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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现代化
作者:钮 松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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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钮松(1981-),男,湖北鄂州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中东问题研究。
       [摘要]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包含民族国家的构建、现代政治体制的构建、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法治体系的嬗变和世俗化变革四个方面。沙特王国的宗教、石油以及大国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鲜明特色体现在“内源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鲜明的瓦哈比主义伊斯兰特征、渐进式的适度变革模式、二元性的政治结构模式等方面。
       [关键词]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历程;影响因素;鲜明特色
       [中图分类号]K3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808-05
       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支柱之中的唯一阿拉伯国家和作为伊斯兰盟主的地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尤其是在当今时代,沙特阿拉伯王国面临宗教、石油财富、新兴中产阶级、大国影响等的双刃剑作用的影响日益突出,其政治现代化走向不得不引起深思。
       一、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历程
       本文对政治现代化的界定包括四个主要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政治结构的分化与参与;实行法治和世俗化变革。
       (一)沙特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构建
       沙特阿拉伯王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有历史上第一和第二沙特王国的历史积淀,又有一个漫长的征战和融合的过程,并与大国的承认而带来的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漫长的征战。20世纪初,伊本·沙特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情况不同、幅员辽阔的地方统一起来,很快组成一个自由、统一、尊严的阿拉伯国家”,他于1902年夺取利雅得这件事情被认定为现代沙特王国的奠基,并在王国百年纪念庆典上(伊斯兰历法)受到庆祝。很快,伊本·沙特把哈尔季、阿弗拉季、豪塔、哈里克和达瓦塞尔涸谷合并。1903年,占领了瓦什姆、苏代尔和马赫马勒。1906年,盖西姆被伊本·沙特获取。1914年,伊本·沙特成为纳季德和哈萨总督。至一战前夕,沙特家族重新确立了在纳季德一盖西姆中部和哈萨的统治。1921年,伊本·沙特夺取了哈依勒。同年,伊本·沙特成为“纳季德及其属地素丹”。紧接着,沙特军队挺进锡尔汉涸谷。1923年至1925年12月,沙特军队相继获取阿西尔、塔伊夫和麦加。1926年1月,伊本·沙特的封号是“纳季德素丹、希贾兹及其属地国王”。1927年,他又调整头衔为“纳季德国王”。1930年,伊德利斯成为沙特王国的正式组成部分。1932年9月16日,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成立,它是“唯一重要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它没有被外国军队占领;没有被财富所腐蚀的瓦哈比主义伊斯兰理想激起了伊玛目学校里改革者的许多同情;国王自己保持着阿拉伯人认为自身所拥有的那些原始的道德”。
       2、改造贝都因部落。贝都因部落处于游牧状态,“游牧民甚至对于本乡故土也缺乏眷恋之情。他们不信奉宗教,不尊重习俗,藐视一切君主,反抗一切权力-E4](第25页)。伊本·沙特的策略是把游牧部落固定在土地上。定居者在“伊赫万·穆瓦希德”的旗帜下聚集起来,瓦哈比主义清教精神的力量成为将混合部落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伊赫万始建于1913年,主要内容是发展农业定居点,包含宗教、行政、军事、生产和文教等功能。酋长和总督分管政务和教务。国王向伊赫万驻地派驻宗教导师和宗教警察,负责教化民众和维护宗教道德。20世纪20年代前期,已出现200个伊赫万定居区。1926年,伊赫万达到222个,人数15万人。
       3、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20世纪初,英国在海湾已具影响力。1906年,伊本·沙特通过私人使者三次向英国发出要求承认的提议。英国常驻海湾代表考克斯认为:“阿拉伯复兴是可以预见的,假如被漠视的话,伊本‘沙特将到达任何地方”,但是英国政府不予考虑。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国担心其利益受损,主动与沙特接近,于1915年签订《英国纳季德条约》。英国政府“承认纳季德、哈萨、卡提夫、朱拜尔,它们的属地和领土和它们在波斯湾海岸的港口是伊本·沙特及其先辈们的土地,还承认伊本‘沙特及其继承者为独立的统治者和所属部落的绝对领袖”。1926年,英国、苏联、法国和荷兰承认了“希贾兹、纳季德及归并地区王国”。1927年5月,英国在《吉达条约》中承认了“希贾兹、纳季德及其属地的国王陛下之全面绝对之独立”。
       (二)沙特王国现代政治体制的构建
       沙特王国的现代政治体制构建是沙特政治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
       1、国家政体的统一。希贾兹位于沙特王国的西部,采取的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行政体系。纳季德地处内陆,多是游牧部落,政治上处于一种传统的模式,被称为“家长统治的沙漠国家”。两地政府多年维持原状。二战结束后,沙特政府共采取了三条途径统一政治体制:把希贾兹大臣会议和咨询会议的职能向纳季德扩展;另设主管全王国的各种新的行政机构;希贾兹政府各部同纳季德相对应的宫廷各府合并。1954年《大臣会议条令》的颁布标志着王国政体的统一。
