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国］美国梦，中国情结——卢斯和他的《时代》
作者：佚名
《收获》 2005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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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造媒体帝国的人走了
“封面中国”的故事的讲述，应该从亨利·R．卢斯(Henry R．Luce)开始。
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3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对于卢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达到1433万多册。(《时代》，1967年3月10日，第26页注释)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卢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二十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每三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十二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引贝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引者)除外——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卢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明镜》文章转译自《卢斯和他的帝国》)
这样一个世界性显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则是在中国山东开始。
二 寻访登州
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卢斯在此生活时期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现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变化实在太大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渎的一个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走在烟台和蓬莱，我便有着这样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卢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Fengchow即登州，历史上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已。
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十九州：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也提出这样的门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中国。(以上叙述主要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卢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Win·tersLuce，1a68—1941)，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职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十一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三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东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卢斯在登州出生。由此，《卢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
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是漩涡，更是一个大舞台。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将以自己不同于父辈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履行他的职责，追寻他的梦想。
卢斯的出生地当然不可能找到，连路思义夫妇服务的长老会的教堂，在如今的蓬莱(登州)城也不复存在了。
十九世纪在中国，登州是西方传教士颇为活跃的地区。据《蓬莱地方志》记载，1861年，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首至登州，在北街观音堂创立教堂，时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同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来到登州，同在北街建立总堂。1866年，美国南浸信会在南街建浸信会教堂，1872年，在画河桥南西侧建基督教圣会堂。
位于北街的长老会教堂，即是卢斯父母服务的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被拆除，蓬莱城里唯一保存的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这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教堂，历尽沧桑，几经修缮，仍保留着旧时模样，简洁而朴实。教堂伫立河边，与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故居相邻。基督教堂高耸的钟楼，墙壁上醒目的十字架，映衬着数百年古庭院的雕梁画栋和牌坊，一中一西，历史对话俨然已是百年。
圣公会教堂的秦牧师已年过古稀，但颇为健康和健谈。他友善而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手中关于卢斯的书。他告诉我，这座教堂自1872年修建之后，一直没有大的毁坏，现在正在准备申报山东省的文化遗产，因为这是山尔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教堂。讲坛上的地板掀起，露出下面石板修就的下水道。他对我说，上午有一批外国游客来参观时，特地要看看当年的排水设施为何一直有效。他又带我走出教堂，来到教堂后门的一块墓碑前。这是在登州传教将近四十年的美国穆拉第女士之墓。她于1874年来到登州，1912年在归国途中逝世。最后，她被安葬在这里，与她供职多年的教堂相伴。说起教堂，说起这些往事，秦牧师颇有些自豪与兴奋。
未能找到卢斯的出生地和他的父母供职的教堂，但仅存的教堂，古色古香的戚继光故居，这些卢斯当年生活于登州时的老建筑，毕竟能让一个寻防者依稀感受到百年前生活场景的气息。遥想当年，童年卢斯和他的伙伴们，—次次来到河边玩耍，在教堂与牌坊间跳跃而过。
卢斯有一张三岁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不知是否在登州他家的庭院。三岁的卢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孤傲，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他的个性的形象呈现。三岁时，卢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小国教民的弥撒；五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
三岁的卢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祠动荡之中，与所有在卟，国的传教士一样，卢斯一。家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在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卢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潍县(今潍坊市)。十岁时，卢斯被送到位于芝罘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一直读到回国。
卢斯在1912年秋天离开中国，这一年他十四岁。从出生到离开，卢斯在中国亲历了中国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甚至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和登州相比，在今天烟台市的芝罘区更多地保留了一些百年前的老建筑。走在海滨，一幢幢欧式老房子正陆续修葺。依次走过。俄国领事馆、比利时领事馆……还有一个天主教教堂。我没有找到英国寄宿学校。不知它位寸：何处?是在海滨，还是在芝罘岛上?当年建筑和校园尚在否?且把它留给以后的寻找。
