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国家将新闻学、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划归人文学科范畴，而我却视其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动态追踪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大特征。在传媒研究问题上，我一直主张两种基本的研究取向：一是不断追踪传媒的现实发展，解决传媒的现实问题；二是依据不断发展的传媒现实，发展与建构传媒的基础理论。
       当2001年中国传媒完成行政配置下的集团化之后，际遇了两个重大的发展背景：一是文化体制改革，二是数字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广泛运用。作为新时期中国传媒改革发展的第三次重大制度安排的文化体制改革(前两次分别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1996年以后)，与作为传播史上第三次重大技术革命的数字技术(前两次分为印刷技术与电子技术)，都可能成为中国传媒持续高速发展的重大契机。我们曾热切地期待过，并始终关注着文化体制的改革与数字技术背景下中国传媒的现实发展。
       《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一文，集中讨论了处于传媒、政府、公众主角结构关系中的传媒，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具有公共性，并以传媒事业的逐渐改革，建立国家传媒。
       然而，中国传媒的现实发展与我们的期待并不相符，发展速度减缓，发展动力不足，显现出重大的发展危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兼论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体制改革》一文则将重点检视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以及政府制度供应不足、传媒改革动力不足等深层原因，并就传媒体制改革这一困扰传媒发展的核心问题，提出我们的思考。
       《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数字技术与媒介产业发展》一文，集中讨论的则是数字技术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问题。传播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媒介形态、传播形态以及媒介产业形态的一系列变革，技术逻辑一直为媒介技术主义论者所主张。但是，传播技术的采用，以及传播技术驱动下的媒介以及其产业的变革路径，往往受着制度逻辑的限制与制约。该论文所提出的技术与制度双重逻辑的命题，为我们思考数字技术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影响，也许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有化与商业化传媒体制下，传媒公共性危机常见于西方学者的忧虑。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广播电视领域发生的“裂变”，公共传媒体制解体，向私有化与商业化转型，公共传媒缺位与传媒公共性的危机全面发生。传媒公共性问题，既是传媒领域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世界范围传媒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传媒的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兼论媒介结构的合理建构》一文，也就此表达出我们的忧思，并提出建构国家传媒、公共传媒与商业传媒的合理传媒结构，以避免传媒公共性结构转型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