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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曹广金(1971-)，男，安徽肥东人，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摘要]苏俄建国以后，苏俄为苏美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努力，但美国对苏采取了不承认政策，而且美国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设置了重重障碍，也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以及苏俄政府自身的因素，从而使得双方在16年里没有能就建交问题达成一致。除了以上的主观因素外，还存在着因两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导致两国未能建交的客观因素。
       [关键词]意识形态；宣传；债务；经济实力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697-06
       苏美两国长达16年没有能够建立外交关系，既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又有美国政府为苏美建交设置的人为障碍，即承认苏联的原则问题：一是不相信苏维埃政府的稳定；二是苏联不承认所欠美国的债务，特别是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债务；三是苏联没收了美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四是苏联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而此后由于形势的变化，美国在涉及到承认苏联的障碍时，只提及债务和宣传问题。除此之外，两国的经济实力的变化及经济往来不多也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之一。本文拟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和论述。
       一、意识形态的对立
       苏美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首先是对建立政权的理论依据认识上的对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腐朽的、垂死的，是“人剥削人”的制度，应予以推翻。苏俄在革命成功之初发动的“世界革命”，就期望很快在世界上建立起更多的与之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则对布尔什维克党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所实行的废除等级制度、政教分离、将银行、铁路、外贸商船和大工业都收归国有等一系列措施视为洪水猛兽。苏维埃的这种措施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已信奉了几百年之久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的强力挑战。这对于“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爱财产、更担心财产；没有别的地方会有那么多的人不喜欢那些威胁要改变财产(无论何种方式)的理论”的美国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措施使把私有制视为神圣的美国富翁们震惊而愤怒，宗教人士为教堂的厄运而担忧”。基于这种认识的不可调和性，双方很难认同对方，如此双方对立也就成为必然。
       苏俄在政权建立之后不久，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外“进行世界革命，鼓励各国的共产党尽早夺取政权”的宣传。为此目的，各国共产党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用西方历史学家的说法，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在国际范围内力图推广使他们在俄国掌权的策略”，“使得它看起来好象俄国的一只胳膊”。1922年6月7日，在苏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驻英国代表克拉辛给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蔡尔德的信件中谈到契切林关于共产主义宣传的问题时说：苏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运用这个武器，特别是在西方政府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的那些岁月里。在第三国际成立后，苏联政府就支持第三国际号召工人用以武力手段推翻所在国的现政府。美国认为第三国际是一个公开宣传以推进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主要靠布尔什维克政府用俄国的公共税收来资助的”，“来进行宣传、煽动反对这些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活动”。这与“美国的道德意识如此大相径庭和针锋相对”。这样美国就“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权力”，“也不能与这样一个政府保持官方联系”。因此，美国政府一直把“共产主义宣传问题”置于苏美关系正常化障碍中的中心地位。雷科夫在1927年5月12日回答美国记者艾维·利的谈话中谈道：“关于宣传问题，在美国有关同我们恢复关系的声明中总是占据中心地位。”1926年1月11日，美国共和党人古德里奇给李维诺夫的信中写道：“国务卿凯洛格和休斯一样反对承认苏联，因为认为苏联支持第三国际并在我国进行宣传。”同样，1932年4月18日塔斯社给当时驻德国全权代表克列斯京斯基的信的附件中写到：“戈德热尔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助理一笔者注)指出，美国不承认苏联主要可以认为是对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的考虑)。而关于债务问题，按他的见解，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同样，美国在宣传上的做法也阻碍了苏美关系正常化。在苏俄建立之初，美国就把它看成是对自己现存制度最大的威胁。