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身边的人”之外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个星期前，他刚刚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代院长。
封面选用一幅宋子文的彩色标准肖像画。他身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衫系着一条蓝色方格图案的领带。方方正正的脸庞，戴一副眼镜，眼神不活泼但也说不上是沉稳，似乎更近乎于平静。宋子文出生于1894年，那一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海战；1944年则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前后相距整整半个世纪。于是，在肖像画作者的笔下，年过半百的宋子文，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醒目地被点染出斑斑霜色。耐人寻味的是，洋派十足的宋子文脑袋周围，安排着最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景致。左边一座七层古塔，右边一尊威风八面的石狮子，头顶上则是北京故宫一片壮观的屋顶。
“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的称谓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句说明。
“峭壁之上”，简单的几个字勾勒出1944年中国的严峻局势：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冲突白热化，最终关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将他召回；盟军在这一年六月成功登陆法国诺曼底，与东线的苏联战场相互呼应，欧洲战场接连告捷；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却在中国战场上大举进攻，使中国面临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美国特使赫尔利的延安之行以失败而告终，国、共两党继续对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浓重……在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忐忑不安的场景中，中国走到了1944年的尾声。
正是在此情形下，自1939年以来一直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12月4日让出这一职位，改由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任代院长。《时代》这样报道宋子文的出场：
中国已疲惫不堪了。她从1911年以来一直在经历着一场动荡的社会革命。1937年后，她几乎是独自抗击着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她还要消灭国内的共产党。为了战胜势不可挡的日军，她不得不从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撤退。为了封锁共产党，她保持着对延安的包围态势。蒋介石委员长认为时间会给盟国援助中国的机会。因此，他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但是，在进行了七年的不懈抵抗之后，疲惫不堪的中国，时间与空间的余地都不多了。在这关头，日本再次展开攻势，要把中国一分为二。
……
到了上个月，疲惫不堪的中国和疲惫不堪的蒋介石，都清楚知道了改革不能等到胜利之后才进行——因为盟国的援助到目前为止还是太少、太迟，中国必须像通常一样只能靠自己。不管怎么说，中国和蒋介石已发现其力量之所在。蒋把他的军队交给一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军委会军政部长陈诚将军来领导。(参见《时代》1944年11月27日)同样重要的是，蒋还改组了他的政府。他任命了中国最能干的管理人才、他的内兄、外交部长宋子文担任中国第二号要职——行政院代院长。军事、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危机迫在眉睫。不仅蒋介石政府的前途，而且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前途，都与危机的处理结果维系在一起。危机中宋子文承担起最重大、最艰巨、曾让许多人束手无策的任务。(《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十几年间，这已经是宋子文第三次出任代院长的职务了。他的每一次出面“代理”，似乎都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宋子文第一次任代院长是在1930年9月25日，因为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三天前(9月22日)病逝。此次宋子文任代院长的时间不到两个月，随即由蒋介石兼任。第二次任代院长是在1932年8月，时任院长的汪精卫因与张学良矛盾激化而辞职，故由宋子文代理，七个月后，1933年3月，汪精卫从欧洲归来重新担任院长。如今，1944年12月初，在蒋介石面临内政外交诸多危机之时，宋子文又一次被请出山。
这里需要交代一句，一个月前的11月10日，汪精卫刚刚在日本名古屋因伤病不治而亡。这个在1935年曾经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现代史著名人物，彻底离开了历史舞台，从而也逃过了战后审判。
宋子文这一次出山，“临危受命”的意味更浓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宋子文这一次将不再是一位匆匆过路客。1945年5月底他正式就职院长，一直到1947年3月离任复由蒋介石取代，整个任期计两年零三个月。
1944年12月一1947年3月，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八年抗战取得胜利，随即国共内战(后来称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也改变着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宋子文卷进了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中心，围绕重大事件而展开的外交、政治、军事等各领域的活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构成了他的活动舞台。特有的政治身份，与蒋介石之间微妙的关系，与美国的特殊渊源，使他有了表现的机会与空间。在前所未有的政治漩涡中，他跳跃，腾挪，周旋，摔打，直至最后出局……
在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意义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兄弟)“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几年前，当我阅读1943年3月1日的《时代》时，却又注意到，至少在当时的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龄，除了封面人物的报道之外，《时代》还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能吃苦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一一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惟独宋子文除外。我感到好奇，当即在笔记本上注明一句：“注意：无宋子文。”后来，当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时代》的记者，当年的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做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毫不奇怪，宋子文这样一个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的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兴趣和偏爱。在介绍这位封面人物的教育背景时，《时代》就明确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国的这位中国人，既是亚洲人也更像一个美国人，或者说他可能希望能做到这样。”在这样的基调
中，《时代》开始叙述宋子文的故事。
浏览他的一生，就像阅读中国现代史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篇章。
宋子文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1894)，日本在那场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走了琉球群岛和台湾。