怀揣卢斯传记，穿行于老房子之间，看着人海缓缓起伏，即便没有找到学校旧址，也没有太大的遗憾。人与事，光与影，一切都在变化，惟有眼前的大海如同百年前——样潮起潮落，起伏不止……
三 历史尴尬教育梦
从小参加弥撒，五岁学会即兴布道，虔城的传教士父母，在华西方传教士生活圈里的十几年亲密接触……这些经历并没有使卢斯选择与父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充满着对世俗生活的极大热情，对商业与新闻有着更大的兴趣和超人的敏感，他注定要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建立媒体帝国，开创自己的一番天地。
但是，在宗教信仰上，在精神深处，卢斯与父辈还是相通的。与父母一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在登州与芝罘的所见所闻，深深影响着他的未来。
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作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二十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二十年代后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
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二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与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土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颇有创见，颇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妖教”的洪水猛兽，也不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文化、艺术、经济诸领域的近代化。
的确，与传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我时常觉得，历史叙述有时需要多用设问来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最初带来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理念，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否会衰微和消失?如果没有来势凶猛的教会学校的冲击，北京大学之类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否会出现?如果没有二十世纪处在巅峰时期的教会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学者、文学家、律师吗?如果没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特殊背景，没有大学校园里相对活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还会以燕京大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的那种方式爆发吗?……我想，有些历史存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做到不受狭隘意识的束缚，而将之放在客观的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卢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长老会及其所办学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864年，从美国来到登州的长老会传教上狄考文(C．W．Mateer)与夫人，一起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早期出现的教会学校之一。1876年，学堂扩至中学，并正式定名为文会馆。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登州蒙养学堂的教学生活有这样的描叙：
早期的登州蒙养学堂就像一个大
家庭，狄考文夫妇就是这个大家庭的
家长。然而，与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
不同，他们不但有威严，而且很亲切。
特别是负责学生生活的狄考文夫人经
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和他们一起玩
捉迷藏。(第320页)
会讲汉语，不仅使外籍教师可以
直接与学生沟通，更重要的是它表现
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尊
重。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后一方面
的因素显得尤其重要。回顾一下这一
时期的教会学校，我们会发现，那些发
展比较快，比较有影响的学校大都由
被称为“中国通”的传教士教育家所主
持。如主持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入华
不到一年就开始尝试用中文上课。他
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很长一段时间
内在全国各地流行。(第320—321页)
狄考文不仅限于在登州办学，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己编撰各类教材，被认为是“传教上教育家”。根据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的决议，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等被推举为委员。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继狄考文之后来到登州。登州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后来，路思义又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归国之后，上多年里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教育经费，提供给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卢斯一家于1904年随学校一起从登州迁至潍县，卢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都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学校的生活，父母对教育的感情投入，无疑影响着卢斯的成长，而他的妹妹后来也一直担任负责向中国教会大学提供经费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就这样认为：“路思义帮助建立、发展乃至资助了中国多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他的开放、智慧的宗教热情熏陶着他的四个孩子。”
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卢斯后来实际上也在履行着教育者的职责，或者说，他把刊物对世界的影响，就当作了另一性质的学校。
1965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杂志出版人协会秋季年会上，卢斯发表演讲，强调了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
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
不限于此。我们还是这个国家民众的
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
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特
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
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
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
者。(《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13
页)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RobertHutchins)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同意卢斯的政治主张，但却欣赏卢斯的历史成就。卢斯去世后，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就这样，卢斯以其新的选择和方式，最终在一个全新领域远远超过了父辈。因为，他创办了《时代》，建造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 四 TIME问世——”时间”还是“时代”?