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更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对他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提出的挑战，不能容忍莫斯科在一切方面对他的否定”。美国对苏联展开了诸多不真实的宣传，引起美国人民对苏联的曲解和不了解，引起美国民众对苏联的“赤潮”恐惧的心理。《纽约时报》1917年11月宣称，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凶恶的无耻的敌人”。两个月后，该报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强调说：“这不仅是挽救俄罗斯的问题，而且是在保卫文明。”有的报刊漫骂布尔什维克是“赤魔”，“毁灭俄国文化”，“迫害宗教人士”，并大肆进行造谣诽谤。兰辛曾说过：布尔什维克是“人类头脑中从来未有过的最骇人听闻的、最可怕的东西，已经使俄罗斯道德沦丧，内战不休，经济崩溃”。所以，福斯特在《美国政治史纲》中写到：“反苏诽谤运动在别的国家都没有像在美国达到这样的深度，这样恶毒的程度，并使这些诽谤的言论的作者们获得如此丰厚的报酬。”由于这样的宣传，引发了1919年在美国发生的“红色恐怖事件”。从而引起了美国“公众迅速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报复”。1000多名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被捕，11名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被判处长期徒刑。但后来事实证明“1919年发生社会急变的危险非常遥远”，“实际上是一场1799年以来的和平岁月中从未见过的违反公民自由权的运动。”美国之所以如此，正如美国著名的外交家乔治·凯南所指出的那样，苏美“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来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这个俄国共产党新政权……保证要实现的纲领者，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这种损害，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要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乔治·凯南的这种认识确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
       苏美双方如此尖锐、对立的宣传，无疑阻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1919年5月27日，李维诺夫给苏俄驻美国的代表马尔腾斯的关于与美国关系问题的信中写道：“我们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指驻美办事处的成立——笔者注)，因为美国报刊到我们这儿太少了。”1925年11月4日，托洛茨基在给联共(布)中央和外交部的信件的附件中阐述其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原因时写道：“美国社会到现今对我们在做什么知之甚少，也完全想象不了我们经济的发展的前景”。在信中他还写到他收到莫斯科地区的电力托拉斯在纽约的代表的信：“不能不惊奇，一部分想同我们做生意的美国人竟不了解苏联的情况。美国商人对我们的工业发展、经济计划、电气化和我们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概念。”
       
       1927年5月12日，雷科夫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首脑兼记者艾维·利谈话时，当雷科夫询问在美国是否能得到完整的、真实的有关苏联情况的报道材料时，艾维·利回答说：“不能。有关经济、统计的材料能得到。但有关苏联总体形势的消息就很难得到了。”正如迈克尔·塞耶斯所说：“从1918年起，美国人民就一直享受关于苏俄持续不断的欺骗宣传。”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众对苏联的看法和态度。使苏联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是完全有违美国公众所认同的价值观，认为苏联是“反人类的”，“邪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苏政策。我们知道，在现代外交领域中，公众的价值取向、公众舆论(一国公众倾向、价值观、态度、情感与立场)对各国外交政策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而在美国，公众对是否承认苏联没有太大的热情。“因为在美国由于没有来自广大的美国人民掀起承认苏联的广泛要求，总统也就不急于讨论这一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能长达16年之久执行不承认苏联的政策。
       另外，美国对苏联的“十月革命”的否定也是阻碍苏美建交的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美国的信念，革命应该是这样的：革命是神圣的事业，指导革命必须将混乱控制在最小程度，愉快的结局只能是制定权力均衡的宪法，最主要是保证公民权利与财产权，各种事情都妥帖地放在应有的位置。而俄国革命是由“凶手、罪犯和堕落分子”煽动起来的“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暴民的”行动。美国这种对革命以及对俄国革命的认识，无疑影响了美国对俄政策。1927年7月，托洛茨基在回答记者关于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因素能使苏美关系更接近时说：“妨碍我们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在革命面前的害怕，当然，这种害怕要比国内的混乱的情况更恐惧。”所以，在俄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就参与对俄国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在政治上长期不承认这个是靠“极端”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府。
       美苏双方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差异外，还在就新兴国家继承原来国家的国际义务问题即承认前政府的债务问题上存在着相对立的态度，也阻碍了双方恢复外交关系。
       二、债务问题
       (一)苏联对债务的政策及原则
