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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召开时，巡捕直扑会场，毛泽东凶吉不测；赵恒惕密令，捉拿毛泽东，就地正法；毛泽东到武汉，开展工作与特务狭路相逢；敌人来捉拿，毛泽东乔装病人，坐轿闯关；毛泽东组织起义时，被敌抓住，巧用两块银元；进发途中，两次被敌包围，险情至极；化名养病，敌人得知，快速包围过来；敌机轰炸，炸弹落在身边，一声巨响；敌人乘虚而入，包围瓦窑堡，险情万分；林彪精心策划，南巡途中，实施多种暗杀。
       开国领袖毛泽东，一生中经历了千难万险，但他都凭着超人的智慧，化险为夷。请看下面十次脱险，便知伟人的传奇。
       １、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期间，巡捕直扑会场，凶吉不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以巨人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各地也开始有了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分别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运动后，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东方欲晓，红日欲出。从1920年夏天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加快了步伐，进入了党组织的筹建阶段。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等人筹备下正式成立。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通告后，随即在长沙也开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工作。
       早在1918年4月，毛泽东就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组建了新民学会。毛泽东通过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开办工人夜校等形式，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20年秋，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努力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
       此外，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同年冬，在山东成立了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主要成员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成立了以谭平山、陈公博为主要成员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三四月间，以周恩来、张申府为主要成员的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成立。施存统、周佛海后来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卓有成效的活动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随即与李汉俊分别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
       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在6月下旬一个黑云蔽天、山雨欲来的夜晚，秘密动身赶往上海。
       7月2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的名义，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即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诚的寓所召开。正式代表12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东京代表周佛海，加上由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共计15位。
       “一大”会场设在总面积不到18平方米的一间普通客房里，布置非常简单。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餐桌，桌子正中摆放一只花瓶，四周散放着彩磁花碗、托盘和茶壶。天花板中央的横档下面悬挂着一只白玻璃荷叶灯罩，装着椭圆形长丝灯泡。东西两壁另有茶几和椅子。北面是木板墙，有扇门通向后屋。
       大约晚上八点多钟，与会代表庄严地围坐在长方桌前。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这样秘密地开幕了。
       为了防止意外，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坐在后门外的藤椅上，为大会代表望风。
       这次大会的主席本应是陈独秀，但他因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忙于筹建广东大学，不能脱身，因而没能到会。大会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记录，李汉俊和刘仁静任翻译，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的致辞滔滔不绝、极富感染力，毛泽东评价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第一天的会议一直到子夜才结束。代表们走出李公馆时，整个世界黑幕沉沉，毛泽东的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
       24日，会议继续进行。在大会上，有两种观点受到毛泽东等多数代表的反对：一种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观”，认为党的组织就是一个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不必强调纪律，不必有中央的集中领导；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员是不能参加的，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的合法的革命活动。毛泽东和大多数代表都以亲身的革命经验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是中国革命实践活动所不能接受的。
       会上，代表们还交流了各地革命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建党的条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
       7月30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将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举行闭幕式。由于关系重大，前几天没有参加会议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在夜幕降临之际来到了会场。
       晚上八时许，会议正准备开始，王会悟仍和往常一样在后门放哨。忽然，她发现一个穿灰布长褂的人，探头探脑地从厢房中跑出来，东张西望一番后直奔客厅。王会悟感到不妙，赶忙追了过去。此时，不速之客已闯进会场，用小眼睛匆匆把会场扫视了一番，说：“我找社里的王主席。”随即又改口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扭头匆匆离去。王会悟走进会场，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向大家述说了一遍。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历的马林，机敏地作出反应：“一定是‘包打听’。情况紧急，大家赶快分头离开！”
       就在毛泽东等人离去后不到十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便呼啸而至，一群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密探跳下车，直接扑向会场。此时，李汉俊和陈公博正坐在桌旁悠闲地抽着烟聊天。
       七八个法国巡捕、侦探、士兵和两个中国侦探，把会场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又盘问了李汉俊和陈公博一番。由于代表们撤走时匆忙，竟在抽屉里留下了一份画满记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幸亏那个发现纲领的法国巡捕只是看了一下，随手就扔在了地上。李汉俊和陈公博暗暗地舒了一口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显然，中共“一大”不能继续在原地召开了。部分代表在渔阳里2号李达家里商量，会议地址究竟转移到什么地方好。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把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去开。因为那里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代表们可以乘画舫以游湖掩护开会，不易引起注意。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第二天便去南湖。
       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只中号游船上举行，前后达七个多小时。在这里，代表们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翌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同何叔衡积极着手筹建党的组织。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被选为书记。毛泽东领导支部党员积极慎重地发展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不久，毛泽东又组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他任书记。湖南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湖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村大革命。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更加热忱地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之中。
       ２、赵恒惕密令，捉拿毛泽东，就地正法
       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毛泽东带着怀抱次子毛岸青的爱妻杨开慧和三岁的长子毛岸英，从湘潭乘船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韶山养病。
       毛泽东回到故乡后，为发动群众，不顾病体的虚弱，日夜奔波劳累。白天，他一户一户地访贫问苦，和贫苦农民促膝谈心；晚上，他利用各种机会，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为了进一步唤醒人们的觉悟，毛泽东在这一带发动积极分子，创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通过讲文化课的途径，宣传革命道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在韶山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5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收拾出一间空房子，在墙上挂上有镰刀铁锤的红旗和一张列宁像。他亲自主持了毛新枚、李耿侯、庞叔侃和钟志申四位同志的入党宣誓。当时，皓月当空，油灯明亮。毛泽东和爱人杨开慧以及毛福轩同志，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到会的每一个同志。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组织，永不叛党。”句句铿锵誓言在韶山冲回响。这是韶山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基层党员，也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韶山党支部，由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
