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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天道酬勤，在离校三个月后，在我即将对我当前的坚持表示怀疑的时候，在我怅然若失、游离街头的时刻，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通知我在第二天去一家中央媒体在汉的一个记者站参加笔试，我一想原来是我在一个月前投的简历，当时一想是中字号媒体，也没做多大指望，没想到，当初的无心“插柳”却成荫了，我不禁一番惊喜。
       按照电话约定的时间，我在上午十点钟，赶到了该记者站的办公点。一进门，一个五十开外，梳着大背头，躺在老板椅上吞云吐雾的一位办公室文员站起来说：“你是来应聘的吧，这是我们×报社湖北记者站的S站长。”我连忙走过去，毕恭毕敬地递上我的简历说声：“S站长好，我是应届的毕业生，能够从事新闻工作是我一直的追求，我曾在校文学社做过副社长，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目前我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还有待提高，但我想经过四年的专业训练，要是再能够得到您的指点，我相信我能够胜任记者这个职位。”
       S站长接过我的简历，看也没看一眼，把我制作精良的简历扔到了一边，顺手点燃一根烟说道：“哦，对了，你姓什么？”我连忙回道：“您好，我姓郑，郑州的郑。”S站长又说道：“哦，小郑呀，我们这个这个是中央媒体，招聘人员都很严格的，我这个人看重的是能力，不是文凭，正好我下午要去下面的D县采访，你就跟着我一起去吧，你要做好记录，回来写篇稿子出来，这就是你的笔试，如果写得好的话你就留下来。”我一听，真是“千里马”遇上了“伯乐”，中央媒体的“唯实而不唯虚”的用人机制就是胜过地方媒体，我一阵窃喜，心想一定要好好地大干一场。
       在下午的六点钟左右，我们驱车赶到了D县，在车上的时候，S站长简略地给我讲了一下采访的事情。D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在征用农民的土地时，没有经过正式的审批、拍卖程序违规操作，征地补偿分配机制失调，村提留严重超过国家政策标准，暴力执法，镇压百姓，引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在一次强制拆迁时，拆迁人员与群众发生了冲突，导致了流血事件。S站长说：“小郑，等下我们先去采访群众，明天一早我们去采访政府的相关部门，这完全是行政乱作为，当地的政府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次我们好好地做篇稿件。”
       晚饭后，我们采访了几个群众代表，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表示对政府相关部门的不满，一位年近五旬的中年妇女，手臂上缠着绷带，哭诉道：“你们一定要替我们伸冤呀，没了田地我们也没法生活了呀。”她还告诉我们，她的手臂就是在最近的一次强拆中，因阻拦执法人员，被推倒摔骨折了。看到眼前的这一幕，看着山区里贫苦、淳朴的村民们，看着他们一双双无助的目光，生活的艰辛在他们的手上裹满了厚厚的老茧，岁月的沧桑在他们的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我心里翻起阵阵酸楚。一位群众代表说：“我们上次也找了个当地媒体的记者，到政府去一趟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打电话也不接，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们老百姓说话呀，我们会一辈子感谢你的。”S站长说：“怎么可能呢，我们作为中央媒体，党的喉舌，关注民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你们放心，我们尽最大的力量帮你们解决这个事情，要是政府解决不了我们就曝光。”群众中响起一阵掌声，村民们仿佛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了，紧皱的眉头缓和了些许，我不禁有一种自豪感和虚荣心油然而生。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了征地的现场，部分田地已被破坏，S站长拿出相机拍了个现场，直驱政府。到了县政府的宣传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部长，因当时S站长拿的是一个报社下发的内部工作证，新闻总署的正式记者证正在办理之中，副部长一听说我们是来采访征地的事情，加上又没有正式的记者证，略显冷淡，说还是让我们直接去找镇政府吧，因为这次征地主要是在城关镇范围内，城关镇当属第一责任部门。出来后S站长很是不悦，说道：“妈的，我这是给他们面子才来找他，老子这次非要好好搞他一次，让他知道厉害。”
