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摘要）
作者：张德明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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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德明(1949－)，男，湖北京山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亚太经济关系史研究。
[摘 要]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的统一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恢复和发展一国分离部分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重建统一的民族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扩大主张统一的阵营、增强拥护统一的力量；经济关系的发展能够促进政治关系的密切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进而有利于遏制内部分离势力和抗衡外部的干涉势力；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是促进各部分之间经济关系良性发展、带动全民族经济增长、为国家的最终统一准备经济前提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关系；民族国家；统一；作用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219－07
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并不陌生，但至今还没有见到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该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都十分重要。探讨该问题，总结世界历史上民族国家统一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不无补益。因此，笔者谈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
发展经济关系是重建统一民族市场的一个重要步骤。
何为民族国家?《韦伯斯特英语词典》里的定义是：“民族国家，即一个稳定的、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共有同一领土、经济生活、特有文化和语言的人类社会。”[1](第1196页)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与此大致相同，只不过其中多了一个“共同心理素质”。这说明，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对民族国家的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
民族国家的各部分是靠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联在一起的。而经济关系是其中的一条最基本的纽带。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内力或者外力作用的结果，原先统一的国家可能分裂为几部分。它们之间的具有民族国家性质的经济、政治纽带暂时中断了(有时这个“暂时”可能长达数个世纪)，共同的经济、政治生活就不存在了。例如，意大利自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就陷入分裂，“意大利”这个词，1860年之前只是一个半岛而非一个国家的名称，尽管其各部分在血缘、宗教和语言方面都是共同的。梅特涅曾以贬低的笔调将“意大利”描述为“地理概念”[2](第1页)，民族国家性质的经济纽带荡然无存，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仅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沿岸就有22道贸易关卡[3](第552页)；在帕尔马到莫德纳一条短短的道路上要征税6次。从都灵运谷物到热拉亚，运费比从黑海海岸的敖德萨运往热拉亚的还高[4](第304页)。德意志于1525年农民战争后陷入分裂，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又将它分为360余个邦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则为39个邦国。德意志境内关卡林立，币制各异，税则繁多。1895年至1945年和冷战时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也不存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统一的民族市场。
欲使分裂之国重归一统，该国自己得有一种足以克服阻止统一的内外障碍的强大力量。在此力量形成之前，必须首先将经济关系这条处于中断状态的最基本的纽带联结起来。经济关系的建立首先从贸易开始，接着是取消关税、统一货币、度量衡等，于是统一的民族市场得到了重建，分裂的各部分遂有了共同的经济生活。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铁路的修建(1835年始)等就起到了这种作用。正如意大利经济史家卡洛·M.波拉指出的：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而产生的自由贸易区占整个德意志土地的五分之四，境内人口约有3300万。关税联(同)盟促进地区之间的流通、竞争和分工，……成为国家创立市场的典范，大大鼓励私人工业的发展”[5](第271页)。19世纪四五十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意大利，经济的发展有力地冲击着意大利的分裂局面，贸易关系穿透政治阻力开始联结诸邦。自1839年意大利逐步有了铁路，到1861年超过2000公里，75％在北部，19.5％在中部，5.5％在南部[6](第164页)。内外贸易总额从19世纪30年代初的2.2亿马克增至1850年的5.5亿马克，再增至1870年的14.8亿马克。在统一完成前夕，经济关系在各邦之间已初步建立起来。