       毛泽东点燃的革命火种，在韶山冲熊熊燃烧起来了！在韶山党支部的领导下，韶山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相继成立了二十多个雪耻会，顺利地开展了平粜阻禁的经济斗争。
       1925年8月，韶山一带大旱。太阳火辣辣的，烤得人喘不过气来，田地干裂着。眼看稻子枯黄了，却仍然没有一点儿下雨的迹象。8月，正值韶山青黄不接的时节，很多农民断了粮，没有饭吃。
       这时，财东们暗自欢喜，他们认为这是赚钱的良机。于是，囤积居奇，高抬米价，原来一升米60文，现在涨到160文。
       贫苦的农民本来就没钱买粮，这样一来更要忍饥挨饿了。他们有的上街乞讨，有的背井离乡，有的走投无路，欲寻短见。
       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毛福轩、钟志申等同志来到毛泽东家里，请教帮助农民渡难关的办法。毛泽东说：“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民挨饿，一定得想个办法，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采取什么办法好呢？有人提出，韶山附近，真正掌握粮食命脉的是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成胥生家财万贯，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有一次，外地来了两个讨饭的，讨到他家门口，他不但不给吃，还叫人将讨饭的打出去。两个讨饭的不服，成胥生硬是把他们活生生地打死了，还说什么“杀一两个叫化子不算什么”。因此民愤极大。
       自从韶山人民办夜校、搞雪耻会以来，成胥生也一直和人民作对，不准办夜校，不准做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等等。因此，很多人提出要强迫他放粮。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行。现在从整个湖南来讲，农民运动还没搞起来，全省只有个别地方有农会。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硬碰硬我们会吃亏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能不能采取平粜（平价卖米）的办法？先派两个人去见成胥生，请他平粜。如果他能平粜，其他的人就不敢再高抬米价。虽然平价买粮，有些农民仍然买不起，但大家拆拆借借还是差不多的。如果他不肯，我们就再想法子逼他平粜。大家看怎么样？”
       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可行，就决定先派同是共产党员、小学教员的钟志申和庞叔侃两人去见成胥生。
       钟、庞二人来到成胥生门前，只见成家深宅大院，非常气派，门前还有团丁把守。他俩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见到成胥生。成胥生叼着烟袋，爱搭不理地问：“有什么事吗？”
       钟志申说：“现在韶山一带干旱，很多农民没有饭吃，我们请您把粮食平价卖给农民。这是整个韶山农民的意愿。”
       成胥生态度生硬地说：“你们身为小学教员，拿着国家的薪水，应该考虑如何把书教好。这些事与你们无关，就不要管了。”
       “你身为政府地方一级官员，你的责任就是维护当地百姓的利益，眼看着农民挨饿，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钟志申反唇相讥。
       “百姓挨饿，是因为天灾，我也爱莫能助。”成胥生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庞叔侃接着成胥生的话题说：“那么，你把粮食偷运到湘潭、长沙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又该如何解释呢？”
       “你们这是无中生有！”成胥生坐不住了，拍案嚷道，“我平日为政清廉，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更谈不上卖！”
       钟志申、庞叔侃两人从成胥生处回来，见到毛泽东，气恼地说：“成胥生这个老狐狸，根本就不承认有多余粮食，更谈不上平粜了。”
       “看来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啦！”毛泽东气愤地说，“那我们只好采取第二步方案，逼他平粜！”毛泽东一面派人去监视成胥生，一面让毛福轩去动员群众，准备逼成胥生平粜。
       一天夜里，成胥生命家丁偷偷地把粮食运到银田寺，打算从水路运到湘潭高价出售。这时，毛福轩率领数百名农民，举着锄头、扁担、梭镖，突然出现在银田寺。成胥生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蒙了，只好把粮食运回，平价卖给了农民。
       成胥生的粮食被平粜了，其他的土豪劣绅纷纷将自己的粮食拿出来平粜。农民们又一次体会到了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胜利后的喜悦。
       
       8月的一天，烈日炎炎。清晨，毛泽东就和毛福轩赶到二十多里以外的位于宁乡和韶山交界的谭家冲开会。
       下午，会议正热烈地进行着。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屋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忙派人出去查明情况。原来是从韶山冲来的一个青年人，他从上屋场气喘吁吁地跑来，转给毛泽东一封紧急信件。这封信是在湘潭县城工作的同志连夜派交通员送来的。
       毛泽东迅速打开信封，只见信上写着：
       “润之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完信后，笑着幽默地说：“原来是胥八胡子办的好事。”
       原来，成胥生的粮食被平粜之后，恼羞成怒。他觉得他一生都没这么狼狈过，他一定要查出是谁坏了他的好事。后来，他从几个劣绅的口中探听到，成立雪耻会、闹平粜等等，都是毛泽东领的头。他一方面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当年，毛泽东在长沙鼓动工人、学生造省府衙门赵省长的反，闹得省长狼狈不堪。堂堂一个大省长都奈何不了毛泽东，何况他一个区区乡绅？但他又很不甘心。于是，他勾结下七都团防局长汤峻岩，通过汤与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手下的一个大官的姻亲关系，告毛泽东的状，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领导农民建立雪耻会，煽动农民“聚众闹事，危害乡里”，使乡绅名士不得安宁。赵恒惕虽然早就下了通缉令，四处捉拿毛泽东，但一直不见毛泽东的踪影。如今得到这个密报，高兴至极，迅速给湘潭团防总局下了一道密令，要他们立即派兵直奔韶山，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这时，屋子里开会的人都为毛泽东捏了一把汗，他们劝毛泽东马上离开韶山，越快越好。但毛泽东从容不迫。他向毛福轩交待完自己还没来得及做的工作，并要他继续主持会议。然后，才和送信的青年一起赶回上屋场。
       毛泽东的家人早已做好了准备，还向人借了13块光洋给他做盘缠，一见毛泽东回来，急忙催促说：“人家派兵捉你来了，赶紧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急什么？从湘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同志是得到消息就赶来的，可县团防接到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就赶到的。再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再来这里，最快也要到上灯时分。现在天还没黑呢！”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虽然觉得有理，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免不了要替毛泽东担心。
       毛泽东沉着地找了几个农民谈话，对韶山今后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又到厨房去盛了碗泡饭吃。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地赶来了，他看见毛泽东还稳稳当当地坐在堂屋里，就急切地催促说：“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
       毛泽东镇定自若地招呼毛福轩坐下，并问道：“你当真看到了那些快兵？”
       “我倒没看见，刚才如意亭的一个人特地跑到我那里告诉我说，她亲眼看见赵恒惕的快兵到成胥生那里去了。我已经布置了一些人，在各处放哨，以免发生意外。”毛福轩回答说。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不要紧，他抓他的，我走我的。”
       毛泽东放下碗筷后，又把毛福轩叫到自己房间里，对韶山今后的一些工作进行了部署。
       这时，已经上灯很久了。在毛福轩等人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才换了一件乳白色长衫，穿了一双青布鞋，走出房门。
       毛福轩派了三个农民护送毛泽东，他们抬了一顶小轿子做掩护。毛福轩一再嘱咐三个农民：“一路上，你们要注意安全，遇到人问，就说抬的是医生，家里人病重请来的。”
       毛泽东和几位农民刚刚离开，又有几位农民带着扁担、箩筐赶到，接杨开慧和岸英、岸青到他们那儿去躲避，顺便把一些重要的家当也挑走了。就这样，杨开慧和她的两个儿子，在几位农民的接应下，也悄悄地离开了上屋场。
       毛泽东和三位农民，沿着韶山冲那条终年流淌的小河，急匆匆地走着。当他们快到湖堤润附近的磨楼时，迎面跑来了一个放哨的农民，他气喘吁吁地说：“前面有一些灯笼朝这边过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来了。”
       毛泽东一行赶紧停了下来。他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的地形：这条通往冲口的小路，左边沿河，地势开阔，不好隐蔽；右边是高山，易于隐蔽，但山势太陡，爬上去比较困难。稍作分析，毛泽东果断地把手一挥：“走，咱们上山！”
       他们把轿子藏在路旁的树丛里，毛泽东把白色长衫一撩，头一个攀上山去。三个农民紧随其后爬上了山坡，钻进了一片松树林里。
       他们透过松林的缝隙，借着快兵灯笼发出的光，看到山下有24名湘潭团防总局的快兵正朝上屋场急奔。
       当这群快兵快到毛泽东家时，碰上那位放哨的农民正从塘基上走过来。快兵队长叫住了那位农民，问道：“毛泽东在家吗？”
       “怎么不在家？刚才还听到他的说话声哩！”那个农民一本正经地回答。
       这群快兵迅速散开把上屋场团团围住，有几个士兵在队长的命令下猛地踹开屋门冲了进去。搜了半天，连毛泽东的影子也没发现。等士兵回过头来再找那个农民时，那人却早已不知去向了。这群快兵辛辛苦苦地跑了九十里路，却一无所获，气得他们不断地骂成胥生情报不准，垂头丧气地回去了。
       这时，毛泽东和护送他的农民早已离开韶山冲，经宁乡道村到了九江庙。在那儿，毛泽东和几位农民分手，坐小船去了长沙。
       到长沙后，毛泽东找到了中共湖南区委的负责同志，向他们介绍了韶山农民运动的近况，并就区委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讨论，然后离开长沙去了广州。
       赵恒惕捕杀毛泽东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３、到武汉开展工作，与特务狭路相逢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北伐军节节胜利。不到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长沙、福州、南昌、武汉等重镇已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相继迁往武汉，继续着前景并不乐观的国共合作。就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日子里，毛泽东分别于1926年冬和1927年2月，两次从长沙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毛泽东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不久，杨开慧带着孩子也来到了这里。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直在寻找机会消灭共产党。
       1927年春，蒋介石破坏工农运动，连续制造了阳新、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一系列惨案。2月27日，朱仲炘等反动分子在湖北阳新，用煤油活活烧死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位工农运动干部。
