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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祖母家的院子有两进，当时父亲正在堂屋的灶台前做饭，我的妻子在一旁帮忙，一只兔子、几只鸡和一只狗在内院走来走去，姐姐的女儿在外院拉屎。我的外甥女蹲在中门左侧那棵大槐树下面，已经拉下了一小坨屎，她还在继续蹲着。我手里拿着卫生纸，准备在她结束时帮她擦拭。看上去她有点心不在焉，一边蹲着一边拿着一根树枝在面前地上划着什么图案。我说：“小心你的裙子!”但为时已晚，她的裙摆已经滑下来遮住了她的小屁股，并且沾到了那坨屎上。我焦急地叫她：“哎呀，你小心点啊!”外甥女蹲着往前走了几步，裙摆更是拖过了她拉下的屎，里院的那只狗闻香而至，快速地吃起来。我想起我们跟狗亲热时曾让它舔过脸，胃里一阵翻滚，赶紧上去踹它，结果不小心踹在了屎上，黄黑的粪便甚至溅到我鞋面上了。我叫着“姐姐、姐姐”，让她过来帮忙，但是没有回应，我探头向里院望去，看见姐姐正在和那只兔子纠缠——平时温顺的兔子此时不知为何变得凶狠，咬住姐姐手里的红萝卜不松口，它的牙齿甚至都露了出来，似乎变成了一只恶狗。
       我们的到来使这里一团混乱，我的情绪也再次变得厌烦。我把脚跺了跺，有些沾得不甚牢靠的屎星被我震下去，随后我找来一把小铲子，把印着我脚印的那坨残留不多的屎铲进了猪圈。猪圈里只有一头舅妈养的歪着身子睡觉的母猪，闻见香味并未起身，肚皮颤悠了两下，两声闷闷的哼哼从它的鼻子里挤出来。它的样子孤独而慵懒，就像一个生命已经松垮的老人。
       外祖父母过世到今年快十年了，老房子一直空置着，只有这个猪圈还在勉强使用。东厢房的屋顶已经塌了，从屋里就能仰头看见大槐树伸展在上空的繁茂枝叶，屋地上小草丛生，屋内潮气逼人。三间正房也岌岌可危，墙砖已经剥蚀，拐角处的砖也没了棱角。就是这样一处没人来住的老房子，大舅却在去年告诉我，希望我们帮助舅妈把老房子整理一下，这是他唯一的心愿了。
       那时大舅患了晚期胃癌，躺在床上已经多日粒米未进了，仅靠打吊瓶维持着。他那在我记忆中高大强壮的身体萎缩干瘪下来，屋内漫布着垂死之人特有的气味。在与众人一起面向他静坐的时间里，我几次想站起身离开，但在我站起身后才发觉我是在向他走去。我走到他的身旁，挨着他的枕头坐下，那时我看到了他突出的眼球和深陷的眼窝，他的漫漶的眼神和他身体的气味一样飘散在空中，使我无法和他的目光对接，只好探出手去抚在他的手背上，当我的手缓缓地抚摩过他萎软的手背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感觉：厌恶感一瞬间稀薄了，代之而起一种类似委屈的情感。我的鼻头发酸，险些掉下了眼泪。大舅对周围的一切毫无觉察，仰面朝向屋顶，喉咙里发出嘶涩干哑的声音。他那近乎梦呓又竭力发出的声音，让我产生了想要扑在谁的怀里哭泣的冲动。
       大舅在嘱咐完后的第五天，一个清晨，不知不觉地停止了呼吸。我没有参加送葬，知道大舅去世的消息时我已回到了北京，大家说我工作忙，不用回去了。我也乐意顺承。我像平常一样上班、下班，为一点小得失而喜悦忧戚。一如既往和同事们“八卦”取乐，同时坚持着谨小慎微的原则。在夜里，这一切化作梦境。梦里的事情和白天迥异，使我似乎处于两个世界之间。
       梦在醒来以后很快被我忘掉了，只要我一睁开眼，现实就立即恢复如常，变得强大无比。只有在我忙碌完一天后，大舅的嘱托才有机会偶然地闯进我的意识，我会依稀记起他的话并若有所思。大舅的遗愿其实和我的生活一样可疑，我不知道它们的意义，也曾一度寻找它们的意义，一年过后我发现，我的怀疑仍然有增无减。
       这一年来，舅妈在她下地、喂猪、照看我那半疯半傻的表哥的间隙，一直不知疲倦地为了大舅的遗愿四处游说。她对我的母亲说，当她发现大舅去世时，院子的上空飘下了细雨，院子里的九棵槐树簌簌地抖动，它们的树皮显得更黑了。“我听到院子里的声音，看到了下雨，”舅妈说，“我就赶紧进屋去看他大舅，我迈进门槛时感到屋里的空气像水一样，迈步都费劲，而且喘不过气儿!”她对我们说，那时她感到天塌了。
