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霍有明(1958－)，男，甘肃天水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关键词]文学编年史；文学史重写；思考
[中图分类号]1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2－0185－04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不过百年之久。1897年，日人吉城贞吉始出版《支那文学史》(1913年有中译本，由开智公司印行，题名《中国五千年文学史》)，是为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其后则有笹川种郎1898年出版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903年即有中译本，由上海中西书局印行，题《历朝文学史》)、英国翟理斯1901年出版的《
中国文学史》和德国顾路柏190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等。国人自己的专著，则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于1906年始出版；林传甲的《
中国文学史》于1907年始出版
[1](第一卷“导言”第5页)。从窦氏的《历朝文学史》出版至今，时间恰巧过去了一百年。短短的一百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文学史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兴到盛的巨大发展，甚至已成为一门“显学”。
建国后30年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曾撰写出多种中国文学史，其中较著名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等等。这些纪传体文学史专著，都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在广泛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脉络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为止两千多年间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是，今天看来，这些纪传体文学史专著也往往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通常是注重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大作家单独列出章节，中小作家则并列在一起，由此分析其重要作品。这样做的好处是具有教科书式的性质，有利于读者特别是学生尽快熟悉了解历代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但不足之处是有时忽略了文学史的“史”的性质。又如，在处理断代史与通史的关系时，有时受到“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观念的影响，对“一代之所胜”则论述得多，对非“一代之所胜”则论述得少。再如，在评论具体的作家作品时，有时考察其渊源和影响不足，未能做到既“断”又“通”。像论述唐代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时，则必须深入考察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和南朝宋代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作品对其的影响，如此方能全面观照田园山水诗的演进历程。而至于社会政治思潮对于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更是毋庸讳言。
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文学史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有大量的文学史类著作面世。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发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期望中国文学史研究能有新的突破。
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撰写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唐代文学史》(上、下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此，《文学遗产》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举办了《唐代文学史》的研讨会，邀请在京的专家学者对该书进行评议，并讨论有关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在充分肯定这部《文学史》的同时，即有专家指出，该书的不足之处则在于“没有完全脱离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写法，导致史的线索不够鲜明”
[2](第120页)。还有专家指出，就全书结构来看，由于还是按照初、盛、中、晚的时代背景来划分，以作家或作家群为线索设立章节，有时就偏离了史的视角，如李峤咏物诗在律诗形成中的意义，已经有人指出，该书略而不谈，却强调李的所谓“感情深挚”的作品，未免遗憾。看来如何区别有文学意义和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仍是文学史建构中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2](第120页)。再者，像尽可能扩大文学史涵盖内容的问题，包括小作家、文体、史传文学和俗文学等，本书也存在不足，如“辞赋仍未能列入，是一个失误”
[2](第121页)。
那么，如何克服现今纪传体文学史的不足呢?有学者认为，只要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不同的理解与不同的写法而形成各自的特色，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丰富和完善文学史这门学科。即使现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
[3](第一卷第3页)。还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史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们总是代表着集体的话语，面对的读者似乎也是所有的人，这样，便不大可能发表个人的意见，其后果是文学史功能的混淆。设想以后能不能至少写出三种不同功能的文学史，其一是教科书式的，以针对学习知识为主的学生，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其二是为一般文学爱好者的，要想办法写得引人入胜；其三是给专家的，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与各种研究成果
[2](第121页)。
笔者认为，采用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面世，正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益的工作。这里仅以其中的《隋唐五代卷·下》为例。
首先，该卷突破了过去纪传体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写法，依年代编排来展现晚唐五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年”中又分“月”，如不能分清“月”者则系在“本年”下，这就大大丰富了晚唐五代文学“史”的功能。