       面对种种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陈独秀表现出了严重的右倾思想。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国共两党同志，“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精神武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先是一批臂缠白布黑“工”字符号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全副武装，打着“上海工界联合会”的旗号，冲出租界，向闽北、南市、沪西、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工人纠察队奋力抵抗。然后，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军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洗劫了上海总工会。每天都传来带有血腥味的消息：罢工者被就地处决，头颅被高高地悬挂着；女共产党员被士兵割掉乳房等等。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面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倒行逆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决站在革命工农一边，组织工农群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早在3月6日，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之后，毛泽东就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愤怒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并表示要同国民党的右派势力作坚决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湖北省党部、省政务委员会和省农协共同派专人和两连兵力，于3月30日出发至阳新，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要犯十余人，判处徒刑十一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有针对性地对学员加强军事训练，军事课程由每天的两小时变成四小时，并组织学员直接投入实际战斗。
       5月，毛泽东派三百名全副武装的学生军奔赴麻城，镇压地方武装“红枪会”，并帮助筹建了当地的农民武装。
       5月下旬，毛泽东又派农讲所学员参加平息反动军官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在叶挺的统一指挥下，打垮了夏斗寅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5月21日晚，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发动了“马日事变”。街上布满了反动士兵，他们闯进工会和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射击，还逼迫学生喊反动口号。他们捣毁革命机关，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群众。在农村，去发动群众的学生被活活用煤油烧死，农会干部被土豪劣绅绑在树上一边用刀子割，一边撒上盐和辣椒。他们在仅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屠杀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
       对于许克祥的叛变，毛泽东主张坚决回击。毛泽东认为，再不起来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反对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的陈独秀，却决定派毛泽东去四川。毛泽东毅然回到了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工农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但时间不长，陈独秀又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回武汉。
       毛泽东回到武汉后，看见了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湖南农运是幼稚行为……要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行为……”他气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真是岂有此理！敌人已把刀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讲自己不对，简直是奴颜婢膝！”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的发生，武汉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武汉国民党政府开始公开发布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发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查封。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见他们平安上船后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返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因为从对方的问话中，听出他们并没有认出他。毛泽东灵机一动，从容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另一个特务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
       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很快回到了家中。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
       不久，中央派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准备和杨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回湖南。
       这天深夜，他们来到火车站，只见到处是军警、特务。毛泽东见势不妙，就悄悄地对杨开慧说：“你们先走，一起走目标太大，我另想办法进站。”
       杨开慧带着孩子登上南行的火车，直到汽笛长鸣，火车启动，也没见毛泽东的身影。她急得坐立不安，直到她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紧张的心情才得以平静下来。原来，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乘另一列火车先到了长沙。
       离开了武汉，白色恐怖的阴影仍笼罩在毛泽东的心头，他沉思着……
       ４、敌人来捉拿，乔装病人，坐轿闯关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了挽救革命，我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7月中旬决定召开紧急会议。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强调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会议同时决定，在湘、鄂、粤、赣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回湖南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杨开慧也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她根据湘区党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板仓，在长沙、湘阴、平江等县的边界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发动群众，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1927年2月19日，毛泽东决定亲自护送杨开慧回板仓。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选择了一条通往杨宅的山中小路，悄悄地进了杨家。
       兴许是早有特务暗中盯梢，也许是板仓的老百姓言谈话语中无意走露了风声，敌人当天就知道毛泽东和杨开慧回到了板仓。敌人派兵迅速包围了村子，封锁了山间小路，十几个扛枪的士兵直奔杨宅而来，并扬言：“如果杨宅没有，就挨家挨户地搜，非生擒活捉毛泽东不可。”
       情况万分危急。杨开慧焦急地望着毛泽东，不知如何是好。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毛泽东的生命安全。前来看望他们的乡亲也都纷纷出谋划策，有的要毛泽东到自己家里躲避，有的要送毛泽东从山间小路逃走……
       毛泽东泰然自若，沉着地望着杨开慧和乡亲们，冷静地说：“到你们家里去，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顺山间小路走，也不可行，因为敌人料定我会走小路，肯定已经把路口封住了。敌人一定是把主要力量都放到山上设防了，大路上反而会空虚的。我不如将计就计，径直走大道。兵不厌诈，十有八九是安全的。”
       搜捕毛泽东的士兵，已经来到了杨宅院门前，他们边乱喊乱叫，边用枪托砸门。就在这帮家伙闯进杨宅前院的同时，两个农民抬着一顶黑轿子从杨宅后院角门走了出去。
       在板仓通往长沙的大道上，两个农民抬着一顶黑轿子快步前行。毛泽东躺在轿子里，盖上厚厚的棉被，用毛巾盖住脸，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两位农民抬着轿子，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从乡公所门口走过，敌人毫不在意。当他们来到一个山口，正准备松口气时，迎面来了一队敌兵。敌人吆喝着，把枪栓拉得哗哗直响，叫两位农民放下轿子。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走上前来盘问：“干什么去？里边是什么人？”
       “长官、老总，轿里是我兄弟，得了痨病，这两天不停地咯血，我们要抬他去长沙看病，再不快点，怕是不行了。”其中的一个农民走上前，递上一根烟，毕恭毕敬地说。
       那个当兵的半信半疑，怕其中有诈，就叫过另一个当兵的去检查检查。那个当兵的掀起轿帘，刚要把头凑过去看个究竟，轿中的毛泽东突然剧烈地大咳起来，吓得那个当兵的赶紧把头缩了回来。他边把手往衣服上抹，边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真倒霉，唾沫星子喷我一手，可别把痨病传给我。”
       那个当官的见状，赶紧捂着嘴巴，挥挥手：“快走！快走！别死在这儿。”
       两位农民点头哈腰，抬起轿子连跑带颠地朝长沙方向赶路。他们抬着毛泽东走出了板仓地界，才放慢了脚步，见左右没有可疑的人，便在一个僻静处放下了轿子。毛泽东从轿子里钻出来，捂得满头大汗。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捂着嘴直笑。
       毛泽东握着两位农民的手，感激地说：“让你们两位为我担惊受累了。谢谢你们冒着风险把我送出来！”
       “一家人怎么说起两家话来了？乡亲们都盼望着共产党来给我们当家做主呢！”一个农民眼含热泪地对毛泽东说。
       板仓脱险后，毛泽东往返于长沙、湘潭、浏阳、平阳、安源、汉阳等地，组建革命武装，为秋收起义做准备。
       ５、组织起义时，被敌人抓住，巧用两块银元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
       8月18日，毛泽东和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共同制定了起义计划。会议决定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东各县起义。会议提出不再使用国民党的名义，应当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
       9月初，毛泽东赴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安源矿警队和工人纠察队，湖南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驻修水的部队，第二团为驻安源的工农武装，第三团为驻铜鼓的部队，共5000余人。由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会议还制定了左中右三路进击、会攻长沙的军事部署。计划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及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会后，毛泽东将前线的军事计划报告给湖南省委，并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将湖南省委秋暴计划和前线军事部署分别通知前委第一、第二、第三团，要求立即投入起义准备，按规定时间和路线实行武装暴动。
       毛泽东在安源的工作已安排就绪，准备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党员易于义陪同，赴铜鼓领导中路军第三团起义。
