦和巴勒斯坦能够建立约巴国家邦联，在约巴邦联的范围内，巴勒斯坦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2](P315)但由于以色列坚决反对，美国拒不承认巴解组织，苏联与激进阿拉伯国家的不赞成，加上巴解组织内部也有分歧，该协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86年2月，侯赛因宣布中止协议。次年4月，阿拉法特也宣布废除该协议。1987年12月，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起义，不仅对约旦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还面临着以色列鼓吹的“约旦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祖国”的压力。这导致1988年7月侯赛因宣布中止与西岸的法律和行政关系，声明对西岸没有主权要求。此举结束了约旦和巴解组织双重代表巴勒斯坦人的现象，使约巴关系开始走上平等交往的时期，为巴勒斯坦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宣布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约旦于1989年1月正式承认，同意巴解组织驻约旦办事处升格为大使馆。
       第三阶段，1988年以来，支持巴以和平进程。约旦是最早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阿以冲突的阿拉伯国家。早在前国王阿卜杜拉晚年，约旦就曾和以色列秘密谈判并达成协议，但因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而作罢。1967年“六·五”战争后，约旦就倾向于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969年4月，侯赛因国王提出关于中东和平问题的六点计划，提议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国家和它在未来边界内的存在，要求以色列从1967年6月占领的领土上撤退和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对埃以戴维营协议及和平条约，约旦政府予以反对，称这些协议是对以色列的纵容。20世纪80年代后，约旦明确主张“土地换和平”原则和召开国际和会。侯赛因国王称，“中东冲突的任何持久、公正的解决都必须以归还领土换取和平的原则作为基础”[2](P311)。正是在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推动下，巴解组织接受了“以土地换和平”原则，放弃了武力，走上了政治谈判道路。1985年达成的《约巴协议》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1991年10月，约旦与巴勒斯坦人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了马德里和会。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约旦积极支持巴以和谈，主张恢复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999年，约旦王位发生更迭，但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2000年巴勒斯坦人阿克萨起义爆发后，约旦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在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把阿拉法特作为谈判对手，甚至将其封锁在拉姆安拉官邸的情况下，约旦明确表示支持阿拉法特。2002年1月，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指出：“我们对巴勒斯坦的立场是清晰而战略性的，我们支持在合法的巴勒斯坦人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阿拉法特主席领导下在民族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3](P70)2007年5月15日，阿卜杜拉二世在会见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时表示，以色列应该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切扩张行动以及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挖掘工作。他说，扩张行为和挖掘工作的升级背离了实现和平的愿望，将会使中东和平进程面临更艰难的境地。
       20世90年代以来，约巴关系也步入新阶段。约旦不再强调它与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联系，双方于1995年1月26日签订《约巴合作总协议》及附件书，约旦承诺“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将在其民族家园上实现自决权，建立以圣城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3](P62)。1995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通过选举法，凡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后裔不论现定居何处，均有权参加选举。1995年6月，约旦决定兹亚德·马加利为约旦驻巴勒斯坦第一任外交代表。
       2004年11月阿拉法特去世后，特别是哈马斯2006年上台后，巴勒斯坦内部局势动荡。约旦主张巴勒斯坦内部应该保持团结，并努力调解巴内部及巴以关系。2005年2月，在约旦等国的调解下，巴以终于在埃及举行的四国峰会上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持续四年多的巴以武装冲突。对日益加剧的巴勒斯坦内部冲突，约旦忧心忡忡，呼吁巴内部加强团结。2007年5月16日，阿卜杜拉二世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对巴勒斯坦内部的分歧和争斗我深感担忧，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只会对以色列有利。约旦正与沙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起，帮助巴勒斯坦各派减少分歧。”他强调，在当前巴勒斯坦人最重要的时刻，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危机如果继续下去，将对中东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的未来”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4]。
