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　在波茨坦与重庆之间
       走进德国柏林远郊的波茨坦，是在2004年10月的秋风冷雨中。
       我在追寻半个世纪前波茨坦会议的踪影——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此举行。同时，作为会议的一个副产品，会议期间的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签署发表《波茨坦宣言》，向法西斯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继纳粹德国1945年5月战败之后，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法西斯日本也正在走向终结。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中国的命运与波茨坦密切相关。毋庸置疑，《波茨坦宣言》发出的最后通牒，正是饱受战争痛苦的中国民众期盼已久的声音。
       早就熟悉波茨坦了——在史著中，在纷繁的回忆录中。湖泊、树林、草地、宫殿……感觉中，似乎看到过它的美丽风景，呼吸过曾经弥漫于此的历史云烟，听见过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此发出的笑声与叹息。
       关于波茨坦的书太多了。我爱读回忆录，丘吉尔、杜鲁门等人的回忆录中，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斗智、交锋乃至生活细节一一呈现出来。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叙述之生动自不待言，即便下笔十分平实、主要侧重于事件过程叙述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谈到波茨坦会议时，居然也少有地来了一番外景描写：“塞两林宫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宫。这是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当中有一个院子——现在铺满了苏联人种植的二十四英尺宽的红星花坛，由天竺葵、粉红玫瑰花和紫阳花组成。三个同盟国的国旗在宫殿的正门前飘扬。”
       在柏林我买了一本旅游书，其中说，当年之所以选择在波茨坦的塞西林宫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乃是因为欧战刚结束时柏林已成一片废墟，只有这座建筑因地处远郊才侥幸地留下了屋顶。波茨坦属于苏联占领区，故由苏联负责安排这次会议。杜鲁门说，连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从苏联运来的。由此可见苏联在战后地位的崛起。
       苏联在巨大的战争灾难中挺立而未倒，终于由防御转为进攻，最终胜利地解放了整个东欧和德国东部，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较之战前有了空前提高。在纳粹德国战败、欧洲进入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之时，希望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把人员伤亡尽量降少的美国，也不得不寻求苏联在远东出兵对日作战。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的作者写到，杜鲁门在乘军舰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
       杜鲁门在6月18日于白宫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入侵九州的作战计划，尽管为了支撑到1946年春天入侵本州为止，要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后勤及人力方面的投入。当时，刚刚过去的冲绳战役还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杜鲁门评论说可以“让日本从头到尾都成为冲绳”。到杜鲁门抵达波茨坦时为止，美国对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开始的九州入侵的伤亡预计是，刚开始的三十天里将有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死亡、受伤或失踪。随后的三十天里将进一步增加约一万一千人。(《真相》，第382－383页)
       杜鲁门自己回忆时坦率地说，他到波茨坦是对斯大林有求而来的：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就从斯大林那里得到这种保证。在战时我们的一切军事部署都得保守秘密，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
       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图为会议会场为了这个原因，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把它略去。这是我们在波茨坦所达成的唯一的秘密协议。(《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时代》后来在报道日本投降前后的局势演变时也这样写道：
       车轮最近的转变实际上是在波茨坦开始的。总统在前去出席他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谈的途中．已经明确地向随从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俄国在最恰当时机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尽快结束战争。结果是，总统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斯大林明确保证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参战(据最可靠消息来源称，这一天是8月15日)。现在，不管今后亚洲将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反应，美国军队再也不会帮助中国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正规军了，日本也不再可能延长战争了。(《时代》，1945年8月20日)
       处在极为有利地位的斯大林，在波茨坦有充分理由感到踌躇满志。
       就个人而言，二战爆发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是在领袖位置上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罗斯福在1945年4月因病去世，没有亲眼看到纳粹德国的灭亡，接替他出席波茨坦会议的是新任总统杜鲁门。丘吉尔虽然出席了波茨坦会议，但会议期间正逢英国举行大选，他领导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但他的战后国内政策和“冷战”态度受到批评而导致落选。会议中途休会，丘吉尔离开波茨坦回国等待大选结果，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接替他来到波茨坦出席会议的，是英国新首相艾德礼。
       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美、英政坛领袖相继更迭，苏联的斯大林则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遥想当年，在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位新手面前，斯大林这位政治强人坐在波茨坦的会谈桌前，想必会镇定自若。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谋略的他，运筹帷幄，静看欧战硝烟消散，凝望远东风云变幻，寻找着最佳的机会以获取苏联的最大利益。波茨坦——既是盟国间合作的最后舞台，也是各方博弈的新阵地。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哪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未必能梳理清楚，说个明白。
       半个世纪后我来到波茨坦，秋雨中的塞两林宫竞已有些凄冷。朋友说，这已经不是旅游的好时节了。其实，对于我，能够站在雨中看看当年的老房子，想象曾经有过的场景，就很知足了。
       “这个窗户是斯大林的房间——这个是丘吉尔的，后来是艾德礼用——这个可能是杜鲁门的……”我们浏览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耳房，窗户一个接一个，像画框把历史定格。窗下是草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林。撑着伞，伫立草地中央，雨敲打在伞上，像时钟的滴答声。在庭院出口处有一个石球，上面隐约可见刻着一个五星。五星旁是一个俄文单词——我在波茨坦找到的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真正属于五十年前的遗迹……
       有哪一座建筑比眼前的塞西林宫对战后世界更显得重要?对于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感受尤为强烈。
       自1945年年初雅尔塔会议以来，围绕着敦请苏联出兵与日作战，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进行的大国间的讨价还价，是世界外交风云的焦点之一。抗战中的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因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一度被视为“大国”，但却先后缺席了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正是在中国缺席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个大国决定了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事宜。这就难怪，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虽然没有亲临波茨坦会议现场，但他在伦敦等地焦急地关注着波茨坦，
       从不同途径了解着这里的进展。读他的回忆录，让人感慨万分。
       不过，波茨坦毕竟是决定通牒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地方。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仍被邀请联合签署了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全称为《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有意思的是，波茨坦会议的一个主角——苏联，由于此时尚未对日宣战，故未列入该宣言的签署国。苏联的参加，要到十二天后的8月8日，这一天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安排波茨坦会议的苏联不是签署国，没有与会的中国却是签署国。当年历史的复杂与微妙，至今仍耐人寻味。
       在日本投降过程中，《波茨坦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在一些相关历史著作中，除了几句概括性的叙述外，很难读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更为具体的细节叙述。譬如，公告是如何起草的?没有与会的中方是如何参与签署的?其实，对于有着历史兴趣的渎者来说，了解它们或许更有必要。好在《杜鲁门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
       杜鲁门回忆说，《波茨坦宣言》的草案，是他从美国带到波茨坦的：
       我来到波茨坦的时候曾携带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这个草案我想同丘吉尔讨论一下。这将成为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们的联合公告。在我于7月24日送给他看一份草案的副本之前，我曾等待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面达成协议。丘吉尔和我一样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和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一样都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同时，丘吉尔很快地同意了那个公告的原则，并说他将把那份副本拿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内容。
       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到过这件事情。
       丘吉尔和我都认为蒋介石应被邀参与发布这项文件，而且中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这项文件的内容电致在重庆的赫尔利大使，并指示他从速取得蒋委员长的赞同。电报是通过海军方面发出的，同时也经由陆军的电讯系统发出。可是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仍未获得答复或回音。丘吉尔即将回伦敦了解大选的结果去了，不过他在离去前传话给我，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我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杜鲁门回忆录》，第286页)
       丘吉尔返回伦敦等待大选结果，重庆方面的答复却迟迟未到。随后赫尔利在电文中呈报其中的原委。杜鲁门写道：
       当丘吉尔动身返回伦敦时，我们仍未得到蒋介石的答复。送致给他的电报碰到了意外的困难。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讯站传送时耽搁了。其次是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通讯繁忙也推迟了它的发送时间。但这份电报终于在重庆时间晚上八时三十五分送达赫尔利。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说，给日本的公告已经送给宋院长了，但是蒋委员长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说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译出送给委员长。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见到蒋氏的困难：
       “电报的译文到半夜以后才译毕。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渡船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愿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着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蒋委员长仔细阅读了译文，然后吴国桢把我所说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译给他听。委员长自始至终谦恭有礼。在他对我说他同意这项公告之后，宣传部长王世杰博士来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释一遍。顺便提一下，王氏将继宋院长任外交部长。当蒋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赞同后，我们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项设备向你转达……”(《杜鲁门回忆录》，第289－290页)
       蒋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希望将自己放在英国首相之前：
       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于是，经过此番磋商改动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确定如下：“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并发表，三国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
       (甲)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辛)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各种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转引自《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6－7页)
       然而，日本当即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很快日本会发现，这将是使它付出最惨痛代价的顽固与怠慢。他们不会想到，几天后，人类历史上最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就会相继轰炸长崎、广岛；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
       且让我们顺着《时代》报道的脉络，重温当年的纷繁场景。
       二　蘑菇云在日本上空升腾
       遥想当年，当读者拿到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时代》时，他们想必会感到新奇。这一期的刊物，居然没有像通常一样安排一个封面人物，而是一幅图像：通体白底，中央一个太阳，红得如血，上面画上了一个浓黑的大叉子。强烈的视觉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终于战败投降了!