孙博士的行为影响了宋子文后来的一生。宋家的孩子们叫孙逸仙博士“叔叔”。他们天天忙于爬花园的墙，读孔夫子的书，学唱中国的儿歌、《基督爱我》和倾听乔治·华盛顿的故事，当然他们还不懂得这位小个子革命家对中国和他们的深远影响。辛亥革命时，宋子文已是一个瘦高个儿的少年了(每隔三个月他的衣服就穿不下了，由他的妹妹美龄接着穿)。
……
他们成功地把“学者儿子”送到上海的圣约翰(教会)学校上学。后来，他前往波士顿——与查理·宋不同，宋子文进了哈佛大学。这位瘦高个子的学生主修经济，平均分数为“良”。宋子文从坎布里奇南下，继续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与此同时，他附带在花旗银行当职员，后来突然辞职，为的是在中国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二十九岁时，他小有成就，成为一个煤炭与钢铁业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看重家庭的男人，与前教会学校的校花张乐怡结了婚，就在这一年，历史再一次敲响了他的大门。像以往那样，历史的面孔是孙逸仙。
这位革命的博士不再是“叔叔”了。他成为宋子文的姐夫。四十八岁(实为四十九岁——引者)的孙博士与年方二十一岁(实为二十二岁——引者)狂热的宋庆龄结婚。在广州，孙和革命军的将领、杰出而年轻的蒋介石为一个问题煞费苦心，这也是宋子文和蒋后来毕生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财政来源。革命耗资巨大。蒋需要资金进行北伐。谁能为他筹集银元?年轻的孙逸仙夫人建议找她的“弟弟——他会理财”。两年时间里，宋子文把税收从一百万元增至一千万元，为蒋提供了足够的战争资金。
孙博士逝世(1925年)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领袖。在他从广州北上进行举世闻名的北伐过程中，这个年轻将领的身边始终伴随着他的年轻的理财专家。这个瘦高个、态度生硬、表情严肃而又聪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财政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他成了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1944年12月18日)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赢得了“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称号。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决裂，一夜之间，血色浓重。历史突变，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他必须做出抉择的境地。
一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犹豫中，看着蒋介石的战车呼啸而来。
就在“四一二事件”发生两天之后，1927年4月14日，一位美国人来到了上海。他带来朋友写的一封引见信，前去拜访犹豫彷徨中的宋子文。这位美国人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政治记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希恩这样描述了他的这次拜访印象以及他对宋子文性格的分析：
我先去拜访宋子文。他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哈佛深造过，聪明、能干、诚实，一直担任着广东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口方面和南京方面都任命他担任这同一个职务。但就在我抵达上海时，他辞职了。
……我来到上海时，他正住在法租界的孙中山故居……
宋先生——即T．V，人们常这样称呼他——热情接待我，这得感谢Borah写信引见。他花了一些时间向我陈述他所处位置的难处，这是一直令他苦恼万分的问题。等我接下来几个月进一步了解宋之后，我渐渐把他视为所见到的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诚实、忧虑、困惑，既恐惧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又恐惧共产主义革命，在两者之间难以做出决断。假如中国是美国，那么他的幸福就会非常完美，因为他可以完全不必管这些恐惧。可是在中国他却不可能当局外人，对中国人或外国人野蛮而残忍的对人类劳动的剥削熟视无睹。宋子文天性软弱，所见所闻均令他为之感动，可他惧怕任何真正的革命。群众让他恐惧，劳工骚乱或罢工，令他坐卧不安。富人可能会受到抢劫，这一想法也让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一天，在汉口爆发的游行示威中，他的汽车受到一群人围困，一个车窗也被砸破，他在保镖保护下逃离现场，没有被伤害。但这一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难以消除——他对群众行动的厌恶，决定了他的政治选择，最终把他推到了反动的阵营。哪怕他的理想主义曾经是真诚的，为人也和蔼可亲，富有教养和魅力，且风华正茂，但却不适合在一场大革命中担当一个重要角色。总的来讲，我觉得他深知此点，因而也就比其他人更为感到悲哀。
宋子文为我给在南京的蒋介石写了一封引见信，另一封信是写给在汉口的孙中山夫人。他对我说，我可能会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现彼此观点有某些不同，但他在当时仍掩饰国民党两派业已出现的裂痕。如我后来所知，这种掩饰其实完全是勉力而为，因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中间派本身也出现了裂痕，而中间派曾是宋子文最希望归属的派别，这样一来，他便有可能比任何人都要感到尤为痛苦。据我观察，他是革命领袖中唯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当别的人轻易地甚至愉快地朝左或朝右转向时，他则在经历了心灵和精神的痛苦之后，才结束了自1918年以来形成的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引者译自《个人历史》，第194页)
按照希恩的说法，宋子文最终抛弃了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间派立场。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陈友仁等流亡苏联，宋子文则转而与国民党右派结盟，站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在以后的几年里，宋子文为中国的财政辛勤工作。他进行了扎实的、亟需的改革：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征集、集中经营银行系统，(在1932年)甚至实现了预算平衡。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的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编者注：不过，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获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的宋子文，更喜欢人们称他为“宋博士”。)
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年饭或扎堆儿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倒也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他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28页)
于是，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点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中美关系冷热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因宋、蒋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权力消长，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历史场景。
走上峭壁
尽管搭上了蒋介石的战车，被视为“欧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实在不少问题上与蒋介石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
宋子文对日本侵略满洲和热河，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委员长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宋则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温文尔雅的山西银行家孔祥熙。(《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职务的宋子文一度赋闲在家：
