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当代楚辞学界对《离骚》的创作时地仍然有许多不同看法。根据对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载和对《离骚》及其它可靠屈原作品的仔细、全面的解读与分析，《离骚》最有可能是在约楚怀王(公元前313年)至怀王十八年(公元前311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所作，是屈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早的作品。
[关键词]屈原；离骚；创作时地
《离骚》在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离骚》的创作时地和写作背景，到现在学者们的说法仍存在很大的分歧。据我所知，古今关于《离骚》创作时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概有这么一些(以其所主张的时间范围归类)：(1)作于楚怀王十四年(今人李延陵说)。(2)黄震云认为“《离骚》是因疏而作，写作地点是郢郊，写作时间是待郊三年未能招回之时。……《离骚》写作的确切时间应在怀王十五年左右，即公元前314年前后。”(3)屈原于怀王十六年作《离骚》，宋洪兴祖《
楚辞补注》明确提出此说。司马迁、刘向大概也认为《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前后。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考》也持此说。工夫之《
楚辞通释》认为《离骚》是屈原被谗见疏引退于汉北所作，朱熹认为是初被疏远后在郢都所作，他们所说地点不同，但时间比较接近。近人徐仁甫《楚辞别解》认为“《离骚》作于屈原初被疏远之时，《
史记》本传说甚明确。”林庚亦赞同此说。当代学者吕培成认为，“《离骚》当作于作者遭谗见疏之际，而非放逐之后，其时宜在怀王十六年——十八年。”(4)《离骚》作于怀王十九年至二十四年(浦江清《祖国十二诗人·屈原》)。(5)屈原于怀王二十四年开始写作《离骚》(逯钦立《屈原(离骚>简论》)；屈原于怀王二十四至二十六七年左右于郢都作《离骚》，时未被放(如胡念贻、金开诚等)；或可能与怀王二十五年谏阻黄棘之会有关，时已被放，作于汉北(如孙作云、戴志钧等)。赵逵夫认为《离骚》“只能作于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具体说来，作于怀王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之间。”(6)作于怀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马茂元说)。刘永济认为《离骚》作于怀王二十八年至顷襄王元年(见《屈赋通笺》)。龚景瀚《离骚笺》认为其作于怀王不返、顷襄未立之时。或认为屈原在怀王末年被放至顷襄王初年作《离骚》(如马春香、余丹青认为其作于怀王三十年至顷襄王三年之间)。(7)始作于怀王十六年见疏以后，成于怀王入秦顷襄王嗣立初年(姜亮夫《屈原赋校注》)。(8)颜新宇认为《离骚》可能作于顷襄工前期，怀王死于秦后，屈原流放江南之前，约在顷襄王三年至十二年之间，而以靠前的可能性比较大。(9)作于顷襄王三年或三年之后，是屈原被放江南后的作品(游国恩《楚辞概论》之说)。潘啸龙等则认为屈原于怀王三十年因谏阻武关之会被初放，后大约于顷襄王顷襄王四年再放，约于八、九年作《离骚》，不过他认为《离骚》是作于汉北。(10)认为是屈原晚年作品，作于《怀沙》之前(郭沫若《屈原研究》)，甚至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辞(如江立中)。蒋天枢则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三十年或稍后(见其《楚辞新注》导论)。
上述诸说如此纷纭，几乎涉及到屈原生平各个重要时段，究竟何者为是呢?笔者根据对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载和对《离骚》及其它可靠屈原作品的仔细、伞面的解读与分析，认为《离骚》最有可能是在约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至十八年(公元前311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作，是屈原流传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早的作品。汉代学者和洪兴祖的说法还是比较可靠的，不过他们的记述和论断或不无模糊矛盾，或论述不够充分有力，故现当代学者多不信其说。笔者不揣浅陋，试为之申说辨析如下。