       从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到8月15日东京电台播放裕仁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讲话录音，前后一共二十天。这是远东局势最有戏剧性变化的二十天，也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二十天。二十天里，原子弹在人类战争中首次使用，于改变战局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永远的精神伤痕；二十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二十天里，历时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方失败而结束，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随之获得了胜利。
       不限于此。二十天里，围绕着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而引发的僵持不下，使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努力又多了一些外交变数。更加令人关注的，出于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防范与警惕，美国坚持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冷战”格局的严峻，美、苏间的较量，由此也凸现出来，进而将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在二十天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还有什么能比原子弹在战争中的首次使用更让人震惊?它的威力与效果，它的残酷，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即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此重大的新
       闻也不免为之逊色。于是，这一期《时代》的封面虽为日本的投降，但报道重点却放在了原子弹爆炸引发的震撼。新闻事件的叙述，笼罩在深深的恐惧、忧虑之中　，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强烈感受到历史瞬间的沉重：
       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战争，本周竞是在一个巨大事件造成的混乱中结束——这一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事件如此之大，已使战争本身显得无关轻重了 胜利消息交杂着快乐、感激、痛苦与怀疑胜利者反倒比失败者承受着更大的恐惧，经历了更致命的折磨。
       无论士兵、科学家，或者大政治家，乃至普通百姓，从言行来看，人们在承受巨大创伤的震撼之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幽暗深处，则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涌动，在悄悄地形成：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地神的子女及后裔一——引者注)在这一混乱中创造着一个时代，在此之中，胜利已经变成仅仅是一个孩子在街头的哀号。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把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思想、事物均在裂变——并且远远无法控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是恐怖的一次孕育，与以后相比只能算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报。
       所以思想、事物都在裂变。胜利的突然降临，对联合国、对日本都是一种仁慈。但这一仁慈却是诞生于人类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之上。人类是赢了，这一武器是由文明最青睐的人们在使用；但是，它对生物的威力却是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人类的生存意识产生深在根底的创伤。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把太阳的火和威力放进了普通人的手中。
       人类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否?突然之间，没有任何警告，现实已经变为不可思议的未来。未来是否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何在?(《时代》，1945年8月20日)
       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他说，他在抵达波茨坦出席三国首脑会议的第二天，接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1945年7月16日早晨发出的电报，获悉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他把这称作“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机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随后，在会议期间，他婉转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斯大林：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杜鲁门回忆录》，第315页)
       精明的斯大林对于美国的新武器，其实早就有了预感：
       7月16日，美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意识到有情况将要发生的斯大林给苏联远东部队司令A·M·瓦西列夫斯基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询问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如何，能不能将作战计划提前十天。瓦西列夫斯基回答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集结部队和进行补给。也许，如果斯大林能够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发动对日战争的话，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破坏有可能避免。或者，如果日本在7月26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原子弹爆炸和苏联的参战就都有可能得到避免。(《真相》，第382页)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7月28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决心作战到底，以这一方式拒绝了中、美、英三国的联合通牒。于是，以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等日本城市的作战计划开始正式启动，美国真的如斯大林所说，要“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了。
       东京时间1945年8月6日八时十五分，第一颗原子弹轰炸了广岛，震惊世界的蘑菇云升腾在日本上空。一本由德国学者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概括原子弹对广岛的轰炸：
       现在，杜鲁门认为他已有使用原子弹的合乎道义的权利。他为自己的决心所找的论据是：通过使用原子弹，战争将加快结束，这样就将拯救数十万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工业中心和人口稠密城市被选为突击目标。8月6日8时15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它是用降落伞投掷的，脱离飞机后不久，在离地数百米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放出极高的温度。爆炸效力是惊人的。在四公里多的半径内发生了数百处火灾。大约七公里距离上都能感到空气发热，人们甚至在四点五公里距离上也受到一度烧伤，在距爆心投影点一千米半径内，放射性辐射是致命的，在全市三十万居民中，有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死亡，将近十万人受伤，约一万四千人失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716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原子弹摧毁了日本天皇乃至内阁领导人的信心，达到了美国以此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尽量减少美国士兵伤亡的目的。但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原子弹投入战争又引发了其他严峻的话题，从当时乃至后来，杜鲁门等人的决定总是不断受到质疑和指责。《真相》的作者就这样说：
       没有人知道杜鲁门是否为美国对日本平民的大规模的常规轰炸感到不安——这些行为可以被称为残暴。但是他很关心大数量的美国伤亡人数的预计。对于他来说，投放原子弹以外并非无所选择，比如等待苏联在满洲和朝鲜发动地面攻击，加上对日本本土的常规轰炸和炮击产生的效果，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再继续承受下去。然而，拥有了新的世界末日的武器，杜鲁门缺少等待的耐心和远见。另一方面，日本的领导人在错误的、危险的思想的控制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天皇的权力，宁愿牺牲无数自己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摧毁这种心理——或者，用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1957年的话说：“使他们(日本领导人)因受到震惊而采取行动。”——这是杜鲁门和马歇尔对原子弹投放作的辩解。(《真相》，第383页)
       马歇尔的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战争的结局似乎也可佐证。但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却有必要跳过战争事实本身，从波茨坦会议过程中的美、苏较量，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初现端倪的双方试探、斗智乃至孤注一掷的冒险，再来解读当年。也许这样，方有可能更逼近事实真相，看清复杂原因，从而，也就有可能对当时中国的处境，对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有一个较为清晰、较为立体的认识。
       札鲁门的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从中得知，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回美国的途中，因受到斯大林的刺激他已经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他这样写道：
       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俄国人的直接会谈对我说来还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们和西方国家将来必须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在波茨坦会议上，俄国人已在保证欧洲合作与和平发展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已经看到俄国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们永远为自己的每一点利益在打主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的地点，离被战争粉碎的纳粹政权所在地仅仅
       几英里远，任何政府的首脑不集中全力去寻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发觉俄国人对和平并没有热诚的愿望，但是我并不感到完全绝望。很显然，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筑在我们正要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恐慌的结论上的。他们企图抓住我们的弱点，从中取利。
       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们和俄国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和俄国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风险。当我在回国途中回顾国际形势时，我决定在战胜日本后由麦克阿瑟全权管辖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们决不再受俄国策略的愚弄。(《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由此可见，基于防范苏联的这种考虑，杜鲁门才决定使用原子弹来尽快结束战争，使美国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占据绝对有利的位置。