不清楚是谁最早把TIME杂志的中文名称翻译成了“时代”，从此一直沿袭至今。其实，这一译名并不准确。英语中，TIME的含义既是“时间”，也是“时代”。从刊物创办时的苦思冥想来看，TIME本来是取“时间”的含义。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卢斯，另一个是哈顿(BritonHadden)。他们结伴来到纽约，在东十七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哈顿因病1929年去世，此后由卢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
《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这样叙述他们的开创之举：
早在1921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
的卢斯和哈顿(1920级)，就萌生了创
办一个新闻杂志的念头。这两个年轻
人对未来杂志议论了许多方面的问
题，以及与所有同类出版物竞争甚至
最后超出的可能性。……
他们研究了许多杂志。如《读者
文摘》等。……
认为自己能把《Facts(事件)》办
好，这是他们最初创办之际为刊物起
的名字。
卢斯和哈顿请教刚退休的美联社
负责人MelvilleStone，如何从日报中选
择合适的新闻。Stone明确告诉他们，
新闻在一两天内对公众是合适的……
三人苦心起草一份策划书，对象是上
流社会的教育界和商界人物，从他们
中间也许会找到权威人士和投资。
(第1页)
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卢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的新杂志应将新闻浓缩，然后有系统地重新组织起来快捷地将信息向人们传播。他们由此确定了办刊宗旨，并在策划书中写道：“人们不了解新闻，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物提供给那些时间繁忙的人们，供他们能抽空略有了解。”
可见，在这里，两个创办者主要是从如何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角度来考虑刊物的编辑方针。最终选定"TIME"这个名称，也是卢斯一个晚上坐地铁时匆匆浏览广告而产生的灵感。卢斯自己回忆说：“我眼睛忽然发亮，盯住一个广告的标题：退休之时，或改变之时(TIME FORRETIRE，or TIME TO CHANGE)。我记住了出现在我眼前的‘TIME’这个词。一整夜我都没有忘记。第二天早上，我向哈顿建议用它作为刊物的名称，他立即赞同。”
《时代》创刊带来的全新意义在于卢斯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节约读者“时间”这一关键。对于美国这个讲究高效率、紧张的社会来说，刊物的风格、形式及其报道的独特性姑且不论，仅节约读者的时间这一点就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TIME这个名称，就历史性地确定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TIME的第一期在1923年3月3日问世。
关于刊物的编辑方针，卢斯和哈顿有这样的表述：“TIME感兴趣的不是刊物报道内容的多少，而更在于它的字里行间能在多大程度上进人它的读者的思想。使人了解深入而充分——这即是本刊物自始至终所孜孜以求的宗旨。”“编辑们认识到，关于公共问题和重要新闻的绝对中立也许是难以兑现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正是如此，应对明确的偏见有所警觉。”其中应做到：“金钱不能收买事实的真理；对老的，特别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尊重；对新的、特别是对新观念的兴趣。”
卢斯后来还这样表述过新闻的责任：
真正的新闻从业者，须笃信新闻
的纯粹报道功能是至高无上的这一重
要原则。这是他的良知特别要服从
的。他最值得夸耀的不是造就了总
统，也不是创造了法律，而是他勇敢
地、及时地站在世界暴风骤雨般的新
闻前沿，卓有成效地将有意义的报道
渗透进有活力、有教养、自由的人民心
中。(1937年9月2日，演讲《公共责
任与报业努力》，转译自《卢斯时代的
中国形象》第67页)
1940年7月18日，在备忘录中他写道：
事实上，我们已被写入了美国宪
法。《权利法》的新闻自由的条款赋予
了我们的责任。这些责任虽未特别加
以说明，但它们存在于那些履行着出
版自由权利的人的良知之中。不管新
闻还有多少别的责任，至关紧要的任
务就是告诉人民实际的状况。如果我
们坚信状况的实情，并不顾一切地将
我们的坚信传榆给人民，我们也就履
行了我们的首要责任。(转译自《卢斯
时代的中国形象》第67页)
lIME创刊号的问世虽没有立即引起轰动，但也受到媒体的关注。《纽约先驱沦坛报》在第七页不起眼的地方发表了两段文字的报道，报道评论说，TIME的目的“是以尽可能短的篇幅集中一周的新闻”。它用—二十八个页码报道世界事件，六个页码刊登赠送的广告。尽竹此时重大新闻迭出，如美国人关于禁酒令的争论，法国对鲁尔的占领，德国的抗议，联大的混乱，俄国的大饥荒等，TIME对这些所有新闻的报道只需半个小时就可以轻易看完。当然，它不是针对那些真正想了解新闻的人。它是提供给那些乐意花上半个小时阅读而使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的人阅读的。(《谁在{时代)封面上?》)
由此可见，从筹办过程的考虑，到刊物的方针的确定，再到名称的选择和舆论的最初评价，TIME都是指“时间”而非“时代”。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译法也不失一个恰当的选择。时代不正是由一个个时间的碎片构成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巾，从受众和历史信息承载量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时代在TIME上得到了呈现。这样，约定俗成的刊物译名自然而然也就具有了新的内涵。
五 封面人物走过来