       “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为了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盘剥，在1918年1月颁布法令，宣布无条件和无例外地废除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由此，债务问题成为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一大障碍。
       在国内战争初期，苏俄政府为了同干涉的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和平停战协定，在1919年2月4日向英、法、美等国政府发出的照会中就他们感兴趣的债务问题作了如下陈述：“苏俄可承认以前各届政府的债务，同意偿付旧债利息，只要协约国不干涉苏俄内政，外国军队立即撤出苏俄领土。”)但这并没有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响应。后来随着苏俄局势的好转，苏俄调整了对外政策，不再以重大的经济等方面的单方面让步来求得同协约国签订不平等和约，而是坚持以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协商谈判，在双方互相让步的基础上妥协，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这样苏俄对债务问题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不再走前面的两个极端了。这就为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进行谈判时留了回旋的余地了。
       1921年9月，苏俄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承认俄国所欠外国债务(战时债务除外)的可能性的决定。决定指出：实现这一可能性的条件是必须在原则上承认苏俄方面提出的各项要求；赔偿外国武装干涉造成的损失；向苏俄提供贷款并从法律上承认苏维埃政府。接着苏俄在热那亚会议上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苏维埃政府愿意讨论关于承认俄国战前债务的问题”，但“必须给予苏俄以保证实际可能履行这些义务的适当条件”。而对于临时政府的债务，苏俄政府则予以否认：苏维埃政府决不能对被革命推翻的反人民政府的债务负责，何况这些借款的很大一部分是被用来援助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军队的，而且，苏联人民已经用鲜血偿还了这一部分的债务。苏联政府把这作为一个“原则立场”来对待。有关苏联所欠美国债务的问题，米高杨曾说过：“我国所欠美国政府的债务对美国来说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值得如此严肃地谈论。并且我们将在互利的原则下同美国人达成协议。但我们不承认美国所要求的沙皇等政府的所有的债务，否则就是对我们的奴役。”此后苏俄以此同美国就恢复外交关系中的债务问题进行交涉。
       (二)美国对债务问题的主张
       美国在苏俄宣布废除债务之后，驻俄大使弗朗西斯和其它驻俄外交使团向苏俄政府提出抗议。美国政府认为，苏俄是不愿“承担国际义务”的政府。之后美国赞同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于1922年1月在戛纳通过的决议：每个国家都承认一切外债，归还一切被没收的外国人的财产。休斯在1923年12月18日发言中称：美国政府不打算改变自己关于苏联政府承认债务，发还已被没收的美国公民财产或给予他们以相应赔偿一事的原则。后来又称：阻碍苏美谈判的是苏联废除旧债的法令。1926年1月11日在美国共和党人古德里奇写给李维诺夫的信中写道：“至于由克伦斯基欠美国的债务，苏维埃共和国应作为一项义务来继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开和妥协的。由于美国政府贷款给几乎所有的政府而成为世界债权人。试想，在某一国家发生革命而破坏前政府的国际债务，而使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债务国可以通过比向自己公民征税简单得多的革命途径去同美国清帐”，这样的方式美国是不会接受的。
       这就是说苏俄必须归还以前各届政府所欠美国的债务，这些债务包括被布尔什维克没收的美国人拥有的价值3.36亿美元的财产，俄国欠美国政府的1.92亿美元，欠美国公民的1.07亿美元(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债券)共约6.36亿美元，而欧洲其它国家则高达100多亿。俄国如不归还，则容易使别的债务国效仿苏俄，从而使美国的战债收不回。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把苏联所欠美国债务作为恢复苏美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的原因。而苏联政府却表示：“美国政府同苏联解决债务问题要比同其他政府解决这一问题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所欠美国债务不多而能给予的却比较多。”即便如此，美国还是在每提及苏美关系时都要将其列入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之中，但却不愿就此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这样债务问题一直是苏美建交的一个障碍。苏美未能建交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双方的经济实力的悬殊。也是影响到双方建交问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苏美经济实力的变化
       (一)美国的经济情况与其对苏的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美国进一步巩固了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到1920年前，美国提供了世界煤开采量的大约一半，生铁和钢总产量的3/5，石油总产量的2/3，汽车总产量的85％。与其同时，借助欧战有利时机，美国大举向外实行经济扩张。战争期间，美国商品输出位居世界第一，外贸出口增加了两倍，进口增加了80％，出超116亿美元。另外，美国从1922—1929年美国进入了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据统计，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19年的650.9亿