       但斯大林显然从一开始就提防着美国，并且早有随时改变其战略战术的准备。事实正是，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举动，促使他做出了提前一个星期出兵中国东北的决定。有史料说原定是8月15日出兵，而此时改在了8月8日，与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是同一天。《真相》作者写到了斯大林的这一反应：
       8月7日，东乡向佐藤发出最后的训电，仍然指示他探明苏联方面的态度。但此时斯大林已经得知了广岛的原子弹轰炸。8月8日晚，当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与他见面的时候。斯大林说：“我认为日本人现在正在寻找以接受投降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口实。原子弹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口实。”美国摧毁了整座日本城市的消息使斯大林解除了提防，他决定第二天正式参战，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一个星期，也比杜鲁门总统所预期的早了一个星期。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杜鲁门不经意间加深了苏联独裁者对美国的疑虑，成为冷战开始的一个要因。(《真相》，第372页)
       后来，不少专家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是原子弹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改变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方式。既然如此，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也就有理由质疑美国是否有必要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以牺牲中国主权等作为让步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参见“封面中国”：《在峭壁之上》，载《收获》2006年第五期)。顾维钩甚至认为，苏联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出兵中国东北：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急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顾维钧回忆录》，第234页)
       历史无法假设。中国没有实力独立地打败日本，在欧洲战场硝烟散尽之后，日本依然在中国驻扎百万大军，占领着中国大片领土，其颓势并不明显。这些日本军队，在接下来进行的战斗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那么，要结束战争，除了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之外，还有别的更快捷的方式吗?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国力衰弱且又陷入国、共冲突危机的中国，又怎能在大国间的博弈中抢占一个有利位置?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相当无情：作为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在日本被打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时，尽管是无可争议的战胜国，但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身影下又显得瘦弱乏力，没有更大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于是，在原子弹升腾而起的蘑菇云笼罩下，在“冷战”寒气席卷而来的历史场景中，顾维钧的质疑听起来只能是一声叹息：苍白，细弱，无奈。1945年8月的中国，就这样在迎接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苦涩与严峻。
       三 乞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如今，六十年过去，胜利者的喜悦与欢腾，战败者的沮丧与狼狈，都已融入历史。
       当有机会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时，我逐渐发现，中国的相关著作要么习惯于事件结果的粗略叙述，要么满足于简单概念的归纳，而对事件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细节或微妙处却常常忽略而过。其实，在我看来，有些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更能说明历史的复杂性，更能反映某时某地历史选择原本具有的多种可能和偶然性。甚至，某些被忽略的细节，其历史容量也许更大，对未来的影响也更内在、更深远。
       8月10日到8月15日的五天时间里，日本的乞降过程颇有变数，耐人寻味。围绕是否保留天皇地位的国际交锋，在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杜鲁门回忆说，8月10日上午七时三十三分，美国的无线电监听员收听到了由东京无线电台发出的消息，日本政府向瑞士和瑞典政府发出转致美、英、中、苏的照会——史称《日本乞降照会》。
       翻阅《时代》当年报道日本的乞降过程，有趣的细节便为今天的历史追寻开启了一个走向深处的通道。《时代》描述了8月10日这天发生在白宫的事情：
       杜鲁门总统处理着历史上压倒一切的事务。上周，在向世界展示出一种新的力量和欢迎太平洋战争有了新的盟友之后，他的事务之一就是在等待，在观望，如同别人一样，他想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
       星期五早上，他与通常一样早起，准备离开白宫二楼的房间。此时，陆军部的信使送来一份急报。总统接过来，念道：
       “根据天皇陛下的圣旨……”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年八个月零三天之后，在美国人付出七万五千个生命之后，日本战败了。他们对此很明白，因此，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放弃战斗。
       刚刚出任总统四个月的杜鲁门，对这一伟大事件以及他与之相关的联系感到震颤。这位来自密苏里的简朴的人，睡眼礞咙地快速翻阅黄页急报：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所提出的条款……但可以理解为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真诚地希望这……”
       句子就在这里中断了。这是非正式的文件，只是铃木贯太郎首相在七点三十五分(杜鲁门的时间)在东京电台发表的讲话，由在太平洋海岸的海军收听到，再以电报发回华盛顿。总统尚不能与盟国正式讨论，或者予以答复，但是可以与某些人商量。总统想和人谈谈，于是，他立即召集四个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将军、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杜鲁门要他们赶快来。贝尔纳斯欣喜若狂，几乎一溜儿小跑穿过大厅，跑进总统办公室。半个小时后他们离去。富莱斯特尔亢奋而抱有信心。他告诉记者，三十分钟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消息。然而他错了 (《时代》，1945年8月20日)
       富莱斯特尔是错了，记者们没有很快得到
       确切消息。因为对日本的乞降照会中提出的“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条件，盟国之间需要沟通，协调立场，再予以正式回复。《时代》写道：
       同样的消息通过日、欧之间不确定的电台渠道，以外交电文的方式发往全世界。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典(转达给俄国和英国)，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士(转达给美国和中国)。当全世界为这一消息感到震撼时，总统继续他的日常工作。
       他的安排中的第一个来访者，是负责参议院亚洲事务的蒙大拿州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lk Mansfield)，随后，曼斯菲尔德感觉轻松地公开表示，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保证毫发无损地允许“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
       杜鲁门与其他来访者讨论局势。一天结束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倾向于不再对天皇采取任何措施(而在此之前，总统曾明确地称天皇为“那个杂种”)。
       有一种力量对杜鲁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依他当前所见，只有天皇才可能向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各个角落的所有日本军队，下达行之有效的投降令。
       总统的一些顾问权衡再三，认为出于这一考虑，既然别无他人．那么对天皇最好是不予伤害地保留下来。总统考虑的是别的方式：天皇必须向胜利者明确无误地低头。(《时代》，1945年8月20日)
       从咒骂裕仁天皇为“那个杂种”，到决定保留天皇的地位，杜鲁门的态度发生了一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自己回忆说：
       史汀生部长过去常常表示保持天皇对我们有利。现在他坚持同一观点。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保持所有日本人民所拥护的、唯一的权威象征。李海海军上将也提出，即使单单为了利用天皇来实现投降这一理由，我们也应该接受日本的建议。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于我们是否应接受次于毫不含糊的投降声明的任何东西，表示没有把握。他辩论说，在目前环境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议，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
       下午二时，内阁开会，我向他们宣读了日本照会的原文。接着贝尔纳斯提出了致日本的答复的草稿，并指出我们用什么程序征求盟国的赞同。我们向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同样的电报。在每一份电报中我们都指示我们的大使立刻把电报送交收报人，以示迅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发出的电报的部分内容如下：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但声明：“附有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要求。”我们的立场如下：“从投降时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宜于执行投降条款的步骤。……”(《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这里，虽然强调了天皇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的原则，但也基本同意了口本保留天皇的要求。法西斯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不同因之体现出来。纳粹德国的战败是以希特勒的自杀为标志，报道这一事件的《时代》，其封面人物是希特勒，他的画像上画上了一个红红的叉子。现在，日本战败了，却无人可作代表。难怪《时代》的封面选择了血红的太阳，上面画上的则是一个黑黑的叉子。
       《时代》报道说，保留天皇的决定，曾引发了一片反对声：
       在华盛顿的总统周围，以及世界各盟国，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在菲律宾，一位情绪激动的人喊道：“让他们保留他们的天皇吧——我要把他打得屁滚尿流!”哈尔斯(Halsev)将军曾说过，他很想把裕仁吊起来，骑上他的白马穿过变为废墟的东京。当问他是否改变意见时，他大喊道：“绝不!”议员们也变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废黜”，一派主张“保留”。突然之间，帝国事务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务。在此之外，无数人的生与死被放置一旁了。
       总统的压力相当大。国内的民众，海陆军的官兵，认为和平已经来临。他的一些最忠诚的顾问争论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根本不可行——显然不足以保证战后的和平。蒋介石告诉他，中国和他都反对向天皇让步。英国的艾德礼不承担责任。只有斯大林的观点——如果有的话——赞同杜鲁门。(《时代》，1945年8月20日)
       蒋介石的答复电报，在8月11日早晨送至杜鲁门手上：