一、对汉代学者有关《离骚》创作时间和背景的记述的辨证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曰：“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涛人之意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二十五篇。”且将其置于所有楚辞作品之前。据此来看，王逸认为《离骚》是屈原最早的作品。在《离骚》解题中，他把《离骚》之作系于“王乃疏屈原”之后，“秦昭王使张仪谲、楚怀王……请与俱会武关”之前；在《楚辞章句》的《离骚》解题和后叙，《九歌》、《几章》的解题以及对有关具体作品的注解中，对于《儿歌》、《九章》(包括《橘颂》)这些我们现当代某些学者认为是屈原甲年得志时或被疏放以前的作品，王逸也都明确认为它们作于《离骚》之后，是屈原被放江南后所作。应该说，王逸对上述作品的写作时地的大概范围说得很明白，我个人认为也是基本准确的；可后世尤其是现当代学者却多不取其说，纷纷另立新说，使得问题越讲越复杂，颇有令人莫衷一是之感。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在这篇文章里，无法对各种说法一一详加辨析。我认为首先不妨看看汉代学者的有关记述，因为他们距离屈原时代比较近，所能接触的相关材料比后人一般要多而可靠，因而他们的论述值得后人重视。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最早记述屈原生平的文献，是后人了解和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重要根据。王逸对《离骚》写作时地和背景的论述应当是来源于《
史记》的。而《史记·屈原列传》和刘向的《新序》在记叙屈原生平和创作的时候，都首先特别提到《离骚》。而且从他们及班固、王逸等的叙述来看，他们大约都认为《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前后。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和时间，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的说法有模糊或矛盾之处，须仔细加以辨析。《史记·屈原列传》在叙述上官大夫“夺稿”、进谗之后写道：“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然后接着是“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纵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骗楚绝齐。结合《楚世家》等的记述来看，其时为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从这一段叙述推测，《离骚》约当作于怀王十六年左右，屈原被疏远、绌退之后。
怀王十七年，怀王怒受骗而兴师攻秦，先后大败。十八年，张仪又使楚。“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返，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再后面又叙说怀王十年屈原曾劝怀王不要赴武关与秦昭王会，当时他应在朝。《屈原列传》叙事至此，都没有提到屈原在怀王朝被流放的事。可是，在叙及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后，突然写道：“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返，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后面还有一大段怀王不明忠奸以致国破身亡的议论。从这一段来看，似乎屈原在怀王朝曾被放流，可前面又并无相关交代，因此引起后世学者对此问题认识上的分歧纠葛。其中有一些学者根据这一段叙述，认为屈原因谏阻怀王武关之会而触怒被放，并认为这里提到的“这一篇”即《离骚》。但这显然与上文所引述的司马迁关于
屈原作《离骚》的背景的叙述相矛盾。从《离骚》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也看不出与怀王武关之会有什么联系，而其中“昔三后之纯粹兮，……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一段描述，却显然与《屈原列传》所叙“上官大夫……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日……王怒而疏屈平”等情形十分相应。而且《离骚》表现的虽然有忠君爱国、眷恋故乡的内容，但却不单纯是“不忘欲返”，而是突出地表现了去与留的思想斗争，“吾将远逝以自疏”的愿望，“又何怀乎故都”的怨愤，这些都与本传中这一段叙述不合。因此，我认为，这一段叙述和议论当不是指《离骚》而言。而更可能是指《思美人》或《哀郢》。或者，如汤炳正、聂石樵先生考证指出的，“虽放流……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段话，(还有前面“《围风》好色而不淫，……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晤)都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的话，被后世窜入《屈原列传》的。如此，则是刘安认为屈原在怀王朝被放。我们小能因此怀疑《屈原列传》前面部分记述的屈原经历的真实性，也不能据此论定司马迁认为屈原在怀王十年被放并在此后作《离骚》以及《抽思》等作品。再说，怀乇赴秦后一直被扣留在秦国，屈原又怎么去向怀王表白自己的忠诚和冤屈?那么《离骚》及《惜诵》、《抽思》等诗里一再向君王表白自己的忠诚、冤川和对故乡的思念、返朝的愿望岂不都是无的放矢?