       在论及约旦与巴勒斯坦问题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约旦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特别是与哈马斯之间的关系。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前，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是同一个组织，而哈马斯就脱胎于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在1987年12月哈马斯成立之初，在约旦为合法的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就为其提供了许多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是哈马斯的重要活动场所。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的捐款，是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之一。在以色列的严厉打击中，约旦成为哈马斯的避难所之一。1992年，约旦同意哈马斯在安曼设立其第一个公开办事处，该组织的许多高级官员常常出没于安曼。1997年5月，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穆萨·阿布·马尔祖克在被美国拘禁两年后获释时，是约旦收留了他。同年9月，以色列特工在安曼暗杀哈马斯驻安曼办事处领导人哈立德·米沙勒未遂，时任约旦副首相的阿纳尼指责此举侵犯了约旦主权，违背了约以和平协议。在约旦的压力下，以色列被迫释放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一些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连连自杀性袭击也惹恼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1998年后约旦对该组织采取了一些抑制措施。
       由上可以看出，巴勒斯坦问题与约旦的历史进程
       密切关联。虽然不同时期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有异，但约旦一直非常关注着这一问题的发展与解决，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有自己的影响力。
       二、约旦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背后
       (一)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高度关注，隐藏着约旦王室久存的“哈希姆情结”
       阿拉伯国家普遍关注巴勒斯坦问题，除了阿拉伯兄弟情谊而外，巴勒斯坦问题本身也成为阿拉伯各国手中的一张牌，即在其背后均隐藏着各自的利益考虑。约旦也不例外，这便是“哈希姆情结”。阿拉伯帝国解体后，重建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是无数阿拉伯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对先知穆罕默德所在的哈希姆家族的后裔来说，建立以哈希姆家族为首的阿拉伯王国，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哈希姆王国梦的第一次显现是在侯赛因·本·阿里1908年任圣城麦加谢里夫后。他以英国支持建立阿拉伯王国为条件，于1916年在阿拉伯半岛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汉志起义，在麦加自封为“阿拉伯国王”，但英国只承认他是汉志国王。1924年3月土耳其凯末尔政权废除哈里发制后，侯赛因·本·阿里自封为哈里发，但遭到穆斯林世界的反对。该政权最终于t925年底被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立者伊本·沙特所灭，侯赛因-本·阿里的哈希姆王国梦破灭，但他的儿子们继承了其衣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其三子费萨尔就在大马士革建立政权，宣布叙利亚独立，自任国王。因叙利亚很快被国际联盟授予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该政权昙花一现。后在英国的安排下，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尽管和其父、其弟有政见分歧，阿卜杜拉同样有重建哈希姆家族权威的宏愿，只不过他本人要当国王，而巴勒斯坦成为他实现目标之地。英国选中阿卜杜拉为外约旦埃米尔，为他实现宏愿提供了机遇。阿卜杜拉向英国提议将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合并，由他任国王，但被英国否决。面对巴勒斯坦人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矛盾的不断升级，英国于1937年7月公布皮尔报告，主张在巴勒斯坦实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治，但遭到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对。对此，阿卜杜拉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如果犹太人愿意接受他统治巴勒斯坦，犹太人将有他们选择的“自治”[5](P130)。该设想因英国、大多数犹太人与外约旦人的反对而作罢。1943年4月，阿卜杜拉又正式提出“大叙利亚计划”。该计划有甲、乙两种方案，主张在历史上的叙利亚地区实现统一或建立联邦，由阿卜杜拉当国家元首[5](P144)。该计划因有强烈的扩张哈希姆家族势力的意图而遭到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坚决反对。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中，怀着实现吞并西岸的野心，外约旦参战。此战使阿卜杜拉实现了其愿望，他不顾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于1950年吞并了西岸。后其孙侯赛因国王继承了他对西岸的政策。“六·五”战争虽使侯赛因国王遭受挫折，但他对西岸的决心没有动摇。1972年3月提出的“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就是例证。侯赛因指出，该计划“不会改变二十年来一直存在的统一的性质的任何东西，任何要在这一点上使人产生疑问的企图都是反对王国统一，反对阿拉伯事业、人民和家园的叛逆行径”[2](P299)。在把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交给巴解组织后，约旦还力图在西岸，特别是在耶路撒冷要求特殊地位，以保留其影响力。从1967年起，约旦每年仍要为那里的2000多位神职人员和管理人员支出1700万美元的工资，并负担大笔维修费用[6](P297)。由此可见，“哈希姆情结”在约旦王权统治中有深厚的影响。
       但当前，为避免给以色列以口实，约旦拒绝考虑约巴联合问题。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曾表示，如果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邦联制或联邦制国家，这将有助于改善中东和平前景。对此，阿卜杜拉二世在2007年6月11日会见欧盟国家驻约旦大使时指出：“约旦和巴勒斯坦组成邦联制或联邦制国家的概念不在我们的‘字典’里，我们不打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他称在当前形势下提出邦联制是别有用心的人企图破坏实现中东和平的努力，“这个问题既不符合约旦利益，也不符合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他还指出，约旦可能在未来研究这个问题，但必须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之后，而且必须遵从约旦和巴勒斯坦两国人民的意志[7]。
       (二)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摩擦，反映了约旦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矛盾
