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近代，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 河上肇；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现代革命思想
[中图分类号] B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4－0458－05
河上肇(1879－1946)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革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走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与儒学
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是相当漫长而艰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昭和三年(1928年——引者)四月，……才对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相互关联的学问体系，逐渐达到大体的理解”，“过了50岁才好不容易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河上把1905年以《新史观》为题、翻译并发表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作为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起点，此后历经20多年岁月，才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943年，河上肇在《自画像》中，总结了他“变化多端的一生中的本质的东西”。他说：“我认为那个本质，在我就是追求真理的至柔的心(杉山那篇评论，用《求道者河上肇》作为题目，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点)。……假如出现在我面前的东西看上去是真理，那末我就不问它是什么样的东西，毫不踌躇地立刻把它接受下来，……只要依然认为它是真理，就不顾身家性命，无视毁誉荣辱，尽力保持谦虚之心，不管何种情况下，都无条件地且绝对地彻底地服从、追随……”。河上在追求真理这个意义上，理解自己一生的“本质”，并接受了他人对自己“求道者”的评价。用“求道者”来给河上肇一生的思想历程和人格定性，应该是准确的。河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执著和勇气，正是他“求道”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种视得道为人生最高价值，为此可以“不顾身家性命，无视毁誉荣辱”的人生观的指导和鼓舞下，他才勇往直前，直至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河上出生并长期生活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市，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这里曾出现过许多明治维新的志士(如吉田松阴、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河上肇自幼年起即受到这种儒家式的“志士仁人”气氛的熏陶，服膺阳明学的吉田松阴就是河上少年时期崇拜的英雄人物。河上肇在15岁时，读了德富苏峰写的《吉田松阴》一书后，非常兴奋与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极为感动”，“受到松阴先生不少感化”，“在我胸底潜藏的经世家的愿望，不断被松阴先生激发着……”。在这种经世的愿望驱动下，河上肇决定由文科转向法科，这个决定影响了他一生。儒家式的“杀身成仁”的精神和经世的思想，通过幕末维新志士，在少年时代已根植于河上肇的心灵，形成了他的“志士”的人生追求。后来河上肇还时常论及于此，如在发表于1901年的《愚者的天下》一文中，他引述了屈原、吉田松阴和颜渊的话，论说志士的道德使命，最后写道：“苟以志士为任者，勿顾虑于现世的毁誉荣辱”。可见，在道德观念上，儒学在早年就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并从此伴随他的一生。
1906年，河上肇在以“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发表的《社会主义评论》中写道：“古时孔丘赞扬这个大真理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者何也?曰：余所谓绝对最高的真理是也。而人生的目的毕竟在于学习此大真理，故人若学得此大真理，即已达到人生的目的，然后必会感到‘夕死可矣’”。“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河上肇用现代语言把孔子的“道”解释为“绝对最高的真理”，认为它是人生应追求的最高目标。他还曾多次引用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来表达他的这种观点。河上肇这种把求道、得道作为人生的至高目的和境界的人生观，虽已赋予孔子的“道”以新的含义，但基本精神与孔子一致。河上肇还多次用《
大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思想，来表达他这种“求道”乃人生最高目的的思想，如在发表于1916年的《贫乏物语》中说：“人类生活的一切营为，其最终目的，舍道德生活的提升而无他。按照儒教的说法，就是明吾人本具之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并引用《
孟子》里的话描述得道的境界是：“上不耻于天，下不耻于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求道”的人生观，可以说与其“志士”的人生追求一脉相承。带有儒家色彩的求道精神，对河上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发挥着一种精神支撑的作用。直到晚年，河上肇依然未改其“求道者”的本色，拒绝了日本当局让他发表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转向”声明的劝诱，他声言：“如果我因不合时流便改变自己的信仰，为求一身安全便附和雷同无知的人们，那就有辱天之使命。”这里鲜明地体现出他“以身殉道”的志士气质和“不辱天命”的儒者精神。当然，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河上肇的人生哲学，同时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
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既是河上肇迈向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也是河上肇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日本著名中国学家、河上肇终生的挚友小岛祐马曾认为，河上肇并没有抛却《社会主义评论》以来的人道主义。他说：“没能抛弃人道主义，对博士(指河上肇——引者)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不仅如此，毋宁说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博士之所以为博士，也是我更加敬服博士之处。如果像博士心愿的那样完全成为马克思或列宁(主义)的话，这样做为共产主义的一兵卒而不能有任何选择，这种角色无论如何也不是博士的初衷。”按照小岛的理解，人道主义或人道的社会主义，是潜藏于河上肇思想深层的因素。而河上肇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有着因缘关系和密切关联的。