       我同意您的一切条件，并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一事所作的答复。我尤其同意须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并发布执行投降条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应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之。后者是我多年来曾表示过的条件。(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不满也好，反对也好，盟国最终还是决定同意保留天皇。尽管有“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字样，而不是如日方所希望的保留天皇为“至高统治者”，但仔细琢磨仍会发现，实际上很难说日本一无所获。在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把维护天皇国体作为最后的乞降条件，日方以特殊方式表现出狡黠与顽强。《时代》这一句说得好：“突然之间，帝国事务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务。在此之外，无数人的生与死被放置一旁了。”不仅仅如此，随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也证明，围绕天皇废黜或保留的争论一时间最为世界关注，而日本拒绝使用“投降”一词，甚至对十几年侵略中国这一历史事实根本不予提及，如此更为重要的问题，则被人们默许了，忽略了，容忍了。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乞降并不像投降谈判，反倒更像在外交战场发动的一次攻势。
       《真相》一书写到一个细节：
       为了使贝尔纳斯的照会更合裕仁、陆军领导人和平沼的口味，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在与东乡外相讨论之后)和内阁书记官长迫水有意对英文原本中几处关键词做了误译。原文的重要句子中，把“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力应隶属于(又译为“须听从”——引者注)盟国最高统帅”，松本将“应隶属”翻译为“将受限于”。
       这一更改可能有助于仍处于极其犹豫状态的裕仁接受和平。第二天，8月12日，裕仁将他对投降的决定通知了皇族。当朝香亲王问如果“国体”得不到保留，战争是否还要继续时，裕仁回答说：“当然。”(《真相》，第378—379页)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此时正在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专门负责远东事务。他回忆说，当《中苏美英对日本照会的复文》于8月11日发出后，他和同事们忙于将这一信息尽快传递到日本本土：
       战争愈临近终结而愈令人焦虑不安，度日如年。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协议的投降条件，但要保持天皇体制，国务卿贝尔纳斯就此与盟国协商，大家表示拒绝保留天皇体制的要求。这份答复于8月11日上午11时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向人民隐瞒了谈判投降一事，这样一来很可能会继续拖延战争。因此，战时情报局有责任向日
       本人民公布所有的事实真相和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贝尔纳斯的答复全文于上午8点29分从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以莫尔斯电码播出新闻电讯，并以短波无线电发布英语新闻，以及用日语通过短波从檀香山发布消息，同时在塞班岛以中波无线电用日语广播新闻公报，当时日本时间大约是凌晨4点。
       2．旧金山无线电台同时开动所有波段播送贝尔纳斯声明的日文和英文稿，五十二个小时反复播送，塞班岛的中波电台持续二十四个小时播送同一节目。
       3．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日本组把贝尔纳斯声明译成日文，通过战时情报局的联络专线与国务院方面核对后，用罗马拼音字母发电报送至檀香山、马尼拉和昆明。
       4．电告战时情报局派驻各地的心理作战小组散发日文传单，并建议五角大楼的第二十空军师准备好B－29型远程轰炸机向日本本土投放传单。为确保文字翻译准确，旧金山电台通过专线与华盛顿逐字核对罗马字拼音字本。传单的标题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亲自审定(阿尔奇·麦克利什建议添进“每个日本人都有权利知道”这句话)，然后通过商业无线电话逐字传到檀香山。
       5．檀香山用短波发射机向塞班岛播发传真电讯稿，全稿共八页，塞班岛将此传真电讯稿重新排版，用韦本道弗式高速印刷机印出三百万份传单。
       全部工作均在从华盛顿开始执行此项方案起的二十九个小时内完成。其中还包括第二十空军师的飞行员们驾着B－29轰炸机把传单投放到东京和其他六个大城市的行动。它比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收到贝尔纳斯声明还早六小时。
       切勿把这一切只看成是一群配合默契的熟练的工作人员的技术性的成就；应该指出的是，在把“皇帝”一词译成日文时，我们运用了传统的词汇“天皇”，而在贝尔纳斯答复的正式文本中用的却是“日本皇帝”一词，就此而论，我们的行动似乎使政策更具有了威力。(《费正清自传》，第364－366页)
       这里之所以大段摘录费正清的细节叙述，乃是因为，正如他所说，他们的工作真的直接影响裕仁天皇做出了最后决定：
       8月14日晚，铃木政府通知美国和其他同盟国政府，接受《渡茨坦宣言》和贝尔纳斯8月11日的答复。在无条件投降戏剧的高潮时刻，促使天皇加速采取行动的是美国的心理战。8月13日晚或是14目的清晨，一张从B－29轰炸机上投下的传单到了木户手中。木户参见天皇并说明了情况的危急。这张最新的敌人传单将政府在一个条件下投降的通告和贝尔纳斯的回复全文都告知了日本民众。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帝国政府将无法再依靠保密向民众隐瞒战败的真实和长期延迟投降的原因。出于对包括批判皇位在内的不断增长的失败主义迹象的担忧，天皇和木户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人民崛起。(《真相》，第383页)
       全世界企盼的时刻终于来临。裕仁天皇以直接下诏书和发表广播讲话的方式(即日方称作的“玉音放送”)，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宣言》的条款。日本承认战败。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结束。
       然而，即便承认战败，裕仁天皇也是以相当含混朦胧的表述，而且诏书中没有使用“投降”一词，反而依然强调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自存与自卫”，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则根本没有提及：
       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日本政府，自然也是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对日本所有现代战争价值判断的否定，因此日本政府负有追究战争犯罪的义务。然而，“玉音放送”和随后介绍8月14日“圣断”情况的报道，主要涉及的却是在维护天皇制和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同时，维持秩序。中国战争没有被提及，侵略行为被忽略，军队因他们的忠诚而得到褒扬。在减轻决策人的责任的同时，日本国民被植入了“现今是全体国民分担责任之时”的
       观念：(《真相》，苇385页)
       在历史转折之际，1945年日本的乞降如此这般演绎而成。
       这是一种结束，更是一种开始。不难看出，如今依然困扰远东的诸多问题绝非天外来客：日本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修订，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同无暇顾及也无力改变；后来的中国，则因时局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了矛头所指。相关的历史陈迹，仿佛随着时光消逝而渐行渐远。谁能想到，有一人，它们又将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难解的死结。人们此时才发现，一切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四 由盛及衰之时
       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当《时代》驻华记者自修德从重庆赶赴东京采访答字仪式时，老板卢斯电告白修德，他计划安排两个“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分别作为《时代》封面人物，一个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个是中国的蒋介石。时间很凑巧，新一期的《时代》出版是在签字仪式举行后的第二天——9月3日。可能是卢斯的刻意安排，这一次的封面人物是蒋介石。
       封面选用了蒋介石的一幅肖像画。身着戎装，身后是放大了的青天白日旗。旗帜蓝色，戎装黄色，面庞古铜色，被《时代》封面惯用的红框映衬得尤为醒目。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是八年问蒋介石第三次成为封面人物了。这一次，举国同庆抗战胜利的历史场面，成了卢斯把蒋介石作为凯旋的英雄再一次推到前台的背景，使之跃上声名的巅峰。
       “我非常乐观”——画像下面引用了蒋介石的这句话。
       《时代》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中国最终迎来了胜利——战争与外交两方面的凯旋。前景仍未确定，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其前景都未确定一样。但在现代，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这一伟大民族，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时代》，1945年9月3日)
       首先来临的重要时刻，是战败者与胜利者签订投降协定。据史料，中国战区的受降区一共有十五个，第一个受降仪式8月21日率先在湖南芷江举行。这一天，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人飞抵芷江。《时代》报道了出现在芷汀的场景：
       位于华中芷江的一个盟军机场，阳光照耀，一个重要时刻到来了。一架日本飞机盘旋，随后颠簸着降落。中国军官在等候。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戴着手套，手按在以珠宝镶嵌的武士刀佩带上。他坐上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双方没有互致敬礼。他的身后跟着六名随从，还有行李(包括公文包、茶叶罐、果汁、美国蟹肉)。
       在一棵正开花的樱桃树下，看不清楚的日本人，由同样看不清楚的中
       国侍者安排吃中国饭。然后，他们前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副手萧毅肃将军的指挥部。
       敌人走进来，萧将军没有站起。确定条款时，背景是一杯杯倒好的茶水。当敌人呈上一张标明其百万军队在中国的布防图时，萧将军的助手打破了平静，兴奋地围过来观看。
       两天后，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他的所有海陆空军队．从满洲南部边界到台湾、印度支那北部．全部投降。第二天，蒋委员长的中央军进入南京。当年，他们被迫离开这座城市，使之遭受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命运，七年九个月零五天后，他们回到了中国的首都。(《时代》，1945年9月3日)
       《时代》关于中国抗战胜利的这篇封面报道文章，有相当多笔墨放在描写胜利到来之时中国民众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生动的细节描写，富有文学性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思乡”——这个小标题写出了流亡西南的人们此时返回故乡的急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名诗仿佛就是为千百年后的现实而写。《时代》写道：
       中国老百姓承受过抗日的艰辛，满怀欣喜地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经历了多年黑暗岁月之后，这消息难以置信。一位人力车夫在一张刚贴上的墙报前，大声念着这一消息，接着喃喃自语：“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在街上，在店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的走廊上，到处回响着这个声音：“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
       在所有内陆地区，从重庆到昆明，中国的流亡者们正在出售物品，准备返乡的长途跋涉，悲喜交加地重新踏上来时之路，不管行程将多么艰难曲折。有的人汇聚在长江堤坝上，寻找开往下游的船只。另外的人拉上板车步行启程，靠防御线上的碉堡指引，沿小路前行。这一人流，达两千五百万之众．当年他们从沿海地区越过半个美国大小的区域向内地涌来，如今，又将涌回去。
       政府也准备回家。家在重庆下游七百五十英里之外，从那里流亡至此已有八年。家是南京，中华民国的正式首都和象征。