经济关系在美国的作用则呈现出另一番情景。起初，经济关系将英属13个殖民地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美利坚民族国家。然而，由于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使得北部和南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经济体系。到内战前夕，南部与北部的经济关系出现深刻的裂痕：一是在内部整合问题上，北部竭力支持将东北部的工业与西北部的农业相结合的工程。南部认为该工程不利于南部的发展，妒忌之并加以抵制。二是关于中央银行的问题，既是资本中心又是银行股东中心的东北部，因致力于商业而深知牢牢控制货币体系的好处而支持中央银行。作为农业和债务者地位的南部敌视为北部股东利益服务的中央银行。三是在开放西部土地的问题上，东部工业利益集团反对将公有土地出售，以免工人受吸引而离开工厂。南部则极力支持尽快地出售西部土地以刺激南部农业的扩张。四是关税问题，北部认为保护性关税是工业发展、国家经济独立的关键。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棉花的南部则憎恨保护性关税，认为它阻止了自己购物于世界市场，迫使自己资助北部经济：由于南部不能在国外购物而被迫出卖两次——首先出售棉花换取外汇，然后在北部货币市场卖掉外汇。南部由于在两次出售的过程中接连蒙受损失而反对保护性关税[3](第614－615页)。与此相反，南部与英国——北部的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工业革命“将美国南部变成了大不列颠的经济伙伴。南部成了供应南开夏工厂的世界原棉的主要生产者。”[7](第537页)不断发展的英国棉纺织业，原棉的75％－80％依靠美国南部。到1860年，英国1050万雇用劳力中近50万被直接雇用于棉纺织业，在与棉纺织业的相关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共达150万[8](第170页)。由于南部与北部在经济关系上矛盾重重，统一的民族市场受到严重损害，再加上政治上的冲突，最后导致美国的一度分裂。这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重要作用。
二
发展经济关系使主张统一的阵营扩大、拥护统一的力量增强。
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使各方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市场的扩大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和发财致富的机会。这些新受益于经济关系发展的人群和势力自然与赞成统一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与分裂势力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从而扩大了主张统一的阵营，增强拥护统一的力量。
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蓬勃开展使德意志各邦的资产阶级有了共同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成为主张建立统一的德国的天然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关税同盟、工业革命、再加上农奴制改革这些因素使大部分容克地主采用资本主义方
式经营，经济活动超出了本邦的范围，卷入了整个德意志的市场甚至国际市场。这部分人原本对德意志的统一漠不关心，有的甚至是坚持德意志分裂的顽固势力。切身经济利益、崭新的经济关系使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漠不关心或坚持分裂转变为拥护统一的中坚力量。以俾斯麦为代表的一批容克地主就是这样一股力量。俾斯麦的邻居、与俾斯麦之父和俾斯麦本人关系异常密切的恩斯特·冯·比洛——库莫洛夫是位颇具影响的容克大地主、农业政治家和政论家。1848年革命期间，为了维护容克地主的共同利益，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容克地主。然而，正是这位比洛“通过农业的近代化和通过发展农村工业、信贷事业和交通事业，而促进了使庄园经济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一切”[9](第154页)。在此基础上，他在其著作《普鲁士，它的宪法，它的行政管理，它对德国的关系》中最先提出了小德意志的主张。按照这一“方向的思考是与关税协会(即关税同盟笔者注)结合在一起的观念的逻辑结果：德意志各邦内部的障碍应当拆除”。
俾斯麦曾经是个不关心甚至反对德意志统一的“宫廷党”人，1848年革命期间，他在普鲁士议会中公开宣扬：“德国的统一是一种妄想。”俾斯麦传记《俾斯麦》的作者、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恩斯特·恩格尔贝格指出：“俾斯麦不参与某些像拉多维茨一类的保守派怀有的那种‘德意志幻想’，尽管在必要时也装出一些被视为热爱德意志的保证，但基本上在革命的岁月里他只关心普鲁士。”[9](第266页)中国的德国史专家丁建弘认为俾斯麦早期的“政治主张是亲奥、亲俄、亲法，……亲那些保持德国分裂的势力。”[10](第160页)
可是，正是俾斯麦却成了实现德国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政治态度为何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呢!归根到底得从当时德意志经济关系的发展中找原因。俾斯麦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自己的农场，筹建庄园工厂，从事木材交易，其产品已越出本地范围，而同国内外市场联系在一起[10](第157页)。到19世纪50年代初，俾斯麦主张普鲁士必须及早同德国发展着的“物质关系”打交道，“采取主动”。