不过，屈原在怀王朝到底被放还是未被放逐呢?司马迁门己的说法还是有点矛盾。在《报仟安书》及《太史公序》中他两次说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对于这个问题，林庚先生认为那可能是后人窜人的文字，非司马迁原文。汤炳正则认为：“盖史迁冈情之所激，奋笔直书耳，致与传记体的列传有所出入。因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而且相对成文，则‘疏’别于‘放’；如综括其事，则‘放’可兼‘疏’。固不能因此而疑史迁游移其词，兼采两说；更不能因此而疑今本《屈原列传》中的矛盾乃原本《
史记》所已有。”就算如此，但其他汉人著作中也有类似记载。刘向虽时代后于司马迁，但也是汉代较早整理《
楚辞》而且可能编定《
楚辞》的大学问家，可箅是一位楚辞专家。其《新序》虽是杂抄旧史杂传而成，然必有所据，不同于小说家言。其史料价值可能比不上《
史记》，但应当可以帮助我们参证《
史记》。《新序·节上》清清楚楚地写道：秦因害怕屈原为楚联齐，“以结强党”，故“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时在怀王十六年。义据《新序·节士》，怀王在受张仪之骗，又在与秦丹阳、蓝田之战中大败后，十八年时，“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当然，这时屈原已不复在左徒之位，但这时他应已被招还朝，据《屈原列传》，他此时奉命使齐还，谏杀张仪，怀王使人追未及。而后来在怀王朝及襄王朝他都没有被放复用的记载。从时间、事件的对应性上看，我认为《屈原列传》讲的“屈原既绌”应当与刘向讲的“屈原遂放”是指的同一件事。刘向的叙述更明确地肯定《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后，十八年前。可见，司马迁和刘向对《离骚》作于被疏还是被放之后说法不一，但在《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前后这一点上他们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
另外，刘向的拟骚之作《九叹·思古》中又有这样的表述：“违郢都之旧间兮，回沅湘而远迁。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无次。……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一悟。”似乎刘向又认为《离骚》作于屈原被放沅湘之后了。我想，一方面，《九叹》是拟骚性质的文学作品，其抒情叙事不一定严格按照事情发生本来的顺序，故难免有颠倒错乱的情况，这毕竟不同于叙史之作，不可以为据；另一方面，这可能反映了汉人对屈原事迹的认识还是有点模糊。
班固和王逸也有这种情况。班固的《离骚赞序》曰：“《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讽。怀王终不觉悟，信反问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从上述引文可见，屈原在怀王朝只是被疏，在襄王朝才被放逐。可是，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又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在《汉书·贾谊传》中也说道：“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其终篇曰：‘国无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这又似乎认为屈原是被放逐后作《离骚》，甚至把《离骚》当作他的绝命辞了。但这显然不合事实。我认为，班固在这两个地方说“屈原放逐，作《离骚》”，大概也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等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样，乃笼统、泛泛而言。汉人有以《离骚》代表屈原全部作品的倾向(如王逸把《离骚》当作《经》，其他屈原作品和拟屈之作为“传”)，故而有这种笼统含混的说法。或者汉人对“疏”、“绌”和“放”未严格区分，故而产生一些含混、看似矛盾的说法。
最后，我们再看看王逸的说法。《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解题日：“《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人。……人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一作‘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按：即怀王十六年事)。又使诱楚，请与俱会武关，遂胥(一作‘胁’)与俱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其中“王乃疏屈原”的“疏”字，洪兴祖《补注》曰：“一本作‘逐’”。另，李善注唐本王序“疏”作“流”。显然，王逸这一大段叙述，除三闾大大事是新说外，其他基上与《屈原列传》、班固《离骚赞序》及《离骚》内容相近，与刘向《新序·节士》也人体一致。可见王逸也肯定《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前后，屈原在襄王朝被迁逐；至于屈原在怀乇朝是否被放，则因版本问题可能有被疏或被放两种不同说法。