       我们到了镇政府后，接待我们的是办公室主任，S站长拿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说明了来意，大概是他们见记者比较少的缘故，主任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惊慌。S站长发话了：“我们接到了群众的投诉，反映你们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有大量违法的因素存在，我们就从北京赶过来了，我们想找你们镇长了解下有关情况。”主任微笑着说：“真是对不起，我们镇长下乡去了，我们这点小事情，惊动了您这么大的领导，让您这么大老远地赶过来，费心了。”当官的心理素质就是好，刚才的惊慌现在荡然无存。接着，主任又是上茶，又是递烟。S站长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说道：“哪是什么大领导，群众总是打电话投诉的，社里派我过来调查了解下情况，这个事情我想尽快搞清楚，群众那边我们已经采访了，为了保持采访的公正性，我们也不能听从群众的一面之词，我想见下你们的主要领导，希望你能行个方便，今天晚上我还要回北京的。”
       主任一看是推脱不了，就说：“这样吧，我们镇长现在肯定是赶不回来了，领导您谅解一下，我打电话让负责这次拆迁的武装部长过来向您汇报，您看行吗？”
       S站长表示可以。不大一会儿，武装部长匆忙地小跑过来，主任向武装部长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武装部长说道：“首先，感谢你们新闻媒体对我们工作的监督，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促进，我们的经济太落后了，我们政府这次征地主要是为了推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是为了招商引资，县里的城区规划图都已经规划好了，我们要把这里的村民变为居民，利用撤迁的田地办企业，并安置好村民。”S站长说：“那你们的征地是否都经过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了呢？”武装部长回道：“我们边开发边审批。”S站长说：“国家三令五申，土地的征用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田地是农民生存的主要生活来源，你们没经过审批，私自动工，这完全是视国家法律而不顾，于农民利益而不见。”我认真地做好了采访的全记录，顿时，武装部长哑语。
       还是主任反应灵敏，马上改口说：“您领导大老远地过来，现在也到中午了，我们先去吃个饭，边吃边汇报。”S站长说：“不用麻烦了，我们等下自己去吃。”
       主任笑着又说道：“就是您不是来采访的，能够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一趟，也是我们的荣幸，再怎么样，饭还是要吃的，就当我们交个朋友，下次再来这里你随时来找我。”在主任和武装部长的“劝解”和“拉扯”下，S站长“盛情难却”，也只好客随主便，我也紧随其后。在前往酒店的车上，S站长向他们介绍了我，两位领导又说了一堆“拉牛”的话，也许是虚荣心和社会阅历的缘故，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但心里总是觉得有点别扭。
       一番推杯换盏，由于S站长不喝酒，主任劝了半天也没起到什么效果，他跟主任说：“我就喜欢抽点烟。”这时主任拿出一包20块的黄鹤楼牌香烟给S站长敬烟，S站长笑着说：“不好意思，我不习惯抽这烟。”说着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包40块的黄鹤楼牌香烟抽了起来，主任一时显得很尴尬。虽然我被主任和武装部长轮流地“狂轰滥炸”，他们要求，我喝一口，他们喝一杯，也许是刚出校门不懂拒绝的缘故，两杯下肚，我已经云里雾里了，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我清楚地记得，在来的路上S站长明明抽的是17块一包的黄鹤楼牌香烟。