《时代》问世伊始，它的有创新意义的封而设计也带给读者一种新鲜感，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封面人物。
决定每期以人物为封面，是经过了一番市场论证的。卢斯和哈顿就创刊号的封面设计，咨询广告代理商朋友们的意见。咨向之后，他们决定在封面上选用近期新闻中的知名人物的肖像——从此，这成了《时代》的传统。
成为《时代》第一个封面人物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卡农(JOgeph Gumey Cannon，1836---1926)，1923年2月他在八十六岁时退休。关于卡农，《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说：“美国政治家，资深众议院议员，1872年进入众议院，1923年退休，在众议院46年。是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忠诚的共和党人。1903—1911年担任议长。人称‘乔大叔’。”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乔大叔”亲历了美国从二流强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一大国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帝国走向顶峰的开始。选择他作为创刊号封面人物，正好吻合了卢斯关于美国的梦想。
五年之后，1928年，《时代》首次山现了封面年度人物，把封面人物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不过这一新的做法完全出于偶然。
在选择1928年1月2日的《时代》封面人物时，卢斯和编辑们踌躇难定。在他们看来，1927年的年底和1928年的新年，没有太大的新闻值得关注。
许多美国报纸的头版，大都是发
表柯律芝总统致美国人民的祝词手
迹：“圣诞节不是时间，不是季节，而是
心灵的世界。”他说得很庄重。1927年
最后一周的其他新闻也没有什么太吸
引人的。哈定(美国前总统。——译
注)和夫人的遗骸在俄亥俄州的墓地
重新安葬；墨索里尼被迫重新估价意
大利里拉……在此情形下，《时代》的
编辑很难选择一个人来作为封面人物
统领一周事件。后来有人建议：“不管
它的一周人物了，干脆选一个年度人
物。”(《谁在<时代>封面上?》第39页)
于是，他们选用了几个月前已经成为封面人物的林德伯格。八个月前，他成功地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成为世界第一人。把他选为1927年的最重要、最具影响的人物，显然非常合适。
别出心裁的年度人物评选，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轰动。从此，封面年度人物成了《时代》封面人物新的、更为重要也更引人注目的举动。关于年度人物的选择标准和方式，研究《时代》的专家做了这样的论述：
对一个人的报道从来不可能涵盖
任何一年的新闻，但是，一个人的报道
却常常会成为那一年新闻的一个难以
消失的标记。那些在那一年的名声有
了巨大上升或者巨大跌落的人；那些
导致新闻朝好的方向或坏的方向变化
起到最主要作用的人，均可作为“年度
人物”。
根据编辑的意见，此人的报道是
刚刚过去一年里可怕的或精彩的星期
和月份的最好的精神反映。
他会是一位政治家，其努力使我
们更接近于创造和平……或者，其举
动使我们走向相反方向。他会是一名
科学家，或者神秘主义者。他会是和平
缔造者，或者麻烦制造者。他会是一位
精神领袖、军事领袖，或者政治强人。
从纯粹美国人的角度，他不需要
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他甚至可以是
一个敌人——如1938年的希特勒，
1939年的斯大林……因为这些人也
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年度人物应该是他的时代的一个
象征。……不管是好的时代，或者坏的
时代；理性的时代，或者邪恶的时代；
企盼的时代，或者充满希望的时代。
(《谁在<时代>封面上?》第39—40页)
《时代》九十年代的执行主编盖恩斯(JamesR．Gaines)在为《历史的面孔——{时代)封面(1923—1994)》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也这样写道：
七十年来，《时代》的封面勾勒出
了过去我们生活故事的轮廓，在我们
为人熟知的红框里，伟大的男女们，以
及二十世纪史诗般的斗争和事件，拥
有它们各自的瞬间。 ……这里有丘吉尔，也有斯大林
和希特勒，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霍
洛伊兹，甲壳虫乐队和毕加索，，在这
里，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爆炸，圣海伦斯
火山熄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结
束，柏林墙修建与拆除……
在《时代》杂志，历史戴上了人类
的面孔。卢斯和哈顿创办本刊，基于
这样的原则：由个人而3,~iX历史力量
乃最佳途径。这一信念多年来在《时
代》封面形象中得到反映。他几乎每
一期都选择一位新闻人物的肖像画或
者照片。
近年来，《时代》封面已拓展其范
围，以求捕捉当今时代的事件与潮流。
其结果：一些《时代》最令人难忘的封
面，从1966年《上帝死了吗?》，到1990
年关于纽约城市的报道《大苹果在腐
烂》。
当然，我们仍注意选择男女人物
作为封面主题。在这个红框里，使你
们得以目击历史，或者至少首先了解
历史之大概。
就这样，从卡农开始，一个个新闻人物出现在《时代》封面上。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红色方框，红框里是封面人物的肖像画或者照片，固定的版式和特点沿袭至今。随着时间的延续，它形成了一种传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更成了今天《时代》主政者引以为自豪的历史。
六 中国人物，中国情结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时间在1924年。此时，他的威望与权力正处在巅峰，直奉军阀则正在交战。