       秘书们为返回而忙于整理文件。灯火长明，因为政府官员们忙于处理运输、救济诸事宜，处理着能使民族迈步进入新时代的更重大的问题。(《时代》，1945年9月3日)
       流亡的中国民众即将踏上回乡之路。《时代》的报道有的段落如同一篇美文，着意渲染想象中的和平，以及和平环境中生活的诗意：
       即将到来的和平，将在中国各省显现出不同景象。
       吃面条的黄河流域的北方人．高个，粗犷，他们将返回寒冷的村庄小镇。在北平，他们将又吃上大葱，在槐树下玩核桃，游览天坛和故宫，黄昏时带上鹦鹉走到胡同一角。
       吃米饭的南方人，清瘦、精明的浙江、福建人，将返回诗、书、荷花之中。广东的市场和夜宵摊，又将熙熙攘攘。杭州人将陶醉于他们心爱的西湖，苏州姑娘将低吟苏州评弹。
       在南京，人们晚饭又将吃上板鸭，或在中山陵上的松林里野餐。上海著名的外滩将开始新的生活，作为工业、商业的中心，其中的一部分．如遍布上海的纺织厂，未被战争破坏，将很快恢复生产。
       在这些城市之外，到处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最有自尊的农民，他们将修整稻田、玉米地、菜畦，他们终于摆脱了外国人的差遣，获得了自由。(《时代》，1945年9月3日)
       然而，就是这篇报道成了自修德与卢斯最后决裂的导火索。
       自修德在获知《时代》将挑选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的消息后，在一份电报中同卢斯争论说，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可是，9月3日发表出来的《时代》报道，在富有诗意地描述中国未来前景的同时，仍以赞美的语调把蒋介石与中国抗战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好!好!”
       在临时首都重庆，委员长一个星期来忙于政务。国民政府大楼举办了一个简短仪式，由他签署《联合国宪章》。拿起毛笔，他快速签下名字．连声说：“好!好!好!——Very good!Very good!”看上去他非常满意。
       在这一政权的金字塔的塔尖上．活跃着机警、坚毅、不屈不挠的委员长，胜利的头号建筑师，如今和平的第一个希望所在。
       在接受《时代》记者贾安娜的采访时，委员长表达他个人的、民族的最高愿望。“我非常乐观。”他说，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谈判前夕，他认为将会实现和平联合。(《时代》，1945年9月3日)
       过去，每当描述蒋介石的经历时，《时代》都不会忘记提及宋美龄。这一次同样如此：
       从1928年到1936年，在道德和物质两方面，中国均取得了显著发展。几年时间里，新生活运动的领导者和象征、美丽的蒋夫人，在每一项出色事业中都发挥了热情的领导作用。但日本不能容忍一个复兴的中国。他们进行打击。
       委员长予以反击。他和共产党达成和解。以腾出空间而争取时间，拒绝日本提出的优惠和谈条件，在封锁、通货膨胀、经济瘫痪、斗争日益艰难、争取盟国对他的支持几近失望等情况下等待。
       如今，蒋的坚定和策略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这场战争结束时，一个巨大的事实十分清楚，委员长已经证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获得和平，它能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管理。
       八年战争之后，和平的挑战依然很多，很严峻。中国还不强大，中国还没有统一。但从各方面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团结，比国外绝大多数人所希望相信的还要大得多。(《时代》，1945年9月3日)
       《时代》此时在重庆有两位记者，一位是白修德，另一位是女记者贾安娜，两人都对蒋介石持批判态度。从行文风格看，这篇报道中描写日常生活内容的文字应是贾安娜所写，但通篇报道却又并非出自她之手，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大量溢美之辞，与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据相关史料介绍，它是在白修德和贾安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卢斯的想法经由国际编辑改写而成。卢斯恐怕没有预想到，这一次的改写，激怒了白修德。《时代》的名记者与大老板之间，因为支持蒋介石或反对蒋介石而存在的潜在冲突，终于被这篇报道引爆了。
       这期《时代》出版时，白修德还在日本，他没有看到杂志。是贾安娜通报了她所知的情况。美国作家兰德的《走进中国》一书写到了此时的白修德与卢斯的冲突：
       白修德经历了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军舰上举行的日本向美国投降的兴奋场面之后回到重庆。战后的重庆混乱嘈杂，他关注着超越任何人控制的一些力量，正在决定中国的命运。将得到美国的背后支持，美国的立场意味着大门已对毛泽东紧闭。毛不能指望从美国获得对他的运动的任何支持，而这个美国曾一度倾向于和蒋的敌人并肩作战。白修德和另外一些美国记者，对局势的这一转变为之失望。这些记者们，曾努力根据他们的了解来
       报道中国，按照如今在中国发挥作用的美国力量，即军界的观点来看，他们站到了那些坏蛋一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准将对着白修德叫嚷道：“他们根本不存在，可你们说共产党游击队在那里。他们不过是美国新闻编造的小说。他们没有枪支和兵力来破坏那些铁路。他们唯一的力量就是美国记者向美国人做的描述。像你，像斯诺这样的家伙，报道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和他们的根据地——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在制造他们的力量。我告诉你，他们不存在；他们只是存在于纸上。”(《走进中国》，第285页)
       白修德与卢斯的冲突，民间普遍存在的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评判、不同情感、不同态度，国际上对国、共之间随时将爆发内战的忧虑，为举国同庆的抗战胜利，笼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在如此严峻的时局下，蒋介石这个被卢斯刻意挑选出来的“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在《时代》封面上似乎信心十足，对前景充满乐观，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这却是他从巅峰跌入峡谷的开始。
       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自修德以在抗战胜利前后猛烈抨击蒋介石及其统治而著称。在获知这一期《时代》报道内容后，他给卢斯写去了一封长达二十二页的长信。他在信中说：
       “我想我知道您对中国的感受，哈瑞(即卢斯——引者注)——您对它曾拥有深情，我也知道，在我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中，您如何对它的重要性、对它的苦难、对它受到的忽视，抱有温暖的人道同情。在美国，还没有一个公众人物能像您这样，坚决地维护中国的事务。但是，如果这种对中国民众的热情，不合时宜地用来支持蒋介石，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它所支持的是一部反人类的法西斯机器，而这一机器正在把中国人民的生命紧紧套上了锁链。”(转引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30页)
       白修德最后说：“假如我要再说说国民党领导层的邪恶，我的声音就该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嚷上天了。”但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白修德则充满热情：
       白修德继续称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他们的民主政权、民众的广泛支持、军队的战斗力。白修德向卢斯说明，他之所以热情洋溢地描述“中国北方的共产党”，是因为“我想要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还拥有力量、勇气和真诚，他们还能被调动起来……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白修德还说：“他们的力量在一天天壮大。中国的未来或许属于他们而非蒋介石。我们不能逼得共产党转向俄国的怀抱，让我们的恐惧成为现实。”
       白修德指出他在延安地区没有看到极权主义体制的明显特征。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正以“帝国智慧”代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说它有坚买的群众支持的基础，它的政策本质上是改革的，它对民主方法的运用无疑是真实的。白修德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被视为敌人。他们需要“美国的友谊超过未来任何一个有条件的独立力量”。同时，白修德警告说：“获得胜利后，他们会记住谁是朋友，谁是冷漠、疏远的人。”(《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41页)
       在对蒋介石及其统治也感到失望的美国人中，白修德找到了知音，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汉学家费正清。早在1944年7月，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相关写作计划：“我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打算写一部书。我觉得这届政府不会有什么作为，必须有人出来把这方面的全部情况彻底地披露在美国人民面前。”(参见《费正清自传》393页)1946年，自修德完成_r他的这部书，与他合作的是贾安娜，书名是《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费正清极为欣赏这本书，立即为之撰写书评说．
       我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46年10月27日)上发表的关于该书的评论刊登在该报的第一版上，文章不尚修饰，惟求内容醒目：“蒋介石所标榜的民主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毛泽东的民主亦大异其趣……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事实上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
       最后我的结论指出，如果《中国的惊雷》一书关于中国所提供的是一幅准确的画面的话，“那么，现在即可以真相大白了，美国公众可以注意到在民主的招牌下他们正支持着一种什么样的专制政府。”(《费正清自传》，第393页)
       白修德后来以描写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过程的系列作品《总统的诞生》再度享誉世界。多年后他在回忆自己1945年前后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时，说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
       “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婉惜，最后我鄙视他。”
       在自修德心目中，历史画卷中蒋介石耀眼的一页，在抗战胜利到来的时刻，已正在被翻过去。
       五　马歇尔走来
       就在和白修德发生冲突之时，卢斯1945年10月重访中国，他要亲眼看看胜利后的中国——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中国大陆行。
       此时的卢斯，已成为国、共两党领袖都十分重视的人物。他抵达重庆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卢斯得以有机会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传奇般的人物见面．
       此次重返中国，该是卢斯与《时代》中国封面人物最为集中的一次会面。冯玉祥是1928年的封面人物，除他之外，蒋介石、宋美龄、阎锡山、宋子文、陈诚，这些已经上过封面的人物他也有机会见面。最值得关注的应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面，几年后，伴随着共产党时代的开始，他们两位将在《时代》封面上多次出现。
       有两个封面人物这一次卢斯则不可能见面。一个是汪精卫——1935年的封面人物，他已于抗战胜利前不久死在日本；一个是溥仪——1932年的封面人物，此时他已是苏联红军的战俘，被关押在远东监狱。
       关于卢斯此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的见面，《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略有叙述，但错把冯玉祥也列入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列：
       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卢斯与冯玉祥一起进餐。1932年，卢斯曾与他见过面，冯玉祥现在很快就称卢斯是“一位老朋友”。卢斯回忆，冯玉祥似是非常巴结这位《时代》、《生活》的出版人。“他非常严肃地阐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原因，是在于美国站在正义、公正和中国统一的立场上，这将被人们铭记千年万年。我问有多少中国人有这种认识，他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我对大块头将军点点头；他的宽阔脸庞流露出无限的庄重，似是他已经决定了历史。”
