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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旨趣不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的观念体系，而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实践哲学中，葛兰西突出强调要通过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活动的结合，把自发地改造现实社会的主体变成自觉的历史主体。葛兰西还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群众是辩证统一的，并着重分析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领导权和建立自己领导权的力量就存在于这种辩证统一的运动关系中。
       关键词：实践哲学；政治旨趣；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023—03
       与卢卡奇、列宁等人一样，葛兰西的哲学理论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实践意蕴，但又与他们有所不同，在其著作中很少有对于抽象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即便谈到这些，也是往往关联于现实问题，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对政治问题的直接关注。其中，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史主体及领导权等问题的论述更具体地体现出实践哲学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旨趣，而这些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对此作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以揭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这一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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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政治与哲学结合起来讨论是葛兰西实践哲学区别于以往思辨哲学的重要特征，当然，这一特征与葛兰西个人作为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有关。在意大利，政治实践活动的失败使葛兰西开始反思过去。入狱前，他表现更多的是政治家的身份，入狱后的生活使葛兰西开始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艰苦卓绝的哲学思考。通过反思，他洞察到现实政治实践活动的情况：抽象的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坚固壁垒，如果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从文化和政治批判的角度来高扬知识分子和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使他们在现实政治实践中，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葛兰西认识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失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牢牢掌握住维护和美化统治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自身没有形成更高级的反映自身利益的哲学。针对这些情况，葛兰西指出，政治斗争不能采取自发主义的态度，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引导。在他看来，“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1](P260)。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离不开哲学。
       另外，从哲学本身来讲，葛兰西认识到：“实践哲学是以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它是一种政治的哲学，又是一种哲学的政治。”[1](P308)而以往的思辨哲学在纯粹的精神领域思考历史发展的过程，把历史引向神秘主义，使被统治阶级无批判意识地自愿听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往哲学满足于进行纯粹的逻辑推理和先验假设，这种状况使葛兰西认识到“应该特别注意批判地审查思辨性质的历史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写一部新的《反杜林论》，并且大可称之为《反克罗齐论》”[2](P57)。葛兰西反对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关系来看待哲学。他高度肯定实践哲学并称赞实践哲学是摈弃了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痕迹的“最高的‘历史主义’，它完全摆脱了任何一种抽象的‘观念论’，它是历史的世界之实在的成果，它是新的文明的开始”[2](P81)。在此，葛兰西所强调的哲学是指向现实政治斗争、远离思辨王国的，它要求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要找到分析和解决现实社会深层矛盾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葛兰西实践哲学对政治的极为关注当然也与意大利发达的政治哲学文化有关。通过对政治与哲学关系的历史回顾，葛兰西明确反对克罗齐割裂政治与哲学关系的观点。在克罗齐看来，政治是热情和冲动，是工具和手段，它不是以自由、道德、文化自主为目的，而只是关注特殊和个别的利益，政治只能是统治，是“狮子与狐狸”。而哲学、道德伦理讨论的是最普遍一般的问题，是追求价值的，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将是哲学的堕落，所以哲学应该远离现实社会和政治斗争。对上面的这些理论观点，葛兰西给出针锋相对的批判。他认为政治本身就是哲学。因为政治是一个由现实走向理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体现了群众提高自身文化和道德水平及社会地位的目的和意愿，所以政治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仅仅是技巧和手段，它还体现了哲学所追求的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另外，他还指出哲学为政治提供伦理基础，实践哲学不仅仅是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为改变现实提供实践和逻辑论证。“在葛兰西看来，政治并不是依靠纯粹的意识形态而生存，但是它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伦理基础；政治优先强制的是得到确立的那些价值与行为举止，这些价值与举止被认为是更高层次的，因此是能够承担对社会的领导并维持这种领导的。之所以能够承担和维持对社会的领导，不是权力和物质力量使然，而是因为它们与敌人相比，体现出一种自由中的活力。”[3](P83)葛兰西上述思想表明：实践哲学是对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政治实践是实践哲学的现实基础，二者在本质内容上反映的都是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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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兰西实践哲学直接指向的不是建立一套解释和反映现实的理论体系，而是寻找到积极变革历史的主体以扭转在意大利和其他发达国家工人运动失败的局面。所以从历史主体及其政治实践活动出发，来构建整个哲学思想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另一突出特征。当然，葛兰西的这一哲学思想有深刻的理论背景，一方面表现为对黑格尔历史过程思想的现实性解读，另一方面也是意大利文化冲突和斗争的结果。
