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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纪第五个农历七月十五的前一天，我从南方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城市来到纽约。
       这是我第三次到纽约唐人街。我发现这里的福州人越发多了。记得九七年我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偷渡到美国，从潮湿温润的西海岸来到纽约时，在街头上乍一听到福州话觉得很亲切，如荒漠甘泉一般，沁人心脾，让人觉得仿佛置身的并不是异国他乡。八年过去，这里似乎已经失去故乡的新鲜感了。福州人异军突起，成了唐人街的主流。
       在美国，纽约就像是福州人的第二故乡。
       我算是偷渡到美国的众多福州人中不太走运的。我已年届三十五，岁月蹉跎，如今还是孤身一人。这意味着我在费劲赚取美元的同时，并没有太多的生活乐趣。像我们这样以打工为生的，基本上谈不上性生活。过于频繁的自慰也不是事，这种业余的消遣方式往往让我们堕入更深层的寂寞与渴望之中。久而久之，我们对女人有一种强烈的饥渴感，不完全是出于生理需要，而是觉得生活中留下了严重的欠缺，使我们成了不完整的人。
       我一直在想，打工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应该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筹划之后，我打定主意想要“结婚”了。其实，结婚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把我的身份从暗无天日的地下转到地面上。这是如今像我这样在美国当黑色移民的一条捷径。在美国像我这样的人如今是数以万计。大家当初出来时走得匆匆忙忙的，到美国后才发现忘记了结婚，成了名符其实的光棍一条。于是假结婚之风便流行起来。
       在美国只要有钱，似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婚姻也是这样。我发现福州人中通常有三种结婚模式。一种是双方都有身份的结婚；一种是没身份的人跟没身份的结婚，这种情况很少，一般都是患难与共过来的，有的是在打工中产生了感情。他们的婚姻将受到双方亲友的监督。这种约定俗成的监督有时比法律更有约束力。因为对于在美国的福州人圈子来说，美国就是福州。还有一种是有身份的跟没身份的结婚。这种婚姻大多是基于某些交易之上的，说白了就是我给你钱，你给我身份，结婚后一段时间(一般是两年后)大家按私下的协议分手。
       假结婚时下的行情是六万以上，相当于一个干炒锅的黑工快三年的工钱。我到美国八年，前三年差不多都是在还债。我一个月累死累活干下来不过两千美元，但是吃住老板包了，不用纳税，平时难得到外面玩，花度很少，一年下来攒出两万多还是有的。这其中的三分之二我都寄回乡下老家。手头剩下的，几年累积下来不过两万多。这就是说，如果现在要结婚的话，我至少还差三万多块钱，相当于我快两年的工钱。我还没把要寄回老家去的钱给算进去。
       我跟我老板谈了我要娶亲的想法。老板倒是很热心，说因为他马上要扩大店面，只能先给我垫上两万。这钱我可以分两年还清。当然老板借钱也有他的算盘，在炒锅短缺的中餐馆，这等于说以后两年时间我不能再到别处去了。
       我勉强凑足了四万多美元，算是有了跟女方讨价还价的本钱了。我跟老板商量了一下，我调整出来的积休时间共是一周。我在这七天时间里能找到一个让我心满意足的女人吗?我毫无把握。我临走时老板还跟我开玩笑说：“到时候别娶了媳妇忘了回来。”
       没身份的黑工在美国连机票都买不到，我们出门旅行通常坐的都是长途巴士“灰狗”(GrayHound)，这是我们和美国社会沟通的一个窗口。从我所在的这个南方城市到纽约，一共得坐二十个小时。