       饭吃得差不多了，主任让服务员把茶水给倒上了，起身关上了门，说道：“S站长，您看这个小事情能不能算了，地方为了发展，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的，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S站长说：“这可不是个小事情，你们这种行为完全是置老百姓的利益于不顾，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是要曝光的，我们得给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说着，S站长起身要走，下了楼，主任说：“先到我们政府去坐下吧。”于是，S站长开车把主任送到了政府门口，就说不进去了得赶紧回武汉，夜里还要到北京，主任说：“那好的，您等一下。”说着从旁边的一个副食店里提来两提酒和两条烟，而且烟正是S站长刚才在酒桌上抽的40块的烟，S站长拉扯了一下，说：“这样不行的，影响不好。”主任说：“我们都是朋友了，我个人表个心意，希望你能高抬贵手。”主任就把车门拉开了，把酒和烟放了进来，S站长把头伸出车窗说：“那就谢谢你了，稿子的事情等我回到北京再说吧。”说着，S站长就发动了车子驶离了政府。
       
       S站长给村民代表打了个电话，说政府方面已经采访完了，你们放心吧，我们回到北京后，给社里的领导汇报下，怎么个曝光法再给回话。我们就直接驱车回到武汉，在快到武汉的时候S站长说：“小郑呀，你回去好好地把这篇稿子整理下，写篇深刻、有力度的稿子出来，天高皇帝远的，这些老百姓苦呀。”听S站长的一番话，突然间，我有种莫名的沉重感。
       回来后，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一气呵成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稿子，写完后把稿子从头到尾修改了两遍，虽然我有满腔的愤怒，但我尽量不带自我的感情情绪在里面，我所要做的就是还原新闻事实，我要揭露丑恶的嘴脸，我要让他们的劣行在阳光的照耀下无处可藏。写完后，我长叹了一口气，自我感觉比较满意，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星期一的早上，我带着稿子按时到达S站长的办公室，S站长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把稿子浏览了一遍，说：“这个稿子事情比较清楚，但能不能再尖锐点，比如说政府方面行政乱作为，不作为，我们就是要让政府方面脱不了头。”我回答道：“我们是要还原新闻事实，如果带评论或议论言语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新闻侵权呢？”S站长沉默了下，说：“嗯，也是的，这样吧，你先把稿子放下，我再修改下，你回去后等通知，我向报社汇报下，你就可以正式来上班了。”
       在煎熬和无奈的等待中，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S站长打来电话通知隔天正式去上班。接完电话后，我无比的兴奋，我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一不小心我混进了中央的媒体，我就要成为一个记者了，我要实现我的理想了，我真想大声地狂吼一下，以释放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压抑，但我怕被抽，还是给憋住了。走在人流汹涌的街头，觉得天是那么的宽，云是那么的美，我的精彩人生即将开始。
       第二天一清早，我一番梳洗，早早来到了办公室，S站长跟我说：“试用期三个月，每个月800块，试用期后可以拿稿费。”我一听，现在CPI飞涨，这点工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我一想既然喜欢这个职业，再说，现在刚开始起步，就当实习一段时间吧，S站长给了我一把办公室的钥匙，分了一张办公桌给我，S站长说：“小郑，好好干，有机会，我送你去北京培训，拿个记者证，现在拿个总署的记者证多难呀，这边的记者站的人也不要多，越少越好。”就这样，我开始了我记者的正式生涯。
       刚开始，也没什么事情，S站长告诉我多了解报社报纸的关注点和写作特点，我就成天拿着报纸看。大概半个月后，一天下午，S站长让我再次跟他一起去D县，在路上的时候，S站长说报社里已经把样稿发到了D县的政府了，这次来主要是政府的邀请。晚七点左右到达D县，政府宣传部的领导早已备好了酒席，和上次的见面完全是天壤之别，甚是热情。又是一番推杯换盏，酒足饭饱后，个个红光满面，宣传部的领导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豪华的山庄安顿了下来。宣传部的领导也坐了下来，说是汇报下有关稿件的几个问题，S站长吩咐我拿出记录本，说把宣传部领导提出要修改的地方记下来，回去后把稿子重新整理后就给发了。