       毛泽东身穿白线褂子和白细布长裤，陪同的潘心源、易于义也经过乔装打扮，三人从安源出发了。在路上，毛泽东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易于义改名为易绍钦。他们抄小路，绕过了敌人盘踞的萍乡，到了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在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正在吃早餐，忽听外面一阵狗叫声，随着又是阵阵的叫喊声。毛泽东问店老板：“外面有什么事呀？”老板回答说：“准是‘铲共团’在抓人哩，三天两头闹腾一回，不晓得哪来这么多的共产党！”话音刚落，几个手持梭镖的团丁跨进屋。
       其中一个团丁一边上下打量他们，一边恶狠狠地问：“你们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铜鼓采购夏布、桐油的。”毛泽东抬头瞥了团丁一眼，镇定自若地答道。
       “有证件吗？”另一个团丁跟着盘问。
       “有。”毛泽东沉着地从口袋里掏出证明信递过去，“你看！这是矿上的证明。”
       几个团丁凑在一起，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破绽，便把证明信还给毛泽东。刚要转身离去，又进来一个挎着短枪的团丁，显然是个小头目。他歪着脑袋问这几个团丁：“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
       “队长，我们查过了，他们是采购员。”其中的一个团丁快言快语地回答。
       “采购员？”被称为“队长”的人凑上前，把毛泽东他们三人上下打量一番，“我看不像，倒有点像共产党。”
       “朋友，别误会，我们的确是采购员。要么，你再看看这证明信！”毛泽东冷静地解释说。
       “少废话，把他们通通带到团部去审问，若查出是共产党，哪怕是嫌疑分子，也要按上司的指示，就地正法。”团丁们不由分说，把毛泽东等人押出了门外。
       出来一看，外面还有十几个团丁，也抓了不少“共产党嫌疑犯”，而且都用绳子绑着。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
       团丁们把毛泽东他们作为有证明信的“嫌疑犯”，放在这一队人后面走。不过，也同样有梭镖抵着脊梁骨，押送民团总部。刚离开张家坊时，团丁们盯得很紧。走了一段后，他们开始抽烟、说话，对这串“犯人”也有所放松。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一旦牺牲，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实施，一定得想办法逃走。毛泽东趁着团丁吸烟借火的工夫，急步走近潘心源，轻声地问：“钱好拿吗？”潘心源回答：“捆在里面，一下子拿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也罢！”其实，他身上还有一些钱，那样问无非是想通报一下“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在队尾，团丁要毛泽东加快脚步，不要落队。毛泽东看见前边路上有块不大不小的石头，就计上心来。到了石头跟前，毛泽东装作没看见，故意让石头绊了一下，然后停下来用手捂着脚直喊疼。
       “谁让你停下啦，快走！快走！”一个团丁冲毛泽东喊道。
       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绍钦”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地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了两段。
       毛泽东把手伸进口袋，故意把银元弄得叮当直响。顿时，团丁的眼睛睁大了许多，并有意靠近毛泽东。毛泽东知道是时候了，就侧过身去问团丁：“大哥，尊姓大名，家境如何？”团丁朝前面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本人姓黄，家里五口人，靠我挣几块卖命钱过活……”这时，毛泽东有意挨着团丁并排走着，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银元塞给那个团丁说：“黄大哥，这点钱，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团丁接过钱迅速放进贴身的衣袋里。
       不一会儿，机会来了。路在前面拐了一个大弯，走在前头的看不见后头，而且，路的一边是稻田，另一边是杂草丛生的山林，易于躲避。于是，毛泽东有意问那个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
       “不远了！”团丁回答着，并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可以跑了。
       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就赶紧往回走了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个团丁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身影了才喊：“不好，跑了一个，跑了一个！”几个团丁提着梭镖就往后追。
       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处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嚷声吓愣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于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
       “又跑了一个！”几个团丁异口同声地喊。
       民团队长看情况不妙，赶忙吹起口哨，命令一部分团丁留在马路上看守，并指挥另一部分团丁去追赶易于义。
       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于义的压力，便提高嗓门喊起来：“兄弟们，还不赶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朝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
       毛泽东往后跑了十几步后，就拐进山林里朝山上跑。不巧，被一个团丁看见了身影，高喊着：“他朝山上跑了！他朝山上跑了！”边喊边追。听见喊声，几个朝后追的团丁掉转方向，也朝山上追击。
       毛泽东翻过山头，来到山脚下一看，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前跑就没办法隐蔽了。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毛泽东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塘，四周的草长得很高。后边追赶的团丁越来越近，别无选择，毛泽东急忙跳下水塘，匍匐在塘边的草丛里，把整个身子泡在水中。
       这时，几个团丁从山上追下来，发现毛泽东不见了。
       “妈的，刚才还在前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长了翅膀不成？”
       “肯定就在附近藏着，搜！”团丁们嚷嚷着。
       团丁们开始围着水塘搜，还找来几个农民帮助他们搜查。他们围着水塘，排着横队转了一圈又一圈，有一两次毛泽东用手几乎都可以摸到团丁的脚了。他们用梭镖在草丛里乱刺，有好几次差点儿刺在毛泽东的头上、身上，毛泽东闭上眼睛，心想：完了。没想到，梭镖又抽了回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夜幕掩护了毛泽东。一个农民拾到毛泽东的一只鞋，几个团丁停止了搜寻，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水塘。因为在他们眼里，拿走了一个人的鞋，也就等于拿走了他的魂。
       毛泽东待团丁撤走后，就从水塘草丛中爬上来，回到山林草丛中穿行。鞋没有了，脚伤得很厉害，脸和四肢也被树枝刮得血痕道道。毛泽东有点辨不清方向了，就在一条小路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又饿又累又渴。
       正在发愁，一个农民从山上挑着一担柴走过来，毛泽东站起来凑近前去问路：“老哥，别害怕，我向您打听一下，这离铜鼓城还有多远？”
       “铜鼓城，离这可不近呀！天都快黑了。”这位农民边说边从头到脚打量着毛泽东，并怀疑地问，“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毛泽东把被团丁押送和途中脱险的事说了一遍，并恳求农民兄弟帮忙。农民答应了，朝山口指指说：“前面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村子，我担柴你兴许跟不上，你先跟在我后头慢慢走，我把柴担回家就来接你。”毛泽东说：“谢谢老哥，听你安排！”农民担柴刚起步，又补充一句：“你放心，我们村子不是民团常出没的地方。”
       天黑了，这位好心的农民把毛泽东接到了家里。在吃饭的时候，毛泽东询问附近能否买到鞋和伞。农民说可以想想办法。毛泽东拿出两块光洋，托农民买一把伞、一双鞋和一些吃的。待毛泽东洗完脚不大一会儿，那位农民就把东西买回来了。
       毛泽东非常高兴，又同农民谈了一会儿组织农会和秋收暴动的事，因实在太累，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这位农民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让毛泽东换上后就送毛泽东启程。他们通过浏阳和铜鼓的边界，进入了铜鼓界内。这位农民说，铜鼓这边查得不严，一般不会出事的。毛泽东和这位农民一边走一边谈着，当他们走到一个岔路口时，这位农民停住了脚步，告诉毛泽东：“顺着中间这条路走就可以到铜鼓城了，我就不往前送了。”毛泽东非常感激，他再次询问这位农民的姓名，可这位农民朝他笑笑就走了。
       毛泽东一个人继续往前赶路。中午时分，停下来吃点东西，买碗凉茶喝。傍晚，到了一个小镇子。毛泽东为借宿方便，就把身上穿的一件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身上只穿一件汗衫。每走到客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
       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
       就这样，毛泽东接连碰了几个钉子。当他走到最后一家客店时，就索性不问了。他径直走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
       
       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其住下。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启程继续赶路。刚一过晌午，来到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就遇到几个平江工农义勇队的战士，手提枪杆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前委书记问道：“干什么的？”毛泽东回答：“同你们一样。”又问：“有介绍信吗？”毛泽东说：“介绍信给民团没收了。”他们说：“没有介绍信，只好委屈你了，先抓起来再说。”
       毛泽东倒是不怕义勇军抓的。就这样，他的眼睛被黑布蒙上了，然后被押到陈知峰的面前。陈知峰问：“你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毛泽东回答说：“我从安源来，叫毛泽东。”
       “啊！”陈知峰惊叫了一声，命令押送的队员赶紧给毛泽东松绑，并亲手解下蒙眼的黑布。陈知峰仔细一看，果然是毛委员。于是，歉意地说：“弄错了，弄错了。”那几个队员站在一旁直发愣。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夸奖说：“你部下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嘛！”接着，他风趣地说，“陈知峰，你可知道，我这是第二次当‘在押犯’，所以迟到了。”毛泽东讲述了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况，还说，“我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这一天，适逢旧历八月十五，毛泽东和三团官兵一起会餐，欢度中秋佳节。随后，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组情况，分析了目前湘赣边的形势和任务。最后，他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宣布，立即举行湘赣边秋收暴动，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
       第二天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按既定计划爆发了！当时的情景，正如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这首词中写的：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６、进发途中，两次被敌包围，惊险至极
       1928年的冬天特别冷，井冈山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