       约旦与巴勒斯坦情同手足，也一直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合法权利而努力，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的分歧。早在20世纪上半叶，阿卜杜拉就试图将外约旦与巴勒斯坦合并，反对巴勒斯坦人以武力反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以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为首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则认为英国、犹太人是巴勒斯坦人的敌人，1936—1939年发动了阿拉伯大起义。尽管阿卜杜拉对哈吉·阿明·侯赛尼有救命之恩，但后者早在1934年就公开指责阿卜杜拉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事业的发言人根本不值得信任，称其在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是英国人的傀儡[5](P129)，而阿卜杜拉则支持哈吉·阿明·侯赛尼的反对派纳沙西比家族。1948年后外约旦对西岸的占领和吞并，也遭到哈吉·阿明·侯赛尼的反对。在约旦统治时期，尽管许多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重用，约旦军队中也有许多巴勒斯坦人，但约旦对巴勒斯坦人仍有戒心。一位曾在约旦空军服役的巴勒斯坦军官描述了约旦人对他们的戒心：“事实是我们受到我们约旦同僚的仇视。他们仇视我们的基础是恐惧，因此拒绝提升我们，并总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们，按照他们的话来说，我们是‘叛徒’或‘潜在的叛徒’。”[8](P252)1970—1971年，约旦与巴解组织矛盾的激化更是演绎成为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此后双方关系僵持10年之久。对1972年侯赛因提出的“阿拉伯联合王国”计划，巴解组织强烈谴责，法塔赫甚至在声明中将推翻约旦王室定为阶段性目标。1985年约巴协议的流产，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固然是主因，但约巴的内在分歧也不可忽视。如侯赛因国王提出在协议条款中不出现“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字样，关于阿拉伯代表团的提法，他坚持去掉“阿拉伯”一词，而巴解组织坚持先建立独立国家，然后再与约旦建立邦联，坚持自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有权以独立的一方平等地与有关方面一起参加谈判。这些分歧为该协议的流产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解组织、约旦相继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也相互支持，但二者也并非没有分歧。约旦媒体批评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指责他们对以色列让步过多，时任约旦首相马加利甚至批评巴解组织“缺乏治国的必要管理能力”。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巴勒斯坦方面却对此颇有微词。约旦庆祝约以和平条约的大会邀请了25位巴勒斯坦人代表，却惟独没有阿拉法特。法塔赫号召哈马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简称人阵)等巴勒斯坦组织举行罢工以抗议。约巴双方矛盾的焦点是耶
       路撒冷问题。哈希姆家族对耶路撒冷有特殊感情。该城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登宵之地，曾任麦加谢里夫的侯赛因·本·阿里1931年去世后被安葬在阿克萨清真寺院落内，前国王阿卜杜拉自命为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的保护人，几乎每个主麻日(星期五)都要到阿克萨清真寺去做礼拜，直到他。1951年被刺。1948—1967年，约旦曾统治东耶路撒冷。因此，约旦一直坚决主张收复耶路撒冷，并强调发挥约旦在该城的影响力。1994年7月，约旦与以色列签署《华盛顿宣言》，称“以色列将尊重哈希姆王国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同年10月双方签署的《约以和平条约》又进一步明确规定：“按照以色列一巴勒斯坦原则宣言的规定进行永久地位谈判时，以色列将特别优先考虑约旦在上述圣地的历史地位。”[6](P297)这些协议内容使巴勒斯坦方面大为光火。有巴勒斯坦报纸以《巴勒斯坦自治当局：(约以)和约维持耶路撒冷现状》为题来报道约以签订和约。为应对约旦对耶路撒冷教权的觊觎，巴勒斯坦自治当局于1994年8月成立宗教基金部以管理宗教事务。同年10月，耶路撒冷穆夫提谢赫·苏莱曼·迦巴里去世，阿拉法特任命亲巴解组织的谢赫·阿克拉马·萨卜里继任，而约旦也同时任命了新人选，出现了一城两穆夫提的情况。在巴勒斯坦方面的努力下，1994年12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会议拒绝约旦对耶路撒冷的宗教要求，而侯赛因国王中途愤然离席。1995年12月，侯赛因国王在议会开幕式讲话中称：“我们已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清楚地宣布我们对圣地的义务……在巴勒斯坦人结束永久地位谈判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后，我们将把它们交还给巴勒斯坦人。”[3](P65)但在会后侯赛因致时任首相马加利的信中却坚持：无论该城的主权怎样划分，约旦应当被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殊地位。现国王阿杜拉卜二世1999年第一次访问加沙时曾强调说，约旦没有地区野心，对耶路撒冷和圣地也没有任何特殊权利。但值得注意的是，约旦驻以色列大使乌马尔·里发伊一方面表示以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国首都的设计没有问题，但同时期在一次向以色列观众的演讲时又重申了侯赛因国王1994年在美国国会演讲中的立场：“关于圣地问题，所有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权利平等，都应当受到尊重，教权高于任何国家主权，这是和平的象征。约旦将在此扮演重要角色直到巴勒斯坦能够处理此地的事务为止。”[9](P7)2000年8月，约旦官方发言人佩特拉又指出：“国王的立场忽视了耶路撒冷对我们约旦人、对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乃至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意义。”[3](P66)从上可以看出，约旦和巴勒斯坦当局对耶路撒冷的争议远没有画上句号，这使该问题更加复杂化。
       此外，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对立者——哈马斯的关系也影响到约旦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1996年2—3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四次自杀性袭击后，巴勒斯坦领导人指责约旦窝藏哈马斯分子。约旦1997年收留哈马斯领导人马尔祖克，后者随后发表声明支持约旦河两岸联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此颇为不满。同年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在约旦的帮助下获释时，阿拉法特故意冷待他出狱。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当局的压力下，约旦于1998年首次拘捕哈马斯分子，拒绝亚辛入境。1999年8月，新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还命令警察关闭哈马斯在安曼的办公场所，逮捕13人，11月又将包括马沙尔、马尔祖克在内的五名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驱逐出境。但在2001年7月，约旦又接纳了一些流亡的哈马斯领导人。
