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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霍夫曼斯塔尔在《文献是民族的精神空间》一文中褒扬介入政治和现实的法国文化，批判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的“贞洁的”德意志文化，他扬弃了尼采的“寻求者”概念，提出了追求完整的知识分子类型——“真正的寻求者”，阐述了精神与生活相联系、精神与权力相结合的“保守革命”纲领。
       关键词　文献；贞洁性；文化批判；真正的寻求者；保守革命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是一位关注现实的奥地利作家。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格奥尔格不同，霍夫曼斯塔尔提倡为人生而艺术，追求文学的“伟大的社会性”。在《文献是民族的精神空间》一文中，他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德意志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精神和权力、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保守革命”纲领。
       一、保守革命
       1927年1月10日，霍夫曼斯塔尔应慕尼黑大学校长浮士勒(1872－1949)之邀，在慕尼黑大学大讲堂作文化政策演讲《文献是民族的精神空间》。这篇文化批判性质的演说词文词典雅，视野开阔，思想深刻，它是德语散文创作的巅峰之一。霍氏所说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指的是对贞洁的德意志文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的批判，即追求精神的独立和纯洁的德意志文化造成了精神与生活的分离、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分离、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分离。“保守革命”是这篇演说词的核心概念。法国作家莫拉斯(1868－1952)于1900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于1921年分别提出了“保守革命”的概念，霍夫曼斯塔尔在这篇演讲中重提此概念，并使它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个时髦的政治口号。
       “保守革命”(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是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政治运动，其实质就是精神和权力的结合。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右派思想家范·登·布鲁克(1876－1925)、安东·罗昂(1898－1975)、埃德加·容格(1894－1934)、施，本格勒(1880－1936)、卡尔·施米特(1888－1985)和人道主义者托马斯·曼与霍夫曼斯塔尔，而在右派思想家和人道主义思想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范·登·布鲁克是最典型的右派思想家，他在《第三帝国》(1923)一书中阐述了他关于“保守革命”的理念，他猛烈抨击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议会制和魏玛共和国的多党制，鼓吹以一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来取代争斗不休的多党制共和国和分裂为阶级的现代社会，其政治目标就是建立精神贵族的独裁统治，即由德国的文化精英来掌握政权、来领导一个独裁制的德国，并进一步建立一个由德国人领导的欧洲共同体。他的贵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是纳粹主义的开路先锋。
       霍夫曼斯塔尔是一位传统的人道主义者，他明显不同于脱离人民、鼓吹暴力的右派思想家，而与托马斯·曼等人道主义者相接近。托马斯·曼在他的文章《俄国文选》(1921)中提出了“保守革命”的概念：“保守主义只需要拥有精神，就能比实证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更加具有革命性。尼采本人从一开始，尤其是在《不合时宜的观察》一书中，就是保守革命的化身。”托马斯·曼在他的演说词《论德意志共和国》(1922)中具体阐述了保守革命的内涵：保守革命的目标就是“政治上的人道”，即人道主义与政治的统一、精神生活与国家生活的统一。德国哲学家恩斯特·特略尔奇(1865－1923)则在他的巨著《历史至上主义及其问题》(1922)中提出了“文化综合”的概念，文化综合指的是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结合，其目的在于创造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这种结合意味着历史能赋予现代人一种投入现实和建设未来的可能性，其实质就是精神和生活的结合。霍夫曼斯塔尔是托马斯·曼和特略尔奇的同路人，他对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贞洁的德意志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主张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他所宣扬的“保守革命”实质上追求的是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政治的结合。他所说的“保守”指的是维护欧洲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文化传统，而他所说的“革命”则指的是获取社会影响、政治影响和政治权力。“保守革命”这个合成词指的就是精神和生活的结合、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政治的结合。