       2、沙特全王国中央政府体制的构建。全王国中央政府的构建主要是中央大臣会议、协商会议的设置。沙特政府于1953年和1958年颁布了2部大臣会议的条例,1964年又进行了细微修正。“自1953年以来,伴随着大臣会议经历的连续修正和调整,国王和王室慢慢失去权力”,大臣会议日益成为沙特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场所。伊本·沙特曾于1920年创建过协商会议。希贾兹地区协商会议在发展中日臻完善,但日后以希贾兹咨询会议为蓝本的全国协商会议已经名存实亡,直到1990年法赫德国王重建协商会议。1993年,法赫德国王又任命60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2001年,它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新的成员大部分是没有王室背景的专家治国论者、商人和大学教师,其中两个是什叶派穆斯林。
       3、现代中央专门部门的建立和地方政权的发展。沙特尤其在纳季德,政府体制最初只有内政和外交两个部门。自20世纪30年代,沙特一些重要现代部门和专门委员会相继成立。目前,沙特现代政府体制基本成型。王国的地方行政规划,可以追溯到1934年的14个埃米尔区,当时埃米尔只是国王的私人代表而已。1963年的《各省条例》规定全国分5省,省长直属内务部,官员的选任机制也有章可循。1993年全国分为13省。新省市的建立有助于打破地区之间的隔阂,促进彼此交流。
       (三)沙特国内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
       沙特立国之时传统势力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教育、科技、文化等的普及,沙特国内政治结构出现了分化,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促进沙特政治现代化向前发展。
       1、王室和宗教上层仍然控制着最高权力。据估计,沙特家族总成员数约9000人。王室分布于沙特王国的各个领域,享有无数特权。沙特的宗教上层里,势力最大的是谢赫家族。谢赫家族掌管着宗教、司法、教育等部门。除此之外,乌里玛也是王国社会结构中具有独立性的特殊利益集团。
       
       2、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产生。随着石油的发现和开采,许多亲王及其代理人参与新兴工业和采用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慢慢向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转化。这些“沙特的精英打算在沙特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方面实现现代化,却不愿意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做出相应的变化”。
       3、新中产阶级和现代劳动阶级的产生。新中产阶级包括“管理者、不同种类的技术人员、高级职员、律师、科学家、世俗教育教师等等”,在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变革呼声较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石油经济的迅猛发展,沙特的工人人数剧增,并出现农业工人和外籍劳工。
       (四)沙特王国法治体系的嬗变和世俗化变革
       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促使了向宗教法与世俗法相结合的方向过渡,但恪守瓦哈比主义毫不动摇。在社会生活中,世俗化变革也随之加快。
       1、沙特王国宪法的完善。费萨尔亲王最早称王国宪法“就是‘仁慈的《古兰经》’”。但由于时代和教法的局限性,宪法制定迟迟得不到落实。面对各种异议,沙特政府1992年颁布了《政府基本法》,并以《协商委员会法》和《地区管理法》作为其补充。这些涉及到国教、国语、国旗、伊斯兰教法地位、经济原则、国家对人民的责任、三权分立、财政、预算等等,已具现代宪法的雏形。
       2、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并驾齐驱。沙特社会传统律法是沙里亚法,目前更多体现在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等方面,目标是促使穆斯林们保持沙里亚法的同时,生活在西式的生活中。20世纪30年代初,沙特相继出台大量世俗法,从商法领域扩展开来。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的并驾齐驱,打破了宗教法规一统天下的局面;而1971司法部的成立,则是对伊斯兰教法体系最为严重的挑战。
       二、影响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中,主要影响因素有:沙特的宗教、石油财富、英国的早期影响以及美国的强大影响。这些影响既包含着积极的成分,又包含着消极的成分,需要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一)沙特王国的宗教势力
       1、官方瓦哈比主义的促进作用。高级乌里玛价值观念比政权统治者沙特王族相对保守,但在实践中逐渐接受了王室的现代化政策及自身在政教联盟中的附属地位。在推行伊赫万、废黜沙特国王、大清真寺镇压极端者、美军入驻等事件上发布“法特瓦”对王室的支持表现得淋漓尽致。
       2、激进瓦哈比主义的阻碍作用。低级乌里玛和许多社会下层人士更侧重恪守瓦哈比主义的传统教义。早期激进瓦哈比主义还没有提出完整的政治要求,主要是反对王室推行的一些现代化具体改革措施。1979年激进势力控制麦加大清真寺,提出“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政府”。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走向宗教恐怖主义,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
       (二)沙特王国的巨大石油财富
       石油时代之前,“阿拉伯半岛保持着许多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状态,一潭死水,仅仅以麦加与麦地那两大圣地和漫游在沙漠里无腐蚀的游牧民的神话而著称”。石油的发现和开采改变了一切。
