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关键词]梁启超；西学传播；严复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289-05
一
早在明末清初，虽然在传教士们的介绍下，诸如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西塞罗、斯多葛学派等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和流派的名字与部分思想已介绍到中国，但由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限制，加上翻译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多数相抵牾，又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等原因，他们的介绍在社会影响上也是甚微。
近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迎合世界潮流和中国发展的现状，传教士们在介绍西学时已不能仅考虑自方的利益，而要面向全局。自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之间，他们通过报刊等媒介输入了为数不少的西学，其代表人物是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等。1875年4月，艾氏作《亚里士多德传》，发表于《中西闻见录》上，介绍亚里士多德哲学；19世纪80年代，艾氏又翻译《西学启蒙十六种》，其中的《西学略述》为哲学(理学)卷，介绍了从古希腊到斯宾塞的西方哲学，涉及到笛卡儿、培根、洛克、牛顿、康德、莱布尼茨、休谟、孔德、斯宾塞等人。1883年，丁氏在同文馆印行《西学考略》时提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同时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较为简略，流传与影响亦不广。相比较而言，李氏主持并介绍了一定数量的西方哲学，贡献较大，影响较广。1894年，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介绍了卢梭的情况，使国人了解了《民约论》和《爱弥尔》；1898年，他译《性理学列传》一书，详细介绍了希腊三贤；次年，又介绍了康德哲学，特别是先验时空观。另外，《万国公报》也简略性地介绍了不少西学知识，现不一一列举。对于此时期外国传教士所传播的西学，是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窗口之一，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局限于像梁启超这样极少数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而人民大众对此不感兴趣而不为熟悉，所以说这种影响面是极其有限的。陈启伟教授在《清末法国哲学东渐述略》一文中就曾说，清代天主教传教士也曾带来少量欧洲近代哲学家的著作，系17、18世纪刊印的版本，如笛卡儿的《哲学原理》、孔狄亚克的《逻辑，或思维术之初步阐述》、《伏尔泰全集》等，“但是这些书长期尘封在书库中，直至我国近代都不曾有人开卷研读，遑论翻译与绍述”。在当时获取西学途径不通畅的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教士的介绍所获得的信息颇少。而且，这些知识信息尚不够全面完整，只是片面的、零碎的。
近代输入西学的主体虽已逐渐转为中国人，但在传播西学数量上并非可观。1857年前后，王韬所译《西国天学源流》曾提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天文观，在他编著的《西学原始考》中又记载了苏格拉底、笛卡儿等；19世纪70年代，他还在《英人培根》一文中介绍了培根的生平事迹和以归纳逻辑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王氏的介绍是不尽完备的，但基本精神是准确的，他成为“较早介绍培根的中国人”。马建忠虽最早接触到笛卡儿哲学，但当时未公之于众。故而，直到19世纪80年代，笛卡儿哲学才被中国知识界获知。对于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出使日本的黄遵宪最早接触孟德斯鸠和卢梭著作和自由、民主思想。另外，严复在1896年翻译的《天演论》中，通过“按语”介绍了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不过都是零散的。
梁启超对西学的传播是广泛的，主要在流亡日本之后。居日期问，他以“学案”、“学说”等形式传播了大量的西学，其中哲学、政治思想为其核心部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传播西学的两个主要思想园地。梁启超刚到日本不久，于1898年12月创办了旬刊《清议报》，大量写文章来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目张胆地抨击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同时大肆地介绍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思想。1901年底因报社遭遇火灾，遂停刊。紧接着翌年的正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此报长达6年光景，成为梁启超宣传启蒙思想的主要阵地。两报对西学作了大量的传播。如《霍布斯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等三篇文章发表在《清议报》上；《论古代希腊学术》、《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近代第一哲康德之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社会主义论序》等数十篇皆发表于《新民丛报》上。另外，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还发表了极具影响力而脍炙人口的《新民说》，同样对西学作了大量的传播。由于弄潮于时代前，立论新颖，又“笔锋常带感情”，梁启超赢得了最众多的读者和最广泛的影响力。