       霍夫曼斯塔尔的“保守革命”观是建立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即维护欧洲的传统，尤其是奥地利的传统。他对奥地利的传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虚构和美化，以期实现“创造性的复辟”。在《玛丽亚·特蕾西亚》(1917)－文中，他虚构和美化了由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开创的奥地利民族传统，并将这种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传统称作奥地利人道主义传统。历史上的特蕾西亚女皇实际上是一位启蒙的专制主义者，一位慈爱而又有权力欲的统治者，一位文化的保护者和精明的政治家。霍氏无视她人性的阴暗面，将她美化成一位理性主义者、伦理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并把她称作奥地利民族统一和奥地利民族性格的奠基人，而她所开创的奥地利人道主义传统则被她的后代约瑟夫二世(1741－1790)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等君主所继承。在这篇纪念性文章中，霍氏极力美化特蕾西亚女皇，将她塑造成一位爱民如子的明君，将她的时代描绘成贵族和平民、奥地利德意志民族和被统治的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的黄金时代，并且将她所开创的民族传统誉为人道主义传统。霍氏写道：“在她所采取的最小的措施中我们也能发现相同的理性和自然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大体上奠定了她的体制的基础……她本人一直到死都体现了两种罕见的、看似矛盾的特性的奇妙统一：她在她的天性中将最完美的人性、女性的温柔、善良、热心肠和不屈不挠的刚强精神融为一体……她是奥地利社会性格的代表，这种性格对后代的生活方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普鲁士国王们按照头衔、生活方式和在国家中的作用来严格区分国民从而创造了等级的概念，那么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创造了质朴而伟大的人民概念……她对抽象概念的不信任和对人的信任，这种仁爱精神已渗透到一代又一代的奥地利人的血液之中。”霍氏所信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传统的伪善性和他所美化的奥地利传统的虚构性使他的“保守革命”观念变成了一座空中楼阁，他本人也在稍后出版的文集《德语的价值和荣誉》(1927)的前言中对这种观念表示了怀疑。
       二、“文献”等概念的定义和褒他贬己的方法
       在演说词的开篇，霍氏首先对“精神空间”、“语言”、“文献”和“典籍”等概念进行了明确的定义。“精神空间”(geistiger Raum)指的是民族文化，它是民族成员精神上的纽带，它比地理空间更为重要，它通过语言和文献将民族成员真正地结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
       “语言”(Sprache)不只是交流工具，更重要的是：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得以流传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培养基。“文献”(Schrifttum)则是这种意义上的语言的书面形式，它指的是关于民族文化的所有的文字记录，包括私人通信、报刊文章、悼词、名人轶事、标语口号、政治纲领、宗教信条等有现实意义的文字记录，它并不排斥社会大众，它囊括了整个民族的文本，它比典籍的外延更为宽泛。“典籍”(Literatur)指的是古代的典册、书籍以及知识分子撰写的各种作品，它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的所有物，而不是缺乏教育的大众的所有物。为了强调民族的整体和文化的社会性，霍氏拒绝使用“典籍”这个概念，他写道：“如果我们使用典籍这个词，我们立即就会产生一种不幸的分裂感，它把我们的民族分裂为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霍氏特别强调语言和文献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根基，民族共同体就建立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献的基础之上，他写道：“我们不是通过居住在故乡的土地上，不是通过身体和物质的接触，而是首先通过精神上的联系而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我们通过与仅仅作为自然的交流工具有所不同的语言而相互接近……语言传达了世代之间有效的、独特的内在联系，我们预感到语言的后面有一种活力，我们斗胆称这种活力为民族的精神。千百年以来，所有较为崇高的、值得记住的事物都是通过文献而得以流传；当我们谈论文献时，我们不仅指的是汗牛充栋的、今人无法读完的一大堆书籍，而且指各种各样的、人际交往的文字记载……是在当时能发生作用的书面形式。”