       那趟车上坐的有一半是福州人，大家都疲惫得要命，彼此间懒得搭理。车外面的风光淡淡而过，我们恍惚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一般。我在车上昏昏沉沉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车子已经进入纽约了。
       我在我表弟拥挤的公寓住了下来。我的旅行包里放了两万美元，这是我带来做定金用的。事先我跟老板说好，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就让老板给我汇两万过来。我跟一位以前帮我偷渡过来的同乡“九指半”约好，十点半后到他的餐馆见面。“九指半”是我那老乡的诨号，因为他在偷渡时左手食指被船舱门板压断了半截，因此相识的都这么唤他，他的真名反而没几个人记得了。八一年他偷渡到香港，两年后又偷渡到了美国。他先是在餐馆里打杂，一年后就升上炒锅了。后来自己开了家外卖店，三年下来攒了十多万美元，娶了老婆。现在他们开了一家“Buffet”自助餐店，店面宽敞，有近两百个座位，在纽约福州人圈子里也小有名气。
       “九指半”私下里还兼做其他的营生，主要是从事黑道上各种中介服务，收取佣金。因为他处事还算平直，人气也就挺了。很多偷渡客和找工的都找他帮衬。我这次来纽约“相亲”也是请他找的主。说好了见面我先给他五百元“开市”佣金，事成了另加中介费若干。凭着偷渡时他的面子，我还是信得过他的。今天我兜里只揣了八百多块钱，多的不敢带，少了又怕跟女方见上面时丢面子。
       这天上午，我正要上“九指半”的餐馆去，半路上意外地遇到当初跟我同路偷渡过来的一个患难朋友“钳子”。“钳子”在大陆时原是一家国营水泵厂的钳工，偷渡时身上带了一把钳子，大家都笑他。后来在漫长的旅途中，大家才发现他的职业习惯是多么的好，多么的有远见。钳子在他手里多次成了起死回生的工具。
       几年不见，眼前的他跟当初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我都差点认不出他了。眼前的他颧骨高耸，头发油腻腻的，看上去一副睡眠不足的枯瘦。他那腰背也往后鼓凸了，整个上半身就像是安在腰部上。
       长时间在餐馆里干炒锅的个头高的人，差不多都有弓背的特征，原因是他们整天须有几个小时伏身在油锅前，一是日子长了成了习惯，二是脊椎骨变形了，用福州话来说叫“菜鸭鬼”。钳子因为个子高而瘦，因此弓背便特别明显，人往那一站，脑袋前倾，胸腹后收，双手前垂，一副返祖的形象。
       我跟钳子递让了几下香烟后便聊了起来。钳子说他现在跟别人合伙在西曼哈顿低地开了一家快餐店，一个月生意可以做到两万四，另外还请了两个帮手。
       他听说我还在南方给别人家做下手时，便突然瞪大了眼睛，他吃惊的夸张样子让我心里很不自在，好像我是因为偷窃而被关在哪个监狱似的。他问我如何到现在还不找个人结婚办身份?他说他是前年结的婚，花了五万，去年初就解除了婚约。他手舞足蹈地说道：“结婚归结婚，可千万别他妈的当真。你想真有个人管着你，你他妈够呛。你看我现在多自在，闲时赌上一把，闷了顺这条街逛下去，在纽约没有你受用不到的东西，就怕你口袋没钱。我跟你做兄弟，说句话你别见怪。你就别站着做梦了。”
       钳子临别时给了我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去找他。我终于忍住了要告诉他我来纽约结婚的事。这么一通话聊下来，我的心理就更不平衡了。我脑子乱七八糟地上了地铁，凭着记忆找到了“九指半”的“金灯笼”餐馆。
       这时已经过了十点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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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指半”餐馆的门面看上去不错，全式的
       落地茶色玻璃窗，店门招牌一看就是出于行家手笔，有模有样的，地段也好。餐馆吃的就是地段的饭。“金灯笼”右边便是个商业区，有十来家豪华大购物店，正前面是几家公司，一看就是块进财的风水宝地。