       卢斯后来与毛泽东短暂交谈，后都既不恭维也不巴结。“我告诉他，我们已有几位相互都认识的朋友。”“他吃惊地看看我，紧盯着看，但并不是不友好的那种好奇。他的表示是礼貌地嘟哝了几声。”
       周恩来则热情得多。“我们谈得很愉快——从一落座就非常坦率。他说我们近来对他们一直不友好。我说，情况太糟是因为我
       们正面对着全球性的左翼宣传。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斗……应我的请求，他说会安排让我与山东根据地的共产党接触。”(《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65页)
       随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卢斯得以重返儿时生活过的胶东——那里已由共产党控制。不过，与共产党领袖的直接接触，却没有改变卢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他与自修德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以双方决裂而结束。
       不仅仅1945年如此。作为蒋介石个人的好朋友，卢斯从抗战期间一直到1967年去世始终坚持着“冷战”立场，几乎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习惯于从维护蒋介石利益的立场来看待1945年的历史。1966年，卢斯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部未完稿的著作中，仍然重申他的观点，即当年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是错误的，并且以投掷原子弹来实现这一投降也是美国的错误。卢斯这样说：
       中国在战争尾声中的局势相当怪异，从未被描述过。当战争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结束时，蒋介石和他的军队还在重庆和中国西部(比方说在美国的丹佛和落基山脉)，日本人占领着从寒冷而富饶的满洲平原到南方整个中国东部温暖的稻田密布的地区。中国东部包括整个长江流域和几乎所有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它拥有中国最繁荣、最现代化的部分。在那里有一百万日本军队。所有日本军队都向蒋介石投降——即是说，向他派往不同地区的代表投降，也向蒋的一些游击队的指挥官投降，他们坚持了八年战争。
       这一相当奇怪的局势，也许只适于在历史的诸多“假如”中做一简要而生动的描述。如果美国没有向广岛扔下原子弹，中国在1946年夏天的局势可能会截然相反。到此时，蒋介石拥有的获胜的军队，可能会控制整个中国南方，上海、南京和全部长江流域
       如果原子弹没有扔下，如果为麦克阿瑟和攻占日本制定一项完善的计划，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随后的占领会从中国大陆开始。1945年9月、10月，在中国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团，会率先快速出击．直奔广东。它会大奏凯歌。随后．在当年冬天，在广东周围重新集结，委员长会向北方进军，占领长江流域，如他在二十年前做过的一样。如果日本人在1946年春天投降，蒋介石会处在可调遣军队前往北京和满洲的有利位置。他当然仍会面对毛泽东的难题。但他会完全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来处理。
       我这里并不是说，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下，一切都一定很美好。但是，蒋介石会有机会。并且我认为他应该拥有这一机会。(《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34页)
       在历史巨大存在的无情映照下，卢斯晚年的假设从他的角度也许有逻辑性，但不免显得苍白无力，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固执者的一厢情愿。
       回到当年。卢斯逗留中国期间，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国共两党领袖举行的重庆谈判。早就存在着的国共内战威胁，能否因抗战胜利的到来而得以缓解，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热切期盼。
       希望暂时存在着。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经过四十三天的漫长谈判，国共达成了和平民主建国共识。一张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酒会上碰杯互敬的照片，在这一时刻，让人欢呼，让人庆幸。《时代》(1946年3月25日)发表这张照片时，写了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和蒋，此次努力几乎史无前例。”
       外患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内忧，踏上和平、统一、强国之路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职业外交家为之振奋的大事?顾维钧此时远在伦敦，他见到了从重庆抵达伦敦的中共代表邓发，邓发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由此可见，中共领衲们已经在预想着如何扮演未来外交的角色了。
       从邓发那里，顾维钧率先知道了重庆谈判将会取得成功的消息：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因素。邓发，中国共产党出席巴黎职工大会的代表，在1945年9月30日(星期日)从重庆到达伦敦。他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据邓说，毛要他告诉我，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庆会谈会成功，中国的团结将得到维护，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宽心。显然．他们注意到，我有促进团结的愿望，特别是他们听到我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我对邓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他们的消息，因为每一个人，包括外国友人在内，都渴望看到我们的统一、民主和繁荣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建设好，以便能够面对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作为一个主要强国作出充分的贡献。
       10月11日，重庆宣布国民党一中国共产党谈判的结果。(《顾维钧回忆录》，第611页)
       一切却变为虚幻。尽管《双十协定》签署，国共两党之间的武装摩擦仍不时发生，内战的威胁依然存在。如同抗战期间一样，美国又一次出面了，试图如抗战期间一样发挥其左右国际局面的作用。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已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的中国；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处在绝对劣势；1945年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了勃勃生机。同样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试图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美国，这一次，真的走进了死胡同。
       1945年11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纯粹是由于美国职业外交人员与国务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对华政策紊乱所致，他当即宣布辞任。(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年多以前，赫尔利事先未予通报突然飞抵延安访问，引起爆炸性轰动；这一次，他又表现出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极具爆炸性地把美国与中国内战危机的关系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二天，11月28日，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马歇尔，在家乡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电话。杜鲁门委任他出任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冲突。两天前——11月26日，五星上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刚刚辞去军职回到家乡，准备享受退役后的安逸。
       在杜鲁门和不少美国人看来，包括《时代》在内，马歇尔也许是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最好人选。马歇尔熟悉中国，早在1914年就来过中国。1927年前后，他曾在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担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马歇尔结识了史迪威，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则以主张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而著称，最后被蒋介石排挤而走。由马歇尔这样一位与共产党有着特殊渊源关系，同时又代表美国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国执行调解使
       命，杜鲁门显然不是匆忙间做出的草率选择。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临危受命：
       马歇尔刚刚享受退休生活，就被华盛顿召回去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去年十一月，一天，他在利斯堡庄园里快乐地修剪树木、灌溉甜玉米、平整庭院，此时，杜鲁门总统打来电话，因受到暴躁的赫尔利大使辞职的困扰和巨大压力，总统问，将军能否暂停其收入丰厚的退休生活，到中国去从事一项紧急工作?将军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还有一半未来得及打开的行李。十天后，他就在前往重庆的路上了，那是距利斯堡一万两千英里远的地方。(《时代》，1946年3月25日)
       马歇尔前往中国，自然首先是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关于这一点，《时代》讲得非常坦率与明确：
       在其他各地，民主和美国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与他们的敌人处在僵持状态。在东欧，美国的影响已经结束。被占领的德国，陷入四大强国的矛盾造成的困境之中。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不得不度过了为时一年混乱的“和平”，西班牙仍是令人头痛的棘手问题。甚至美－英关系，也因为英国偿还贷款事宜而争吵不休。在美洲，庇隆已成为华盛顿的对立面；在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争取自由而不懈斗争的人民，正在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因为，美国已明显是在与他们的统治者合作；俄国的力量增强了，但以上情况的产生，并不都与莫斯科有关。
       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表现出坚定不移和行之有效，世界就只能得出幻想破灭的结论，即美国民主不是一种可供出口的商品。
       马歇尔极为关注这一危机。去年十月，在辞去军事首脑职务后的告别演讲中，他问道：“难道我们要逃避胜利的责任吗?……难道我们还要把这次大战前弥漫着的国际间的不信任．重新又请出来?”对自己提出的热情洋溢的问题，他作出响亮回答：“我们不能浪费这个胜利……”(《时代》，1945年3月25日)
       马歇尔走来了。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阅读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摘要。这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来的。整理者是曾任《时代》驻中缅印、南太平洋和欧洲等战区的记者詹姆斯·谢普利。征得卢斯同意，谢普利这一次与马歇尔同行，并担任新闻秘书和写作组成员。这是《时代》与马歇尔中国使命的一个特殊关联。
       马歇尔希望“不能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美国的影响力和民主扩大到远东，可是，他的这一次中国之行，最终将证明他的一切想法与努力，不过是浪费。
       六　一页历史，已然翻过，又如何打开?
