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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余 霞(1972－)，女，湖北恩施人，土家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华中农业大学广告与传播学系讲师，主要从事媒介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摘 要]大众传媒作为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拥有三种表达历史记忆的模式：(1)报道历史，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历史记忆；(2)再现历史，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3)重塑历史，以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历史记忆。这种表达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框架之中的，而且，媒体建构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具有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历史记忆；传媒表达；记忆模式；社会框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25－05
       记忆是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最近几年成为多学科关注的话题。社会学、人类学、史学、哲学等领域的学者提出了几个关系密切的术语：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等。三个概念有一致的取向：记忆离不开社会、集体，是在现有的社会文化资源背景下对过去的重构。不过，细细鉴别，亦可从外延、内涵上进行区分。有学者认为，历史记忆的范围最小，指集体记忆中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的那部分记忆。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它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个社会中，强调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1](第137页)。笔者基本赞成这种区分，但认为历史记忆还应包括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流变的根基性情感联系的记忆，如抗日战争对于新中国就具有这样的意义。因此，本文以我国大众传媒关于抗日战争的记忆为例，考察大众传媒时代历史记忆如何通过大众媒介渠道进行表达，分析大众媒介建构历史记忆的社会框架，并进一步探讨大众传媒建构的历史真实与历史学所追求的历史事实真实之间的差异。
       一、大众传媒与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不同于一般的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它更强调一种根基性的情感；或者说，它更牢固地把群体凝聚在一起。它与个体的自传记忆不同，尤其是在记忆得以延续、贮存的具体渠道上。我们知道，历史记忆主要由学校教育、社会仪式、公共媒介等渠道进行强化。因为历史记忆往往与某个社会、国家、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甚至是现行秩序得以合法化的关键性叙事。所以，它们会运用自身掌握的权力资源体系保障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延续。这样，历史记忆关涉的主体不需要很费力就可以获取相关的记忆资源。与此不同，个体记忆需要个体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利用公共渠道传播私人化信息的机会也相对缺乏。21世纪，报刊、广播、影视等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加上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卷入与渗透，大众传媒将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形塑历史记忆方面，传媒无疑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基于这样的假设和认识，这里提出大众传媒的历史记忆的问题。
       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即传媒以自身为平台、渠道，通过新闻报道和文学、影视等种种艺术方式对关系国家、民族的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多种表述，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认识、历史观念，并经由媒体的传播强化该国家、民族对自身根基历史的记忆，最终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历史记忆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十分紧密。一方面，当代历史记忆对大众传媒具有依赖性。传统社会中，历史记忆的主渠道是人际传播，如民间的讲故事、说书、戏曲等。当代社会中，传媒深刻卷入日常生活，传统的记忆渠道逐渐被大众传媒取代。人们关于历史的知识、信息越来越多来源于大众传媒，其迅速、快捷、广泛有助于强化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传媒要加入记忆行列从而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行业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为谋求自身发展，各种传媒不断丰富自己的社会功能。以自身为平台表达历史记忆既体现了传媒承担社会功能的积极性，又是它提升社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手段。当历史记忆与现行秩序具有一致性关系时，媒体表达会得到鼓励与支持，如果失语，结果可能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因此，传媒会主动地参与到历史记忆的建构中去。这样，历史记忆凭借大众传媒强化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而大众传媒通过参与历史记忆的建构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二、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模式
       大众传媒是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无论是通过新闻报道还是运用文学、影视等艺术手法来表述历史，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即便是以虚拟身份或媒介组织的身份出现，其背后仍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对于历史的表述，因为表述主体的不同，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叙事主体身份的差异和叙事视角的不同，大致将大众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模式分为三种：(1)报道历史，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历史记忆；(2)再现历史，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3)重塑历史，以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历史记忆。