       “九指半”见了我，双手在围裙上搓揉着道：“怎么现在才来?刚才女方来电话了，约好今天下午三点在她的餐馆见面。你先别急，反正又不是来真的。到时候怎么想就怎么说。不过千万别想到那话上去。这种女人不会跟你上床的。”我要给他“开市”费，“九指半”竖着右手中指笑道：“你看你，不是让你不要急吗?我又不在乎那几个钱。我刚接到一个电话订餐，有二十份外卖菜，你正好闲着，就跟我们的宋师傅一起去送趟外卖吧。”
       送外卖的地方要开车过四个街道。纽约的街道挤得要命，不像南方城市那么宽敞舒坦，路上行人也多，人碰人的。因此很多上班族可能都不大愿意跑大老远的路出来吃顿便饭，更何况是在酷热的夏日。
       我们车子绕了十几分钟才来到指定的地方。那里是一幢大楼底下的停车场，光线昏暗，见不到人影。我有点狐疑。宋师傅说：“这里挺安全，没事的，我以前来送过几次，都是白人下来接的餐。人家的车在那等着，点过餐交过钱，大家各走各的。”
       我们把车子开进停车场，刚找到一个停车位，就见四个粗壮的黑人从一辆老旧的“别克”车子中钻了出来，扭扭晃晃地朝我们走过来。宋师傅笑着朝他们招了招手，问他们是不是来接餐的?为首的一个黑人啪地朝地上吐了口痰，用劲敲了敲我们车窗，示意宋师傅出来。我们知道遇到麻烦了。宋师傅不动声色，正要踩下油门，那黑人一把捏住了他的脖子，然后便有两个黑人钻进车内，笑眯眯地在我们身上摸索起来，就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搔痒一样，那样子就像跟我们是多年熟稔的朋友似的。
       一个黑人从我裤袋里掏出装了八百块钱的皮夹子，然后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声谢谢。我伸手要去夺回皮夹子，守在车门口的一个粗壮黑人一拳就打在我脸上，把我揍得晕头转向。宋师傅的皮夹子也被掏走了。黑人拿走钱后把皮夹子扔回给我们，然后拎着外卖食物钻进车子，放着刺耳的“Rap”摇滚音乐，一溜烟扬长而去。
       整个触目惊心的过程，前后不过两三分钟时间，我们甚至都顾不上去体会一下惊恐与慌乱。我忘了脸部的疼痛，心里记挂的是那八百块钱。我要宋师傅赶紧把车开到街道上去呼911报警。宋师傅叹口气道：“这边的事你不太熟，碰到这种事你只好认倒楣。报了警麻烦反而更多。警察先是要看你的ID，然后再盘问你半天。你有身份了吗?”我说没有。宋师傅摇头道：“你要是没有身份，警察来了可能就先把你送进监狱，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蹲监狱?这里的一些黑人也知道这些，因此专黑餐馆里打工的唐人。我们不见血就算走运了。不过白天也抢倒是他妈的少见。晚上是很少有人出来送外卖的。要出来身上都要带支枪。”
       我没话说了。比起纽约来，南方的黑人要斯文多了。他们要钱的时候，会找个理由向你要，而且要的不多，几块钱就可以打发。
       回到餐馆，“九指半”一看我们灰头土脸的样子，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数落了宋师傅几句，意思是在这一带呆这么多年了，连这种事都不会应付。宋师傅一声不吭。雇工在老板面前最好是装哑巴。在中餐馆里维持的还是国内千年不变的主仆尊卑那一套。别以为入乡随俗，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虽然在美国已经呆了多年，但是根本就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美国社会。我们经常把美元和美国等同起来。我们一边赚美元，一边我行我素，成了美国的“另类”人。
       “九指半”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就算破财免灾吧。说不定你从此就时来运转了。你那开市钱也别急着点给我，过后你好事做成了再给也行。咱们兄弟还谁跟谁啊。”