从此，每一次中国封面人物的出现，都伴随着当时的风云变幻。
蒋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大起大落；冯玉祥1928年的出现，伴随着蒋冯联盟的形成；溥仪1934年的出现，伴随着“满洲国”的成立；蒋介石宋美龄1938年联袂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陈诚1941年的出现，伴随着重庆大轰炸艰难的日子；毛泽东1949年2月的首次出现，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共产党新政权的开始；周恩来1951年的首次出现，伴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罗瑞卿1956年的出现，伴随着1955年肃反运动的结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现，伴随着“三年灾害”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现，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复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来；江青1977年的出现，伴随着她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1979、1986年邓小平两度成为年度人物，伴随着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行程；邓小平1997年的最后一次出现，伴随着他的去世和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在长达六年的空白之后，2003年春天再次出现的则是一个戴口罩的普通中国人，伴随的是SAILS肆虐神州大地……
一个个封面人物把漫长历史断断续续地串联起来，成为今天描述中国的一种特殊线索。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吴佩孚第一次出现，到2003年SARS封面，《时代》上的中国封面人物约为五十多人次，如果把与中国事件有关的外国人包括在内，如抗战期间的史迪威、陈纳德，国共内战时期的马歇尔，1972年首次访华的尼克松，大约为六十多人次。在八十年间总数达四千多次的封面人物中，与中国有关的次数似乎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如果将之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则另当别论。
利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集中研究了1923—1977年问《时代》封面人物，他运用统计学的方式，列举出不同表格从不同专题进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时代》封面人物的职业、国籍、年龄、性别等特点颇有帮助。根据他的统计，在2814个封面上总数为3336人次的封面人物中，美国人2294次，占了68．80％；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一共占31．20％；而在这些国家中，名列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英国，193次，5．80％；苏联，125次，3。75％；法国，85次，2．50％；德国，82次，2．40％；中国，52次，1．60％。由此可见，中国封面人物的次数并不为少。
从个人出现次数的统计排序来看，中国人物也颇为重要。毛泽东，十二次，名列第十二；蒋介石，十次，名列第十七；周恩来，八次，名列第二十二。利努斯的统计只到1977年，邓小平第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是在1976年，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他先后共出现了九次。他的排序也比较靠前。
从女性角度，中国封面人物也引人注目。女性在封面人物中的比例很小，大约在10％左右。中国封面人物中有两名女性，一是宋美龄，一是江青。根据利努斯统计，截止1977年1月，全世界只有五位女性出现过四次或四次以上。宋美龄先后出现过三次，显然属于出现频率较多的女性之一。同时，她还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作为年度人物在1938年出现过。而截止1977年，只有四次选定女性为年度人物。另外三次分别是：1936年度人物辛普森夫人(温莎公爵夫人)；1952年度人物伊丽莎白女王二世；1975年度人物为十二位女性。
邓小平短短几年间，先后成为1978、1985两年的年度人物，是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这在《时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现象。利努斯分析过：“至今已经有65个不同的人被推选为年度人物。然而，他们当中只有20人(31％)曾被四次或更多次登上封面。”邓小平一共出现过九次，并两次当选年度人物，其重要性显然在所有封面人物中名列前茅。我根据《{时代)七十五年(1923—1998)》一书刊载的年度人物封面统计了一下，从1928年第一次出现年度人物到1998年的七十年间，有十个人两次或三次当选为年度人物。除罗斯福一人是三次之外，其余均为两次，他们分别是：斯大林、丘吉尔、马歇
尔、艾森豪威尔、杜鲁门、尼克松、里根、邓小平、戈尔巴乔夫。