       葛兰西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历史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运动的结果——只有在主观力量的参与下才能成功。在继承黑格尔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葛兰西创造性地指出，在历史的实际运动中能真正意识到和引导这一辩证历史活动的是知识分子，能真正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力量是由知识分子和群众组成的历史集团。具体来讲，知识分子在具体政治斗争的实践活动中扮演着仲裁者和中介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表现在知识分子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承担统一理论与实践的任务，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正确反映了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即他们的思想来源于群众的活动。
       至于葛兰西为什么如此鲜明地把知识分子和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这也只能在他与克罗齐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和斗争的框架内来理解。他反对克罗齐的有关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的思想，比如克罗齐“认为群众不能达到文化的创造者(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哲学思想水平”[4](P15)，主张哲学和文化是靠贵族或精英来传播和发展的，民众由于自身的特点，他们不仅不能推动哲学和文化的发展，反而会使哲学和文化堕落。民众的特点是感情用事，而不像有文化、有教养的贵族和精英那样有理智，所以民众思考和推动哲学的发展
       是不合时宜的。民众也不能参与对社会的改造活动，因为他们的冲动只能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针对这一割裂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思想，葛兰西认为，克罗齐把知识分子(文化)与群众分开，沿用的仍是传统哲学的思想，也即必然与自由的对立关系。传统哲学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超越的，即使超越也只是在个体的思想和意识中，所以人类在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只能顺从必然，而不是积极投身于改变现实的斗争中；人类能做到的就是在思想中超越，让哲学高高在上，远离政治和现实。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思想领域内是自由的，而民众由于知识水平限制只能遵守必然规律。
       与上述这些观点相反，葛兰西认为应把理论中心由对二者对立关系的强调转向对二者辩证统一关系的讨论上。这一理论中心就是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葛兰西认为哲学和道德伦理的发展与群众自觉意识的发展及知识分子和群众政治实践活动的深入是辩证统一的。他强调群众也是追求和实现价值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葛兰西还强调“是”与“应该”的统一，即历史的发展只存在于群众的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中，存在于知识分子积极把理论付诸实践进而改造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展开来讲，在葛兰西看来，群众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或政治哲学家启蒙教育的结果，如果没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所谓改变社会只是空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普通群众能感受到却无法认识或理解，知识分子能认识到却接触或感受不到，所以存在着两个极端，一方是庸俗而又卖弄学问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拥有盲目热情和带有宗派主义性质的普通群众……任何人或团体如果没有革命的热情、没有把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的行动，就无法创造历史”[7](P349)。
       由此可见，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其最重要的旨趣在于找出推进政治实践活动的历史主体，他认识到旧有的知识分子如克罗齐他们在极力维护自身文化和政治上的话语霸权的同时，极力贬低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并且现实越发显示出他们通过文化特别是哲学这一理论形态来影响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种现实情况决定了被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就必须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又把‘意志’(归根结底等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但是这种意志必须是合理的意志，而不是任意的意志；只有在这种意志符合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或只有在它是正在逐步实现中的普遍历史本身的时候，这才能够得到实现”[1](P257)。也就是说在认识到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哲学观念的历史性、有限性的前提下，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必须积极投入政治实践和理论创新中，以促使社会合目的、合规律地发展。葛兰西进而强调：“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无非是领导集团成功地加诸于世代承传下来的现实的大量变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和哲学不可分割。”[1](P256—267)