       美元增至1929年的828.1亿美元。到1930年底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为156亿多美元。但这些资本却很少投向苏俄，因为在传统上美国的经济也不依赖俄国市场。即使是在“黄金时代”苏联也没有成为美国的必须市场。如1929年苏联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美国进口总额的0.8％(最高年份)，而苏联进口占美国出口的1.3％(1930年最高年份)。因此，“美国不担心苏联的商品撤出美国。因为苏联商品同美国交易中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占意义不大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1—1.5％”。
       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资本在海外广泛的拓展，使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从而使美国更有实力继续执行不承认政策，同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挤压在经济上举步维艰的苏联，以示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进而促使苏联的经济制度的变革，最终达到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且，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美国失去苏联市场，也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这就是美国长期不承认苏联，对苏联的和平政策置之不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苏联的经济弱势更加强了这一因素的作用。
       (二)苏联的经济情况及其对美的态度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使得本来经济水平就不高的俄国更是雪上加霜。到1921年春天，苏俄的国民经济以濒于崩溃的边缘。国民收入从1917年的110亿卢布下降到1920年的40亿卢布；1920年工业产值为14亿卢布，只及战前的13.8％。如此的经济形势，与美国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无怪乎美国认为，布尔什维克不会执政很久，“十月革命”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因此，美国政府就不予苏俄以承认，而继续与原俄大使保持联系。而且，面对苏联的经济弱势，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苏维埃人民是不能够把自己的国民经济恢复起来的。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稳固生存，最终将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苏俄的这种经济形势，迫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除了在国内实行一系列措施外，还非常注重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联系，特别是经济联系。而其中又很重视同当时最富有的美国发生联系，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以支持国内的经济建设。正如美国专家凯勒在俄考察后于1920年3月2日写给列宁的信中说：“没有外国帮助，俄国将走不出现在所处的经济和工业的破坏的处境”，因此“俄国最近五年应从国外购买其需要的工业设备，为此，俄国应同别的国家发展广泛的商业上的、生意上的联系”。而美国政府拒绝同苏俄发生联系，虽然美国后来解除了对苏的封锁，但还是为苏美贸易设置障碍，使苏美之间的贸易始终处于民间经济往来的水平，试图以此给苏联的国内经济建设制造困难，最终促使苏联的体制发生变化，转入西方民主阵营。
       虽然有美国政府的阻挠，苏联还是克服了经济的困难，而且还在20年代中后期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且，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因经济危机的打击而急于出售过剩的产品设备和寻找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引进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使苏联经济稳定发展，并没有如美国人所想象那样很快垮台，相反，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跨入了世界工业国的行列。
       这些成就不能不引起美国的不安，因而美国在30年代初对苏联执行更加强硬的政策，遏制苏联经济的发展，在国内掀起了对苏联商品抵制运动。而苏联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1930年10月20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建议国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完全停止或尽量缩减在采取阻挠苏联商品进口的歧视性办法的国家里的定货和采购；停止利用这些国家的船只；对于这些国家的过境商品规定特殊的限制条例；采取措施完全不用或尽量少用这些国家的港口、过境运输线和堆栈进行过境或再输出业务。这样苏联就有意识地减少从美国进口，缩减在美国的定货，而把原先计划在美国的定货转移到其它国家，至使苏美间的贸易近乎中断：美国商品在苏联进口总额从1930年的25％降低到1932年的4.5％，而苏联商品在美国的出口总额所占比重由1931年的4.3％下降到1933年的0.5％。苏联的这一举措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最终，美国政府在1933年5月为解决因经济危机而引起的经济贸易战时，就邀请了苏联参加以共同解决此问题。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对苏联要求为恢复外交关系进行谈判的呼吁及和平发展经济加以抵制，试图能改变苏联的体制，再加上苏联一直就美国所关心的有关“共产主义宣传问题”和归还战债及对被国有化的美国公民财产进行赔偿等问题没有给美国以满意的答复，因而美国在16年里拒绝承认苏联。但美国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加上这种抵制、不承认政策也收效甚微。这样，到了30年代，出现了有利于苏美两国改善关系的一些新因素，使得两国最终于1933年11月16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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