卢斯及其《时代》对中国的关注，无疑与二十世纪初美国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密切相关。早在卢斯的父辈们来到中国传教时，美国政治家、商人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潜在的巨大市场，他们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在卢斯看来，已经成为帝国的美国在二战期间开始了“美国世纪”，而这一“美国世纪”与参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是紧密联系一起的。卢斯为美国的强盛而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写到，卢斯在中国时与父母生活在舒适、富裕的小天地里，而小院外面他所目睹的是贫穷、落后、动荡。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刺激着他，也影响着他。童年期间，卢斯曾和父母一同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了美国的富裕。晚年时，在和《时代》公司的一位职员讲到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卢斯曾这样说：
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
漫、太理想化的观点。我距美国很遥
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我来
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
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
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
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
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
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
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
人都是好人。(转译自《卢斯时期的中
国形象》第48页)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卢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1941年3月12日，在波士顿中国学院午餐会上的演讲)《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前所逐步推进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以上引文均转译自《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72页)
关注亚洲，对于卢斯来说，更大程度上就是关注中国。卢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于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爿：率先捐款，还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门本提供的贷款。对此，卢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这天，卢斯与父亲路思义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这一天，卢斯和夫人在纽约寓所吃午餐时，传来了珍珠港令人震惊的消息。卢斯立即前去编辑部指导即将付印的《时代》、《生活》的修改。与此同时，他给父亲打去电话。路思义当时与女儿女婿——起住在波士顿。路思义年届七十三岁，且重病在身，但他仍为听到这——消息而激动。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儿子一样，刘美国现在向日本宣战而舒一口气。他说：“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会明白我们对中国的意义，以及中国对我们的意义。”
路思义当天晚上逝世，死在亚洲战局和中国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
虽不是传教士，卢斯却是虔诚的基督徒，卢斯延续着父辈的梦想。他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对自己刊物倾向的确定，有时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蒋介石、冯玉祥，在二十年代出现的这两个封面人物都声称皈依基督教，这样一些与基督教相关的中国政治强人，自然会更加吸引了卢斯的目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父亲以传教士身份出现，孜孜不倦于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同人皈依基督；卢斯则在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数十年间，对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抱有极大兴趣和偏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判断。也许他对中国终于出现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强人而兴奋。在幻想着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梦境中，他无疑和父母还是站在了一起。
冷战期间，卢斯一直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即便在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依然予以关注，曾到台湾和金门访问，并在1955年仍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不过，这却是最后一次。