       说是汇报问题，宣传部的领导东扯一句，西扯一句，说：“稿子比较客观公正，事实比较清楚，但在有些语言方面也不能太偏信百姓了。”S站长说：“当然，作为我们搞新闻的，我们首先会注重客观，公正，我们不会袒护任何一方，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让公众来评判。”互相扯了个把小时后，宣传部领导说：“S站长，你看，这个稿件能不能不发，我们基层的领导也不好做呀，这样吧，我们立马要求施工方停工，群众不同意我们就不再动他们的田地了，大家做个朋友，以后我们这里有什么活动我们就请你来参加，互相加强合作。”S站长说：“你们的难处我们能够理解，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上报到报社的领导了，这个事情我们肯定要曝光的，你们政府太不顾及百姓的利益了，我们得给百姓一个交代。”等等。一番“唇枪舌战”，双方进入僵持阶段。
       宣传部的领导提出找个地方休闲一下，洗个脚什么的，S站长说算了，休息一下，宣传部的领导说：“你放心好了，就是找个地方放松下的，没什么别的意思。”S站长笑了笑，在他们的半扯半拉下站了起来。我对S站长说：“我就不去了，我在房里看下电视就可以了。”S站长说：“没关系的，一起去。”我也不好说什么的，就随着一起前往，到了一家足疗馆，在宣传部领导的示意下，服务员把我和一位司机带到一间房，宣传部的领导和S站长去了另一间房。当服务人员要给我脱袜子时，我以房间里的气味受不了为由，跑到了楼下看报纸，大概一个小时左右，S站长笑容满面地在宣传部领导的陪同下走下楼了，我纳闷了，来时双方的谈话氛围很不“友好”，怎么一下子这么亲热，S站长笑盈盈地走到服务台前说：“你们这里的按摩器挺好的，我很喜欢，能不能卖个给我？”服务员说：“可以。”S站长拿出钱包准备付账时，宣传部的领导马上走过来说：“这怎么能行呢，你这么大的记者能够看上我们小县城的这个东西，那是我们的荣幸。”双方又是一番拉扯，说着一番客套话，S站长笑眯眯地坦然受之了。
       第二天一清早，宣传部的领导就赶过来了，吃过早餐后，宣传部的领导进了S站长的房间，我则回到了隔壁的房间。一个小时后，S站长走进我的房间，让我把行李收拾下，马上回武汉，在宣传部领导的“欢送”下，我们离开了D县。车行了半个小时后，S站长把车停到了路边，拿出电话给群众代表打电话说：“政府那边我们已经给协商好了，他们承诺在你们的同意下再施工，如果他们再无缘无故地侵犯你的权利，你们再给我们打电话，政府方面搞建设发展，也是为了给你们改善环境呀，希望你们也能够体谅下政府方面，我们真的是尽了很大的努力了，曝光的事情得到报社的批示后再说。”还没等群众回过话，S站长就把电话给挂了。
       进入武汉市区后，S站长对我说道：“小郑，明天你送个发票到D县去一下。”我答应说好，突然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但无法言说，便试探地问道：“S站长，这个稿子什么时候可以发出来呢？”S站长说：“先压压吧。”我本想再多问两句的，我想起了家里人的教诲：“刚走出校门，要少说话，多做事。”于是，便强忍着打住了。
       早上，S站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把这个发票送到D县宣传部，再把我打的一个收条拿回来。”我看，是一张关于订刊的发票，数额是一万多元，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订报一订就上万，何况我们这个报只是一个行业报而已，现在中央的每个部委基本上都是“一报一刊一社”，照这样的话，D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只够订报纸了。S站长可能看出我的疑虑了，便说道：“小郑呀，现在都市场经济了，为了生存，我们得按市场的规律行事了，从长远的角度打算，政府方面我们不能得罪，今天我放他们一马，下次我再去找他们办事就方便多了。”我说：“那群众那边怎么办呢？”S站长说：“政府那边我已经给他们商量好了，他们不会再轻举妄动了，只要政府不胡来，群众也会没什么意见了，我这样处理，不是一举两得吗？”我无言反驳了，再说我也不敢反驳了，我只好照章办事了，我知道我记者生涯的第一篇稿子将要被“枪毙”了，难道这就是媒体“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了？我有种强烈的挫败感和失落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