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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厨川白村是活跃于日本大正文坛的著名文艺思想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从20世纪初开始，厨川白村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坛译介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他的九部主要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并多层面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批重要人物，他与中国现代文坛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本文拟对中国的厨川白村研究状况作一梳理和评述。
       关键词　厨川白村研究　译介　影响　梳理　评述
       厨川白村是活跃于H本大正文坛的一位热烈而深沉的文艺思想家和批评家，也是以翻译和研究英美诗歌而著称的英美文学研究家，一生著述近400万字。从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关系的角度来看，厨川白村是日本大正时期的文艺思想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在中国被译介被言说最多，而且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从20世纪10年代末开始，厨川白村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坛译介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的10年中，厨川白村的主要著作《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近代的恋爱观》、《北美印象记》、《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被相继译成中文出版，从不同的侧面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批重要人物。为此，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坛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本文拟对中国的厨川白村研究状况作·梳理和评述。
       新中国成立前的厨川白村研究
       从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学界的厨川白村研究业绩，主要表现在译介、传播和影响的环节和层面上。综观其间的研究状况，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一、译介、传播和影响时期(1919～1929)
       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期间(1917～1927)。
       厨川白村是一个域外的文艺思想家和批评家，他要进入中国，首先必须经过译介这一环节。从这层关系上讲，中国“五四”前后(包括整个民国时期)对厨川白村的译介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厨川白村研究的主要内容。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厨川白村的名字最早是由田汉(1898～1968)介绍到中国的。1919年7月15日，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在《少年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的文章、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商接取材于厨川白村1914年4月出版的《文艺思潮沦》中有关惠特曼的部分，在该文第七章的结尾，田汉写道：“我单引用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的一段，以终此章”，首次翻译引用了《文艺思潮论》第五章第一节中一段不长的文字。数月后，田汉在《诗人与劳动问题》和《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复黄日葵兄的一封信》中又翻译引用了1912年3月出版的厨川自村另一部专著《近代文学十讲》中的部分观点，对厨川白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继田汉之后，1919年7月30日至8月3日，谢六逸在《晨报副刊》分五次连载了《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同自然主义的比较观》一文。据笔者核实，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均来自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第五讲第二节的《从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可视为是对其文的一种编译。
       从严格的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来讲，中闽译介厨川白村的第一人应是朱希祖(朱逖先，1879～1944)。1919年11月1日，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朱希祖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翻译发表了厨川白村的《文艺的进化》一文。该文译自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第九讲的第二节。从译文的“附说”来看，朱希祖是因为赞同厨川白村的进化论的文艺观，才翻译介绍此文的。之后，一批和田汉、谢六逸、朱希祖一样具有留日背景的文学青年，出于对新文学的关心和向往，也相继加入了译介厨川白村的行列。从1920年开始，有关厨川白村的译介文章主要见诸《少年中国》、《小说月报》、《民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杂志。
       由于译介者关注的热点和译介目的的不同，这一时期对厨川白村的译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译介主要以厨川白村介绍西方现代文学和思潮的文章为主。据笔者统计，自1919年11月1日朱希祖翻译《文艺的进化》揭开中国文坛译介厨川白村的序幕以来，至1923年12月，译自厨川白村不同著作的单篇译文达30篇之多 第二阶段则以厨川白村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为主，从1924年6月至1927年3月，译自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小泉先生及其他》和《近代恋爱观》等的单篇译文总数为18篇、这说明文坛对厨川白村的译介在不同时期是有所侧重的。
       另外，从1921年8月至1929年4月的8年问，厨川白村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单行本出版的有《近代文学十讲》 (上下两册，罗迪先译)、《恋爱论(辑译)》(任白涛译)、《文艺思潮论》(樊徒予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苦闷的象征》(丰子恺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走向十字街头》(绿蕉、大杰译)、《恋爱论(订泽)》(任白涛译)、《近代的恋爱观》(夏丐尊译)、《北美印象记》(沈先端译)等10种。