       紧接着，霍氏采用了褒他贬己的方法来进行文化批判和立论。霍氏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专修法国语言文学，曾写有博士论文《论七星诗社诗人的语言惯用法》、讲师资格论文《论诗人维克多·雨果的发展》和赞扬《人间喜剧》的著名论文《巴尔扎克》。他属于崇尚法国文化的亲法派，喜爱法国的介入文学，将法国文化视作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典范，并以法国文化所特有的社会性来批判德国文化脱离生活的“贞洁性”(Tugendhaftigkeit)。他指出：法国的文化传统以17世纪的语言规范为基础，这种语言规范(即黎塞留创立的法国学士院编写的法兰西语言词典)为法国造就了一种统一的“中庸的语言”(mittlere Sprache)，这种中庸的语言同时为文化精英和人民大众所共同使用，它将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作家和受众的互动性又使得法国文化传统不断更新，从而成为一种活的传统。在法国，语言、作家和民族处于一种共生(symbiose)的状态，法国文学介入政治现实的特性是法国作家所使用的“中庸的法语”与民众紧密相联的自然结果。这种共生使法国作家和民众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信仰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这种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能够确保传统的流传。由于作家和大众紧密相联，法国的革命思想才得以唤醒民众，霍氏据此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保守革命”(精神和权力的结合)的原型。而在德语国家，语言则分裂为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高雅的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和人民大众所使用的通俗的口语，这种分裂造成了德国文化人的孤独或思想上的招摇撞骗。
       三、两种“寻求者”类型与“真正的寻求者”
       霍夫曼斯塔尔采用了尼采的“寻求者”概念来称呼脱离社会的、孤独的德意志文化人。他写道：“活跃的德意志精神既不与当代相联系……也不与历史相联系……它不愿对任何事情负责，它只渴求最深刻的宇宙联系和最沉重的全体宗教责任，它的作用只是局限于单个的人……我把这些精神的人称作寻求者，尼采用‘寻求者’这个概念来概括德意志精神性中一切高贵、英勇和倔强的天性，并且将寻求者视作德意志文化市侩的对立面，即视作自满、疲软、虚弱同时又傲慢而自鸣得意的占有文化财富的市民的对立面。”霍氏认为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个人性和反社会性，他将尼采本人称作卓越的寻求者，因为尼采脱离国家和民众，强调哲学家的自由和独立的人格，从而为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创造了前提。霍氏继承了尼采对资产者的批判，他猛烈抨击以物质财富和死板的文化知识装点门面的、自鸣得意的“文化市侩”；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尼采式的“寻求者”、天才和精神贵族，这种精神贵族虽然代表德意志文化的良知，但是他们在德意志民族中散布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颠覆传统，欢呼旧世界的崩溃，歌颂虚幻的新时代，他们是传统的毁灭者和现实的蔑视者。
       霍氏在演说词中所使用的“文化市侩”和“寻求者”的概念均来自尼采。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观察》一书的第一部分《大卫·施特劳斯》(1873)中提出了“文化市侩”和“寻求者”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文化市侩”(Bildungsphilister)指的是头脑狭隘、只追求表面知识并以占有死板知识为自豪的市民，即无创新能力的文化庸人，例如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之流。尼采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市侩是文学家、艺术家和真正的文化人的对立面。文化市侩……则通过一种迷信而与普通的‘市侩’概念有所区别：即文化市侩误认为他自己就是文学家和文化人……他坚信他所受的‘教育’恰恰是德意志文化的完全体现……无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种关于诸多事物的默契的镣铐、尤其是关于宗教和艺术事物的习俗的镣铐立即把他铐住。”
       尼采所赞许的“寻求者”(Suehende)则是具有创造力的天才人物，他们不是经典作家的继承者和模仿者，而是寻找者和创新者，他们寻找的是真正的、纯正的德意志文化，他们寻求的是精神的贞洁和高贵，这种“寻求者”具体指的是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式的天才。尼采写道：“文化市侩是有力者和创造者的障碍，是怀疑者和迷路者的迷宫，是疲惫者的泥潭，是奔向崇高目标者的脚镣，是扼杀新芽的毒雾，是戕害寻求者的、渴望新生的德意志精神的干涸沙漠。而德意志精神在寻找，在寻求!你们之所以仇恨它，是因为它在寻找，是因为它不相信你们已经找到了它所寻找的东西……曾经有一批伟大的英雄人物就是寻求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严肃而坚定地寻找文化市侩妄想拥有的东西：即真正的、纯正的德意志文化。寻求者们似乎在追问：究竟有没有一个纯净的、贞洁的、处女般圣洁的地基，德意志精神可以把它的房屋建造在这种贞洁的地基而不是别的什么基础之上?”