       马歇尔抵达上海是在1945年12月20日。他先到南京，再到重庆，在那里负责主持国共之间的军事停战会谈。
       1946年正在走来。这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美国试图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努力宣告结束，全面内战无法遏制地爆发。国共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已经延续二十多年，到这一年走到了最后摊牌、全面较量的时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即将失败的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则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是1946年拉开了时代更迭的序
       在这种关键时刻，马歇尔走进了中国。“他面临着考验”——《时代》说得不错。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工作程序：
       实验的考验是关于军事停战的会谈。会谈时，马歇尔特使担任主席和调解者。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将军．共产党的经验丰富的第一号谈判高手：他的右边是张群将军，政府方面思想进步的四川省省长。关于军队重建的会议期间，这一安排略有变化，随后马歇尔只作为顾问入座，周将军代表共产党发言，曾担任过蒋介石委员长助手的张治中将军替代为政府代表。(《时代》，1945年3月25日)
       在《时代》记者的笔下，马歇尔有时表现得十分从容，所提供的生活细节，呈现出当年历史动荡的另外一面：
       在谈判期间，特使上街散步，或者攀登重庆陡峭的台阶。有时，他还会驱车前往梯田，在那里，一个远离自己土地的乡下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一种好土壤。
       在晚上，喝上一杯茉莉花茶或者一杯老式波旁威士忌，特使就开始仔细琢磨一天来的进展。穿着拖鞋、睡袍，他坐在书房兼卧室里的书桌前，两张马歇尔夫人的照片在安慰地看着他。然后，他向华盛顿起草报告。
       一天晚上，他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时，他发现了一段文字对他的实验有帮助。第二天，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与会人员，都拿到了一份翻译好的文字，前面还有他写的一个短序：“下面是向制订宪法的制宪会议所做的演讲。演讲者是富兰克林，当时他已有八十二岁。”
       “当你们召集一批人……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错误意见，他们的地方利益，乃至他们的自私观点。这样的东西汇集起来，如何能期待实现一种完美呢?……”(《时代》，1945年3月25日)
       从报道看，马歇尔最初的中国之行，似乎进展顺利。马歇尔的军事调解在1946年1月上旬取得具体成果。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1月10日，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出席签署停战协定仪式。当张群代表国民党在协定上签字时，马歇尔与周恩来一右一左站在他的身后。他们低头注视张群的笔尖移动。一张三人的合影，留下维系和平的这一瞬间——美国介入国共冲突扮演调解角色的最耀眼、也是最后的时刻。
       新年伊始的乐观，中共与美方人士关系的融洽，在费正清的回忆中可以找到佐证：
       1946年1月，谈判似乎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时，重庆的中共代表举行了一次宴会，他们为美国新闻处安排了两桌酒席。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坐在另一桌。酒过三巡，我们都感到有些情不自禁，周恩来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随后也跟着唱了起来，叶剑英拿着筷子，在桌边和杯子上敲起了节拍。几次祝酒干杯之后，他们唱起了延安歌曲，我们也唱起情绪激昂的曲子，大多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歌——现在的音乐有些过于甜蜜、过于轻柔，或者说过于伤感了。周夫人(她喜欢用自己的姓名，邓颖超)穿着长裤，显得非常简朴，非常迷人。(《费正清自传》，第378页)
       据《马歇尔传》所述，刚到中国的马歇尔曾受到国共双方的信任，特别是中共方面人士，与这位当年极力支持过史迪威的人关系颇为融洽。更为重要的，马歇尔得到了中共希望与美国交往的信息：
       马歇尔应双方请求，动手——如他所描述的——“起草一个全面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其禁例和各种规定类似我们(美国)的民主体系下的军队，然而又是适合于中国，针对中国各地军阀的威胁和地方官员的不稳状态的。”经过同国民党的几次会谈后，他们同意马歇尔拿这个计划去同周恩来讨论。周飞往延安请示，回来报告说
       毛泽东准备在过渡阶段根据宪法同国民党合作。他又说他的党虽是社会主义的，但认识到目前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此刻应该实行美国模式的政治体系。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说“要把美国的政治体系、科学和工业化介绍过来，要把自由个体经济规划下的土地改革介绍过来，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中国的繁荣与和平。”据周说，毛深信马歇尔是公正的，愿意同美国的方案合作。当问到有消息说毛要访问俄国时，周笑着说“恰恰相反，他非常想去美国，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传》，第98页)
       马歇尔的回忆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但至少为我们认识当时局势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代表国民党参加谈判的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到马歇尔有一次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份有利于共产党的草案：
       会议从2月14日开始到2月25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因为周对这一草案所提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其中最关重要的三点，其原文如下：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就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尚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张治中回忆录》，第739页)
       刚开始采取这种欲缓解双方对峙措施的马歇尔，尚能一度获得中共的理解与信任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偶有冲突，但军事协调部的工作还是在进行中。
       马歇尔抵达重庆十九天后，政府和共产党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六个星期后。他们签订了整编军队的正式条款(在十八个月内从三百个师缩减至六十个师)。但是，没有任何人比特使更能明白，一项高层次的政治意义上的原则性条约，如果不能在低层次的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就将毫无意义。他推动落实在北平建立军调部的想法，由它派出政府、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调查组，负责监督停战的落实。
       实地调查组是马歇尔实验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很快发现，要达到目的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仍在指挥小型冲突，互相封锁，这危及整个计划的实施。3月1日，特使在周恩来将军、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离开重庆福园，飞往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寒冷笼罩的华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十座城镇，在一连串的考察、欢迎仪式和十五次宴会中忙得团团转。(《时代》，1945年3月25日)
       前景似乎一片乐观。马歇尔于1946年3月回国休假。他的归来，被《时代》视为英雄的凯旋。于是，马歇尔成了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时代》的封面人物：
       一位大家熟悉的高个子，轻快地走下从中国来的飞机舷梯，满脸风尘仆仆，也洋溢着耀眼的光彩。到这一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前往重庆再返回华盛顿，恰好差不多是三个月。
       走向等候着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亲切地吻了两下妻子，再依次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匆匆离去。坐上一辆黑色长帕卡德轿车，向白宫汇报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美国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使命。
       他目睹了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备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如今仍处在内战的边沿，他离开时，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战，仍存有希望。他在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国人会——的确是热诚地——感谢他。美国和世界应该感谢马歇尔所从事的相当重要的服务。这是美国的民主力量、原则、威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来作为建设和完善的模式。(《时代》，1945年3月25日)
       然而，《时代》的报道也意识到已达成的停战协定，基础是脆弱的。“危机在前”、“挑战在前”，这是《时代》谈及停战前景时使用的小标题。显而易见，卢斯的《时代》仍是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看待马歇尔使命与中国前景的关系。对美国一直充满自信、自傲的卢斯，无疑更为看重美国介入中国事务、影响中国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时代》写道：
       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保住中国的胜利。情绪激动的中国民众要求美国的关于中国的政策：一个强大、独立、统一、民主的国家。这一迫切的普遍要求，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妥协，给予蒋介石委员长一个机会来启动政治重建的机器。但中国需要国外帮助——一个伟大朋友的指导、沟通、信心，不应是破坏中国人独立的代价。
       三个月来，马歇尔发挥着一个强有力的友人的作用。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在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介绍自己完成的使命——其中只有一个词谈到他个人的作用：
       “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寻求全世界值得感激的合作，这一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推动每天的进展以达成协议……他们在成功地……结束敌意……并且目前已决定进行整编军队的事宜，进而重建一支国家军队。他们已同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民主。……”