       由于第一阶段译介的目的，是为文坛了解西方现代新文学、新思潮提供知识和参考依据，所以对厨川白村的介绍也就停留在了译介本身，文坛很少有人对厨川其人其作进行必要的介绍和研究，由此也造成了厨川白村研究未能与活跃的译介呈同步状态的局面、称得上厨川研究的文章甚少，相关文章仅为2篇。一篇是1921年6月1日田汉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上发表的《白梅之园的内外》，另一篇是任白涛翻译出版《恋爱论》时写的卷头语。田汉在《白梅之园的内外》中有两处提及厨川白村，称“他的评论真是他的‘苦闷的象征’，和其他举世滔滔的西洋文学贩卖店不一样”。尽管文字简短，但评价颇高，这说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对厨川白村是极为崇拜的，而且也是相当了解的。所以，将其视为中国厨川白村研究的开端，也未尝不可。
       厨川白村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特别是他的“苦闷的象征”说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坛得到迅速的传播并引起广泛的共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二阶段的译介，其中鲁迅发挥的作用是甚为关键的。其实，在鲁迅翻译出版《苦闷的象征》之前，明权(孔昭绶1876～1929)和樊仲云就已经相继译介过《苦闷的象征》的部分内容。鲁迅翻译出版《苦闷的象征》之后，任白涛又发表过编译的《苦闷的象征》。另外，丰子恺的《苦闷的象征》全译本，尽管出版的时间晚于鲁迅，但译文的连载发表却早于鲁迅。不过，这些译文和译本当时并未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
       在中国，鲁迅可能是第一个接触厨川白村著作的人，据鲁迅日记记载，早在1913年8
       月8日鲁迅就已经购买了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1917年11月2日又购买了《文艺思潮论》。1924年2月4日，日本改造社出版厨川白村的遗作《苦闷的象征》，同年4月8日鲁迅就购买了《苦闷的象征》，并于9月22日开始翻泽，10月10日译毕付梓，速度之快难以想象。当时，鲁迅对厨川自村是极为推崇的。在他看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虽然受到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但义与他们的学说存有差异。鲁迅认为“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的”，“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鲁迅还评价说：“这在目下同类的群书中，也可以说，既异于科学家似的专断和哲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者的繁碎。”所以“于我有翻译的必要”。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未名丛刊》之一，于1924年12月由(北平)未名社出版。以后曾多次印行，至1935年10月，包括修订本在内，共出版12版，总印数达24000册，这在当时应算是畅销书了。1925年1月下旬，鲁迅又开始翻译厨川白村的另一部文艺论著《出了象牙之塔》，2月中旬译毕，同年12月出版。此外，鲁迅还翻译过厨川白村《走向十字街头》中的两篇文章。
       文艺批评家张若谷曾撰文高度赞扬鲁迅的翻译，他说：“就我个人看来，要算他(指鲁迅——引者注)译的《出了象牙之塔》与《苦闷的象征》两部书为最佳，这或许是因为我偏私倾倒于原作者厨川白村的缘故、……在将来见面的时候，我一定要要求鲁迅先生把厨川白村其余几部作品部译出来，最好能把全集六卷都译成中文一或至少把《走向十字街头》《近代文学十讲》(此书虽已有罗迪先先生的译本，但我以为鲁迅先生不妨再重译)。因为我有些迷信，好像厨川白村的作品，只有他的译笔可以迥肖原文的风味。”
       诚如张若谷所言，在文坛译介厨川白村的第二阶段，鲁迅以严峻冷静、鞭辟入里的风格，相继翻泽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两部文艺论著及其他一些文章，还为这些译文写过11篇长短不一的引言、序和附言，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独特性以及社会批评的尖锐性和深刻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其他文章或书信日记中，鲁迅又有四十多处涉及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翻译出版后，鲁迅不断地给亲朋挚友，包括学生邮寄赠送，据鲁迅日记统计，仅1925年3月至5月，鲁迅邮寄赠送的《苦闷的象征》汉译本就达25本之多。不仅如此，鲁迅还在多所大学的课堂上，使用《苦闷的象征》讲授文学理论，积极推动了《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传播。
       随着译介和传播的深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迅速地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和文学青年，例如徐懋庸、老舍、臧克家、石评梅、胡风、路翎、叶灵凤、许钦文、钟敬文等。“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所撰著的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和论文中，厨川白村的理论均被作为一家之言，或被引述，或被评论，或被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
       这一阶段能够纳入厨川白村研究史的文章除了鲁迅为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以及其文章所写的11篇引言、序和附言外，还可以举出诵虞的《凄文艺思潮论》、张若谷的《出了象牙之塔》和《为预言者的艺术家》等。其中诵虞的《读文艺思潮论》以自己对《文艺思潮论》的解读，要言不烦地归纳了《文艺思潮论》的重点，堪称中国厨川白村研究史上第一篇正面评价厨川白村作品的文章。以上几篇文章都出自批评家之首，虽属印象和杂感式的批评，但对于了解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是有帮助的。
       二、质疑和淡出时期(1930～1949)
       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中国新文学的第二和第三个十年期间(1928年～1949年)。由于对厨川白村的译介基本上都集中在前一个时期，所以这一时期译介的数量明显减少据笔者统计，仅为5篇；译著有《小泉八云及其他》(绿蕉译－碧校)、《欧美文学评论》(夏绿蕉译)等2种。其中1931年1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夏绿蕉翻译的《欧美文学评论》(原著名为《印象记》) 在这部译著中，夏绿蕉补译和重译了《出了象牙之塔》中的《文学者与政治家》和《游戏沦》两篇，其中有鲁迅在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有意省略的《文学者与政治家》，至此，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印象记》、《小泉八云及其他》、 《出了象牙之塔》、《北美印象记》、《近代的恋爱观》、《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等九部专著在中国均有了汉译文本，