       1、石油财富给沙特人民带来的实惠缓和了社会矛盾。沙特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真正意义的富国。现在,沙特王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石油产品生产国,2003年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2.8%。2003年底,沙特王国探明可开采石油量为262.7亿桶,还可开采73.3年。巨大的石油财富使得政府得以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教育、宗教等方面投入巨资,一定程度缓和了王室与民众的矛盾。
       2、石油财富使得沙特王室生活奢侈腐化,其合法性受到挑战。随着石油财富的出现,沙特王室占有了国家巨额财产,国内许多穆斯林认为富裕的石油国家是腐败的典型。政治上,王室与西方沆瀣一气,宗教上,王室违反伊斯兰教义,把大量石油美元放在西方银行赚取利息。王室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
       (三)英国对沙特王国的早期影响
       英国作为传统的大国,最先进入中东地区。从战略和商业的角度看,认识到英国在海湾地位的法律和历史基础就很重要。
       1、英国对沙特王室的承认和支持有助于沙特民族国家的成长。英国政府最初并不看好沙特王族势力的壮大。1915年,英国承认了沙特王室对现有领土的统治,并予以财政援助。伊本·沙特征服了除英国据点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大部后,英国于1927年承认了沙特完全的内政和外交的自主地位。这为沙特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最有力的外部保障,沙特王国越来越多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开展国际交往。
       2、英国对沙特王国内外事务的插手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沙特的开疆拓土渐渐引起了英国的注意,英国强迫沙特签订了《乌凯尔议定书》、《哈达条约》、《巴拉条约》,使沙特王国不仅没能最终统一阿拉伯半岛,还被迫割让了部分领土。英国对伊赫万叛乱的支持,干涉了沙特王国的内政,影响了沙特的政治稳定。所有这些又延缓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诞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美国对沙特王国的强大影响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和沙特就建立了联系,两者之间是一种“石油换安全”的关系模式。
       1、美国长期以来对沙特政治体制的容忍有利于沙特政治现代化渐进发展。美沙在20世纪40年代便形成了一种盟友关系。冷战时代,石油、石油利益和防范苏联构成了美沙“特殊关系”的基石。虽然美沙之间有分歧,但美国基本没有干涉沙特的内部事务,对其基本持一种宽容态度。沙特王国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自主的变革,维护社会的稳定状态,这与美国的宽容态度有着极大关联。
       2、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加紧了对沙特的指责和改造。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将伊斯兰树立为自己新的对手。“9·11”事件爆发,沙美“关系的基础在两国都受到公开地质疑”。美国开始了对沙特的指责和改造,推出了“大中东计划”及其改版“泛中东计划”,对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面对美国政府和国内激进宗教势力,沙特政府左右为难,其政治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三、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呈现出许多显著的特点,如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鲜明的伊斯兰特色、急剧的跳跃性变革、二元性的结构模式、多渠道的发展模式和连续性的宗教传统变革等几个方面。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历史的国家,其政治现代化历程相更具鲜明特色。
       首先,“内源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沙特王国一战以后就已经是事实和法律意义上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决定了其政治现代化历程是一种“内源的”发展道路。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始于1902年伊本。沙特建国的开始,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由内而外的变革过程,不是受外力的强制或者短时期内简单照搬西方体制的过程,这是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最具特色的地方。
       其次,鲜明的瓦哈比主义伊斯兰特征。沙特王国以瓦哈比主义立国,瓦哈比主义是沙特王国的思想基础。沙特所有的政治改革措施都必须回到《古兰经》和逊奈那里,以这两者为依据。沙特王国任何重大决策必须要参考高级乌里玛的意见,并让其发布“法特瓦”以获取宗教合法性。这种鲜明的瓦哈比主义伊斯兰特征是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治现代化最为显著的特征。
       第三,渐进式的适度变革模式。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注重的是调和、折中,既要顺应国内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又要保持国家的特性,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这种过程是渐进式的,既要防止保守,又要实行改革,更要防止革命,避免剧烈变革带来的现代化阵痛。
       第四,二元性的政治结构模式。沙特王国的政治现代化呈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结构模式。既有作为宪法的《古兰经》和逊奈,又有作为宪法补充的《政府基本法》;既有传统势力,又有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既有宗教知识分子,又有现代人才;既有沙里亚法,又有世俗法律体系;虽有三权分立,但是大臣会议受实权君王的控制,协商委员会没有立法权;等等。
       (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