当时德意志的“物质关系”又是谁发展起来的呢?是关税同盟。恩斯特·恩格尔贝格指出：“站在经济一社会发展新时代开端的是由普鲁士倡导的关税协会(关税同盟)，它参与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在生铁生产、一批正在运转的蒸汽机、输入棉花和几乎轰动一时的扩建铁路等方面。”[9](第158页)同时，与这些“物质关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型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也对俾斯麦产生重要影响。在俾斯麦经营庄园期间与他经常交往的许多重要人物中间，有一位阿尔布雷希特·冯·阿尔文斯勒伯爵，是1835－1842年普鲁士财政大臣，在任期间为促进德意志关税同盟做出了许多贡献[9](第201页)。此人关税同盟的理念和行为不可能不对俾斯麦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另一位就是冯·比洛——库莫洛夫。俾斯麦基本上读完了比洛的著作《普鲁士，它的宪法，它的行政管理，它对德国的关系》，继承和发展了该书中提出的小德意志的思想[9](第155－156页)。德意志各邦间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使俾斯麦由坚持德意志分裂的铁杆人物转变成实现德意志统一的铁血宰相的极重要的因素。在德意志各邦中，从对统一漠不关心或坚持分裂转变为拥护统一的人，远不只比洛和俾斯麦两人，而是一大批人，一股强大的势力。
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起初并没有立即改变意大利现状的迫切愿望，可是，随着诸邦经济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他们逐步转向主张统一的立场，开始谋求符合自己利益的统一全岛的方案。加富尔就是这部分势力的典型代表。19世纪30年代，他周游整个欧洲，英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对他产生重大影响。为撒丁王国的富强而鼓吹贸易自由、修筑铁路、建立议会制等。但他只“赞成皮蒙特的扩张而从不相信意大利半岛统一的主张”[11](第111页)。然而，由于皮蒙特的经济和它与诸邦经济关系的发展将萨丁王国推上了实行意大利统一的中心地位，随之，加富尔也由只赞成皮蒙特扩张的本位主义者转变为策划意大利统一大业的重要人物。经济关系的发展对西西里岛的政治态度也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历史上种种复杂的原因和其地理位置孤悬于海上，岛上的上层人士曾有相当强烈的“分立主义”情绪。但海岛与大陆日益增强的经济关系表明：岛上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需要大陆这块广阔的市场，而大陆也需要西西里岛这块原料产地。岛上的资产阶级不管是民主派还是自由派都认识到只有与大陆统一才有出路。于是，他们的“分立主义”情绪转变为与撒丁王国合并的意愿。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一解放西西里岛，新的地方政权就采取了取消或降低多种关税，宣布贸易自由和航海自由等改革措施[12](第266页)。于是，“西西里所有各镇，除了一些偏僻小镇之外，都已声称赞成与战无不胜的维克多——埃曼努伊尔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合并。”[12](第267页)
三
经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政治关系的密切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有利于遏制内部顽固的分离势力和对支持分裂的外部势力造成威慑。这一点在意大利的统一和德国统一的过程中都有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统一之前的意大利，“许多商人都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民族市场，取消内部贸易关卡；在他们看出来，这个新的铁路时代要求使交通互联形成系统和使不同的度量衡和货币标准化，……进步的土地所有者、商人和制造商为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的主张和全部采用公制的想法所吸引。”牛津大学资深研究员麦克·史密斯(D. Mack Smith)指出：“所有这许多倾向变革的激情都对伴随意大利的统一而进行的行政、政治、社会和经济革命起了促进作用。”[3](第552－553页)史实正是如此。经济上统一的要求加速了意大利第二次反奥独立战争的到来。1859年，反奥战争打响，加里波第的“阿尔卑斯山猎兵”开进敌占区伦巴底。他们四处散发文告：“伦巴底人：现在你们被号召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们在各省的弟兄们已经宣誓与你们同胜利或共牺牲。我们的任务是……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不被任何外国兵玷污的遗产。……如果意大利的儿女们团结起来摆脱外国的压迫，意大利就会重新恢复上苍分派给她在各国当中所应占有的地位!”[12](第243－244页)。尽管奥地利当局三令五申：“如果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协助革命……该地必须受到火与剑的严惩”，但伦巴底人民不惧此禁令，热烈拥护和千方百计地支援加里波第的部队，使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绩[12](第244－245页)。撒丁王国的政府军与法军一起浴血奋战，最后击败了奥军。同年，中部诸邦爆发革命，坚持分裂的反动政权被推翻，翌年，与撒丁王国合并。
由来自意大利各地的爱国者自愿组成的“红衫军”开赴西西里岛，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解放了西西里。在意大利，经济关系的发展与爱国主义的高涨之相互作用表现得特别突出。