通过以上梳理，结合同时代赴日学人对西学的传播情况，便可以对梁启超在西学传播史上的地位作一界定。他最早系统地以哲学史的形式介绍古希腊哲学，追溯了从伊奥尼亚学派到怀疑学派的哲学历程，尤其最早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作了详尽的介绍。他的《孟德斯鸠之学说》是最早介绍孟德斯鸠思想的专文。虽然早在1898年，上海译书局就编辑出版了中江兆民翻译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原名为汉译本《民约译解》，现改名为《民约通议》)，不过，该书不是足本，只有第一章。所以，有学者指出，“这个译本，在当时似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相比较而言，梁启超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卢梭的生平和民约论思想。他又是康德哲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1903年发表的《近代第一哲康德之学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康德生活及其思想的文章。他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也比前人的介绍更加详尽、到位，而且比严复仅在一些按语中随遇而发的议论还要更详明确切。对于此，何兆武教授说：“把近代政治观(卢梭)和近代古典哲学(康德)介绍给中国的是梁启超和王国维……可以说，在严格意义上，近代西学之传人中国并非是通过西方的传教士，而是通过中国的学者。”另外，他还是最早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及尼采的人而且最早系统地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边沁、伯伦知理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
据笔者所涉及的材料而言，在近代中国，进化论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1871年，著名学者华衡芳和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合译出版了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该书介绍了拉马克(“勒马克”)的“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和达尔文(“兑尔平”)的“生物能各择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
亦时变”等生物进化论学说。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文献记载。1877年，英国在华传教士傅兰雅创办了《格致汇编》，提到“人猿同祖论”的命题。1881年，英国传教士丁韪良出版了《西方考略》一书，北京同文馆学员于1884年将该书翻译并出版。该书介绍了拉马克、达尔文学说，阐述了物种起源一元论的进化思想。1891年，《格致汇编》又介绍了《物种起源》一书。此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等刊物、著作中，也都片段式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由于进化本身与基督教神学思想严重对立，因此，进化论的引进是不够正确、客观的，而多有歪曲、篡改等现象。虽然这些进化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转型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度有限。
在戊戌变法之前，严复介绍的进化论思想风靡全国，影响颇深，但其介绍的进化内容极为有限(仅限于《天演论》一书，对其他西方学者的进化思想介绍不详，尤其涉及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不多，这或许与他不赞成“强权”有关)。相比较而言，梁启超所译介的进化思想更能打动人心。他在《新民丛报》上先后撰写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宣传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和进化史观，统称为达尔文主义学说，这些进化思想更为全面，更加深入人心与激励国民。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
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清末传播进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最早就出现于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1901年1月，《译书汇编》第二期介绍了马克思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中国报刊上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历史，并把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赵必振译著《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著)，既是日本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的第一部著作，又是近代中国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文中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一段中译本。除了译著之外，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较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和“社会主义”一词的是梁启超。
二
然而，在近代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都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严复在传播西学方面的贡献相当大，也是极为重要的西学传播者，特别是他最早翻译了《天演论》，对西方国家的进化思想作了介绍。蔡元培在他的《五十年来中国的哲学》中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胡适在他的《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中也说：“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之第一人。”后人每每引之。通过以上的分析，再结合严复实际的翻译西学内容，我认为这种评价有商榷的余地。