       我心里臭骂了他一句，捂着脸说我脸上这副样子，下午还怎么去跟人家相亲?“九指半”道：“你又不是真的要跟她结婚。人家看的是你给的钱的厚薄，不是你脸蛋俊丑。脸蛋值几个钱?脸皮厚才值钱。你去弄片‘邦迪’贴一贴，休息一下，把该说的话想好了，不要到时候被人家牵着鼻子走。那女的可是个货色，只认钱不认人，你可千万别自作多情。她除了原配丈夫外，已经结过三次婚了。”
       下午两点过后，我拿着“九指半”给我的那个女人的地址，沿着大街一路找下去。那女人的餐馆就在就近不远的地方，可我还是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餐馆夹在一家典当店和一家音像店中间，门面不大。门口立地玻璃窗后面摆放着一尊半人高踱金的妈祖像，看上去有点像观音菩萨。一般中餐馆在三点午餐结束后都要打烊两个小时，然后五点左右重新营业。不过小餐馆就无所谓这些规矩，虽然在这两小时里没什么客人，但店面也还是开着。做小本生意讲究细水长流，来一个客人算一个。这家店的女主人选择这时候跟我会面，对她来说是最经济最合适不过了。
       我走进餐馆的时候，一位年近四十的女人迎了过来。我问她老板在不在，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说她就是这店的老板。我有点尴尬，虽然我早已料到我的相亲对象绝对不会很年轻，但我没想到她已经是个中年女人了。我们将要进行的婚姻交易，尽管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是在做一场戏，不过我最初假定的对方角色，并不是这样一个半老徐娘。我有点失望。她脸上没化过妆，肤色还算白嫩，头发松散地挽在脑后，眼睛大而略微有点外凸，眉目看起来也还过得去，是典型的福州女人的特征。
       我含含糊糊叫了她一声老板，她说还是叫她名字吧，我又不是她的雇工。我记得“九指半”说她姓梁，于是我就叫她梁嫂。这家餐馆除了梁嫂还有两个雇员，一男一女。梁嫂安排他们看着店面，就带我来到后面一个小房间。我们的谈话非常坦率，直截了当，没有什么旁枝逸节，拖泥带水。梁嫂告诉我她刚离婚不到两个月，前夫是个沈阳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谈价钱。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经历，也把经济情况给她亮了个底。梁嫂说：“这个我不管，我是做生意的，不是扶贫的。你出价多少?”
       我沉吟了一下，伸出四个手指。梁嫂睁大眼睛道：“四万?要是这个价的话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了。上周一个从韩国过来的山东人找我，出价是六万，被我辞了。你也不想想，现在什么东西不在涨?光汽油价就涨了多少?我也不想多抠你，你给个六万三吧，图个吉利。看你年纪也不算太大，三年两年不就还清了吗?”我说六万三实在太狠了点，以我现在的能力，只能出五万。而且那另外的一万还没有着落。梁嫂看我不像是打埋伏的样子，就叹口气道：“看你也不容易，大家都是福州人，你给个五万八吧。减掉的五千块钱算是我帮你。要是这个价你也不想给，那我们的事就到此为止了。”
       我咬咬牙答应了。梁嫂说：“我们间合同的事就由‘九指半’来办，他这人虽然滑头，人还算靠得住。等你筹足钱了，过两天我们就登记。婚期两年。这中间申请身份的钱自然该你自己出，我只帮你出具手续。说白了，大家该干
       什么还干什么。”
       我打趣说，难道就连一点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没有吗?比如性。梁嫂笑了，她一笑起来好像一下子就年轻了几岁，眼角的鱼尾纹使她的眼睛看上去添了些魅力，“我都是老太太了，这方面的事你就别指望了。真要来那事的话也行，你出钱，我出身子。”
       我马上给我老板通了电话，要他把两万块钱汇到“九指半”那里。我问梁嫂剩下的一万八能不能宽些日子再给?梁嫂说可以，不过我得在她餐馆打一年工抵债。我笑说还是另外再想办法吧，我怕我到时付不起床板费。梁嫂也笑。我临走时梁嫂要我晚上早点过来吃饭。她说：“你不要见外。今天是七月十五，我们乡下是今晚做‘普渡’。你们那里是哪一天?”