       红四军冬季整训结束了，红五军也分赴茅坪、茨坪、大小五井一带休整、训练。近半个月来没有战事，偏僻的山乡显得格外寂静。辛劳了一年的山里老俵，此时也一家一户的躲在茅屋陋室过冬了。
       本来，军队没有战事，是应该感到宽慰的。可是，毛泽东仍然眉头紧锁……
       原来，自从12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上山以来，部队陡然增加了八百多人，无论吃的、穿的，都让人犯愁。红四军五千余人，本来已经够紧张的了，每天吃的是红米、南瓜，有时连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钱。战士们又像是开玩笑，又像是发牢骚，说什么“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冬天来到了，好多战士还是穿着两层单衣，棉衣也供应不上。现在，红五军上山了，部队无疑是壮大了，战斗力更强了，可是军需供应的困难也随之增大了，真是雪上加霜啊！总不能让五军兄弟到山上了却更吃苦呀，怎么办呢？……严重的经济压力困扰着毛泽东。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了井冈山的消息，由永新传到南京总统府中。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甩掉了黑绒大氅，重重地一拳击在桌上：“娘希匹！彭德怀又和朱毛联袂了，朱培德真是饭桶！立刻换何键围剿！剿，剿，剿！非把井冈山踏平不可！”
       ??随即，一份由蒋介石签署的任命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的电令，从南京飞往长沙。
       1929年1月1日，湘赣“会剿”总部在萍乡成立，何键宣誓就职。其中，何键出任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刘晴初为参谋长，刘鹏年为秘书处长。
       敌军经多方商讨后决定，调集湘赣两省六个旅共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至此，湘赣敌军的第三次“会剿”布置就绪。
       顿时，井冈山根据地四周，雾气弥漫，杀气腾腾。敌人“会剿”的信息和动态，很快传到了边界的红军总部。
       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为之一惊。好家伙！蒋介石这次调集了六个旅十八个团，来势汹汹，与前两次相比大不一样。“不可大意呀，大意是会失荆州的！”毛泽东对身边的战友们说道。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显得异常镇静、谨慎，他正思考着“破围”之策……
       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六大”决议等一批重要文件。
       于是，毛泽东立即与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商议，决定立即召开军队与地方的联席会议，传达“六大”决议，研究迎战破“围剿”的策略，定于元月4日一早在柏路村集合见面。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以井冈山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柏路村召开了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何长工、何挺颖、袁文才、王佐、李灿等六十余人到会。大家说说笑笑，似乎忘却了冬日的寒冷和大敌当前的处境。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由毛泽东传达中共“六大”文件。这些文件是从莫斯科传到边界的，辗转千里，整整晚了半年。
       会议的第五项议程是讨论如何打破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
       为时四天的柏路会议，终于形成了打破敌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策略，即“围魏救赵”。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吸引和打击敌人，迫敌穷于应付，改变“会剿”部署，以解井冈山之危；红五军和袁、王部队留守井冈山。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从小行洲、下庄集合出发了，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途。
       3600多人成一路纵队，沿着只有猎人和药农才知道的羊肠山道，艰难地行进着，稍不小心就会掉入无底深渊。
       “小心！”
       “注意悬崖！”
       一声声叮嘱，一人传一人。部队像一条游龙，在山野林间忽隐忽现。
       毛泽东显得很伤感。苦心经营了一年多的井冈山根据地，现在远去了。茅坪的乡亲，八角楼的温馨，不时浮现在眼前。红五军不知能否守住井冈山，袁文才是否随军而来，王佐不知安稳否，“围魏救赵”的方略如何实现？……
       忽报大汾驻有敌兵！
       毛泽东听了，不觉一惊。虽说敌兵人数不多，只有一营兵力，但若打得不好，会惊动前后敌人，带来麻烦。于是，毛泽东传令就地休息、宿营，进行夜袭。
       暮色苍茫，雪仍下个不停。借着雪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商研歼敌计划。
       马裹足，人下鞍，红四军主力悄悄地包围了大汾之敌。
       敌人正在梦乡，朱德一声令下：“打！”红四军便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战斗。
       “俘虏兵怎么处理？”
       “放！统统放掉，让他们去报信，吸引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围！”朱德命令道。
       “把红四军布告张贴出去，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吩咐说。
       红军布告贴出去后，震动很大。贫苦农民、城市商人极为拥护，纷纷奔走相告。
       但是，狡猾的敌人并未完全上钩，只派李文彬、刘士毅两个旅尾追、堵截。井冈山之围仍未根本解决。
       “好一个狡猾的何键，刁钻得很！”毛泽东骂道。
       红四军继续向南挺进，李文彬、刘士毅两个旅继续前堵后追，迫使红军在极其困难和不利的条件下作战，有两次陷入重围。
       1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打下了大余县。这是红军下山后攻占的最大城镇。大余县地处江西和广东的交界处，以盛产钨而著名。县城内街道整齐，商铺很多，买卖兴隆，看得出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于是，红军决定在这里筹款备粮。疲惫和饥饿的红军战士在这里休整了两天，得到了较好的补充，然而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在1月26日傍晚，大余县城外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民党金汉鼎部和李文彬部在得知红军进驻大余县后，迅速向大余扑来，很快形成了包围态势。
       当时，城内的红军四处分散；城外担任警戒任务的林彪二十八团，麻痹大意，直到敌人到了眼前才发现，仓促应战，根本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结果节节败退。
       毛泽东在城内听见城外密集的枪声，感到事态严重。他把军部工作交给朱德后，亲自赶往二十八团督战。随同毛泽东一起出城的还有贺子珍、陈毅和警卫人员。
       毛泽东快步出城一看，二十八团已乱了阵脚，像一群散兵，从前沿阵地全线溃退下来。毛泽东、贺子珍、陈毅等已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的叫喊声已听得清清楚楚了：“活捉朱毛，人人有赏啊！”
       子弹呼啸着从毛泽东头上和身边掠过。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知道自己一后退，整个军心就会动摇。
       “同志们，不要后退，坚决把敌人打回去！”他举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指挥。
       贺子珍和陈毅守护在毛泽东身旁，也一边射击一边呼喊着。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三十一团过来了。我军的火力终于把敌军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进攻的势头被暂时遏止了。
       毛泽东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对红军不利，要保存实力，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他把几位红军干部召集起来，很快布置好突围方案。
       第一次突围失败了，独立营营长张威壮烈牺牲。
       毛泽东又重新选择突破口，组织第二次突围。在夜幕的掩护下，红军选择了好几个突破口，弄得敌人左右难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空隙，红军突围出去。战斗中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每日靠担架抬着走。几天后，夜行军时又遭到敌人袭击，何挺颖也壮烈牺牲。
       2月初，红四军到了寻乌县的圳下村。
       圳下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中间是一块有几百亩地的狭长田垄。村里的老百姓就住在田垄中和山脚下的茅舍里。红军快半夜时才到这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部的领导就住在田垄中间的文昌祠。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朱德作了严密的部署：部队分三部分驻扎，红二十八团为左路，担任前卫警戒，驻扎在田垄前面；红三十一团为右路，担任后卫，驻扎在田垄后面；军部和特务营驻扎在两团之间。连续的行军使战士们感到十分疲惫，刚一躺下就呼呼地入睡了。可住在文昌祠里的毛泽东和朱德，却依然在灯下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警卫们都睡着了，毛泽东走过去把毯子轻轻地盖在他们身上，心疼地说：“这些小鬼太累了，让他们好好睡一觉吧！”然后，又回到灯下研究起来。
       不知不觉，天快亮了。毛泽东对朱德说：“玉阶兄，你年纪大了，抓紧时间睡一下，我想写点东西。”
       毛泽东静静地坐在桌前，思考了一会儿，刚要落笔，屋外突然响起了号声。毛泽东纳闷：平时都是集合出发才吹号，而且从井冈山下来以后，为了不暴露，一般情况根本不吹号。毛泽东立刻警觉起来，走出门去看个究竟。
       刚出房门就听见枪声大作，朱德也跟了出来，边走边骂：“狗日的白狗子，觉也不让睡！”
       这时，前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二十八团的战士吵嚷着向军部方向跑来。
       军部这时才得到报告，敌人刘士毅部已包围了圳下，并同二十八团交火了。
       毛泽东举头一望，狭窄的小桥上挤满了二十八团的官兵，一些战士看看桥上过不去，就涉水趟过河来。一时间，桥上桥下都是人，一片混乱。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高喊一声：“同志们，守住小桥，别让敌人过来！”说完，向朱德交待一声，要朱德组织二十一团和其他两个营去阻击敌人，他去指挥二十八团。
       毛泽东抽出枪，朝天放了一枪，然后对二十八团的战士们喊道：“不准往后跑！哪个再跑，军法处治！”
       由于枪声和人们的叫喊声盖过了毛泽东的声音，二十八团的战士没有听到，仍一个劲地往后跑。
       这时，贺子珍迎着人流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同毛泽东一起喊起来：“不要跑，要顶住！”
       这时，正在往回跑的战士们才注意到，毛泽东和夫人都来到了最前线。战士们醒悟过来，渐渐停止脚步，掉过头来，举着枪，跟着高喊起来：“不要跑，要顶住！要消灭敌人！”
       溃退被完全制止了，战士们转过身来进行奋勇反击。但是，敌人已完成了对红四军的包围，并发起全线攻击。他们仗着武器好、弹药足，从四面八方用猛烈的火力摧毁红四军的防线，紧缩包围圈。红四军的兵力被迫困在狭窄的田垄中，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一部分敌人深入到红四军的腹地，战斗已经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了。
       这是异常激烈的战斗。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亲临前线，使红军战士们深受鼓舞。他们高喊着“保卫军部，保卫毛委员”，以大无畏的精神拼死抵抗敌人。
       右路二十一团的防线被冲破后，团长伍中豪带领战士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冲锋，不惜一切地夺回了原来的阵地。
       朱德夺过一挺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试图杀出一条血路，掩护军部突围。