其次，凡与文化有关的重要政策、活动、事件等资料尽量收入，以全方位展现晚唐五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并为当今的研究者提供资料上的方便。例如，晚唐开科取士活动之“龙虎榜”，纪传体文学史通常不涉及，该卷中则详细收录，尽量搜集榜内录取者的生平行事、文学成就，颇为便利。又如，对于韩偓，过去的纪传体文学史通常只论其“香奁体”，且多贬抑。而该卷公元889年韩偓条下则广征博引，备记其生平行事及其忠义之举，对其诗作也全面论析。
再次，突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念，对晚唐五代的文学面貌广泛加以展现。如公元841年进士榜“康僚”条下，即记载其工词赋，代表作《汉武帝重见李夫人赋》则描写细腻生动，是晚唐写爱情的律赋名篇，并引孙樵《唐故仓部郎中康公墓志铭并序》中“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之语证之。
为了更宏观地把握晚唐五代文学史的全貌，该卷还尝试用“绪论”和“引言”的办法，广撷前人诗话、书信、笔记、序跋等中对晚唐五代文学的评语，以前人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来说明问题。
在编撰的过程中，该卷则先将“时代”与“卷”相对应，冠之以“绪论”，依评论时序，用古人的文学史观来揭示晚唐五代文学发展的时代特征。例如：
吴可《藏海诗话》云：“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
[4](绪论第1页)
俞文豹《吹剑录》云：“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
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4](绪论第3页)
这就从古人之眼中揭示出了晚唐五代的“衰飒”时代特征。那么，如何来评价晚唐五代文学的“衰飒”特征呢?依时代之序，我们则可看出宋元时人对此多所贬抑，而至明清时评论者则比较客观。例如：
王世懋《艺圃撷馀》云：“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傅初盛，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然。使诵其诗，果初耶盛耶，中耶晚耶?大都取法固当上宗，议论亦莫轻道。晚唐诗人，如温庭筠之才，许浑之致，见岂五尺之童下?直风会使然耳，览者悲其衰运可也。”
[4](绪论第5页)
叶燮《原诗》云：“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裱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4](绪论第7页)
于此，我们可看出古人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对我们今天考察晚唐五代文学史也不无启发。
从唐武宗会昌元年算起，至唐哀宗天祐三年，是为晚唐，共计66年。从后梁太祖开平元年起，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是为五代，共计53年。该卷在编撰的过程中，则将这119年的历史分为三段，与章相对应，分为三章，每章前冠以“引言”，以古人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来展示这三段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如第一阶段，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41－873)之“引言”，举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云：“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隟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噫!王道兴衰，幸蜀移洛，兆于斯矣。”
[4](第7页)
又尤袤《全唐诗话序》云：“唐自贞观来，虽尚有六朝声病，而气韵雄深，骎骎古意。开元、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风》《雅》。迨会昌而后，刻露华靡尽矣。往往观世变者于此有感焉。”
[4](第7页)
又如第二阶段唐僖宗乾符元年至唐哀帝天祐三年(874－906)之“引言”，引计有功《
唐诗纪事》云：“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司空图辈，伤时思古，退己避祸，清音泠然，如世外道人，所谓变而不失正者也。”
[4](第216页)
又王世贞《宋太史诗集序》云：“今夫士一操觚翰而业诗，即知有五七言近体，业五七言近体，即知有唐，而不知唐之盛而衰孽之，盖至于懿、昭之际而极矣。温、韦、韩、罗诸君子不能有所救改，而厘厘焉用其小给之才，偏悟之识，泛猎之学，苟就之思，以簧鼓聋虫之耳。粗者快于事，精者巧于情，其萎苶飒沓之气不待词毕，而小夫为鼓掌，大雅之士有掩耳而叹息矣。以故黄齐白马之祸，浅者不见用，用者不见免，而唐遂瓜剖而为六七，历数世而弗能一，宁非其征也?”
[4](第217页)
按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以下，是为唐僖宗乾符元年。上引古人之观点，或云“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或云“有唐”之“衰”，“至于懿、昭之际而极矣”；其作品则或云“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或云“其萎茶飒沓之气不待词毕，而小夫为鼓掌，大雅之士有掩耳而叹息矣”。这些古人对唐懿、昭以下文学作品的评价，我们虽不能完全同意，但其对当时的时代特征之概括和作品总体风貌的评价，却无疑是确当的。
再看第三阶段后梁太祖开平元年至后周世祖显德六年(907－959)之“引言”。
苏轼《书诸集讹谬》云：“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
[4](第434页)
蔡启《蔡宽夫诗话》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师子跳掷’、‘毒龙顾尾’等，览之每使人拊掌不已。”
[4](第434页)
可以看出，宋人对五代之文学甚为贬抑。但从“引言”中清人的议论来看，则已发生了变化。如胡以梅《唐诗贯珠笺释序》云：“五代入宋，距唐方五十五载，少者未老，壮者未殁，皆李氏之遗民。其渐染家学，悉是唐音。犹夫两汉易世，培养气节之士，为三国隽杰，殊辙同轨。故唐末才人，位虽不达，憔悴浪迹，而佳制尤多。”
[4](第436页)
牛运震《五代诗话序》则云：“五代之乱极矣……然夷考其时，若韦庄、陈陶、罗隐、和凝、杨凝式、王贞白、杜荀鹤、韩熙载、徐仲雅，以及黄滔、廖图、齐己、贯休诸人，或清丽可喜，或怪峭自异，其为诗之源流本末，及夫唱酬往复异同高下之辙致，盖亦有足采者。居今之世，论古之为，虽闰位余分，诗篇失次，要亦文人韵士得失之林也。岂唯盛时，如自开平以讫显德，上下六七十年，推挹逸韵流风，犹足以踵晚唐，启初宋。论者或以为鄙浅不足道，如此是观列国之风而废曹、桧也。”
[4](第436页)
邱仰文《五代诗话序》乃云：“五季自开平逮显德，不五十年，五易国而八姓，电光泡影，天地闭，贤人隐，叶少蕴谓之空国无人。然而板荡流离，琐尾兴悲，何尝不与‘二雅’、‘三颂’并归删辑。于稽其世，唐末诗人如罗隐、韦庄、韩偓辈，往往流落江南吴越荆楚诸国，触事怆怀，固不乏激昂清越之音，其雕琢禽鱼，流连花草，则亦时有赋物能工者焉。盖李唐之殿，赵宋先路，风流依依未泯也。”
[4](第437页)
将前人对五代文学的评价在“引言”中按时代顺序排列，则可看出古人之五代文学史观的变化和演进，这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对我们今天治五代文学史者也不无启迪。
“重写文学史”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不必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和一种写法!
[参考文献]
[1]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闻一.唐代文学史研讨会在京召开[J].文学遗产，1997，(5).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霍有明.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