       报道重大历史活动，既包括在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传媒以新闻的方式记录事件的发生、发展，使它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包括对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后发活动的报道，典型的如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庆典、仪式等活动等的报道，它们是包含新的新闻价值因素的历史的呈现，可以说是对社会历史记忆的报道。这里使用“历史活动”以区别于某件独特的历史事件。显然，这种记忆方式就是新闻报道的方式。我们截取两个时间点，从关于抗日战争的新闻报道来看这种记忆方式的特点。一个是抗日战争初期的新闻报道，一个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报道。前者以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为例。“九·一八”事变后，《申报》便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成为私营报刊的一面旗帜。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申报》全力投入报道中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宣传活动。事变发生的第三天，《申报》以“华北形势突变，日军炮击宛平城”，“我驻军坚决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的大字标题，详细报道了日军制造事端的经过。当天的社评《又一次侵略行动》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借口，指出“这次冲突，在日军方面显然又是有计划的侵略行动”，要求“政府一定早有充分准备”，不能让同样的事件发生。对“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申报》作了长时间的连续报道。抗战过程中，《申报》历经沧桑，但它始终关注着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无情揭露和抨击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阴谋和罪行^[2](第210－228页)。后者以《人民日报》为例。200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年之际，各种大众传媒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纪念日当天，《人民日报》第八版推出纪念专版，以“难忘的往事”为总题为抗日战争的健在者提供言语的舞台，通过他们的叙述来提醒中国人“不忘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9月3日，更是整合第五、六、七、八版4个版面，以强大的声势打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特刊》，推出“真理之路”、“胜利之师”、“英雄之歌”三个专版，营造出全国、全民族共同庆祝胜利的氛围。既有经典历史场景回放，也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更有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
       
       在对历史事件及其后发的相关活动的报道中，大众传媒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就抗日战争而言，传媒是抗日战争的参与者和报道者，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这个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重大庆典活动的参与者、策划者，也是新闻报道者。前者使它们能以见证人的身份参与历史活动，后一个身份使大众传媒肩负起历史叙事的重任。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视角显示了大众传媒作为历史建构者的独特之处，它以新闻报道的真实感与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感相适应，使大众传媒得以成为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闻报道式的媒体记忆确实非常重要，但它需要特定的时空情境，即新闻事件发生的独特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在历史事件已经消逝后的日常生活时空中，传媒如何将历史记忆传承和延续下去?哈布瓦赫认为，在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的断裂中，集体记忆维持了社会。在群体和社会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空白点；表面上看，在创造性时期之间存在着真空，但这些真空是由集体记忆充塞着的^[3](第45页)。我们不妨追问，这时的历史记忆又靠什么得以维持?因为记忆理论告诉我们，记忆的产生和维持与提取记忆的线索相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要凝聚群体，我们就需要不断为群体提供能够进行集体记忆的线索，这时，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它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采用了再现历史，以复述者的视角表达历史。其间的区别是：大众传媒不是事件的参与者，他纯粹是一个观察者，他可以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参观博物馆、考察战争旧地、采访当事人等种种途径，力图展现历史事件发生当时的情状，然后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出来。
       历史本身是严肃的，但我们表述历史的方式却可以多样化，正如喜剧和悲剧其实都可以表达宏伟的叙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历史记忆的意义就在于将历史中有助于当下的合法性和聚合力的东西从历史事实中凸显出来，使之进入社会的表层，为社会所关注，从而巩固当下的权威。这样的一种实用目的决定了我们采用多种叙事方式的可能。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依据历史进行艺术创造。这便是传媒表达历史记忆的第三种模式，即运用影视剧等艺术样式，以生动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塑造历史记忆。不过，这种创造是在一定的社会记忆框架中发生，它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说到底，它是基本事实真实基础上的细节创造。如果完全脱离历史真实，它就不是我们所指的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根基的历史记忆了。
       大众传媒塑造历史记忆的三种模式共同存在，它们各有自己的叙事特点，如新闻报道式加强了历史记忆的真实感；历史事实的回顾填补了事件发生与相关仪式间的空白；艺术方式的历史塑造使历史记忆更加丰富生动。
       三、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社会框架
       历史记忆不是面对历史的被动的产物，它恰恰是我们站在今天的时空情境中对历史的一种思考，一种建构。所以，我们会发现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忆。有的历史事件，原本已经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在某一特殊时刻被重新挖掘、诠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力量源泉，被铸造成他们的历史记忆。我们还会发现，那些涉及到对立力量较量的历史事件，对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意义，因而在不同的主体那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记忆：有的力图捍卫历史，有的却试图忘却历史，重造记忆。无论是忘却还是记忆，也无论选择怎样的方式记忆，无疑都与当下的情境相关。“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accelerant)，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与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性的历史回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而在重新发掘和诠释中，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传续和变化”^[4](第46页)。就大众传媒来说，建构历史记忆的行为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它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力量的控制。“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3](第68－69页)
       因为历史记忆关涉民族、国家的根基，所以，历史记忆对国家、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提到国家、提到民族，至少就意味着两个面向，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外的，这两种面向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框架。“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3](第93页)