他回到上海担任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不断积累个人的财富，潜心收藏珍贵的中国名画、青铜器和玉石。有一天，历史再一次戏剧性地敲响了他的大门。这一次，历史中显露出两张面孔——一张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少帅”的面孔，另一张是早已熟悉的共产党的老面孔。(《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错，西安事变为宋子文提供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机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各方斡旋，张学良同意南京政府方面派代表来西安举行谈判。据美国记者斯诺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最初张学良提议是要孔祥熙作为代表：
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斯诺文集(2)》，第393页)
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被推到了处理政治危机的前台。他的对日强硬态度，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张学良也能接受，就这样，与蒋介石有冲突的人，此刻成了可以救助蒋介石的人选。
作为折衷，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博士前去。宋子文属于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斯诺文集(2)》，第393页)
宋子文“临危受命”，与宋美龄、端纳一起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解决。《时代》报道说：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蒋夫人召来了宋子文。在朋友们的“他再也不会活着出来!”的哭喊声中，宋子文匆匆登上去西安的飞机。
宋子文曾两次飞赴西安——第一次是与蒋的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同行；第二次是与蒋夫人同行。在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中，蒋夫人朗读《圣经》诗篇来安慰委员长。宋子文则来回奔走忙于同各方谈判；他努力平息人们烦躁的情绪；减少恐惧感；据理力争；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后，“少帅”突然停止哗变。委员长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出被囚禁的房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表示悔过的“少帅”和喜形于色的宋子文。(编者注：估计张仍在中国某地，接受为期十年(1937—1947)的赎罪性的监禁。这种监禁被称为“反省”，在此期间他可以经常打高尔夫球、打网球和打桥牌。)
随后，不到七个月，日本入侵华北，蒋不再拖延，他领导全国进行了全面抵抗。(《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过，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并没有出任政府要职。“充当中间人”——《时代》以这样的小标题来概括抗战初期的宋子文：
日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把宋子文从他的上海总部赶走。他在香港开店营业。在这个大英帝国的前哨落入敌手之前，他一直为战斗中的中国经营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前沿商店。他是他的国家被扼杀的经济与美英之间的纽带，而当时美英两国还没有醒悟到日本侵略中国对它们也构成威胁。宋子文在俯瞰里帕尔斯湾的山上有一座大房子，这座房子由英国警察和他本人的保镖保卫，以防日本枪手袭击。他和他的不知疲倦的译电员班子就在这屋里工作。他的起居室也是他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在充满东方情调的锦缎和绣龙地毯的房间里，摆着一台西方的短波收音机，一帧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照片，还有一尊现代主义风格的圣母马利亚的赤陶塑像。
1940年，宋子文再次飞赴华盛顿，这一次是为了商谈一笔急需贷款。美国人称他是“中国人与西方合作的象征……是从亚丁到朝鲜之间最会做生意的东方人”。他与罗斯福会谈，与复兴金融公司的杰西·琼斯、财政部的亨利·摩根打桥牌。有人向宋子文进言：“在国会对议员做疏通工作无伤大雅。”宋子文嗤之以鼻。他提出一个交易要求，而且不容讨价还价：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就能继续牵制住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名日军。挽救中国免予崩溃，美国才能赢得时间与日作战。宋子文达成了交易。珍珠港事件证明他言之有理。
(《时代》，1944年12月18日)
珍珠港事件一发生，蒋介石即任命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中、美业已成为盟友共同对日作战的新局势下，无疑，蒋介石需要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文再度出山。
委员长发出电报任命他为外交部
长。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热切希望美国迅速提供大量援助。他成了一个周游世界的特使，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伦敦、魁北克和新德里之间。他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和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他参加了重要的盟国会议。他筹划了一笔有待美国财政部提供的由他经手的最大数额的贷款(五亿美元)。为了加快实施租借法案，他建立了中国防务供应公司(CDS)。但是，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很快就发现，根据盟国全球战略的优先顺序，盟国对中国的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和遥遥无期的企盼。(《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却依然存在着，他对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进展也颇不满意。开罗会议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43年底，蒋介石前往参加开罗会议，与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丘吉尔首相会谈，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令人生疑的是，他竟然没有让外交部长宋子文随同参加。相反，他带去的是前面提到的“蒋身边的人”中的王宠惠和董显光两人。他们前者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和立法院院长，后者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长期负责对外宣传。由此可见，蒋本人也没有把宋子文看作是“身边的人”。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担任过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有了意外发现，对民国史的权力角斗也多了一个视角。从下面摘录的文字可以看到，在1942—1944年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暗地里有过一次较量，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宋子文，曾有过试图架空甚至取代蒋介石的计划。戴维斯写道：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员长任命为与居心叵测的美国人打交道的代表。虽然蒋的内兄有外交部长的头衔，委员长对宋的权力却严加限制。蒋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半个美国人的亲戚。
他知道宋觊觎他的权力，曾经策划踢开他，给他一个荣誉职位，而把政权接管过去。1942年下半年，宋曾经力请史迪威的支持来做一笔交易，如果成功的话，将会使外交部长对中国军队取得广泛的权力。史迪威的反应是有保留地不承担义务，提议也就没有结果了。
在蒋宋王朝内部，具有非常突出的阴谋特色的策略转变之一，就是宋转而反对史迪威。他开始对史迪威施放明枪暗箭，然后于1943年9月15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份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将指派两名未予明说的中国军官任最高司令和参谋长。那样一来，蒋的最高司令将被取代，但是保留了他的国家元首头衔，而史迪威则将被剔除掉了。总统把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告诉了马歇尔，被马歇尔给否掉了。(《抓住龙尾》，第363页)