       说到此，马歇尔停顿了，紧张地皱皱眉头，非常慎重地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一定要获得和平——如果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就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努力必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赖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如果中国被忽略，或者，如果一个计划是扼杀她目前的渴望，她的努力就将失败……”
       “我非常了解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主要兴趣，但我不敢非常肯定他们是否了解中国，或者说了解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是否了解到中国致力于团结和经济稳定的成功，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中国人民……包括对世界未来的和平都极为重要。”(《时代》，1946年3月25日)
       接下来的几个月真的很重要。中国局势很快急转直下，严峻的现实击碎了马歇尔的乐观
       与期待，更击碎了卢斯以及很多美国人的自信与自傲。当马歇尔于6月重新回到中国时，短暂的停战已经不可挽回地结束了。
       按照一般史书说法，内战爆发是以1946年6月26日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原部队成功突围为标志。虽然在马歇尔进行军事调解的同时，美方继续按照抗战期间的协议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军援，并以飞机帮助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要地，这些做法，激怒了中共，也彻底终结了中共与美国的交往。
       马歇尔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再被中共视为可以信任的朋友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被蒋介石所利用。《马歇尔传》写道：
       共产党责怪马歇尔。9月14日的延安广播攻击他没有反对“加剧的中国内战”，并宣称他的调解已失败。广播还声称马歇尔的威望已降至最低点，甚至他的公正性也成了问题。
       10月1日，他对司徒雷登说。他认为国民党是在利用他作为掩护，以继续进攻共产党。那一天，马歇尔致函委员长说，除非找到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他将向总统提议将他召回，美国终止其调停的努力。(《马歇尔传》，第133—134页)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日内返回延安。国共和谈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关上了大门。11月19日，周恩来等乘飞机返回延安。
       马歇尔也到了离开南京的时候了。1947年1月8日，他启程回国，铩羽而归。这一天，距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议一周年只差两天。一年的时光，在人们的企盼、乐观、失望、悲观、激昂、兴奋诸多情绪的变化替代中，就这样结束了。
       马歇尔个人的政治生涯，却没有因离开中国而结束。相反，就在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他被杜鲁门任命为新的国务卿。
       在中国失败而归的马歇尔，却在欧洲获得了成功。1953年，他因在西欧实施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地使战后西欧经济得到复兴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位评奖委员说，这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授予一位职业军人，这样做，不是奖励他的军事功绩，而是奖励他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工作。马歇尔在演讲中说：“对于把诺贝尔和平奖金授予一位军人，有相当多的议论。这些议论显然很能影响其他人，但对我则恐怕就没有什么影响……经常摆在我面前的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战争费用的分类账目，支撑它的则是墓碑。这一切激励着我去寻找某种途径或方法，以避免另一场战争灾难。”
       这番话，为欧洲而讲，而非中国。
       身为在华美国新闻处的官员，费正清见证了从和谈到内战爆发的1946年的中国。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著名中国通和历史学家，他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为历史提供了简要的说明：
       1945—1946年我在“战后中国”旅居的九个月，可谓我在战前一种经历。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仰仗着美式装备的国民政府向北方各大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腰缠万贯的政府官员们对华东光复地区的压榨和掠夺。通货膨胀与贪污腐化甚至使得支持国民党的上层社会也发生了动摇。我本希望美国新闻处能为阻止中国的分裂贡献绵薄之力，然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根本没有机会。1946年1月，马歇尔将军曾一度令人惊讶地阻止了内战，但到了夏季，战火又被重新点燃。尽管美国的公众尚不能领悟到这一点，但我们的对华政策确实已遭到了失败。(《费正清自传》，第386页)
       费正清说得不错，马歇尔从中国黯然退场，正是美国多年来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标志。
       随着1946年的结束，随着马歇尔使命失败，随着中共取得胜利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在政治、外交、宗教、教育、文化、军事诸多领域苦心孤诣经营的一切，它曾经具有的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将化为一片云烟散去。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欲与苏联在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美国，这一次败在了苏联手下。随后，共产党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愈演愈烈，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苏交恶之后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69年，珍宝岛领土之争引发军事摩擦，中苏关系一时间剑拔弩张，中国与俄国及苏联之间存在过的诸多历史纠葛，也于此时重新成为舆论的焦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恢复往来，终于变为了可能。
       1972年，尼克松总统历史性地访问中国。在北京机场，他走下舷梯，远远地将手伸向伫立一旁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
       此时，距1946年马歇尔的离去，二十六年已然过去。当年被翻过去的一页，又重新打开了。
       写于2006年9月，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杜鲁门回忆录》，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真相》，[美]赫伯特·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联邦德国]蒂佩尔斯基希著，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编辑、出版，1955年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
       《走进中国》，[美]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马歇尔传(1945—1959)》，[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
       China Image In The Life and Times 0f Henry Luce(《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Patrieia Neil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0
       结束语
       转眼之间两年过去，“封面中国”系列到了歇笔与读者说声再见的时候。
       两年里我沿着《时代》封面人物的线索走进民国史，解读民国史。已经完成的部分，是关于1923—1946年的中国。
       1923—1946年，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当年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却显得那么难以接近，难以解读。
       好在《时代》封面人物为我提供了一个途径。在二十多年的历史跨度中，我先后选择了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日本外相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美国史迪威将军、宋子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封面人物为焦点，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我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现实思考放进去，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解读。我希望这一方式，能够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那些人物的兴趣，从而为认识历史提供不同的角度。
       目前已完成的“封面中国”系列的历史解读，结束在1946年。这一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在我看来，1946年至关重要。现代史与当代史在这一年开始替代；国民党时代在这一年走向尾声；共产党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序幕。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年，负责调解国共停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失败而归，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破裂，这标志着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也宣告结束。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将从另外的层面和角度深深影响中国后来的行程，留下诸多可供思考和描述的话题。
       1946年之后的《时代》，依然以它的方式关注着中国。一个个中国重要人物，仍将陆续成为它的封面人物。1947年，陈立夫；1948年，蒋介石；1949年，毛泽东；1950年，毛泽东；1951年，周恩来；……对这些封面人物的解读，将呈现出一部新的历史。
       说“歇笔”，自是为了更好地与读者“再见”。我希望当有机会再次以“封面中国”与读者见面时，自己对历史能有更好的把握，更好的解读。
       我非史学家，但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
       我很欣赏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我想，一个解读历史的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采取何种角度，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凝固成历史。虽非全部，却是自己独有的一种。
       写于2006年9月13日，三十五年前的这个日子，林彪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