总之，从上面引述和分析的几位汉代著名史家和学者关于屈原事迹的记叙来看，汉代人基本一致认定《离骚》约作于怀王十六年(即公元前313年)前后(当小晚于怀王十八年)。至于他当时及在怀王朝是被疏、黜还是被放，则可能有两种不同说法，可能是汉人对此概念模糊所致。对于屈原在襄王朝的被放和自沉，汉人说法完全一致无异辞。梳理清楚了这些基本观点和事实，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屈原及其创作，避免一些无谓的歧解和争论，应当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
二、从《离骚》等作品的内证看其写作时地与背景及对若干问题的辨析
要证明汉代学者对《离骚》写作时间的大体记述是可靠的，更重要的是从屈原辞作本身寻找证据。当然这也涉及到对《离骚》及其他屈原作品的准确解读问题。
(一)关于“离别”、“成言”、“故都”与屈原的绌、放问题
《离骚》的第一大部分用文学手法含蓄地叙述了他早年的一段经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这些描述，显然与《屈原列传》等记叙的屈原家世、才能，任为怀王左徒(或三闾大夫)，起先深得怀王信任、受命造为宪令。上官大夫“欲夺”宪令未定稿不成因而谗之于怀王，敛使怀王“怒而疏屈平”等史事相一致。屈原在《离骚》中讲的与楚怀王的“离别”，应当就是《屈原列传》中讲的“既绌”。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离骚》中说作者并不因为和楚王“离别”而特别难过，他特别伤心的是怀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修之数化。”所谓“成言”，当指怀王采纳了屈原效法先王、变法图强、振兴楚国的治国大计，可能还包括了联齐抗秦的外交战略，并约定由屈原参与或主持实施。“后悔遁而有他”，当指怀王听信了旧贵族反对派的谗言，恼怒于屈原，对他不再信任重用，特别是因而改变了既定的国政大计，不但把屈原本人疏斥了，连他帮助制定的变法联齐的国政大计也被改变和废止了。这使屈原尤其痛心。屈原与怀王“离别”后，他培养的人才也纷纷变节了。他自己已不能立于朝，也可能已不在郢都，不能再见到楚王一诉衷情，再得信任；也没人帮他说话。故诗中写他上下求索，几次求女都因帝阍阻挡或媒人不可靠或“理弱媒拙”等原因而不能如愿。这些象征描写，正反映了当时他的现实处境。在两次向灵氛、巫咸占卜、求神示，喻其内心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后，他终于决定“远逝以自疏”，到他国别求贤君以实现“美政”理想。这些描写，与其稍后作的《惜诵》中“欲高飞而远集”、“愿增思而远身”的想法也一致。所有这些，都应当是屈原在楚囤已遭到重大打击、已与楚王“离别”、反复求索无门、陈词无路、十分伤心失望之后的想法(就此来看，李延陵、黄震云等以《离骚》作于楚怀王十四年或十五年，未免稍早，且于史无据，故不可信)。从诗末“乱”辞称郢都为“故都”(“又何怀乎故都”)来看，屈原此时应已离开郢都、待放在外。《离骚》写“远逝自疏”、神游天庭一段的末尾，诗人“忽临睨夫旧乡”，此“旧乡”当然是指楚国，具体来讲是指郢都。不过这时诗人已“陟升皇之赫戏”，是从天上看人间，其身已不在国都，故称过去生活的国都为“旧乡”。其“乱”辞中的“故都”应也是此意。《哀郢》写屈原被放江南后“哀故都之日远”、“哀见君之不再得”，《离骚》之“离别”、“远逝”后称郢为“故都”当与其相类，由此可证此时屈原当已不在郢都。否则，他怎会称之为“故都”?不过，屈原这时的被放或被绌与写《哀郢》时的被迁江南还有不同，这时他可能是待放于境，并未羁身。《荀子·大略》杨惊注曰：“占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块则绝。”(《白虎通·东方》亦有类似记述。)《孟子·离娄下》也记载：“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这一段的焦循正义曰：“……然则有致仕之旧君，有去国之旧君。致仕则君恩本术绝，故不特为君服，且为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国则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国者服。虽待放于郊，尚未去围，乃为旧君服。”从这些材料可见古代确有所谓待放于境的礼制。大概此时屈原待放于境(这里所谓“放”，应该即如《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所云：“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国富而兵强。”是解除职务，逐出朝廷和国郁，可以离开本国的意思。)已经三年，故他有“远逝以自疏”之想。这与所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亦相吻合。