据《宋子文传》所叙，此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已经改变了最初力挺史迪威的态度，转而要挤走史迪威。史迪威在194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得很明确：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转引自《宋子文传》，第210页)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只能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做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戴维斯指出：
所谓的现代派——宋在其中居于最有名气的地位，与共产党阵营里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一样。二者都是舶来品。现代派受美国教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受苏联的灌输。没有哪一个能向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挑战，并且可望取得任何成功。除意识形态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现代派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共产党的派别有组织、有纲领，而宋一类人却没有。因为现代派实际上是文化范畴的，而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派别的。
宋既不是委员长的一位言之成理的接班人，也不是在蒋和共产党人之间可以行得通的一个中间选择。他敏锐而不明智，耍花招而不圆熟，骄傲自大而不果断，排斥不同意见而不是去说服不同意见。他不可能取得成功。1944年末，中国在蒋和毛之间是如此的两极分化，以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不是走这条路，就是走那条路。(《抓住龙尾》，第367页)
根据戴维斯的回忆，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
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他这样说：
如果说他有什么追随者的话，那就是一小撮胆小怕事的西化的银行家和技术人员。在数以千计的受过美欧教育可以称为现代派的中国人中他们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关心政治的。宋的美国捧场者中突出的是华莱士。他夸大了这位外长的微不足道的同人俱乐部，把陈诚和薛岳两位相对杰出的将军和其他几个人都包括进去。这些人虽有一些势力，但不是宋的追随者。实际上，像所有他们的同僚们一样，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只会接受那些看来会使他们有利可图的政治建议。
为了把这些会起一定作用的力量团聚在他的周围，宋不得不向他们显示比他实际拥有的更大的实力。如果他能使美国人放心，他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宋得到陈纳德的支持，陈纳德说他是一个现代派，并且吁请罗斯福“对重庆发起彻底的政治改变……”，但是这位外交部长一直未能打动陈纳德的执拗的上司。
因此，史迪威不得不被解职。在这个问题上，委员长和宋子文在1944年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蒋不想再听史迪威在他身边说些带羞辱性的话，而宋则想要一个在“改革”蒋政权中会与他合作的美国人。出于实质上是互相抵触的原因，1944年秋天，蒋宋联合起来达到了使史迪威倒台的目的。(《抓住龙尾》，第365页)
在蒋、宋联手下，史迪威终于被挤走了。不过，在这次政治角斗中，是蒋介石借宋子文之力，还是宋子文借蒋介石之力?他们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最为老谋深算，哪一个是最大的受益者?还真难说得清。
《时代》报道说，1944年10月宋子文回到了中国，他与蒋介石直接发生了冲突。《时代》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重庆官邸的茶几旁，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因外援太少而训斥了他的内兄。于是两人争吵了起来。有消息说，争论到最后，委员长怒气冲冲地把茶几上的所有茶杯都摔到地上。(《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刚开始读到这一细节时，我还觉得，即使《时代》讲述的这一细节是真实的，那也可能是蒋介石一时的情绪失控所致。可以推测的是，他们私下应该有交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史迪威被召回之后，宋的权力忽然得到了加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焦头烂额之时，在仍然需要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需要在美国援助下走出经济困境之时，不管情愿与否，蒋介石仍不能不指望宋子文的帮助。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在“怒气冲冲”地对宋子文发火之后仅仅一个多月，他就把重要的行政院院长一职，交给了这个他并不十分喜欢的内兄。
宋子文的地位顿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在此情形下，《时代》有理由把他选为封面人物。而对于《时代》的老板卢斯，这一时刻他或许期待已久。
卢斯与宋子文是老朋友了。宋子文早就开始订阅《时代》，三十年代初卢斯到中国访问时，宋子文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与卢斯见面。此次见面，为他们日后的密切交往奠定了基础。如今，当又一次“临危受命”的宋子文被选为封面人物时，偏爱有加的卢斯，显然过于乐观地看待蒋介石的权力调整，对走在峭壁之上的宋子文的能力更是充满信心。
要进行作战并非易事。宋子文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平息中国的内战。上星期，重庆政府和延安共产党之间似乎在酝酿停战。共产党特使周恩来提交了延安方面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最新要求。蒋介石对此依然拒绝接受，他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仍旧坚持必须反对在一个国家中存在另一个武装的国家。但他提出了一个反建议。其细节未透露，而重庆的权威方面人士说，委员长的计划不排除共产党参加政府。果真如此，那倒是一则轰动性的新闻。宋子文说：“如果达不成任何解决办法，那就不是因为政府方面缺乏诚意。”
与此同时，宋子文的任命给中国和中国的朋友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在夏秋两季的全部战斗中，中国在衡阳屡战屡败。他们在桂林也吃了败仗。第一次改变连战皆败局面的，是上周在贵州取得的胜利。胜利之途仍像是攀登悬崖峭壁。但只要宋子文再度发挥作用，就该重新相信，中国有朝一日是会渡过困难阶段的。(《时代》，1944年12月18日)
我们无法知道，作为《时代》的老读者，宋于文读到上面这些话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国内严峻的经济局势和国共两党的冲突危机暂且不论，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外交部长兼行政院代院长，抗战胜利前夕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使命，正在前面等着他。
雅尔塔、旧金山、莫斯科……关涉战后中国民族利益的一次又一次的国际外交活动，即将在这些地点上演。
宋子文，这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如今走到了引人注目的位置。其实，他站在悬崖峭壁之上，举步维艰，如履薄冰了。
三 雅尔塔的夜色
宋子文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后不久，1945年2月4日至11日，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今属乌克兰)的雅尔塔成了世界注目的焦点。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聚首此地，就处置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远东问题、联合国问题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战略方针和战后利益划分举行会谈。
所谓远东问题，也即如何促使苏联参加盟国的对日作战。可是，一直在对日作战的中国，这一次却不在会谈现场。