卢斯的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中国情结，一直决定着他以个人的方式关注着中国。
1955年，卢斯大胆提出一个积极
的计划，以缓减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
紧张状态，推进美中关系的良好发展，
同时拯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摆脱灾
荒和饥饿。他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
“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
国应该提供为期十年的200亿美元的
经济援助，从而改善共产党中国的生
活水准。卢斯的计划包括制定一份妥
协方案，既能包容国民党的观点，又能
与共产党中国调和。卢斯关心的是共
产党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
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
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他要避免
“一次重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没有
明显迹象证明，政策制定者们认真地
对待过他的建议。(转译自《卢斯时期
的中国形象》第267页)
1948年之后，卢斯本人关于中国的谈论或写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这时，他同意美国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对红色中国的政策。这一转变时期激发卢斯提出一个新的“跨太平洋对话”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旧金山以此为题做过一次演讲。他回忆说：
今天，东方和西方之间对话的范
畴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广泛的拓
展。当我在耶鲁念书时，学校里只有
一门关于东方史的课程，时间为一两
个小时，听课学生只有6位。这一状
况在发生珍珠港事件时也没有太大改
变。当时，整个美国几乎只能找到二
十多位亚洲专家。而今天，据亚洲学
会会长、前驻泰国大使的统计，至少有
200位专家，并说这一数量近年内会
成倍增长。(转译自《卢斯时期的中国
形象》第279页)
与此同时，卢斯希望能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通过中国在伦敦的大使馆申请签证，但直至去世他也没有接到答复。毫不奇怪，在中国当时的局势下，他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关于卢斯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远非几句话能够阐述清楚。即便是他的同辈朋友和共事过的《时代》编辑，研究他的专家，在不同时期的专论中，对他的评说也各有差异甚至迥然相反。在四十年代，《时代》的几位著名记者如白修德等人，七十年代《卢斯和他的帝国》的作者，都批评过卢斯，认为在四十年代末期美国“失去中国”的历史事件中，卢斯乃至他的杂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看法过去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声音，但1990年出版的《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则持不同看法：
从九十年代的观点来看，卢斯关
于中国的判断，看上去并非太错。他
对中国人的理解，对蒋(介石)的窘境
和毛(泽东)的行为方式的理解，远比
白修德、斯万贝格以及无数谴责过他
的中国观点和编辑方针的批评家都要
清晰得多。遗憾的是，卢斯未能活到
看到《时代》对中国对毛的否定的报
道，未能看到1986年1月《时代》年度
人物选定邓小平以及对他的改革政策
的报道，也没有看到西方知识分子对
共产主义革命的重新评价。不过，如
果他看到了，他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第292页) ．解读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极为艰难的事情，何况是拥有《时代》、《生活》杂志这样一个媒体帝国的卢斯。在本专栏以后陆续写出的关于中国封面人物的文章中，他仍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在对一个个人物的描述中，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会更加清晰地凸现出来。
在1965年发表的旧金山演讲中，卢斯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
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
卢斯感慨地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二十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
他的感慨没有过时。在二十一世纪刚刚开始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西方，又开始了新的接触——一个与一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接触。世界格局、双方状况、不同群体的心态都已发生变化，但纠缠过历史的种种困惑，依然在把人们纠缠；新的、难以预料的问题正在发生并且还将发生。
它们还会将双方拖进总也走不出的困境吗?新的一百年该如何走过?且留给二十二世纪的解说。
写于2004年9---10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