由此再来看《离骚》中写他上下求女而不忍去国，还有《惜诵》中云“愿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等描写，我们也许会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屈原此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故他还可以找太卜郑詹尹占卜，当然也可以主动地“远逝以自疏”。《抽思》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和作者的处境也与《离骚》颇多相似，其“倡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佳丽兮，片芈独处此异域。”正可反映屈原此时当是待放于汉北。汉人可能于此未细加甄别，故司马迁于《屈原列传》中既说“屈原既疏”、“既绌”，又说“虽放流”；而班固、王逸等则既说《离骚》是屈原被疏后作，又说屈原被放作《离骚》，以致后人误解。
(二)《离骚》的时间内证与屈原的生年问题
前文已论及，从《屈原列传》、《新序》前后叙事的情形看，屈原“被绌”或待放于汉北作《离骚》应当就发生在怀王十六年前后。那么在怀王十六年左右，屈原到底是多大年纪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对屈原生年的考证。对这一问题，我们唯一可依据的是《离骚》中屈原对自己降生日期的自叙：“摄提贞于盂陬兮，维庚寅吾以降。”但由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理解不同，故而古今来一些著名学者考证的结果相当分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里只是写的屈原作为楚国大巫的巫降之日，并不是屈原真正的生日，这一说法根据尚嫌不足，姑且可置不论。即就已有的考证成果来看，有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即寅年，或以“摄提”为岁星，认为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又由于依据的历法和推算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多不相同。据笔者所知，大约不下十几种。有的则赞同朱熹的意见，认为“摄提”不是指“摄提格”，而是指“随斗柄以指十二辰”的“大角摄提之星”，因此并不指寅年。
限于篇幅，也限于个人学力，无法在这里对上述诸说一一加以分辨评说。但通过对诸说的仔细比较研究，我以为“摄提”指“摄提格”即指寅年的说法，正如林庚、尚永亮和周文康等先生所辨析批评的，那其实是根据不足，站不住脚的。它们各有错谬，或互相矛盾，故得出的结论难以相合和一致。同时，尚永亮先生认为：“在古代天象中，岁星与孟陬并没有必然联系，‘摄提贞于孟陬’中的摄提，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指‘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的摄提六星，而非岁星。”“‘摄提贞于孟陬’二句乃指屈原生于摄提星指向孟春正月的一个庚寅日，也就是说，屈原只讲了他出生的月日，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具体的生年。”如果这样，我们恐怕就难以准确地考证出屈原的生年，也就无法据此准确地推算出在怀王十六年左右，屈原到底是多大年纪。那就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和屈原作品里所反映的屈原年龄、心态的特点来粗略地加以分析和推断。《离骚》中一再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可见，屈原当时将老未老，还在壮年，应当是在四、五十岁左右。古人有“七十日老”的说法，不过《礼记·曲礼》曰：“五十曰艾”。《博雅》说：“艾，老也。”《
盐铁论》：“五十以上日艾老，杖于乡，不从力役。”可见，“古人是从五十岁起就算是法定的老了”。但古人也往往并不拘泥于此。魏文帝四十不到，便在《与吴质书》中自称“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杜甫的《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诗中说：“归老任乾坤”，其时他才三十六岁；三十几岁时作的《赠翰林张四学士洎》又说：“垂老独漂萍”。此类例子还有许多。屈原当时身处逆境，倍感忧愁，古诗说：“沉忧令人老。”而且他理想高远，常感“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因此，即使五十还不到而曰将老，也是毫不奇怪
的。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到楚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我认为屈原大约在这时候自沉汨罗)屈原大概68或78岁左右，不论按“五十日艾老”还是按“七十日老”来算，都与《涉江》所说的“年既老而不衰”的情形相合。(如依郭沫若等的意见屈原是到顷襄王22年(前277年)自沉汨罗的话，他大约76或86岁，年龄似乎太老了些。)