       我相信舅妈说的是真的，但仍遮掩不住地感到厌烦。她是一个不明所以却异常执著的说客，拖着半病的身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她根本不可能理解一个在北京租房人的心情，以及在我那样的单位请假二十天的压力。因为这点怨气，我这次来整理老屋还未曾到她家去。但在猪圈旁伫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突然之间软了下来。我于是在那儿多呆了一会儿，然后进屋跟妻子说：“吃过晚饭后我们去大舅家看一看，也许在那儿住上一晚。”
       妻子温婉地答应了。
       屋里只有她一个人，父亲、姐姐和外甥女都不知去哪儿了。我蹲在灶台前烧火。我已经很久不曾使用过农村的这种灶火，所以显得有些笨拙。我既要拉风箱，又要不时往灶膛里面添柴，手忙脚乱，弄得屋里一团烟气。妻子帮不上我什么忙，她从小在大城市生活，对这类事情一无所知。
       我们呛得直流眼泪。我要妻子像我一样蹲下，这样会好一些。那时我注意到她的眼圈有些发青，眼袋也比较明显。我知道这是因为她接连几日没能睡好的缘故。夜里我总是在翻身，总是在不觉中出许多汗，半夜醒来时发现被子都是湿的。是我打扰她睡不好觉，为此我心里十分愧疚。
       我从不曾把愧疚这样的情绪告诉过她，那不是我要做的。我继续烧火。锅里的热气不久以后透过席篾锅盖蒸腾出来，馒头的香味随着白色的热气在屋子里弥漫，并沿着矮仄的屋门扩散到院子里。门槛外面，不知什么时候那只狗蹲在了那儿，像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看着我，热哈哈的嘴里似乎还在散发着臭气。我拿烧火棍驱赶它，却在突然间与它那渴望的眼神相遇。我吓了一跳，手里的烧火棍停在半空中不知去向。
       吃过晚饭后天还有些亮光，我和妻子走路去大舅家。到大舅家时天已经黑透了。村子里没有路灯，偶尔有几盏灯火，也都是隐约的，掩映在某户人家的窗内。我们高一脚低一脚走进去，舅妈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她甚至点起了两盏灯，屋里显得亮堂多了，家具造成的阴影也不是很多了。
       舅妈怕表哥把我妻子吓着，先把他安顿在西屋里，然后按家乡的规矩抱出新被褥给我们铺盖。我注意到被褥都是红色的团花，当然，它们的里子都是白色的棉布。我脱光衣服躺进去试了试，那种感觉十分熟悉。我记起这棉布是我的母亲辛劳的产物，在她年轻时她曾昼夜不息地织布，这种布在家乡俗称“粗布”，她终日坐在织布机前，两只脚左右踩踏，两只手在两层线中间传递着像鱼一样的梭子。
       妻子钻进被窝以后，我告诉了她这件事。她微微地“唔”了一声。她说：“只是这布有点刺肉。”于是我把脸贴在她胸脯上蹭了一会儿，她的皮肤还是像以前那样又软又滑。我把头枕在那儿多呆了一会儿，因为怕把她压着，我把脖子稍微用力地梗着一些。
       舅妈照例睡得早，在我们躺下来睁着眼睛一时还不能人睡的工夫，西屋里已经响起了她的鼾声。她的鼾声像风箱一样来回拉动，只是出气时声音稍小。她单调的鼾声使屋里显得空
       旷，使我们显得孤单，带着凉意的空气氤氲在我们的鼻尖。
       我睡在床外侧，眼睛转向窗外，窗外树梢的上空星子满天，一颗一颗，粒粒可数。又过了不知多久，一片清淡的白光落在窗棱和西墙壁的拐角处。妻子的呼吸声也渐渐平稳了，我想，她也许已经睡着了。
       我也准备合上眼睡去。这时，堂屋门缝里似乎吹进来一股风，半扇门无声地开了。从我这个角度恰好可以从东屋门口看出去，在一棵槐树的枝头立着一个黑影。那个黑影似乎在等待什么，过了有几分钟，它悄无声息地从屋门飞进堂屋，落在立起的吃饭用的圆桌上。我眯起眼睛观察它，发现那是一只黑鹰。在它停留的那段时间，它不时地用尖利的喙左右地梳理羽毛。当它的喙划过羽毛时，发出像撕纸一样的声音，这使我觉得它很有力量，它的羽翼坚韧不拔。
       黑鹰停留了有一根烟的工夫，又飞回了树梢。过了一会儿又飞了进来。如此往返了五次。最后一次，它飞出去不见了。门口的月光泻进来，照得屋内又清凉，又像梦。我拿胳膊肘轻轻碰了妻子一下，她的呼吸声停止了，轻轻地哼了一声。我告诉她刚才我所见的情形。她似乎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吐字不甚清晰地说：“你随便说三个词语。”我凭着多年来对她的熟悉，听清楚了她的意思，就随口说了三个词。她听到以后就嘴里含混不清地反复念起来。我们把头都蒙进被子里，把被子裹紧，似乎这样就会变得安全一些。