       我说我都记不起来了，好像也是在月圆之夜吧。不过我答应她，晚上我一定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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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开梁嫂餐馆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自己心里有些热乎起来了。我现在急着想去干的一件事，就是如何筹措到剩下的一万八千块钱。我的表弟无疑是个十足的穷光蛋，我是不敢奢望把求助的巴掌伸向他的。我先到我表弟的公寓取了那两万块钱，打算马上就给“九指半”送过去，然后再跟他商量一下办结婚手续的具体事宜。对这类事我是一窍不通。
       下楼的时候，我忽然又改了主意。我想起了“钳子”，这小子开了餐馆后，手头肯定有些盈余，看在昔日同舟共济的情义份上，或许会开恩借给我一两万也未可知。
       我敲开钳子的门时，屋里混合着浓浓纸烟气和酒气的怪味扑面而来。我的鼻孔受到强烈的刺激，对往日的记忆开始一下活跃起来。钳子他们简直就是把福州一带的赌场气氛，生生搬移到了美国。屋里面除了钳子外，还有五个人，大家正围着一张桌子耍钱，看到我进来了头也不抬。钳子见到我时有些吃惊，待看到我腋下的小包时，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你来得正好，今天在这里的都是耍得起来的好角色。你慢慢玩，我给你拿瓶酒去。”我说钳子你别忙，我来找你有点事。钳子拍着我的肩膀道：“有什么事过会再说。你看大家都正在兴头上，要不你先过来看看庄再下手也好。”
       几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一大叠钱，都是大票子。我站到桌边时忍不住咽了下口水。我在大陆乡下时也经常耍钱，有些瘾头。眼下真是个让人血脉贲张的场面。我一时竟忘了向钳子借钱的事。这时庄家正在旺头上，站在他身后的那人忙不迭地将边家输掉的票子拾掇起来，塞进挂在胸前的一个黑油油的皮包里。我估摸了一下，每次收庄，庄家的赢头都不下五六百。钳子在一边看押，他的钱押在哪家哪家被吃，气得他骂骂咧咧地狠命抽烟灌酒。四盘下来他已经输了三千多，手里拿着一叠票子不知道往哪家押。不过所谓赌场有赌鬼。又几盘之后庄家的手气开始霉了，钞票像秋后的落叶一样飞飞扬扬撒了出去。站在庄家身后的那位出纳不耐烦了，拽起庄家自己就坐下开牌，照样是输。庄家对门手气正旺，他的赌注越下越大，正是当门打炮的时候。我的手像爬上了一条小虫，忍不住发痒了，我暗下里警告自己说，输赢就两把。于是我摊开手指在对门面前一捺，喝道：
       “五百。”
       庄家斜着泛红的眼睛说下注要见钱，没钱不算数。我从包里掏出五张百元钞票扔在对门面前，然后紧张地盯住对门手里的牌。对门手里的牌是一张八饼配一张五饼，合起来是三点。我的心一下子凉了。这种牌几乎没有多大胜算。没想到庄家的牌摊开来却是五饼搭六饼，只有一点。庄家气得将牌往桌上重重一磕。我侥幸赢了。再接下来几盘我共赢了四千多。我开始心花怒放了。这时庄家已经输光了。大家似乎意犹未尽，钳子便要我做庄。我想了一下，就算把这赢得的四千做底金，输光了就拍屁股起来，如果再赢了个一万两万，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向钳子借钱了。况且钳子他愿不愿意借钱给我还很难说。赢钱总比借钱强。这样一想，我于是便欣然入座了。
       我一人做庄，又要翻牌又要点钱，速度便慢了很多。钳子提议与我一起合伙做庄，我同意了。在我的面前放了五千作为本钱。刚开始我手气好，一下子赢了六千多，过几盘后就不行了。钳子要换上来开牌，我的脑袋已经发热了，不让他接手。钳子怒冲冲地点走了剩下钱的一半，不跟我搭庄了。接下来我脑袋昏昏沉沉的，只知道往外掷骰子，翻牌，然后把包里的钱掏出来散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再到包里摸钱时，难以置信地发现里面已经空了。