如果一定要推求出比较确切的屈原生年的话，我个人认为，周文康先生在前辈和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考证可能最为精密，他认为“‘摄提贞于盂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句，当从汤炳正先生释义，即：岁星正当孟春陬月(夏正正月)晨出时，庚寅日我降生了。”但他否定了所谓屈原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的三寅说，纠正了汤先生以摄提格岁为夏正正月岁星于陬訾之次晨出东方的失误，“岁星在夏正正月晨出东方，是为‘执徐’之岁，太岁在‘辰’。由公元前341年为摄提格岁，可推得其前后之公元前351年、公元前339年皆执徐岁。”而从屈原生平事迹和创作经历等情况综合判断，最合适的结论应当是：屈原“生于楚宣王十几年(公元前351年)夏正正月初五”(这是作者自己推算的结果，查历表当是此年正月初四为庚寅日)。此说与胡念贻等学者的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的结论比较接近，而且在诸说中此说最少矛盾和穿凿、最为科学和可信。如果屈原生于元前351年，则到怀王十六年(前313年)屈原约三十八岁(虚岁39)，与《离骚》中反映的年龄基本吻合。《离骚》中说：“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老冉冉其将至”，这不正是40来岁的壮年人的情景吗?这样算来，如果他是襄王十四年投河的话，死时约66岁左右，与他晚年作品所表现的情况也比较切近。
(三)关于“数化”及屈原是否可能在怀王二十四五年后作《离骚》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从《楚世家》等载楚当时与齐、秦关系的变化来看，怀王十六年至十八年正是齐楚交恶、发生了几次大战的时候，怀王应不会放绌屈原。至十八年楚复和于秦，二十(六)年(据司马贞《索隐》：“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则此错。云二十六年，衍字也，当是二十年事。”)应齐王议，采纳昭睢的意见，合齐而善韩。至二十四年，又背齐而合秦。二十五年与秦昭王盟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再往后秦楚又因楚太子故交恶，而三十年屈原曾谏阻武关之会应在朝。从怀王十六年至二十五年问，楚与秦之间时和时战，关系多次变化，可谓“数化”，因而认为怀王二十四五年楚、秦交好，应是怀王放绌屈原的时间，至怀王二十八年秦楚交恶，怀王又将屈原招回。同时，从《离骚》反映的情感变化来看，应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反复求索与思想斗争后才决定“远逝以自疏”。而且，这时他大约50来岁，比较符合诗中“老冉冉其将至”的自我描写。因此，剧原在怀工二十四五年至二十七八年作《离骚》的可能性最大。这种观点在关于《离骚》作时诸说中似颇有理，很有代表性；而且关系到上文所论述的屈原在怀王十六年左右约四十岁时作《离骚》的观点能否成立，因此须加以辨析。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其说于史无证，纯是主观推断。不但《屈原列传》、《楚世家》没有这方面任何记载，而且与《新序·节士》的记载不合。其二，以秦楚关系的好坏来判断屈原与楚王的关系及被放的时间，根据不足，难以信据。虽然据《屈原列传》及《新序》，屈原是主张联齐抗秦的，但从心原的《离骚》及其他辞赋看，并未涉及这方面的事情，从《离骚》到《惜往日》，屈原诗中反复表现的主要就是对楚王昏庸不察，党人结党营私、嫉贤妒能、背弃法度、时俗从流等的忧伤怨叹。而且，司马迁、班固、王逸等提到屈原的被放也多半是与上官大夫、靳尚等的嫉贤妒能有关，只有《新序》讲到屈原的被放与楚秦关系有关。因此，我认为单纯以秦楚关系的好坏来判断屈原在朝中地位的变化及他被放的原因和时间，其证据不足，是否可靠，值得怀疑。其三，依我的理解，“数化”并不一定是指楚王在对秦政策上的反复变化。从《离骚》的描述、抒情、议论来看，他与党人的冲突，不仅仅是朝臣之间个人关系和与秦齐等国家的关系等个别政策主张的冲突，而是治国为政的根本之道、为人的品格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同而造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屈原在《离骚》中就说了：他是“好修以为常”、“九死犹不悔”的，而党人们则“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俪规矩而改错”，怀王则糊涂信谗、不能明察，他的学生也“莫好修”因而纷纷变质了。