       陈毅端起刺刀，领着军部的同志，同已经来到身边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贺子珍怀着几个月的身孕，拿起双枪向敌人猛射，同特务营的同志一道，紧紧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保卫他的安全。
       毛泽东带领特务营冲杀在最前面。特务营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战斗力很强，杀得敌人喊爹叫娘，连连败退。终于，他们在敌人的结合点打开了突破口，冲了出去。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冲出包围圈后，发现前面两边是山，中间是一条河，河的对岸没有敌人。于是，马上渡河上山，脱离了险境。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近一个月的时间，连续行军二千多华里，沿途屡遭阻击。即使经历了大余县和圳下村两次突围，始终未能摆脱被敌尾追的被动局面。红军战士情绪很大，有的说：“扯了龙袍是死，摔死太子也是死，干脆打一仗吧！”有的索性坐在地上不走了。毛泽东、朱德等审时度势，觉得刘士毅部孤军深入，恰好为我军提供了有利战机。于是，毛泽东在大柏地的王家祠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打一个伏击战，歼灭尾追之敌，狠狠教训一下刘士毅！
       2月10日，正是大年初一，我军按军部布置进入阵地。下午二时，敌刘士毅部进入我伏击圈。战斗打响后，经24小时的激烈战斗，到11日下午二时大获全胜，全歼被围之敌。
       大柏地一战，振奋了军心，赢得了主动，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
       李文彬部闻知刘士毅部惨败，再也不敢尾追拦阻，红四军进军赣南，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随后，为解井冈山之围，毛泽东、朱德又挥师宁都，举旗西进，到达吉安东固地区，与红二、四团会师。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传到东固村，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为之痛心疾首。经一周休整，2月25日，毛泽东又率红四军挥戈东进，出击赣南闽西，于4月1日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十团（即红五军主力）胜利会师。
       ７、化名养病，敌人得知，快速包围过来
       红四军“七大”散会时，夜已很深。代表们差不多都离开了会场，可毛泽东仍坐在那里不停地吸烟。
       负责会务的江华收拾好东西，上前叫了一声：“党代表，散会了！”
       毛泽东这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看了一眼会场：“噢，他们都走了？”
       毛泽东没有带警卫员来。江华赶紧从警卫班叫了一名战士，两人一起护送他回去。
       农历月中，本是皓月当空，可月亮却被云层遮住了，整个天空灰蒙蒙的。毛泽东在朦胧月色下回到新邱厝。
       “七大”召开以后，红四军在龙岩城休整了十几天。7月上旬，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四个纵队全部出动，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陈毅、朱德率红四军军部离开龙岩，移驻连城新泉。
       7月8日，毛泽东、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以及谭震林等人，由邓子恢陪同离开龙岩城，前行上杭蚊洋，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们一行人天未亮就离开了龙岩城。临行前，毛泽东把心爱的坐骑———匹黄色骏马，留下交给军部了。
       这匹土黄马，原是闽西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的坐骑。那一年3月13日，红四军从瑞金壬田翻越武夷山，东入长汀南部的四都。郭凤鸣的旅部设在长汀城里，忽闻红军到来，他丢下烟枪，连忙上马，率部出城迎战。土黄马刚走到城西南的空珠楼城门口，就前蹄腾空，昂首嘶叫，不管郭凤鸣如何鞭抽脚蹬，也不肯出城门。随从和马弁都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前兆，劝郭凤鸣另作部署。可郭凤鸣硬是不听劝阻，弃马乘轿赶往汀南四都。果然，当日下午和次日上午的渔溪、长岭寨之战，郭凤鸣部全部被红军歼灭，郭凤鸣被红二十八团连长王良击毙，他的坐骑被红军缴获。
       然而，这匹马性情非常暴烈，军部那么多人都没有将它驯服。众人一怒之下，想宰了它。刚要动手，土黄马又前蹄腾空，发出震人心魄的嘶鸣。
       正在“辛耕别墅”阅读《汀洲府志》的毛泽东，听见屋外人喊马叫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走出房门，见有人正要杀马，连忙制止：“战马难得，杀不得，杀不得！”
       说完，他上前在马背上拍了几下。说来也怪，这暴烈的土黄马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主人一般，低头挨近毛泽东，显得非常温驯。毛泽东解下缰绳，翻身上马。土黄马竟然既不跳，也不叫，还驯服地踏起小步，转起圈来。人们惊喜地鼓起掌来。
       半年多来，毛泽东骑土黄马转战赣南闽西，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次离开四军前委，他想到部队马少，自己到地方工作没马也行，准备上交。临别时，他抓起一把草料，喂到土黄马嘴里，久久地抚摸着马鬃，含泪告别。
       从龙岩城步行到上杭蚊洋120华里，酷热难熬，他们只好起早贪晚趁凉赶路，整整走了两天，9日傍晚才赶到。
       第二天，邓子恢陪着毛泽东等，从村南口顺着小溪，来到“文昌阁”，中共闽西“一大”准备在这里召开。7月20日早饭后，会议在“文昌阁”二楼正式召开了。毛泽东和蔡协民等人由邓子恢陪同，在主席台就坐。
       邓子恢将他们一一介绍给大家，当介绍到毛泽东时，他说：“这位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就是猪（朱）毛的毛。反动派天天喊打倒‘朱毛’，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其实，‘朱’是‘朱’，‘毛’是‘毛’。毛党代表不是到这里来了吗？”
       这风趣的介绍，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只知道井冈山好，不知赣南闽西是什么样子，真有点像‘井蛙观天’。何键和鲁涤平把我们从井冈山撵了下来，迫使红四军到赣南闽西转一圈。这一转我们才发现，除了井冈山，还有赣南和闽西的革命基础和条件这么好，我的眼界一下子开阔啦。在江西东固有个红二团，还有个红四团，他们共有一千多人，七八百条枪，战斗力很强。红四军与他们会师时，我说他们是‘钢军’。所以，3月30日，我们在汀州‘辛耕别墅’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红四军不走了，就在闽粤边界建立割据区域。4月5日我们在瑞金写信给中央，正式向中央提出与国民党争夺江西、福建和浙江的建议，后来在于都又作出了‘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消灭了闽西的两个土霸王郭凤鸣和陈国辉，闽西的割据局面已初步形成。这是闽西党和工农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闽西党今后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区域。”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代表们认真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土地、政权等决议案，使之成为闽西今后革命斗争的行动纲领。
       大会还没有开完，毛泽东就病倒了。他在离开龙岩前夕，身体就不太好，得了疟疾，俗称“摆子病”，时冷时热，时好时坏。邓子恢给他请来郎中诊治，还想方设法给他买来一些奎宁片。他稍有好转，就来到了蚊洋。不料，这次病发作得厉害，连续几天寒热不止。
       这期间，红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此时，前委还接到中央来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陈毅找到毛泽东，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并说他准备到上海去一趟。毛泽东听后，说：“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红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马上就要去上海，前委只好指定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陈毅于8月初，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经上杭、龙岩，前往厦门转赴上海。
       毛泽东和贺子珍由闽西特委派人带路，从蚊洋转移到苏家坡。
       苏家坡坐落于深山幽谷之中，离龙岩城只有一天的路程，又是敌军“三省会剿”进攻的重点地区，不是久留之地。林彪、傅柏翠与特委的同志商定，让毛泽东化装扮成“教书先生”，转移到永定的偏远深山中隐蔽起来，继续治病休养。
       用一个什么化名好呢？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叫‘杨子任’吧。”
       “杨子任”，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用过的笔名。“子任”，即“润之”的谐音，至于为什么姓“杨”，就无从知晓了，大概是与杨开慧有关吧。
       从1929年8月上旬开始，在上杭、永定的偏僻山村之中，便出现了一个身染重病、携夫人同行的红军教师“杨先生”。由于闽西客家口音“子任”与“主任”谐音，因而不少人又称他为“杨主任”。
       毛泽东和贺子珍只在苏家坡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苏家坡村苏政府就派出几名赤卫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到了上杭的大洋坝，后又由粟裕带着部队护送。几经辗转，于8月21日转移到永定县城东面60华里的歧岭乡牛牯扑。
       “牛牯”是永定金丰大山的一个深山沟，只住有赤卫队员陈添裕一户人家。陈添裕二十出头，憨厚老实。他在这深山沟里筑了一座两层土楼，取名“华兴楼”。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这土楼里。
       永定土楼别具特色，是用粘土筑成的。土楼高的四五层，也有的两三层。青瓦盖顶，远看好像座座城堡。每座土楼，都有很雅致的楼台，如“师俭楼”、“远望楼”等等。
       粟裕所率大队就在永定县活动。闽西特委和永定县委还要卢其中带领两个中队赤卫队员前来牛牯扑，协助粟裕负责毛泽东的安全；派熊炳裕专门担任联络并负责采买，协助陈添裕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几天后，粤敌陈维远部由大埔进犯永定，离牛牯扑不远的下胡雷等地也有敌军。为防不测，卢其中让陈添裕带着几名赤卫队员，在离牛牯扑3公里之外的青山下，搭了一座竹寮。
       毛泽东和贺子珍由陈添裕陪同来到了竹寮。竹寮搭在山坡的一块小平地上。竹寮的柱、梁、墙、瓦，用的全是竹子，门也是竹片扎成的。再看里面的用具，也全都是竹子的，竹桌、竹凳、竹床、竹瓢等等。毛泽东感到自己好像处在“竹器时代”。竹寮四周全是竹林，寮后的竹丛，被风吹得飒飒作响。贺子珍面对满目古朴的景色，不觉有些寂寥之感。毛泽东却说：“好地方！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如此古朴典雅之居，得起个雅号才好。”
       贺子珍笑笑：“你真有雅兴！”说完，走到寮内磨起墨来。
       毛泽东找来一块约一尺余长的杉木板，用手将上面的泥土擦干净，随即猫腰进屋，将木板平放在竹桌上。他取出毛笔，饱蘸浓墨，略一沉思，便挥笔写下“饶丰书房”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随后，又端端正正地挂在竹寮门外。
       毛泽东双手叉腰，后退几步，品味一番，自得其乐地问贺子珍：“子珍，你看怎么样？”
       贺子珍依然笑笑：“润之，看来你是想在此隐居了。”
       初秋时节，深山露凉。毛泽东的疟疾本未痊愈，不知不觉着了凉，又发作了。贺子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熊炳华和陈添裕上山来探望并送来一些食物，得知毛泽东病重，赶紧下山，飞报张鼎丞、阮山和粟裕。粟裕等人得报后，即刻下山来到竹寮探视。张鼎丞忧心如焚，立即在东石岭的湖塘小学，召集永定县委和县革委会几个主要领导人开紧急会议，专门研究给毛泽东治病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找一个可靠又有丰富经验的医师才行。”大家想来想去，一致认为阮山的姐夫吴修山最合适。
       阮山是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姐夫是当地医生，医术高明，为人正派，但是爱抽大烟。他听说是给红军的“杨先生”治病，二话没说，便由阮山领着来到青山竹寮。