       霍氏把沉醉在精神世界的德意志“寻求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的颠覆者，例如尼采、格奥尔格和鲁道夫·潘维茨。他们是蔑视现实和历史的精神贵族，他们追求精神的独立和自律，追求绝对的自我，他们都是一些脱离人民和现实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不仅想作精神王国的领袖，而且妄想成为人民的领袖，他们脱离现实却妄想统治现实。霍氏一方面肯定他们是追求语言和思想的极致的、创造性的
       天才，另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批评他们抛弃了文化传统的根基，并且嘲讽他们妄图领导现实世界：“这类漫游的、从混乱中走出来的、精神的人，他们要求成为导师和领袖，并且提出另外一些更大胆的要求，他们的额头上散发着高贵天才的气息，大胆的眼睛闪烁着篡权者的目光，危险的耳朵则具有篡权者的听觉。他们是精神世界的革命者，是真正的德意志人和纯粹者，他们认为社会和历史世界的形态根本不值得加以粉碎……与其说他们是诗人，不如说他们是先知，也许他们是香艳的梦想家——他们是危险而傲慢的人，是爱者和恨者，是导师和诱惑者……他们在世时确实在争夺语言，他们追求语言自身的魔力，他们要用语言为自己服务，而不去参与创造语言规范，民族正是通过语言规范结合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的。”
       另一类“寻求者”或知识分子类型则是传统的守护者，例如赫林格拉特、博尔夏特、纳德勒、鲁道夫·施罗德和克里斯蒂安·朗格等人。他们是忘我地献身于学术的书斋学者，是脱离生活的、贞洁的语文学家，是保守的美学家，是整理文化遗产的历史学家，他们像本笃会修士一样崇拜民族的文化遗产，他们只知守护民族的典籍并因此丧失了个人的独创性，他们的信条就是：人应该为学术服务，而不是学术为人、为人生服务。霍氏尖锐地批判这类为学术而学术的书斋学者：“第一种寻求者狂傲，第二种寻求者则守纪律；第一种寻求者不顾一切地追求精神自由，第二种寻求者则忍受约束的痛苦。如果说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边缘地带是第一种漫游者的居所，那么第二种漫游者的居所就是高大而严肃的学术殿堂，他们居住在堆积成山的精神遗产之中；这种遗产本身以及保护遗产的使命已成为他们的最阴暗的命运……他们作为个人而竭尽全力献身于学术——傲慢的学术、脱离生活的学术，这种纯学术所追求的不是学术为人服务，而是人为学术服务。”
       这两种类型的“寻求者”只是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一类是统治者，另一类则是服务者；一类是传统的颠覆者，另一类则是传统的守护者。但是他们在实质上却是相同的，他们都代表着德意志精神所谓的“贞洁性”：即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脱离人民。针对这两种“影子和幽灵”似的寻求者，霍氏提出了一种追求完整(Canzheit)的类型——“真正的寻求者”。“真正的寻求者”所信奉的格言是：“人必须作为整体(ein Gallzes)来行动。”“真正的寻求者”追求精神与生活的结合、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他们来自日常生活，不否定日常生活，并且从日常生活出发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他们是与现实生活和现实社会紧密相联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精神产品因其社会性和现实性而构成了真正的、民族的精神空间，他们组成了“真正的、唯一可能的德意志科学院”。
       “真正的寻求者”抛弃文化市侩的自鸣得意，不断地追求精神与生活的综合，而这种综合的过程就是保守革命。霍氏在演说词的结尾明确提出了保守革命的纲领：“从综合上升到新的综合(svllthese)……这种紧张的追求肯定能达到最高的目的：即使精神成为生活，生活亦成为精神。换言之：使政治掌握精神，精神亦掌握政治，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民族……我所说的综合的过程就是保守革命，而欧洲历史并不了解保守革命的规模。保守革命的目标是形态，是一种新的德意志现实，而整个民族都可以分享这种现实。”由此可见，保守革命的实质就是精神与生活的高度和解、个人与文化共同体的高度一致，就是精神与权力的合一。
       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化批判”以“保守革命”为指归，他主张精神和生活、精神和权力的结合，反对哲学和艺术脱离社会现实，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他标举的“介入文学”纠正了唯美主义的偏颇，打碎了纯粹的德意志精神的象牙塔。但他过于注重文学的政治性，忽视了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文学的自律，混淆了精神与政治的界限。他所主张的精神和权力的结合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正如德国诗人贝恩(1886－1956)所言：“精神和艺术不是出自胜利者，而是出自被毁灭者，梦想也绝不会变为现实，对此我坚信不移。只有形式和思想才是属于我们的……尼采的金发野兽、他的培育篇章只是关于精神和权力相结合的梦想而已。梦已逝去，精神和权力属于两个不同的王国。”右派和人道主义者关于精神和权力相结合的主张都是一种梦想，因为艺术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分配和权力斗争，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和统治，权力斗争实质上是为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而斗争；艺术则是创造性的想象和审美的游戏，艺术追求的是形式美和精神升华。
       责任编辑：魏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