       我感到我们似乎在移动。准确地说，我们是随着被褥裹成的圆桶在漂移。我听到门环发出一声清脆而短促的与门板的撞击声，知道我们已经漂出了屋门。没一会儿，我听到树叶和一些小树枝与被面划出的轻微的刮蹭声，知道我们正在升向大舅家院落的上空。我们的被褥之间在我的这一侧有一线微小的缝隙，我忍不住向外观望，发现我们穿行在南寨村的大街小巷，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内都是黑的，只有院落里和街道的半边有月光洒下的霜雪。南寨村的房子都在渐渐地下沉，过了一会儿，南寨村不见了，现在我可以看到擦着村子而过的沙河的河床，以及远处的田野。大地上的景象因为月光普照显得更加辽阔。
       妻子似乎又睡着了。也许她刚才也并未清醒。她的呼吸声很平稳，我想她在梦里一定很平静。这是难得的。这些天她一直都没睡好，今天总算睡好了。这样就很好。我也慢慢地没了意识，似乎进人了梦中。
       我又在翻身。腿脚又不本分了，这是在我的脚被风吹着时才意识到的。我刚刚恢复的感觉使我知道，我把脚下的被简踹开了。夜风从那儿灌进来。这样妻子也醒了。她的手向我身上寻摸，找到了我的手，然后轻轻地握住。我听到她轻轻地责怪说：“看看你，又不小心。”
       我索性把头探出被头向外观望，发现我们正在下降。我们的下方是一片麦地，麦子已经长出了两柞长，加之我们下降速度很慢，所以落地时还算平稳。落地以后，我把被子撩开，裸着身子站在黑夜的麦地里，借着已经微弱的月光观察周围的情况。妻子用被子裹住身体，莫名其妙地看看我，又看看周围。
       一二百米外有一片灯火，几间刷着白灰的房子。一群人杂乱地站在那里，有一个人手里擎着火把，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手电，其余的人不知在为着什么事说着话，嘈杂声越过寂静的麦地传到我耳朵里。一个年轻人快速地向我们这里跑来，一只手拿着火把，一只手拿着——跑近以后我看到那是一个爆竹。站在离我们约十步远的地方，他停住脚步，拉开姿势，准备点燃以后向我们这个方向扔来。他似乎看不见我们，或者故意忽视我们的存在，或者有属于他们的其他意图，这些我都猜不透，于是我冲他大声喊叫。很快，我听到了来自那几面屋墙的回音。
       小伙子终于停住手了，他像是才注意到我们，好奇地问：“你们在这儿做什么?”我向我身后的被褥指了指，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解释清楚这一切，我想即使我把这一切说清楚，他也未必能够相信，索性指了指之后就把手向他一摊。就在我面对那个穿着衣服的小伙子时，我脑子里还留着我转身那一刻看到的我妻子的模样——她一脸的惊恐、无助、疑惑，两手抱在自己胸前，同时揪住被子。她的后背裸露着，被野地里的风吹动的麦子刮蹭着她娇嫩的肌肤。说实话，在那个陌生年轻人面前保持摊手姿势的那段时间里，我心里非常难过。
       年轻人看看我，又看看坐在麦地里的我的妻子，呆呆地愣了几秒钟，而后，他突然大声笑起来，像是一切都明白似的说道：“哦哦，是这样，你回去吧!你们继续回去吧!”说着，他转身向那群人跑去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向妻子跑去。我想我们应该躺进被窝里，把它裹紧，然后再让它飞起来，哪怕飞离一房高，也会比现在安全。何况我们还会继续漂移，离开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但是我还未走到被子面前，那个打火把的就又向我们跑来。这次他的身后紧跟了那群形色各异的人。小伙子在我面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不一会儿那群人也零零散散地陆续跟过来，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越过那个年轻人走到我面前。他的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毫不客气地对准我的脸照上来，我本能地闭上眼睛并侧过头去。他随即又把手电筒向我妻子的方向照去，我慌忙抢过去一步挡住亮光，我目光冷漠、气愤又怯懦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以及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借着那个小伙子火把的光我看清楚了这是一个中年人，约莫四十多岁，嘴唇上一撮浓密的黑胡子，目光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你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他声音洪亮地问道。这种声音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上还是一丝不挂，我的身体原来一直被风吹得发抖。