       旧有的哲学世界观维护的是传统的政治秩序和领导权，任何传统知识分子想固守旧有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都是违反历史原则的。葛兰西还洞悉到正是在克罗齐等旧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贵族知识分子所宣传的文化与群众所倡导的大众文化发展融合不起来，普通民众永远仰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及其粉饰太平的理论和盲目顺从统治阶层的文化说服和意识形态控制。在这种形势下，民众和知识分子自然会丧失批判力，更谈不上获得变革现实社会的历史主体意识。鉴于此，作为被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就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实践活动来夺取文化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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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认识到政治和哲学历史性的基础上，葛兰西具体指出变革社会的过程就是破坏已有世界观和建立新的世界观的过程。“如果统治者失去民意，也就是说它不再是‘领导阶级’而只具有纯粹强制性力量的‘统治阶级’，那么这意味着群众已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3](P83)。这时，危机就会发生，它体现在旧的东西已经死亡，但新的东西尚未诞生。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运用历史辩证法，引导历史主体摧毁旧的世界观亦即文化领导权。当然前提是弄清领导权的具体内容，以便为无产阶级建立新的更高级的反映民众意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能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互动的文化和政治领导权提供理论基础。
       论及领导权的内容，葛兰西主要指的是政治、思想与道德的领导能力，它的原则是同意和说服，即指处于统治地位的阶层通过进行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信仰体系的扩大宣传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并且，他们的宣传教育能被普通群众接受和认同，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他们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目的。首先，领导权意味着特殊知识结构和价值评价体系的建立。社会集团能通过道德的宣传、文化的渗透和意识形态影响等方式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评价体系，并把它们在现实中普遍化，使它们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此外，领导权还意味着统治阶层建立的获取“永久同意”的体系，它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种由错综复杂和逐步加强的观念组成的保护网络是由知识分子来加以论证和清晰的表达，由群众与知识分子辩证运动所组成的历史集团来推动它从理论走向实践。具体表现为在传播和发展新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组织者和教育者，他们担负着联结处于主导地位阶层和处于从属地位阶层的重担，并且作为立法者，他们能解决发生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些使下层社会接受现存的权力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知识分子发挥着组织和引导文化并把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念普遍化的职能。
       针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葛兰西还具体分析道，在当时的意大利，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统治和领导权、暴力和说服、武力和同意是国家和政权的双重性质，并且意大利统治阶层主导地位的取得和巩固越发显示出依靠的是代表他们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控制及他们建立起来的文化领导权。所以，要想取得革命运动的胜利，无产阶级首先应做到的是在具体的政治斗争实践中，形成反映自身利益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也即自己的领导权思想。只有形成对自身和社会整体的正确认识，才能对统治阶层的领导权进行有意识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建立稳固的反映自身利益的文化和政治领导权。
       葛兰西非常重视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活动的结合。他认为新领导权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作为文化和道德力量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群众紧密合作进行理论批判、政治斗争的过程。葛兰西认为，作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认识到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由于分工的不同所造成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的区别，但这一区别不是僵化的。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启发教育和积极参与活动的情况下，群众会从“不懂事”到“懂事”的转化，从盲目服从统治阶层的领导权转向批判统治阶层的霸权及建立自己的文化和政治领导权。所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教育无知的团体或个人取得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使他们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知道历史是自己实践活动创造的结果，自己的团体也能形成反映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且认识到现存领导权维护的是统治阶层的利益，如果力图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建立自己的文化和政治领导权，就必须积极参与到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中。
       综上所述，葛兰西实践哲学围绕着社会现实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理论批判与政治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把自发地改造现实社会的主体变成自觉的历史主体，进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领导权。葛兰西的这一探索显示出实践哲学所具有的政治旨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群众、理论和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其中，他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与群众关系的强调，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指出了具体的路径，这对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胡爱玲(1979—)，女，河南柘城人，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David Forgacs(ed)，The Gramsci Reader—Selected Writings1916—1935，London：Lawenee and Wishart，1988．
       (责任编辑　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