局势演变真是变幻莫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曾一度极力主张把中国纳入“大国”的行列。1943年底举行开罗会议，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首次举行会谈，曾让世人瞩目，这被看作是盟国对中国数年来坚持独立对日作战的回报。仅此而已。时间刚刚过去一年多，中国就被“三大国”冷落在一旁了。
在几个大国看来，随着战局进展，中国战场在此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较量中，已经不再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日本1944年发起的强大攻势面前，中国方面节节败退，前线告急，局势岌岌可危。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潜在危机也日益加深，一个处在分裂状态的中国，更让他们轻视。他们不相信，中国能够集中军事力量，与日本军队、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百万日本关东军的精锐部队独立作战。
此时，力量对比的天平在向苏联倾斜。大英帝国已经元气大伤；日本军队在太平洋岛屿上进行顽强抵抗，导致美国军队伤亡惨重。在此情况下，英、美两国都希望苏联能够出兵，对日作战，尽快结束战争。为此目的，他们愿意满足苏联提出来的许多条件。这是冷战到来前苏联与英美之间最后的合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这样指出：“在日本遭受两次热核打击突然投降前，美国官方的政策是尽快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这一态度构成了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拢的基础，并在迟至七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继续影响杜鲁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821页)
时代变了，世界格局变了，但这些大国依然沿袭着以往殖民时代西方列强对待近代中国的傲慢。无论是一直贬低中国的丘吉尔，或者一度重视中国的罗斯福，或者更具帝国谋略的斯大林，他们坐在雅尔塔的会谈桌前谈论缺席的中国的未来命运时，遥望东方的目光却是一样的。
于是，一个牵涉到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在中国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巨头挥笔签署了——
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定(摘要)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一九○四年背信弃义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5页)
从这一秘密协定条款可以看出，苏联得到了它在远东想要的一切。无疑，在雅尔塔会议的桌子旁，最大的赢家是斯大林。
美国驻华使馆官员戴维斯坦率指出：
作为对所要求得到的好处的回报，苏联表示“愿意”和中国国民政府缔结友好联盟条约。应当特别一提的是，丘吉尔认为，协议是美苏之间的一种安排，签字不过是走走形式。
雅尔塔协议及其附件是一笔交易，美国人
是交易的始作俑者，使俄国人同意了参加对日作战。为了酬答这种效劳，美国人承担把账单交给中国人，由他们向俄国人付账。始作俑者期望得到的好处就是快些打败日本和节省美国人的生命。然而，这个包办的设计在几方面都是有缺点的。使俄国人参加太平洋战争是不必要的。它并不曾加速日本的败北，也没有节省美国人的生命。它使华盛顿看来好像是莫斯科在重庆的收款员。而且协议无需使之合法化，至少在全部让出千岛群岛上欠思考，这是苏联在太平洋势力的一次扩张。(《抓住龙尾》，第386页)
一些美国官员，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对中国是否能接受《雅尔塔协定》表示怀疑。更有一些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则对美国为讨好苏联而牺牲中国主权的举动感到羞耻。戴维斯写道：
那些议论雅尔塔协议后果的美国人也并没有多么高兴。哈里曼曾向总统和国务卿提出，要研究一下，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人对苏联的要求究竟能作出多大让步。由于可怜巴巴的暮气沉沉的国务院，既没有一份协议的副本，又没有任何会谈记录，格鲁下命令，“在我们搜集到的‘协议’的内容的基础上”，写出一份不会有多大用处的历史文件。一种类似的不安折磨着那些怀有民族负罪感的高级官员。珍珠港事件之前，向日本出售石油和废钢铁的罪行已经受到惩罚。现在看来是对牺牲中国而与俄国人作交易感到羞耻。(《抓住龙尾》，第408页)
几个月后，中国的外交家顾维钧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有过这样一次交谈：
7月5日我乘“伊丽莎白皇后号”轮船去伦敦。在航程中我和约瑟夫·戴维斯作过两次有意思的谈话，他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这次是去参加波茨坦会议。一次谈话是出现日蚀的7月9日进行的。我先向他探询苏联关于对日作战的态度和莫斯科为参加战争所索的代价问题。他说，苏联会参战的，他本人很愿意看到苏联参战，因为美国热切希望战争结束得越快越好。我回答说，俄国人肯定要为他们的参战索取代价，我衷心希望代价不要过高。他说这是国际交往中的常事。俄国人索取代价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索价太高，那就不会照付。(《顾维钧回忆录(5)》，第546页)
在伦敦，顾维钧从另外渠道也了解到苏联答应对日作战的条件：
我到伦敦的第二天，我的一位秘书向我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向他谈起苏联的对华政策，他表示，依他看来，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官认为，就苏联而言，这项政策是合理的。他认为中国不应加以反对。(当然，我觉得这位外交官只不过是在反映苏联的观点。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驻外使节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苏联影响之下了。)(《顾维钧回忆录(5)》，第549页)
时间的数字衔接，常常让历史产生意味深远的延伸。这一次，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恰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五十年之后。
半个世纪之前，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利益，在旅顺口上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清王朝将东北划为中立区，似乎与己无关地作壁上观，任由战火在大连、沈阳一带蔓延。俄国当年战败，日本得到所想获取的大连港、中东铁路等。整整五十年过去，沙皇俄国在日本军队面前蒙受的战败屈辱，如今由高明的斯大林在恰当时机来雪耻了。
外蒙古的独立也是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在1911年底宣布独立，此时，中国刚刚爆发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就不得不面对新的外交局势。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强调中国对之拥有主权，是历届北洋政府的立场。“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联曾宣布取消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放弃所有特权。但实际上，在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沿袭着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鼓励和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几经反复，到1924年，尽管中国政府未予承认，但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了既定现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南京到重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忽紧忽松，但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始终没有放弃主权要求。(参见“封面中国”系列文章之二《枭雄周围的世界》，载《收获》2005年第2期。)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最后时刻，处在劣势的、战乱中的中国，在外交领域又一次承受着大国们的挤压。苏联虽非俄国，但从雅尔塔协定的字里行间，我们却能看到沙皇俄国的帝国梦的延续。对于中国，聊以自慰的只能是，在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时刻，在中、日之间一直保持中立的苏联，终于与中国站到了一起。