       “我们是从村子里来的。”我不得不这么说，而且不得不提到了团花的被褥，最后告诉他，“我们是从那儿飞来的。”为了让对话尽快结束，我尽量省去一些细节，比如黑鹰、我说的那三个双音节词等等。
       不知是我哪部分的省略起了作用，他似乎单是注意到我们是飞来的这一事实。他语速不快不慢地说道：“那么，既然你们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是乘坐了一种交通工具，车船税拿来吧!”
       我听了十分诧异。我不知道他是从何说起。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以及他们的身份。但依然是为了节省时间，我把问题集中在“拿钱”方面。
       “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合法的?”
       “少废话!”人群中不知哪个大声说，“叫你拿你就拿，哪儿那么多废话!”
       我的怒火顿炽，冲着面前的这个人，也冲着后面那些人嚷道：“这个问题我自然是有权问的，凭什么黑更半夜你们来收钱?”
       嚷完以后，我意识到自己这样的问题也很可笑，在这样的场合，一片不知边际的麦地里，我们不知怎么飞到这儿。我的理智似乎恢复了，进而对这一切产生怀疑，对面前这些人，也包括对我自己，以及过去这不知多久的时间。
       中年人的手电筒再次照了我的脸，我感觉他的手在向我摸来，我没有来得及躲闪，就被他冰冷的手死死地钳住了。他把手电筒回身向人群里一丢，有人接住了，然后他腾出的这只手在裤兜里摸了一遍，一道金属光在我眼前闪了一下，我看见那是一把水果刀。他说道：“你想知道是吧?好，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我还没反应过来，手掌就被他划了一刀。
       我终于能把手抽回来了。我眼睛凑近了一些看，看见了手掌处有一道皮破开了，很快，血热乎乎地冒了出来。
       “把他们的交通工具没收!”中年人回头对那些人命令道，然后头也不回地向那几间白屋走去。
       在他们抱走我们的被褥之前，我不顾脚下冰冷的土地向妻子跑去。我弯下身把妻子抱起，向麦地的深处跑去。
       月亮已经不见了，我们的前面是无尽的黑暗。我握紧拳头，怕手上的血蹭脏妻子的身体。妻子的腿几次从我臂弯处滑脱，我几次努力地向上抬，拚命地把她勾向我的胸脯，直到我的膝盖跌跪在湿冷的麦地上。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看了看妻子，实际上我已看不清她的面庞。我慌张地看了看身后，光亮已完全消失不见，嘈杂声也完全寂没。除了麦子茎秆因风的吹动而摩擦出声之外，就只有我和妻子的喘气声。
       妻子终于哭出来。她带着哭音反复对我说，义像是自言自语：“我们是在做梦是吗?我是在做梦是吗?”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我想我应该回答我的妻子，所以努力地去寻找事实。我摸了摸手掌，手掌上和手指间的血已经结痂，我用指甲抠了抠，倒是没费多大力气，就把血痂一小块一小块地抠下来。现在，除了隐隐作痛的皮肤下的肌肉组织而外，伤口已经找寻不见了。连我自己都奇怪人体的恢复能力，以至于不能不相信我感觉到的事实，而这一次的相信却使我在回答妻子的问题时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没错，”我说，“我们会在北京的床上醒来，而不是在这陌生的麦地里。它们是不存在的。”说完，我紧紧地抱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