       当历史记忆指向内部时，它遵循单一的国家叙事框架。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共同的根基情感是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共同感来自于对共同的起源历史的认同。就抗日战争来说，相对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来说，它拥有一种解释合法性、权威性的力量，它使我们确认：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整个中华民族是团结一致的，因此这是全民族的胜利；同时，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还反复确认一个重要的观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于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在确认民族凝聚力量的同时确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确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正是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众传媒的丰富抗战叙事中，每一种媒体都以这种宣传基调确立具体的表达方式。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无论是党报党刊，还是市场化的、娱乐化的报纸，都辟出一定的时空平台，共同参与到对历史的表达中去，形成强大的媒体合力。从传播学效果论的立场来看，这将产生共鸣效应，强化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的记忆。
       当历史记忆指向外部时，它处于多元的竞争叙事框架中。国家和民族的产生、发展往往经历了各种力量的较量，有内部的斗争，也有与其它国家、民族的竞争。内部矛盾随着国家、民族的统一，将会逐步建立起共同的历史记忆，以保证现行秩序的合法性。而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争斗情况往往很复杂。战争是一种最剧烈的方式。战争的双方或多方主体对战争会有不同的叙事，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建立于自己有利的合理性，结果便导致了对历史的竞争性叙事。在关于抗日战争的媒体记忆中，中日双方作为记忆的主体，从整体来看，始终处于一种对抗性的叙述中。具体表现为：中国媒体强调历史，提醒国人不忘国耻，牢记抗战精神；日本媒体试图改写历史，让国人忘记这段历史。这种竞争性的历史记忆与叙事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也有文化原因。这些因素无疑都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整合起来决定着传媒的叙事。竞争性的记忆之存在从反面说明了关于抗战的媒体表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存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观念，乃至不同的行为，才为竞争性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存在的土壤。
       有学者认为，历史记忆可以是回溯本源，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拥有一些可以充分应对变化的传统资源，自己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分子，凭着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方式，人们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这种回忆常常可以
       被称为寻根，把无数早已分枝的枝叶联系到一个共同的根那里，不仅得到了互相认同的基础，而且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来源。历史记忆也可以是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的来源，并把这种连累自己的根挖出来并彻底斩断。为了现实的需要，人们试图淡化旧的历史约束，越过传统的文化边界，融入新的知识与经验中，历史记忆对他们而言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4](第45－53页)。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传媒历史记忆的社会框架。就历史取向来看，单一的历史叙事和多元的历史叙事是相对的，它们都可能针对不同的历史采取不同的历史取向，从而在不同框架下进行历史表达。即便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部，在一元叙事框架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竞争。不过，在民族、国家等概念具有某种高度一致的社会，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历史叙事具有更强的同一性。民族叙事、国家叙事在关乎抗日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记忆上，是等同的，个体叙事完全融入其中。当然，我们发现，在市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媒体的这种叙事除了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权威力量的支配下进行外，也难以避免市场的某种纠缠。“国家和市场力量的联姻，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化生产的一个颇具理论意义的景观。^[5](第25页)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在涉及到国家、民族的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中，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市场的联姻都是一个现实的叙事语境。这种框架下的叙事允许市场以某种方式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强化了历史叙事的一致性。
       我们承认大众传媒对历史记忆的表达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传媒所建构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是什么关系?对该问题关注的焦点是历史的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差异。
       历史记忆是文化研究(诸多学科参与的学科群)关注的对象。它始终强调当下的理解，以跨学科的视野看待历史，关注现实中的人如何理解历史。
       它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迪尔凯姆)，所谓社会性事实(social fact)，它的历史内容可能是虚构的，但其社会影响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6](第44页)。
       作为一种社会性事实，历史记忆看重的是心理真实，即当前人们如何感知历史。这种心理真实可能会与历史真实发生出入，扭曲甚至改变历史，人们视这种改变了的历史为真实的历史，尽管它不符合物理性真实，但它确确实实影响了持有这种记忆的人们的思想、观点，乃至行为。一句话，他们实实在在当这种记忆为历史真实。换言之，在实际效果方面，它是一种心理的真实。
       历史真实本身是无意识的，不管我们意识到否，历史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本身不因我们而发生改变。历史记忆不同，它是我们意识到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记忆。有意识的记忆意味着我们可能根据需要来选择性地进行记忆，历史在我们的记忆中可能发生变形、扭曲甚至遗忘。对于历史记忆来说，首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历史。其切入点和归宿都在于人，关注的是人对历史的感受。大众传媒作为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它形成了独特的模式，并在不同的社会框架下进行历史叙事。历史记忆的真实不同于历史本身的真实，尽管从本质上说它们也有某种一致性。强调历史记忆的主体性，即落实到记忆是人的记忆这一点上，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记忆的发展与建构现实。同样，我们不能忽视大众传媒的独立性，它决定了传媒在建构历史记忆时的独特性，如真实性与想象的结合，追溯历史与面向未来的双重视角。
       [参考文献]
       [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2]马光仁．抗战时期的申报[J]．抗日战争研究，1995(2)．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J]．中国哲学史，200l，(1)．
       [5]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c]．文化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6]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学刊(香港)，1995，(秋)．
       (责任编辑　车英　于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