       这一时期有关厨川研究的文章仍然不多，仅为11篇，值得一提的有：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史讲话——两种力》、张若谷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去病的《没有苦闷没有文艺》、范泉的《论苦闷的象征》和《再论苦闷的象征》等。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文学家和文论家对厨川白村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厨川白村热开始降温。
       比如，去病在《没有苦闷没有文艺》一文中指出：《苦闷的象征》的“所谓生命力的力”“有些近乎玄妙而不可揣想”。
       徐懋庸则在《文艺思潮史讲话——两种力》中，对当时“颇有权威的”厨川白村的“基督教思潮和异敦思潮斗争说”文学思潮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厨川白村的两大思潮历史理论“十分笼统”，“完全抹杀了思想进化的事实”。
       从总体上讲，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厨川白村的影响日见式微
       此间由于鲁迅研究尚在继续，一些有心的论者开始注意到鲁迅与厨川白村的影响关系。许钦文在1936年4月出版的《文学概论》中说：读了《野草》，“当能深层的了解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意义”。1942年3月，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正面论述了《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关系，他认为：“《苦闷的象征》以为文艺是两种力量冲突的结果，这在鲁迅也认为是当然的一争于这两种力量相冲突，发生的是苦闷，因而也是文艺，就是说，文艺又只是一种潜在内容的苦闷和显在内容的象征的结合物，这点，恰巧迎合着鲁迅当时的悲凉的情绪。很明显的，由于大时代的行将到来与他本身所感觉的孤独，他当时感觉苦闷是不否认的、厨川白村的这种思想，不但使鲁迅发生共鸣，并且还影响了鲁迅的创作实践。”“所以《野草》里的一部分散文诗，可以说是《苦闷的象征》的实践。”
       这一时期虽有不少论者开始注意到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但是由于对厨川白村其人其作的介绍和研究尚欠深入，加之研究者的视线有限，对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未做具体的阐述。不过，却体现出·种“现代”和“比较”的视野，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的厨川白村研究
       一、批判和沉寂时期(1950～1979)
       1950年至1979年，由于左倾文艺路线施
       虐，政治标准垄断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自50年代中期以后，厨川白村本人和他的《苦闷的象征》在国内文艺理论界成为众矢之的、厨川白村被视为唯心主义和反动的理论家，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一时期的厨川白村研究可以说基本处于停滞和中断的状态，在笔者所见的范围内，除了批判或被迫进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外，正常的研究已无人敢于问津。
       二、复甦和研究时期(1980～)
       从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新时期文学艺术自我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小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曾经对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域外文艺思想家和批评家，沉寂了近50年的厨川白村研究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并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1　随着鲁迅研究的突破，一些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要研究鲁迅的美学思想，厨川白村作为影响源之一是不能逾越的。1981年，温儒敏先生撰《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一文，探讨了鲁迅前期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影响关系。温儒敏先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用实证的态度，客观地论析了鲁迅既借鉴于厨川白村，又高于厨川白村的“拿来主义”，“力图从所谓‘唯心’的思想资源中发现‘合理内核’”。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温儒敏先生的这篇专论是新时期厨川研究复兴后的第一篇论文，它对打破僵局，开创中国厨川白村研究的新局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年，刘再复先生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一书的“绪篇——鲁迅美学思想概说之四”中也论及厨川白村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他认为，“厨川白村把苦闷这种精神现象，作为艺术的终极根源，这当然是唯心论。但是，他在论证过程中，却发射出一些合理的含有辨证因素的美学思想。”
       长期以来，厨川白村对鲁迅杂文理论和创作的影响一直为学界所忽略不论。进人新时期以来，这一问题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的文章。主要有姚春树的《鲁迅与厨川白村及鹤见祐辅——关于鲁迅杂文理论主要渊源的探讨》和《鲁迅与厨川白村——关于鲁迅杂文理论主要渊源的探讨》。以及黄科安的《“枭鸣”：鲁迅随笔的异端思维与言说方式》等。这些文章认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中关于Essay(随笔、小品)的精辟论述，对鲁迅和整个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迅杂文理论的渊源是多元的，日本的厨川白村是其主要渊源之一。”2000年4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批评史》则对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的源头进行了追溯与确认，认为厨川白村是“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启蒙者”。
       2　由于文艺学建设和研究的需要，自80年代中期开始，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的文艺心理学和社会学观点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他们撰文分析和探讨了厨川白村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之间的联系和分歧，认为《苦闷的象征》是一部精彩的文艺心理学专著。在谈到《苦闷的象征》与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关系时，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是在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一书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也有学者认为，如果把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的文学理论课程称作文艺心理学，那么，《苦闷的象征》就是最早的文艺心理学教材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鲁枢元的《一部文艺心理学的早期译著——读鲁迅译(苦闷的象征)》、程麻的《(苦闷的象征)和鲁迅的文艺心理学理想——论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力问题》、赵宪章的《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合流与厨川白村》等。另外，赵宪章的《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合流与厨川白村》、周平远的《文艺社会学史纲》等，还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论及了厨川白村。