       我的眼睛像烧着了一样。这时钳子递过来五千块钱给我道：“算我借给你的。你收场也好，再坐下去也好，反正就这五千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二话没说就把骰子掷了下去。没多长时间五千块又全赔光了。众人点着票子纷纷离去。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已经陷入了灾难性的结局，我手里捏着两张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我想站起来，但是双腿已经发麻了。我的古怪的笑意把钳子吓了一跳，他慌忙给我点了一支烟，我抖抖缩缩抽了起来。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离我远去，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开始回过神来，我呆呆地望着钳子，就像当初我们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时，相互之间长时间地对望着一样。只是现在钳子脸上已经没有了那种惊诧的表情。他像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一样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想得开一点，赌场就这样。接下来你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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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钳子又借了我三百块钱。我没有向他提借钱结婚的事，我输掉两万五后，这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要他过几天到“九指半”那把我老板汇过来的两万拿走，他留五千，算我还他的赌债，剩下的钱再给我汇回到我老板那里。
       钳子说得也有道理，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去。在今后一年里，我将用自己微薄的体力给老板还债，我将像一台用饭菜做能量的机器一样，一文不名。俗话说“久赌不输”，意思是只要你老泡在赌场上，你就会有翻本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今天没有，明天也会有。真正的赌鬼在赌场上是百折而不挠的。但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输不起了。我输不起当初万里迢迢来到美国的那份艰辛和自尊。一个人每每往前跨越出一道门槛，就没有再回头的余地，不管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运气是命中注定的，我已经不敢有所奢望了。
       我到我表弟公寓取了包裹，想连夜赶坐“灰狗”回南方去。要进地铁时，我想起梁嫂的邀请。我看了下表，已经过了十点，该是餐馆打烊的时候了，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餐馆等我。于是我想再跟自己赌一次，如果她还在餐馆，那就说明我的运气还没坏到无可救药，我将花上一百块钱跟她做一夜露水夫妻，尽管她早已过了让人心动的年龄。我叫了一辆的士，直奔她的餐馆。远远的我就看到餐馆里已经没有灯光了。但我还是忍不住走了过去，透过窗页往里一看，只见梁嫂正独自一人坐在一支昏黄的蜡烛前发呆。桌上摆着两瓶酒，两只酒杯，两双筷子，一条大鱼。我心里有些歉疚，没想到自己差点爽约，辜负了人家的一番美意。看来运气有的时候也会拍拍倒楣鬼的肩膀的。
       梁嫂对我这么晚了还如期而来有些意外，不过看得出来她还是很高兴的。她赶紧把我让进店里，然后又去取了一个酒杯放在我面前。我盯着那个酒杯愣了一下。梁嫂满含歉意地说：“本来想炒两个菜的，又以为你不来了，就懒得动手。其实现在在纽约也没什么人做普渡了。大家都忙着赚钱，谁还有闲心去等阴间的亲人回来团聚?”我看着第三个酒杯，犹豫了一下问说：“你好像在等另外一个人?”梁嫂点点头。我默然了。
       看来运气最后还是作弄了我一下。我知道她等的肯定不是我，这可以从她见到我时惊讶的神情看得出来。我对她来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过客，是一笔生意而已。我告诉梁嫂，因为我筹不到钱，不想结婚了，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南方去。梁嫂说：“办不成身份也好，也免得花那笔辛苦钱。你看像我这样早就人了美国国籍了，没了盼头，日子过起来反而没意思，不如刚来那阵埋头忙碌，慢慢攒钱有意思。你至少还没走到这一步，还不至于死心。”