若从“西洋哲学”的角度来看，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名学》和《法意》等著作中，只有少数几篇为哲学著作，其它则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等著作。尽管他在按语中介绍了一些西方哲学家及他们的思想，但他的介绍是零碎的，不够系统、具体。冯友兰对严复介绍的西方哲学是这样评价的：“严译的书目，表明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而梁启超则不同，通过本文上面所罗列的书目和传播的内容，如梁启超对培根、笛卡儿、康德、边沁、霍布斯、斯宾诺莎等的哲学思想所作的专门介绍，可以证明，20世纪最初几年，梁启超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学者中，成果最多，传播倾向最具代表性。而且，即便是对“近世思想”的传播，严复所介绍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贺麟先生就严复翻译西学的数量而指出其不足，认为他翻译的重要书籍有九种，仅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其它只是选取部分章节，“故严复氏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议；量的方面，却嫌其太少。”所谓质的方面，是就其翻译的效果而言的，并未涉及影响度；而数量上嫌少，主要是由于他个人的治学严谨造成的。相比较而言，梁启超对西方近世思想的介绍更是让人目不暇接，除了上面所列举的西方哲学外，他还介绍了西方的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达尔文、颉德和马克思等人的政治学说、进化学说和法律思想；而且，在经济、伦理、史学、文学、宗教、小说等思想上都有广泛的介绍，现不一一列举。可以说，在传播西学数量上，梁启超是远远高于严复的。
如果说，仅从传播西学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因为在戊戌变法之前，国人对西学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外国传教士传来的西学知识。梁启超就是通过传教士的传播获取西学的代表。他通过阅览《瀛环志略》、《万国公报》、《泰西新史揽要》等少数报刊，才对西学有了片面的了解。但在当时，他却将这些报刊视为“最佳之书”。不过，他也承认当前所译的书籍寥寥，所获取的信息量极为有限。在这获取西学新知贫乏的境遇下，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等四篇重要论文，对当时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人给予震撼，特别是《天演论》一书的发表，为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广阔的西学信息来源。梁启超当时追随严复是明显的，他本人也直言不讳。但居日以后，随着对日译西学接触的加深，“思想为之一变”，严复所提供的西学信息已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对国人的思想启蒙来源。于是，居日期间的梁启超便不是局限于严复所译介的内容，而是大大拓宽了西学知识，并且根据国情、民情和自身的认知程度而有选择性地大量传播西学。在传播西学上，梁启超从对严复的追随到与之并驾齐驱再到超越之，这条轨迹是明显的。
这条轨迹最好从传播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作一证明。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前，严复虽仅翻译了《天演论》，但他在译文中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西学，其影响是深远的，当时无人可与之媲美。严复对西学的传播，为以后大规模地引进西学起到很大的刺激作用。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等赴日学人通过日文报刊吸收了大量的西学。尽管此时的严复也未放弃对西学的翻译，但在1903年以前，他仅仅翻译了《原富》(1901～1902)、《群学肄言》(1903)、《群己权界论》(1903)三部书；而梁启超于1903年之前就发表了《霍布斯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近代第一哲康德之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数十篇介绍西学的专论性文章，而通过《新民说》所传播的西学更是令人振奋不已。凭靠“梁启超式的输入”，梁启超传播西学的数量是可观的；借助“新民体”，以及“笔锋常带感情”，其影响也是巨大的。正如钟叔河所说：“在梁启超之前到西方去的人当中，容闳留学最久而未志于学，王韬助译汉籍而未译西书，仅仅有郭嵩焘曾经接触希腊先贤和培根、笛卡儿的学说，但只限于个人有所认识，没有进行传布；能够‘以其学术思想输入于中国’的，的确非梁启超和梁氏一再提到的严复莫属。”由此处看来，钟叔河的评价已经显示，梁启超输入西学思想的地位至少已与严复相提并论了。
具体地说，严复的哪些介绍为“第一”?学术界已作了梳理。陈启伟说，最早真正介绍笛卡儿哲学的是严复。严复于1906年写了《述黑格尔唯心论》(发表于1916年)，贺麟先生认为此是最早介绍和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论文。
通过以上的梳理不难看出，梁启超以“学说”、“学案”的形式成规模地介绍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他在传播西学史上“之最”之称最多。严复所翻译的大都为政治、经济一类的名著，而梁启超以启蒙为先导，大量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其中西方的哲学成为主要介绍的对象之一。可以说，戊戌变法后的数年里，无论从传播西学的量上，还是启蒙影响度上，梁启超都不低于严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梁启超应与严复一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同时，还要指出，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的早期，曾着力介绍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对国内青年不无启蒙作用，并自诩该丛报“其文条理明晰，笔端常带感情”。时人誉之为“新文体”，国内士子争相仿效，差不多影响了一代文风。在1920年春，梁启超旅欧回国后，看到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情况，便决心放弃实际政治活动，改而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并与张君励等人着手组织以编译出书为主要业务的共学社，改组《解放与改造》杂志，以及派人接办中国公学等工作，梁本人积极撰文著书和讲学。在这期间，他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以及《
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梁启超生平著作极多，他死后，其友人林志钧编辑出版了《饮冰室合集》共148卷。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