       3　进入新时期后。沉寂了近30多年的象征研究得以复甦。为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象征主义之间的影响关系，不少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厨川白村。在一些专著中多有论及厨川自村和《苦闷的象征》的章节和内容。例如：吴中杰、吴立昌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寻踪》、严云受、刘锋杰的《文学象征论》、尹康庄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冯光廉、刘增人和谭桂林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等。这些专著试图通过厨川白村，寻找到象征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的传播途径和人文背景。在冯光廉、刘增人和谭桂林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一书中，作者指出，“从传播的角度看，鲁迅选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论教材，并翻译评介它，这是象征理论在中国的一次重要普及，”并认为，“厨川白村关于象征与生命的看法，象征与无意识关系的论述，象征的内容与形式的连接问题，都丰富了鲁迅对象征的多方面的认识，成为鲁迅日后讨论象征时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尤其是《苦闷的象征》对《野草》的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使《野草》成为心理象征的典范之作。”
       4　与日本80年代后的厨川白村研究状况相似，比较研究也成为中国新时期厨川白村研究的一个热点。据笔者统计，截止2007年6月，国内发表的学术论文共计102篇。从学术倾向上看，其中有95篇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厨川白村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内容涉及作家、作品、思潮和流派等、比如：顾农的《鲁迅与(苦闷的象征)》、许怀中的《鲁迅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及其它》、刘柏青的《鲁迅与厨川白村》、王向远的《厨川白村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等。在国内的一些专题性研究的学术专著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涉及厨川白村的章节或内容，比如：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吴中杰、吴立昌的《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尹康庄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支克坚的《胡风论》、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周怡、王建周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等，这些专著多属于文学接受和影响研究领域，重史论结合，在考察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试图建立起一种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双重参照背景。
       可以说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活跃了中国的厨川白村研究。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多篇文章显示了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王铁钧的《从审美取向看厨川白村文艺观的价值认同》，王文从“与传统审美体验相悖的文艺主张”、“对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不合时流的贬斥”、“强烈的社会批评精神”三个方面，对厨川白村在日本遭致冷落的原因作了探讨。2002年12月，王文宏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研究厨川白村的学术专著——《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该书从分析历史文化语境人手，以“情绪主观”、“时代”、“人间苦”和“生命力”等为关键词，概括和描述了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整体风貌，并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梳理了厨川自村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之间的影响关系。
       5　从方法论上看，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一统的政治化转向多元的学术化，以“阶级性”、“唯物”或“唯心”划线的思维定式、教条主义的套路和术语来研究厨川白村的做法逐渐被修正和克服。这样就为客观公正地研究厨川白村铺平了道路。必须承认厨川白村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来源相当庞杂，无疑带有唯心的成分。但因此简单地用“阶级性”和“唯心”论来论定厨川白村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是有失公允的，也是有害的。“因为美学上的主观论、客观论并不就是唯心论、唯物论的同义词。”
       综上所述，中国的厨川白村研究，如果从1919年11月朱希祖对厨川白村《文艺的进化》的译介算起，已经有88年的历史；如果从1921年6月田汉在《白梅之园的内外》中对厨川白村的评价算起，也已经有86年的历史了。厨川白村研究在中国有过高潮，也有过低潮，当然也有过批判和沉寂的时期。中国的厨川白村研究从当初零星的短文，到现在的百十篇论文，特别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恢复正常的研究以来，对厨川白村的研究已由原来单一的影响研究，拓展到文艺思想、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等领域，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看，足以证明在中国文坛被持续言说了八十多年的厨川白村不但没有离开研究者的视野，而且在今后还将在相关的研究领域被继续地言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