       贺子珍给吴修山搬来竹椅，请他坐在床前。吴修山坐下后，一边取出老花镜戴上，一边拉过“杨先生”的手腕，细细切脉，还让“杨先生”伸出舌头看看舌苔，然后又用手摸摸“杨先生”的前额，之后轻轻说了句：“杨先生染疾日久，病得不轻啊！”
       毛泽东已听见了诊断。他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对吴修山说：“有劳吴先生了！”
       “哪里哪里，红军有功于民，老朽能为杨先生诊病，实乃有幸！”说完，他坐到竹桌前，开了一剂内服药方、一剂外治药方。
       毛泽东拿过内服药方一看，笑着说：“吴先生，你这是重药治恶病，好苦咧！”
       吴修山听后，边收眼镜边说：“杨先生，看不出你还懂医道。就老朽所知，你们红军连死都不怕，还怕药苦啊！”
       在场的人大笑起来。
       毛泽东也笑了：“是的哩！是的哩！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阮山迅速差遣熊炳华下山抓药。服过两剂之后，毛泽东的病情果见好转。
       不知是下山抓药一时不慎，还是别的原因暴露了秘密，陈东的民团和侵占永定县的粤敌陈维远部，探得了红军有位“大干部”住在牛牯扑。
       9月17日早晨，陈东、歧岭方向突然传来阵阵枪声。金丰民团和广东大埔保安队四百多人，分数路向着牛牯扑扑来。
       情况万分危急！粟裕、卢其中指挥红军和赤卫队员阻击敌人，同时要中共歧岭支部书记陈兆祥派陈添裕等四位赤卫队员，火速护送“杨先生”往雨顶坪村转移。
       陈添裕等四人急忙赶到青山下竹寮。“杨主任，有情况，快转移！”人没到，声先到了，陈添裕打老远就大声通报着。
       贺子珍听见陈添裕的通报，知道情况紧急，赶忙收拾东西，打好包裹。可毛泽东却冷静地说：“别急，先考虑一下怎么转移好。”
       陈添裕路熟，将转移路线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才说：“那好，我们走吧！”
       从青山下到雨顶坪，有10里山路，崎岖陡峭。贺子珍已有五个月身孕，由两名赤卫队员护送着先走了，毛泽东随后也离开了竹寮。他毕竟大病一场，尚未痊愈，出发没多久，就直喘粗气，两腿发软，迈不动步。
       山下的枪声越来越近，情况越来越紧急。陈添裕想用担架抬着他，可一来没准备，二来这满山灌木荆棘，抬着也不好走。怎么办？陈添裕急得满头大汗，着急地对毛泽东说：“杨先生，来，我背着你走！”
       毛泽东忙说：“要不得！要不得！我快点走就是了！”
       
       陈添裕急得直跺脚：“哎呀，敌人已经离这不远了！”说完，他不容分说，俯下身子，背起毛泽东就跑。
       陈添裕整天爬山越岭，年轻力壮，背着高他半头的毛泽东仍走得飞快。可是，毕竟毛泽东身材高大，走不多远，陈添裕就累得直喘粗气，汗水湿透了衣裳。
       山路越来越窄，枪声越来越近。陈添裕背着毛泽东急迫地跑着，鞋子跑掉了，也顾不得停下穿上，赤脚踩在山石和荆棘上也不觉得疼痛，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跑。
       整整跑了5公里山路，终于安全转移到了雨顶坪村的“总楼”门前。陈添裕刚放下背上的“杨先生”，就昏倒在地上。他的双脚也不知划破了多少口子，鲜血直流，脚底扎满了刺。
       先行到达的贺子珍，俯下身子连声呼唤：“陈添裕！陈添裕！”赶忙让人把他抬进屋内，放在一块门板上，给他揩干身上的汗水和脚上的鲜血，然后找出缝衣针，将脚底的刺一根根地挑出……既是心疼又是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
       毛泽东对贺子珍说：“多亏有牛牯扑的同志们营救啊！”
       当晚，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雨顶坪的“福兴楼”。9月下旬，他们辗转来到 永定上湖，先后在“天后宫”、“兴福底”居住。10月上旬，他们来到合溪石塘，住在“师俭楼”。
       毛泽东深深地感激牛牯扑的同志。二十四年后，即1953年国庆节前夕，他从北京专电邀请陈添裕赴京观礼。只是，陈添裕刚好妻子坐月子离不开，只好委托其弟陈奎裕赴京看望毛泽东。
       ８、敌机轰炸，炸弹落在身边，一声巨响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大渡河这道险关后，按照既定目标向北进发。
       途中，险情屡屡出现。
       6月初的一天，部队开始翻越化林坪的一座山。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警卫员一同随队前进。他的面容黄瘦，颧骨突起，长长的头发从八角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旧的雨伞。
       毛泽东拄着棍子艰难地往山上爬，还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当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毛泽东说：“大家歇歇脚吧！”说完，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毛泽东坐下。
       正当大家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警卫班长胡昌保示意大家停下来。这时，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大家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飞机，越飞越低。尽管毛泽东喊着叫大家快隐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几步，飞机已经俯冲下来，“咕咕咕”地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又扔了几颗炸弹，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
       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他随声猛地向毛泽东扑了过去，把毛泽东推到一边。“轰”的一声巨响，毛泽东刚才休息的地方腾起一股烟尘。
       警卫员吴吉清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只见胡昌保倒在路边，毛泽东双手抱着胡昌保，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
       这时，大家也都围了过来，看到毛泽东没有受伤，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是，看到班长胡昌保紧闭双眼，浑身是血，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这时，胡昌保慢慢地睁开眼睛，无力而急切地问：“主席他怎么样？”
       “主席没有受伤。”警卫员告诉班长。
       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
       “小钟！快给昌保上药、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
       “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深情地望着他，说：“主席……我不行了。您要……多保重！我不能跟着您……到达目的地了！”他的双眼充满了泪水。停了一会儿，他说：“我的父母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您转告他们：我在长征路上牺牲了，叫他们别难过！”又转过头，对班里的同志们说：“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他的嘴唇颤抖着，泪水不住地流淌下来。
       “班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尽职尽责，保卫好主席！”
       他看着大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头一歪，倒在毛泽东的胸前……
       “班长！班长！”大家含着泪水喊着，叫着。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用毯子盖住，泪水不停地滑落下来。
       接着，毛泽东缓缓地摘下八角帽，低下头，静静地伫立在胡昌保身边。许久以后，悲痛地说：“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同志们眼含泪水，把战友安葬在路边。
       毛泽东戴上帽子，迈着沉重的步子上路了。走了一段后，他又折返回来，从战士手中接过工兵锹，亲手为胡昌保的坟培土。然后轻轻拍打，似乎怕惊醒长眠的同志。
       山林沉浸在静默之中，松柏在微风中轻轻地低着头，好像也在为这位烈士志哀。
       ９、敌人乘虚而入，包围瓦窑堡，情况十分危急
       毛泽东住进瓦窑堡后的一天，数倍于我的敌人偷袭了这里。
       瓦窑堡坐落在米粮山上，是陕北有名的大镇。从山上到山下有三道护城墙，居住着近两千户人家，有大小上百家店铺，十分热闹。
       1935年冬，毛泽东顶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瓦窑堡，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通过了著名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从此，瓦窑堡成为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中央军委、后勤部以及红军的几所学校都驻在这里。于是，瓦窑堡成为一座革命名城。
       毛泽东住在瓦窑堡城里的一座砖砌的窑洞里。院子比较大，窑洞里也较宽敞。屋内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毛泽东的铺盖也很简朴，只有一套被褥，连枕头也没有，睡觉时就把棉衣卷起来枕着，身边横七竖八地放着一堆书，还有一些文件。
       在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里，毛泽东日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操劳着。有时和其他中央领导共同商讨问题，有时批阅文件，有时和同志们谈话……他的身体日渐消瘦，警卫员有心给他调剂一下生活，但他自己不肯搞特殊，只好作罢。
       转眼快到端午节了，瓦窑堡充满着节日的气氛，老乡们都在包粽子。警卫员心想，几个月来，几乎每天都是小米饭加咸菜，也该改善一下生活了，便试探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老乡们都准备过端午节了，我们……”
       “是呀！我们也要过节，但还要准备过苦日子哟！”警卫员领会地点了点头。
       就在端午节前两天的中午，毛泽东刚刚休息，突然从瓦窑堡西面传来枪声，由远而近，看来是冲着瓦窑堡来的。枪声惊醒了毛泽东，他迅速坐起来问：“哪里在打枪？是怎么回事？”
       “是安定县川里方向，可能有情况……”警卫员贺清华急忙回答。
       毛泽东走到地图前，看了一会儿，转身对贺清华说：“快请张云逸参谋长来！”
       毛泽东披着衣服，在屋里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敌人是想乘虚而入哟！”
       红军的主力都去西征了，瓦窑堡没有留守部队，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一个保卫队及红军大学的学生。而瓦窑堡附近的敌情很复杂，有蒋介石的西北军以及地主民团，还有几股土匪，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近。不知是哪股敌人，也不知来了多少，交战情况也不清楚，警卫员们心里非常着急。
       不一会儿，张云逸参谋长从火线赶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敌人是石湾一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不仅人数远远多于我们，而且火力很强。我把通讯连、保卫队和红军大学的学生全部拉出去，正在与敌人激战。我们人少，平均每人只有二三粒土造子弹和手榴弹，恐怕难以挡住敌人的进攻。”
       说到这，张云逸的神情有些紧张起来：“主席，很危险，请马上转移吧！”
       毛泽东说：“要战士坚持抵挡一阵，马上转移机关和其他同志，等他们转移完了，再走也不迟。”
       话音刚落，周恩来推门进来，顾不得喘气，对毛泽东说：“外边的情况很紧急，主席，你赶快转移吧！”
       敌人已逼近西门，喊杀声已隐约可见。毛泽东依然镇定地坐在椅子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警卫员为他收拾文件、用具等。
       东西收拾停当，毛泽东的坐骑小黄马也牵来了，贺清华走到毛泽东面前：“主席，该走了吧？”
       毛泽东慢慢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说：“不要忙嘛！敌人从西门进来，咱们从南门出去就是了。”
       贺清华迅速爬上了窑洞顶，仔细地观察敌情。他发现敌人正分两路进攻。一部分向虎灵山冲去，抢占制高点；另一部分是主力，正向西门发动冲锋。他急忙下了窑顶，跑步来到毛泽东面前：“主席，敌人已从西门进来了，不走就来不及了！”
       “机关都走了没有？”毛泽东问。
       “早都走了！”大家回答着。
       “好，我们走！”毛泽东向大家一挥手。
       大家出了窑洞院，穿过街道，向南门走去。