       我琢磨着梁嫂的话，觉得她有点像是吃好了鸡蛋面说太平的意思。我吞吞吐吐地说，今晚我想跟她呆一夜，做一下真的夫妻间该做的事。梁嫂对我的要求并不觉得意外，但是她说：“今晚不行，我丈夫要回来看我。我正在等他。”我有点不解，说你不是刚和那个沈阳人协议离婚了吗?梁嫂道：“我等的是我的第一个丈夫，我们是真正的结发夫妻。每年的这天晚上，我都要等他回来看我。”
       梁嫂盯着蜡烛不说话。我忽然发现桌上那条鱼的身上贴着一小块白纸，中间一个红点。这是我们那里的一个风俗。显然这鱼是为阴间的鬼魂准备的。
       我一下子明白她的丈夫在哪里了。今天正是七月十五，故乡的“普渡”，是鬼魂回家探亲的节日。身在异国他乡八年，我差不多已经忘记抬头去看看月亮了，总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东西，多看两眼就有出格偷窥之嫌。平时我更没有什么过节的念头，就连大年初一还要在餐馆里打工。虽然逢年过节的东家也会摆上一桌，与伙计们一起共进晚餐，但心里总不是滋味。过节意味着团圆，然而像我这样的光棍是大可不必去寻什么穷开心的。对我来说，每个月老板把工钱一张张清点给我，然后我再小心翼翼地如数家珍，这就是过节。我觉得只有那一天才是最踏实的，其他事都是可有可无。
       梁嫂把第一杯酒洒在地上，然后端起另一杯酒一饮而尽。这是美国的一种烈性杜松子酒，美国佬平时喝的时候要兑其他酒或甜饮料，再放些冰块。只有酒鬼才这样喝法。看来梁嫂是有意要把自己灌醉了。梁嫂一连喝下十四杯酒，同时也往地上倒了十四杯。我想，她的丈夫去世可能已经十四年了。
       梁嫂的两颊开始红润起来，脸上的表情也活泼多了。酒精帮助她恢复了青春，她的情感开始发酵了。她的眼睛闪现出了淡淡的光芒。这时我相信年轻时候的她肯定长得很出众。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十四年中，她始终没有跨出过往昔岁月的门槛，就像一根青藤似的盘绕虬结在旧时的宅院中。即便身在美国，她还是情愿与破败的记忆长相厮守。记忆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牵扯着她，使她的日子不是涓涓往前流淌，而是以日渐衰老的姿态向后退缩。拼命赚钱在她生活中只是一种摆设。我发现，若隐若现的死亡对于她既是诱惑，又让她感到莫名的恐惧。
       我默默喝着酒，听着梁嫂在醉意朦胧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她的往事。酒精并没有破坏她的记忆，反而催化了她对某些琐碎细节的追诉。她和她丈夫原是同一个镇上的，两人经营着一爿生意还算红火的服装店，攒了一笔在当初看来算是数目可观的钱。十四年前，两人变卖了家中所有的财产，又借了一些钱，与另外十几个人上了一条台湾的渔船，横渡茫茫的太平洋，驶向美国。在海上漂泊时，她丈夫得肺炎死了，尸体被扔下海里。
       梁嫂说到后来开始呆笑起来，笑容在昏黄的烛光中显得很凄厉。我有点心惊肉跳了。
       她一边喝着酒，泪水从她的笑容上滴落下来。她突然颤悠悠地用手指戳点着我，一杯酒就朝我的脸上泼了过来，怨恨地说道：“你这个死鬼，你还知道回来看我。今年我刚买了套新公寓，怕你认不得路，所以在餐馆等你。你怎么这么晚了才来?你要再不来看我，我真的就要出嫁了。”
       午夜时分，我扶着梁嫂出了餐馆，她已经醉得迈不开步了，两条腿如腾云驾雾一般，双眼低迷，右手软塌塌地指向远方。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梁嫂送回她的公寓。
       她的公寓很宽敞，但却缺少收拾，内衣裤丢得四处都是，乱得要命。
       我把她放到床上，她突然一下子紧紧抱住了我，眼神恍若游丝，呼吸也猛然急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醒着还是醉着。我一把推开了她。
       来到大街上，辉煌的夜景把天空涂抹得低沉而又模糊。圆月的亮光显得黯然失色。按照传说，鬼魂每年至少在普渡的夜晚，还可以回家省一趟亲，而我的归乡之旅，却遥遥无期。
       第二天，我搭上开向南部的“灰狗”，想念着远方的餐馆。那里的日子沉闷劳累，但很真实，希望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着，慢慢捞出来的时候，便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