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后，在经济关系的带动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诸邦之间的政治关系日益加强。一方面，普鲁士认识到关税同盟是它用来扩大对同盟成员邦的政治影响的有用工具。另一方面，18个成员邦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自愿限制自己的主权，这种情况在德意志邦联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到19世纪30年代结束的时候，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已将关税同盟视为迈向更大的政治同盟的第一步[13](第24页)。德意志诗人法莱尔斯莱本(Fallersleben)在1840年写诗表达了这种情感，其大意是：“由于你们已经将一条纽带缠绕在德意志祖国的身上，那么这条纽带将我们的心缠在一起的作用比德意志邦联的作用大得多。”[13](第24页)后来的发展正是如此。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北德意志诸邦同仇敌忾一举击败了奥地利，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可是，南德几个邦在普奥战争中居然站在奥地利一边与普鲁士为敌。为了早日实现德国的统一，俾斯麦充分发挥了关税同盟的作用。他以解散关税同盟相威胁要求改革关税同盟的机构，迫使南德诸邦的民选代表与北德的民选代表平等地坐在一起共商大事，以便将关税同盟变成全德的代议制机构。尽管会议上南德的代表反对这一企图，但这种使双方代表已经坐在一起的事实对德国的统一的确起到了作用：“使分立主义者现在所强调的是对全德的忠诚而非对地区的忠诚。”[14](第35页)这尽管是俾斯麦为了实现德意志的政治统一而耍的一种瞒天过海的手段，但说明关税同盟的极端重要性：即使独立意识很强的南德诸邦须臾也离不开它。这种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在1871年7月已变成席卷德意志所有部分的爱国洪流，分立主义和对普鲁士的不信任暂时被一扫而光”。德国政论家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任何一个德意志人，无论他是谁，如果现在不站在他的民族一边，就是一个叛徒。”[15](第27页)在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的两、三天前，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就开始动员，其军队加入了普鲁士皇太子指挥的“第三军”[15](第27页)。北德、南德同心协力彻底击败了阻碍德意志统一的法国。尽管战争初期南德民族激情高涨，但德国的统一仍有阻力。色当之战后，南德的主要邦巴伐利亚虽然同意加入北德意志联邦，但交换条件是获取特权，而这些特权将会弱化该联邦亲和力。对此，俾斯麦毫不犹豫以使巴伐利亚在经济、政治上孤立相要挟。他暗示：将单方面废除关税同盟条约和邀请南德其它邦到凡尔赛商讨统一问题。最终迫使巴伐利亚就范[14](第41页)。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了经济关系在增强民族情感、遏制分离势力和击败支持分裂的外部势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关税同盟内的自由贸易和铁路网将工业中心与分布在不同邦的铁、煤等资源紧紧联在一起，从而将整个德意志联在了一起。因此，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血和铁上，倒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更为真实。”[16](第81页)卡洛·M·波拉也认为：“德国政治制度的统一是以市场制度的统一为基础的。”[5](第272页)意大利史学家说铁路是缝好意大利这只大皮靴的丝线[17](第88页)。其实，应该说包括铁路在内的整个经济关系才是缝好意大利这件“百衲衣”的丝线。
四
国家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是促进各部分之间经济关系良性发展、带动全民族经济增长、为国家的最终统一准备经济前提的关键。
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快，其它部分的向心力则强，经济关系就能持续、甚至加强。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滞后，其它部分的向心力则会减弱，甚至会转变为离心力。德国统一中的普鲁士和意大利统一中的撒丁王国是前者的典型例子。苏联解体之前的俄罗斯则是后者典型例子。
众所周知，普鲁士是小德意志中间最大的邦，其农奴制改革和工业革命都走在其它邦的前面，又是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组织者和控制者，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最强。其它邦的经济发展都少不了它，都有赖于它。也就是说，普鲁士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雄厚而对其它邦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反过来其它邦则对普鲁士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向心力。实际上，在德国实行政治统一之前，德意志已经实行了经济上的统一[18](第217页)，其核心就是普鲁士。
撒丁王国原本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邦，但加富尔在任商业、农业部长和首相期间，推行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1850－1855年)，诸如殖产兴业，修筑铁路，创建银行，大幅度削减关税，开凿运河，建立军事工业，等等[2](第21－22页)，使撒丁王国成为意大利诸邦中经济发展最快、经济实力最强的实体。美国的意大利史专家查尔斯·L·基林杰认为：“正是在渐变的自由宪政体制下的皮蒙特的经济近代化将该王国推上了致力于半岛统一的中心舞台。”[11](第111页)因此，其它邦对它的向心力不断增强：在1848－1849年反奥战争中，其它邦并没有积极参加皮蒙特的行动，而1859－1860年的情况则恰恰相反[2](第21页)。反奥战争胜利后，诸邦则纷纷合并于它。加里波第之所以打着撒丁王国国王“埃曼努伊尔万岁”的旗帜率“红衫军”远征西西里，最后将南部半壁河山合并于撒丁王国，除了将意大利的统一奉为至上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认识到了撒丁王国的实力和在国家统一中的地位。
从1480年莫斯科大公国摆脱蒙古的统治获得独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俄国的历史长达511年。经过5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国居然一朝分崩离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但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俄国的主体——俄罗斯的经济在苏联的后期严重滞后。