       这时，敌人临近了，子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毛泽东十分镇定，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向前走着。警卫员们怕毛泽东发生意外，紧紧地跟在毛泽东身边，保护着他。
       毛泽东等刚一出南门，敌人就从西门进来了。贺清华喘着粗气说：“太危险了，再慢一点就……”他不敢再往下说了。
       毛泽东忽然发现两名战士从半山腰背下来一个伤员，他急步走过去。
       “是谁？怎么样？”
       “报告主席，保卫局的李科长受伤了，伤势很重。”一个战士回答说。
       “小李！小李！”毛泽东亲切地喊道。
       没有回答。李科长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已经昏迷过去。
       “快送走，路上小心点……”毛泽东叮嘱道。
       走了一会儿，毛泽东等拐进了道旁的小山沟里，警卫员们紧张的心情才稍稍轻松一点。
       突然，山沟左边的山顶上，冒出十几个敌人，边打枪边朝这边窜过来。警卫员们立刻紧张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
       “要沉住气！不要开枪，这些敌人是没头的苍蝇乱撞，他们不一定是发现了我们。”毛泽东告诉身边的警卫员。
       不一会儿，敌人连喊带叫地从山脚下拐过去，走进了老乡的窑洞，紧接着就是一片抢东西的声音。
       走出了山沟，毛泽东等来到了较安全的阎家砭。中央机关的同志们见到毛泽东安全地撤了出来，都松了口气。
       不久，毛泽东等转移到了保安。
       １０、林彪精心策划，南巡途中，实施多种暗杀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反对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叶群则把四届人大看成权力分配的好机会，阴谋串联一些人坚持设国家主席，目的是让林彪担任此职。
       1970年8、9月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又大肆宣扬“四个伟大”，极力要求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当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后，林彪并不死心。
       1971年1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这实际上是给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了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脚。林彪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可能大势已去，于是图谋不轨，妄图杀害毛泽东主席。
       1971年3月21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在上海秘密聚会，分析了政治形势，认为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
       其一，和平过渡接班。这种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情况变化很大，首长（指林彪）的地位不一定能保得住。
       其二，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
       其三，提前接班，搞掉B—52（毛泽东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
       同时，他们还制定了《571工程纪要》，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纪要》强调，不管准备得如何，都要“破釜沉舟，暗杀毛泽东”。为了落实这个反革命计划，林立果于3月31日深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等召开秘密会议。林立果在会上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笔杆子’要取代‘枪杆子’，目前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并对谋害毛泽东的行动、步骤、人事安排都作了明确的分工。他们自称这次会议为“三国四方”会议。4月初，林立果又组织了教导队，为其反革命政变服务。
       8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去南方巡视。8月16日，到达武汉，在此停留了10天。对于林彪的举动，毛泽东心中有数。他向湖北、河南等地负责人“吹风”，谈到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批评了林彪一伙的行为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毛泽东说：“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次斗争，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毛泽东直接揭穿了林彪的阴谋，引起了不明真相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警觉。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他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决定在‘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这使得林彪惶恐不安，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的问题，也担心四届人大会上他将当不成副总理和国防部长。于是，8月26日，毛泽东刚刚结束对南巡第一站——武汉的视察，林彪就指使林立果召开“联合舰队”的一次会议，决定由明争转入暗斗，酝酿新的攻势，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加强了“战备”。
       
       当时，毛泽东严禁把他的话外传，可是广州军区参谋长顾同舟于9月5日当夜，把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告诉了于新野。于新野当时作了15页记录，第二天就驾驶直升飞机把记录稿交给了林彪。同一天，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也把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透露给了林彪。林彪惊恐万分，经过两天紧张的准备，惊心动魄的六天开始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杭州的景色依然那般秀丽动人，而毛泽东却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因为“三国四方”会议确定，由镇守一方的陈励耘掌握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负责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工作。可是，毛泽东早已在同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觉察到了会有人搞阴谋，因而警卫工作严而又严，使陈励耘无从下手。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他们千方百计地打探毛泽东的南巡路线，打听他在各地的停留时间，以便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
       9月8日，林彪下达了手令：“按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与此同时，叶群也给黄永胜一封密信，反革命政变正在一步步加紧。当晚，林立果就带着林彪、叶群的手令，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星夜飞回北京，与江腾蛟、李伟信等人在“联合舰队”中，筹划实施谋害毛泽东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他们估计，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离开杭州，于是，决定在上海动手，并研究了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具体办法：
       1、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B—52”的火车；
       2、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
       3、让王维国趁“B—52”接见领导同志时， 在车上动手。
       同时，他们还作了详细布置，派江腾蛟到上海统一指挥。如果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掉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慌乱之机下手。若是搞得好，汽油流到专列附近，就会车毁人亡。若这一步不成功，就由王维国趁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领导人时，用手枪直接谋杀。若再不成功，就在硕放附近炸毁铁路，以达目的。他们严密推算了毛泽东到达各地的时间以及停留的具体时间，但殊不知毛泽东已“另有安排”。
       毛泽东这时虽已上了年纪，但对事物的预见仍不减当年。他料事如神，早有防备。毛泽东在8月31日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关于周宇驰等人在江西一些反常活动的报告后，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9月3日到杭州后，他又从年轻的服务员中了解到林立果活动的一些情况，更是提高了警惕。在杭州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他有意向陈励耘提出各种问题，从陈励耘的回答中，他看出了情况的危急。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对策。9月8日午夜，他当机立断，要求立即把停在杭州机场附近的专车连夜开往绍兴。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又突然下令紧急调车回杭州，立即出发，并且交代不让陈励耘送行。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使陈励耘摸不着头脑。3个多小时以后，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但毛泽东没有下车，在车上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当夜在专列上休息。他要身边同志往南京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速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来上海，一下飞机就被人领进了毛泽东的专列，同时接见的还有王洪文。而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杀害毛泽东的王维国，却没有被允许上车，他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接见完毕 ，毛泽东要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等吃完饭后，许世友才知道毛泽东已离开上海。当林彪一伙得知这一消息时，毛泽东专列早已驶过苏州车站，安然地跨过了硕放铁桥。专列在南京稍停片刻，便风驰电掣般直奔北京，一刻不停。到了丰台时，毛泽东突然下令停车，在车上接见了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了解了北京城内的情况。9月12日黄昏，毛泽东的专列安全地驶进了北京站。这样，他又一次胜利地脱离了险境。
       当林彪得知毛泽东突然安抵北京的消息后，自觉阴谋全部败露，大势已去，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9月13日凌晨乘机叛逃，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毛泽东是历史上少有的大军事家，他对人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具有撇掉枝节末梢，直观把握问题本质的天赋。不难看出，以上相当紧张的6天中，林彪集团从四处打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起，就已中了毛泽东的“圈套”，暴露了自己的阴谋。在毛泽东确证了上述阴谋后，他故意“声东击西”，迷惑对方，逻辑推演对方可能的行为，然后行凡人所不敢行之事，直到破敌于阵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就是用这种“土招”击败了蒋家百万兵。这次又以同样的方法，使得也能称得上“懂兵法”的林彪仰天长叹：阴谋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