半是喜悦半是愁，令中国人情绪难定的雅尔塔会议结束了。随后几个月时间里，围绕《雅尔塔协议》发生的中美、中苏之间的曲折交涉，则成了身为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的主要活动。
苏、美、英三国涉及到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在会议结束后并没有公布，也没有私下通知中方。中方急于了解内情。《宋子文传》做了这样的叙述：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当时在华盛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能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3月9日，美方答复宋子文：罗斯福和代理国务卿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收到这一答复后，宋子文于3月10日急电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就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某些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儿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理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并指出：“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前来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争中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方仍不同意宋子文赴美会见罗斯福。
……
3月12日，罗斯福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曾透露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提出了要求。但是，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苏英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
……
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赫尔利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那里得知了除外蒙古问题之外的所有内容。他建议向苏打招呼并向蒋告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电复赫尔利，指出“目前就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5月26日，杜鲁门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会谈。双方协定：宋子文应于7月初抵达莫斯科，由苏联政府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宋到达莫斯科时，再由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这样安排，实
际上是要迫使中国方面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接受美苏确定的条件。(《宋子文传》，第226-228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于1945年4月启程前往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在那里，他将有机会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相见。
四 谁在听?那些微弱的声音
下午二时，天突然降雨，有些人甚至把这视为不祥之兆。但在开幕之前，雨突然停了，阳光透出云层，照耀在富丽堂皇的歌剧院的屋顶。记者们都不禁狂呼起来。阳光下，首脑和代表们鱼贯而入，千余名记者也挤进会场，摄影记者们选择好适中的角度，等待着具有世界意义的瞬间。
随着拥挤的人群，萧乾走进了会场。……
四时整，军乐队奏起轻松愉快的音乐，一些重要人物开始走进会场。每当一个重要人物走进来，就要闪起一道道摄影机的光亮。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这位来自一个顽强抵抗希特勒，使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变的共产党国家的外长，一到旧金山，就成了新闻界捕捉的对象，成为美国人议论的中心。中国的外长宋子文也走了进来，这也是记者们注意的人物。中国，一个顽强抵抗东方法西斯达八年之久的国家，随着欧洲战场的即将结束，日益成为美国重视的地方，而中国国、共两党的矛盾也引起新闻界更大兴趣。和宋子文一起走进会场的是中共代表董必武，摄影记者们，快速地按动快门，拍下他们所要获取的镜头。
……
就在这天晚上，从柏林前线，传来了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的捷报，旧金山一片欢腾。柏林，即将攻克，希特勒的丧钟已经敲响。(《浪迹天涯——萧乾传》，第315-317)
上面的文字是二十年前我在《浪迹天涯——萧乾传》中，对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场景所做的描写。
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2年1月，中、苏、美、英等二十六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提出建立拥有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1943年10月，中、苏、美、英四国发表《普遍安全宣言》，要求尽速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1944年8月至10月，苏、美、英和中、美、英先后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并将其定名为联合国。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达成协议。(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
这一次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构成，令人耳目一新。在他们中间，有职业外交家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无党派代表胡霖；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这是国、共关系尚未破裂前，两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参与筹建未来将长期影响世界政治局面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此时，有谁能想到，1949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围绕拥有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将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外交较量的一条主线。
中国代表团的美国之行，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代表团中无党派代表胡霖，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报纸《大公报》的社长，他急令正在伦敦的《大公报》驻英国的特派记者、作家萧乾前往旧金山。于是，萧乾得以有机会亲身经历联合国成立之初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并以他的眼睛、他的笔，为处在焦点中心的宋子文等人，为微妙变化着的中、苏关系，披露了独家新闻，留下了现场记录。
二十年前，在撰写萧乾传记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听他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他的回忆，当年《大公报》的报道，现在则又一次帮助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回望历史的瞬间——1945年5月2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的日子。
萧乾回忆说，就在同一天晚上，他刚刚躺下来准备睡觉，电话铃就响了。打来电话的是胡霖。胡霖匆忙地说：“你务必马上来——马上来，一切见面再说，地点在……”
原来，这天晚上苏联代表团在其下榻的圣弗朗西斯旅馆，宴请捷克、法国、墨西哥等几个关系亲近的国家，同时，也邀请了中国代表团。
车在急驶。萧乾想，光中国代表团参加宴会一事本身就是一大新闻。中苏的关系这几天一直是这里报纸的热门话题。有的报纸，在开幕前夕就报道说中国将盲目追随美国，以作为取得借款的交换条件。现在看来，中国和苏联会更亲近一些了。他在心里猜想，胡霖会告诉什么事呢?