苏联长期实施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人为的、中央政府强加的，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那种自然形成的经济关系，一旦计划经济失灵，这种人为的经济关系也就不存在了。由于国家的主体——俄罗斯的经济严重衰退，造成这一后果的计划经济也就推行不下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妙手回春”的经济改革也一败涂地，于是，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纽带就中断了。同时，俄罗斯经济的严重滞后还导致了其它加盟共和国对俄罗斯的向心力减弱，离心力增强，认为没有依赖俄罗斯的必要，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4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
耐人寻味的是，俄罗斯不仅不阻止这种分裂国家的活动，反而乐见其成，认为这些加盟共和国拖了俄罗斯的后腿，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负担。“许多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都认为保住苏联代价太高”[19](第138页)。叶利钦则以“俄罗斯”来挑战“苏联”[20](第587页)，主张“俄罗斯优先”[19](第139页)。
在国家经济、政治危机之际，作为苏联主体部分的俄罗斯不是与其它加盟共和国同舟共济，而是视它们为负担而不管，只顾自己，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整个苏联的利益之上，自然会导致非俄罗斯部分的脱离。这是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使经济发展缓慢和苏美争霸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造成的悲剧。这从反面说明了国家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对民族统一的极端重要性。
由于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凡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势力都积极推进分离部分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如俾斯麦和意大利的进步力量就是如此。与此相反，那些反对统一、坚持分裂的势力则竭力阻碍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普鲁士的唯一对手奥地利嫉恨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统一方案，千方百计破坏之。其最恶劣的手段就是力图拆散德意志关税同盟。为此，1853年，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伯格提出建立一个由奥地利主导的德意志中欧关税同盟。许多中小邦诸侯表示“可以考虑”。由于各邦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和俾斯麦使尽全身解数与之斗争，最后终于挫败了施瓦尔岑伯格的阴谋，保住了德意志关税同盟。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讨论建立意大利关税同盟时也估计到“奥地利必然顽固地反对伦巴底一威尼斯地区参加意大利关税同盟。”[12](第137页)如今中国台湾的台独势力极力在台湾海峡两岸的直接“三通”和经济交往上设置障碍，其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综上所述，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所起的作用是：恢复和发展一国分离部分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重建统一的民族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步骤；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扩大主张统一的阵营、增强拥护统一的力量；经济关系的发展能够促进政治关系的密切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进而有利于遏制内部分离势力和抗衡外部的干涉势力；国家主体部分的经济发展是促进各部分之间经济关系良性发展、带动全民族经济增长、为国家的最终统一准备经济前提的关键。如果说军事力量是一国统一必需的硬件，那么经济关系和经济实力就是必需的软件。
我们强调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忽视或否定政治关系、军事力量、文化因素和外交策略等的重要作用。只是说经济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基本前提。而且经济关系的作用与其它几种因素的作用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只有充分、全面地发挥这几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才能最终完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科学地总结和吸取世界史上其它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完成统一进程之中的中华民族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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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桂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