20世纪初，河上肇通过托尔斯泰、汤因比、马克思等思想学的著作，并在与内村鉴三、木下尚江、田中正造的直接接触中，渐渐地接近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思考“利己”和“利他”的问题，并明确提出经济和道德，也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1905年起，河上肇频繁地引用《
论语》、《
孟子》、《
管子》、《中庸》和《
大学》等中国古代典籍，以论述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其中主要的论述有：《孔子的经济思想》(1905)、《社会主义评论》(1906)、《经济与道德》(1907)、《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1911)、《论经济的唯物史观》(1913)、《贫困》(1916)、《贫乏物语》(1916)和《米价问题所见》(1918)等，河上肇在这些论著中，都有对《
论语》、《
孟子》、《中庸》和《
大学》的引用和阐发。他认为，这些思想是“以马克思为创始人的”“经济的唯物史观”在古代东洋的思想源头。一方面，河上肇肯定经济是道德的基础，并引《
论语》、《
孟子》和《
管子》中的话进行论述，如他说：“古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仔细思考一下，足食实在是政治的第一要事。足食始能培养强大的军队而达到兵足，这样，教育、道德才能兴盛而使民信之。”“无恒产因无恒心，换言之，就是说经济不改善，道德就不能进步。因此，这是所谓经济的社会观的根本精神的一种应用。”
另一方面，河上肇又认为道德在价值上高于经济，“义”高于“利”，其思想有明显的道德至上的倾向。他说：“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仅仅把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值——作为文明的尺度，我则相信，只有尽量多的人能够‘闻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经济只是手段，道德才是目的：“闻道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富裕只不过具有作为达到这一人生目的的手段的意义。”他批评当时“极端的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观过于重视物质”，有“放弃个人的道德责任而归之于社会制度，忽视个人正心诚意之修养”的弊端。河上肇认识到当时日本社会面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他试图运用儒家道学关于“欲”的思想在理论上对其加以调和，他说：“我窃以为，道学所讲的无私无欲论，并非要否定经济学家所谓的欲望，只不过是要正其欲罢了。”……孔子曰‘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年至七十仍有心之所欲，只是，在他的欲望不出规矩的意义上，可谓完成了道德修养。……我作为一介经济学的书生，欢迎欲望的不断增进，但是同时，我把对一切私欲的超越，看作人生的本务。在他看来，调和经济与道德之冲突，还是要依赖于“正欲”即道德的提升。当“营利和道义发生冲突时，如果还有调和两者的途径，那就只能是弃利就义。”
与这种道德主义相适应，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还具有“尊农”的倾向。他主张改变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状况，调和“工商业与农业的冲突”。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近，强化了他心中具有的亲农村、反都市的情感。在河上肇当时的农业论的代表作《日本尊农论》(1905)和《日本农政学》(1906)中，一方面带着国家主义的色彩，同时也包含着对农民和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同情，进而具有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相通之处1111(第41页)。河上肇的这种对农村、农业、农民的亲近感，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一直到晚年，都还持续地保留着。
1945年9月，即去世前5个月，河上肇写下《小国寡民》一文，文中他摘引《老子》中的话，描述他心目中理想生活环境和社会是：“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并表达出他对这种理想社会的向往：“羡慕放翁的东篱，但对老子的小国寡民，则更觉得向往。……比起宏伟的宅邸，我更喜欢住小庵；同样地，比起作顽固坚持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大国的一员，我宁愿成为这种小国寡民的一员，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虽不知道日本的未来将会如何，但当此军国主义崩溃之际，不能不感到特别的喜悦。”应该说，《老子》所谓“小国寡民”，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封闭、节俭而又和平的社会，这一点，应与河上肇的亲农意识相合。但河上肇无疑对“小国寡民”作了现代性的诠释。
此时，正值日本战败投降，河上肇严厉批评“以大国众民、富国强兵为目标、顽固坚持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日本”，并希望日本国民对战败进行反思，他说：“日本人如果能借此机会领悟老子小国寡民的极其深刻的意义，今后会变得比从前更幸福。本来，对外向其他民族实行暴力武力的国家，对内也常常以暴力武力压制国民(被统治阶级)。从侵略他国获取主要利益的，仅仅是少数的统治阶级、权力阶级，而一般民众充其量也不过是沾到一点余惠，并且常常在压制性政治下窒息，那绝不能说是幸福。现在，由于战败，日本迫不得已放弃了武力侵略主义，同时，国民之自由将要增长，值得庆幸。如果更进一步，能在这两三年间，举国实行苏维埃的制度，然后能在三四年内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平，那末今后还是能够以高速走上增进民众福祉的道路。”这里，河上肇虽未对“小国寡民”进行直接阐发，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是把“小国寡民”当作武力侵略主义和暴力专制政治即军国主义的对立面来理解的，也就是当作和平、民主、自由的、使国民能够获得幸福的苏维埃式的理想社会来理解的。在日本战败之际，河上肇提请国民去领悟老子“小国寡民”的深意，其用意正在于，让日本国民从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醒悟过来，去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从而获得幸福。而河上肇借助《老子》中的“小国寡民”思想，来表达他的这种社会理想，也使这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现代意义上新的理解。与此相关联，河上肇还认为，《老子》中有与托尔斯泰的寓言小说《傻子伊万》所宣扬的不抵抗主义非常相近的思想。河上肇在未放弃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晚年，仍然运用中国古代经典《老子》的思想和语言，来表达他的社会理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如下特点：
第一，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思想，它成为河上肇思想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媒介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这样，在河上肇那里，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互动和融合，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三、河上肇与中国现代革命思想