胡霖在大厅入口处等着，他气喘吁吁地对萧乾说：“刚才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话。意思是欢迎中国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希望与宋外长在莫斯科再会晤。我装作解小便溜出来给你打电话。”说完，他很得意地笑笑。他没再说什么，朝萧乾挥挥手，转过身朝电梯走去。
萧乾像离弦的箭一样蹿出旅馆，坐上出租车直奔电报局。(《浪迹天涯——萧乾传》，第318页)
1945年4月28日，重庆《大公报》在第二版(第一版均为广告)右上角头条位置，用醒目的四行大标题刊发了萧乾发回的消息，顿时在重庆成为轰动的独家新闻——旧金山大会与中苏友谊 莫洛托夫宴宋子文等 莫氏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恳切表示再晤宋氏于莫斯科。消息写道：
自我国提出国际公平正义的主张后，弱小国家的地位，已大见增强。但若干眼光狭隘的美国报纸，例如《旧金山分析报》(Sanfrancisco Examiner)仍在造成盟国间之互不信赖。该报于二十六日晨刊载一消息，题为《中国为美国投票》，谓中国将赞成美国的提议，以为获得战后借款的交换条件。该报的消息，使人获得一种印象，即中美两国和她们的随从国家，将形成一个集团，以对抗其他的势力，尤以苏联为然。这种错误的观察，可以拿事实来证明其为谬误。苏外长莫洛托夫二十五日晚曾邀请最亲近的国家代表晚宴，由胡次长世泽担任翻译，席间莫洛托夫曾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并恳切表示不日与宋外长在莫斯科把晤。(转引自《萧乾全集(2)》，第415页)
几天后，5月5日，《大公报》又发表萧乾发回的另外一条消息《宋外长将访苏》：
苏外长莫洛托夫不久即将返国，中国代表团昨晚特为设宴饯行，被邀参加者有莫洛托夫，苏联驻美大使葛洛米柯……主人方面有宋部长子文，驻英顾大使维钧，外次胡世泽。我方由胡次长担任翻译。在晚宴上，莫洛托夫迭次倾心的为中国人民干杯祝贺，并表示诚恳的希望宋外长莫斯科之行实现。宋外长赴苏之行现在似极可能。赫斯特系报纸于旧金山会议开幕前夕散布谣言，谓中国将盲目追随美国，以为取得借款的交换条件，苏联代表团显然曾因此项谣传而感迷惑。据传莫洛托夫曾询问此说是否属实。据报告，宋外长答复莫洛托夫的询问称：中国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决不盲从任何人。……(转引自《萧乾全集
(2)》，第416页)
萧乾乃至《大公报》的乐观，很快将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中、苏外长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友好，或许说是彼此心照不宣地做出的外交姿态。其实，围绕涉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展开的外交摩擦和讨价还价，才刚刚开始。
据《宋子文传》，宋子文在华盛顿于6月9日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杜鲁门第一次正式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会见时，美方要求宋子文暂时不要把雅尔塔协定内容电告蒋介石，以免泄密。6月14日，宋子文向杜鲁门提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
6月15日，杜鲁门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杜鲁门的通报一点儿不错。宋子文一行如期在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除几位外交专家外，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1925至1937年在这里留学、旅居达十二年之久的蒋经国。莫洛托夫外长到机场欢迎，斯大林当天就与中国代表团会见。艰难的、讨价还价的中、苏谈判，由此展开。
外蒙古的独立、大连港的地位、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在涉及中国主权的这三个最棘手的问题上，双方态度迥异。中、苏谈判在7月12日举行第六次会谈后曾一度临时中断。一方面因为宋子文要回国与蒋介石沟通情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要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德国，出席英、苏、美三国首脑之间的又一次峰会——波茨坦会议。
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哈里曼，一直关注并介入了中苏谈判。
在7月10日，哈里曼向华盛顿报告了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斯大林提出的形式，令宋子文感到满意”。中国外交部长这样告诉他。此外，斯大林“明确声明，他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一切军队均应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哈里曼接着又说，“宋倾向于相信，如果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这将打开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谅解的道路。”
两天之后，在斯大林出发去波茨坦的前夕，磋商陷于中断，在苏联控制大连、旅顺港和满洲铁路的程度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宋飞回重庆与委员长磋商。(《抓住龙尾》，第407页)
据戴维斯的回忆，回到重庆的宋子文情绪低落，他对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说“我完全垮了”。他甚至说：“这个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对负责这个协议的人来说，会是政治上的毁灭。”他不想再去莫斯科了。(参见《抓住龙尾》和《宋子文传》)话虽这么说，宋子文还是在8月7日飞抵莫斯科。仍是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仍是立即与斯大林会谈。但与上次的来访不同的是，宋子文的身份此时有了变化，他只是以行政院院长职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的队列中多了一个成员——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
在战争的最后一周隆隆炮声中，宋子文又不情愿地到了莫斯科。在他到达后第二天，苏军开始进入满洲。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斯大林奉劝他说，他最好很快签订协议，不然的话，“共军将进入满洲”——在哈里曼为他向克里姆林宫说情后，宋和斯大林于8月13日取得了一致意见。条约和附件在第二天——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投降条件的那一天——签署了。(《抓住龙尾》，第408页)
斯大林的话打中了蒋介石、宋子文的要害，他们被震慑住了。他们害怕苏联公开援助中共，害怕苏联出兵打败日本后东北成为中共的势力范围。显然，对于他们来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如何竭力维护国民党统治和国民政府的权威，如何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抑制和挤压，比起维护中国主权，无疑显得更为紧迫和现实。起初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时，他们曾暴跳如雷，在谈判开始时态度虽曾颇为强硬过，但此刻，在苏联出兵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形下，蒋介石、宋子文最终答应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根据苏联提出的条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和宋子文谈判联盟条约，并于8月14日签了字。条约无视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并正式使苏联政府承诺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作为一项联盟条约，比起华盛顿对蒋的任何保证，都更进一步地为着蒋的利益着想。15日的排队为：美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是盟友，日本人是迅速消失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人被华盛顿视为阻力，莫斯科是装作看不见，重庆则视之为敌人。(《抓住龙尾》，第411页)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日本宣布投降的头一天——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苏方签字的是莫洛托夫，中方签字却不是宋子文，而是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想必宋子文在提名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时，就想到了隐身其后的日子。他大概愿意以这种方式来避免自己所谓的“政治上的毁灭”。