       上述约巴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是约旦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矛盾。约旦民族主义的根本目标是维护约旦主权与王权，进而扩大哈希姆王权的影响，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巴勒斯坦人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当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对约旦王权构成威胁时，必然会引起约旦政府的警惕，乃至镇压；而当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影响到巴勒斯坦人恢复其合法民族权利时，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则当然会针锋相对。约巴武装冲突和耶路撒冷之争就是例证。1970年约巴武装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就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活动威胁到了约旦王室的统治和约旦主权。而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之所以与约旦针锋相对，就是因为约旦的要求危及到巴勒斯坦人的核心民族利益。
       (三)巴勒斯坦问题对约旦的不利影响
       其一，巴勒斯坦局势变化会威胁到约旦的政局稳定。约旦60％的人口是巴勒斯坦人，手足之情与对故土的依恋使约旦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政局变化十分敏感。如2000年9月阿克萨起义爆发后，约旦巴勒斯坦人反应强烈。到同年12月底，约旦各地就发生了260次游行和165次示威[3](P68)。这引起了约旦统治当局的忧虑。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00年12月对安全人员的讲话中说：“我要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说：我们是约旦哈希姆王国，未来属于约旦哈希姆王国，我们将不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的道路或为约旦的前进设置障碍。如果有人想要‘王国’以外的东西，我有我们自豪的阿拉伯军队，我渴望穿上军装和战场的气氛。”[3](P68)
       其二，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最终地位谈判中有关关键性问题的安排会影响到约旦的利益。如前所述，约旦十分关心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安排。如若将来巴以谈判中规定由巴勒斯坦方面主导管理耶路撒冷圣地的伊斯兰事务，约旦传统的宗教影响力将会大大降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谈判也关乎约旦利益。约旦是巴勒斯坦难民的主要流散地之一，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署的统计，到2000年，约旦约有150万巴难民，约旦政府每年为安置这些难民要支付3．5亿美元[6](P50)。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给约旦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一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二是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国中之国”地位对约旦的社会安全稳定造成隐患；三是面临以色列宣称的“约旦就是巴勒斯坦人祖国”而不想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压力。许多约旦精英人士认为，只要难民回归权不给予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约旦对“约旦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惧就会存在[3](P60)。因此，约旦反对以色列提出的巴勒斯坦难民在现居住地“就地解决”的原则。
       此外，约旦还对其国内的巴勒斯坦人经济力量的发展表示出了担心。据1995年统计资料，约旦500家最大的公司中，60％为巴勒斯坦人所有，其资产和雇工均占63％，销售收入占54％[10](P77)。约旦担心巴勒斯坦人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能量，这会对约旦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约旦的忧虑，巴勒斯坦学者也有所认识。毕尔宰特大学政治学学者阿里·迦巴威对此分析到：“约旦对巴以自治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的恐惧是其焦虑的主要原因。这个新诞生的巴勒斯坦实体在以色列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庇护下可能会不断成长，将会超越自治的界限。到那时，当新生的巴勒斯坦实体由于以色列而不能向西扩大时，它将向西东扩张。”[11](P102)
       综上所述，约旦与巴勒斯坦问题息息相关，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已经提出的许多有关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设计(如埃以戴维营协议、马德里和平框架等)上，也都赋予约旦以重要角色。但与埃及相比，约旦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和目的有异。约旦是个阿拉伯小国，它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无法与埃及这个地区大国相提并论，一直推行“夹缝中求生存”的对外政策，它没有能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如埃及那样的调解作用。在出发点上，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是试图把这一问题作为其在中东发挥地区影响，特别是体现其阿拉伯世界领导作用的平台，而约旦的主要着眼点在国内。由于巴勒斯坦问题与约旦国内形势密切关联，其主要目的是减少巴勒斯坦问题对约旦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不利影响。约旦对巴勒斯坦问题演进的忧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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