河上肇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现代中国革命思想的进程。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主要思潮之一，而河上肇则在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河上肇的著作，从1920年到1965年，先后有《贫乏物语》、《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12类20多种版本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些著作，对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应该说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1917年，日本书商内山完造(1885—1959)在上海经营书店，并与鲁迅有亲密交往关系。他在回忆经营书店的情况时说：当时上海的完山书店，有关社会主义、唯物论、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出版物，销售量很大，不只是日本的顾客，中国的顾客也非常多。特别是河上肇博士的书，比如《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等，日中两方的顾客争相抢购，而《贫乏物语》则像小说一样的售出。顾客中，有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李汉修(李汉俊?——引者)等中国社会主义的
伟大先行者。完山说：“总之，就像河上肇博士的名字与日本的唯物论、社会主义等词语一起留在日本人的记忆中一样，或者更深地，河上肇博士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唯物论等词语共同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灵。”
事实上，1919年以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或最早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读河上肇的著作受到影响，其中有些是后来对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产生影响的历史人物，如李大钊、周恩来、郭沫若、彭湃、毛泽东，还有杜国庠、陈启修等等，不仅是共产党人受河上肇影响，国民党人如徐苏中，也曾通过翻译河上肇著译《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两文，介绍唯物史观，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伴随着这些人物的学术或革命活动，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革命的思想和实践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李大钊(1889—1927)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河上肇的著作。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篇文章是在读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之后写成的，其中，第1－6节的大部分或一部分，是对河上肇文章的翻译或概括，将其“转介绍”给读者，第7节是他在初步研究了河上肇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学说后，所感觉到的几点“意见”。河上肇于1919年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关马克思学说的译著文章，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界亦受到他的影响，从1919年至1922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河上肇的文章和译文达30篇次之多。李大钊所读到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体系》，就是1919年在《社会问题研究》上连载的文章。
郭沫若(1892—1978)也深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他于1924年赴日，着手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此译文曾在《艺文》杂志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郭沫若称河上肇此书“要算是日本初期马克斯理论的最高峰”，“对于我自己是生了莫大的影响”，他对书中的观点虽并非完全赞同，认为“大有缺陷”，但肯定“译完此书所得的教益殊觉不鲜”，他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指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引者)的译出在我一生形成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亡了的是它……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应当说，河上肇的著作在郭沫若的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另外，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如周恩来(1898－1976)、彭湃(1896－1929)、陈启修(1886－1960)等，也都曾受到河上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以上几位中国现代革命思想史上重要的领导人物和先进分子与河上肇著作和思想的密切关系，可以窥见，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1960年，毛泽东对访华的日本文学代表团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日本要比中国早。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的，通过日本的书籍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著作，现在仍是我们的参考书。”毛泽东作为河上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读者和接受其影响的中国革命领导人，以其亲身体会，对河上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他是日本最早研究、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日本与中国交通往来较欧洲便利，因而他的书也就通过众多的中国赴日、留日人员，较早传人中国。但是，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它所具有的东方气质，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思想的这一特点，使其与中国的思想界之间有者某种亲和力，易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由此，可以说，河上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互动、融合的特点及思想历程，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东方化以及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一个思想史的借鉴。
责任编辑 严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