《时代》当时的报道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有利于他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新的中苏条约就放在蒋介石的口袋里，它是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莫斯科努力获得的(估计是精明而讲实际的苏联让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面对面坐下来)。这使“政治解决”接近于实现。
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俄国人转而支持中央政府，失去得到苏联同志帮助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交出他们独立的军队和统治，在一个统一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中占据他们的位置。延安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它的领导人已看到厄运将临的预兆。(《时代》，1945年9月3日)
上述分析不过是又一次的一厢情愿。条约的签订，初看起来是有利于蒋介石的，因为他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保证：苏联只支持、援助蒋的中央政府，而不支持延安的中共政权。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出他比蒋介石高出一筹的智慧。很快将证明，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他的承诺，最终会止步于纸上。
更为重要、局外人也无法了解的是，中共与苏联，绝非西方人士想象中的那种单纯的附属关系。今天的毛泽东不是当年的陈独秀，1945年的延安更不是1927年的武汉。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里值得强调。当宋子文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成为焦点时，当《雅尔塔协定》引发出中美、中苏外交的波折令宋子文疲于奔命时，1945年4月23日一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随着有着共产国际和苏联背景的“王明路线”的被清除，随着“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写进中共党章，毛泽东完全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如今，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今天来看，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时，斯大林和苏联的影响力无疑被夸大了。但在当时条件下，又有谁能了解详情，预想未来呢?
从宋子文第一次率团赴莫斯科谈判，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类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接连发生：三大国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会后发表宣言，为日本投降定出最后期限；美国投掷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与长崎，蘑菇云腾空而起后地面顿时变为一片废墟；苏联百万大军风驰电掣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如秋风落叶；日本天皇亲自发表广播讲话，最终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
《时代》报道了宋子文第二次抵达莫斯科之际，莫洛托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宣布苏联对日作战的情形：
当记者们走进克里姆林宫白桦林里莫洛托夫的住所时，这位外交人民委员多少显得有些紧张。他的香烟快要烧到指头，烟雾缭绕中他宣读声明……
干巴巴地念完声明，莫洛托夫狡猾地笑着注视记者，这笑似乎在说：“怎么样，先生们?”一位记者说：“谢谢您，莫洛托夫先生，非常谢谢您。”于是，记者们准备他们的报道，回到沉闷的莫斯科大饭店。在饭店里，日本的外交官和记者的行李早已堆在楼梯上。此时，莫斯科时间晚上九点，距俄国与日本的第二次战争爆发只剩下三个小时。
在中国使馆，另外一些行李则刚刚搬进来。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运来了重庆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他们前来莫斯科与莫洛托夫、斯大林举行第二轮谈判。中国的来访者和他们的俄国主人，比其他人更清楚该声明的所有重要性和即将产生的影响。
俄国红军进入满洲，加强了俄国在亚洲博弈的力量，从而也就削弱了中国的力量。杜鲁门总统欢迎俄国参战，宁愿过后再考虑未来的博弈。目前他的焦点是东京。(《时代》，1945年8月20日)
战局彻底改变了。随即，整个中国沉浸在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获胜的巨大喜悦中。
在这样的时刻，中苏外交谈判的种种反复与周折，现实妥协背后复杂的历史恩怨，必然只会成为历史大震荡中的小插曲。它发出的声音如此之小，如此无关紧要，早已消融在历史巨大的轰鸣中。人们听不到、也无暇去听那些微弱的声音了。在后来的一些史书中，它更成了轻描淡写的过眼烟云。
1945年10月20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属协定的规定，外蒙古如期举行全民投票。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所述，举行投票时，外蒙古全境十八个盟，大体上以户为单位，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均在所属区内参加投票。投票采用记名法，选票上须填写名字，再填写赞成或反对独立。中国的国民政府曾派内政部次长率代表团抵库伦(今乌兰巴托)参观投票情形。10月24日，投票结果公布。共有四十九万四千余人参加投票，四十八万三千余人赞成独立。1946年，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予以承认。
至此，1911年底发生的外蒙古独立风波，三十四年之后，尘埃落定。
完稿于2006年7月7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PersonalHistory(《个人历史》)，VincentSheean(无出版社)，1934年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三联书店，1980年
《宋子文传》，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武汉出版社，1993年
《顾维钧回忆录(5)》，中华书局，1987年
《抓住龙尾》，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斯诺文集(2)》，新华出版社，1984年
《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1955年
《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石源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