“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因此，所谓“数化”，更可能是指为了实行变法，屈原已与旧贵族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较量、斗争，而楚怀王本性易怒善变，可能中间与屈原“成言”后又几经反复(可能于怀王十三四年左右先因上官夺稿进谗疏之，免去左徒之职，让屈原退居曾担任的无实权的三闾大夫，数年后连三闾大夫也罢绌了，同时他所主张和推行的变法图强、联齐抗秦的政策也被废止了)，最后终于在上官等旧贵族的蛊惑与张仪的离间下于十六年左右疏离绌退了屈原，屈原被迫待放于汉北。“数化”就是指怀王政治上的反复无常而言，不一定与背齐亲秦有关。因此，《离骚》作于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以后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也难以动摇屈原于怀王十六年前后作《离骚》的汉人的记载。而且，从屈原的情感变化和心路历程来看，屈原早年对怀王寄予厚望；初遭重挫后虽有失望，但仍抱有一定的希望；到怀王末年及顷襄王初年心情更转沉郁；到他临死前几年里则对楚王、对朝廷已经绝望。《离骚》及与其时代相近的《惜诵》、《抽思》，正表现了他对楚怀王既失望怅怨又仍希望得其谅解、信任的复杂心理，最可能是被怀王疏黜后、待放于汉北一段时期内的作品，即约怀王十六至十八年间的作品。
三、简论《离骚》不可能作于怀王三十年以后
上文我们着重论述了《离骚》当作于怀王十六年左右、十八年以前，不可能比这更早，也不可能作于怀王末年。顷襄王时作《离骚》有没有可能呢?有学者认为《离骚》是顷襄王时在江南作的，甚至认为它是屈原的绝命辞，这显然与《
史记》等的记载及《离骚》和屈原其他作品中反映的思想感情不合。为了充分说明问题，这里再对其略加辨析。
有的学者片面地理解了《屈原列传》中的“屈平既嫉之，虽放流，……工之不明，岂足福哉”这一段话，因而认为屈原是因谏武关之会而被放。前文已辨明，这一段文字当不是司马迁的于笔，而可能是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的评论被后人误掺入《屈原列传》中的，这段有歧义的话不足以为据。而且，其所叙情形也与《离骚》中所反映的屈原处境、心态不合，不一定就是指《离骚》而言。还有学者因为《离骚》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之语，故认为《离骚》作于江南，说“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因为重华(舜)葬于九疑山，所以诗人需要出发‘南征’，而在于诗人借以展开浪漫主义想象翅膀的起飞点，”“倘若他是在汉北或郢都，便应是‘济大江以南征’了”，此说初看颇觉有理，细思其实不妥。诗人将要南征，必然要经过沅湘，沅湘与南楚九疑联系更为密切，所以诗人说“济沅湘而南征”，若说“济大江而南征”，则大江而南，可去之地甚多，未免失之泛泛。再说，下文讲“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按这种说法，其现实中的出发地当然是苍梧，可上文才说将“济沅湘”，这里怎么一下子又到了苍梧和恳圃?难道《离骚》又是在九疑山地区作的?其实这些都是诗人的想象，不可过为之解。而且《离骚》中反映的诗人的经历和与楚王的关系、感情的状态，应当都是针对怀王的，绝不是针对顷襄王的。我们看确为屈原晚年在江南作的《涉江》、《惜往日》等诗，所表现的对楚王的态度、对现实的绝望情绪，以及对天命的怀疑认识等，都与《离骚》有显著不同。所以，我认为《离骚》不可能是怀王三十年后作于汉北，也不可能于顷襄王时作于江南。更不可能是他的绝命辞。屈原的绝命辞《怀沙》、《惜往日》俱在，而且屈原不可能在沉江之前还有工夫和心情去写这么一长篇的绝命辞。《离骚》中虽有以死自誓之语，但那不过是表明自己的坚贞卓绝的人生态度，其时诗人还不断想继续作种种追求，根本没有自杀之意。而且《离骚》中主要反映的是他前半生的经历、求索、挫折和思想情感的状态，并没有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概括描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并且其中有些思想认识和对楚王的态度与可以确定为屈原后期所作的作品如《哀郢》、《怀沙》、《惜往日》等明显不同。限于篇幅，对此就不详论了。至于蒋天枢先生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三十年或稍后，则为时太晚，与屈原的年龄、生平事迹和创作历程及各方面史料皆不合，就更不可信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说屈原在约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至十八(前311年)年间被绌或待放于汉北时作《离骚》，应该是稳妥有据的。王逸将其置于《楚辞章句》之首，应当不仅因为这足屈原最重要的作品，也因为他实际上认为《离骚》是屈原现存的最早的作品。这也是符合事实的。(《橘颂》、《九歌》等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屈原青年时期的作品，其实根据并不充分，笔者另有专论。)如果这一观点能够确立的话，那么我们对屈原创作和心态历程等许多问题，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