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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受到第一次攻击时，我在开车接太太从医院回家途中听到电台中断正常节目报道此事，因我家离现场尚有20英里，没有感到切身威胁。2001年9月11日，我和太太不在纽约，却感到了切身威胁。因为我女儿1998年前后一度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我女婿上班的办公室事发时还在世界贸易中心。虽然我们知道女儿女婿已于前两天休假去了南方，还是捏了一把汗。回到纽约家中之后，发现电话答录机上满是亲友询问平安的留言，需要一一予以答复。
       我因为忙于谋生，拖到2002年才造访全球瞩目的世界贸易中心现场。从各种新闻媒体中已经看了无数遍现场照片，等到身临其境时，仍然感到一种莫名的肃穆。现场旁边历劫而不倒的楼上悬挂着巨幅标语：“人的勇气之高下，不在于他做事是否惊天动地，而在于他心胸是否宽阔包容。”政府港务局具名的告示牌感谢每个参观者为“911”牺牲者的祈祷。环顾四周，我忽然感到自己对纽约的归属感比过去觉察到的要强。我在这里尝过新移民都要经历的辛酸苦辣，确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但是这个城市20年来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机会。我虽一介平民，在这个城市遇袭受伤的时候，到现场致意是至少应该做的。
       这个现场也是所有政客的舞台。总统布什，纽约州长伯德基，纽约市长布伦伯格（Bloomberg）都到此亮相，昭告天下美国和纽约不会向恐怖低头。纽约市政府成立“曼哈顿下城发展局”，总揽重建事宜。
       租约规定世界贸易中心损坏时，希尔维斯坦公司负责出资重建，否则即属违约，政府港务局作为房东可以取消他的租客身份，另寻重建合伙人。重建耗资近百亿，希尔维斯坦指望从保险公司得到两个35.5亿，再加上联邦政府的若干亿资助，就可凑够。州和市政府当局算政治账，希尔维斯坦的私营公司算经济账，都需要在法庭上打败保险公司，拿到第二个35.5亿。
       2004年2月我接到通知去珍珠街500号联邦法院报到。我的老板当然不快，嘱我尽量争取落选。
       纽约联邦法院的几座大楼，与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紧邻。首席法官是缪卡西。我们180余候选人被带进一间法庭，由缪卡西法官简介案情。瑞士再保险公司等保险公司为保单表格事告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和政府港务局，属于民事案件，需要12名陪审员。法官助理随机点了36人到前排坐下，有我在内。然后法官宣读了几十个普遍性问题：有无犯罪记录，从事的工作能否短期离开，家中有无病人需照料，本人视力听力正常否。
       然后是专门针对本案的问题：如果候选人从业于地产和保险，或者职业与司法有关，例如律师，即不能选用。因为陪审员需要对本案涉及的专业完全外行，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
       36人中不断有人提出自己有某个问题涉及的情况，经法官主持双方律师讨论同意后获准离开，由法官助理点其他人补进。由于裁决最后由陪审团作出，双方都想把容易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选入陪审团。
       两个小时过去，只剩24人坐在前排。我仍然没有理由离去，又不想编造理由，觉得自己大约逃不掉了。这时法官让每人报自己姓名，在现地址已居住几年，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就业情况，业余爱好等等。
       候选人对冗长的程序颇感疲倦，法官诙谐一下给大家提神。一个候选人回答说家庭成员只有一只猫，法官替她回答下一个问题说“那这个家庭成员是待业在家的吧”，全场莞尔。
       法官把丑话留到最后，这时宣布此案可能需时8周，这样长时间不上班，对打工族困难很大，20人立即举手求去，我也在内。
       法官胸有成竹地摆出一番道理：“如果你自己是诉讼的一方，你的生命、自由或者大笔金钱等着由陪审团发落，你难道不希望陪审团花足够的时间听取你的每一条证据吗？我们的制度就是要保证诉讼双方的这种权利。你们来陪审雇主不发工资，法院只补助你们40元一天，是你们工资的几分之一，这对你们是损失和不便，但不算困难。许多人为了保卫我们的制度忍受的困难，做出的牺牲，远大于在陪审席上坐8个星期。你如果仍然不愿意，上前来和我单独谈谈。”
       我想到两条理由，上前作最后一搏。第一条：“我在报纸上读过有关新闻，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法官答：“此案见报多次，每个人都读过，只要你愿意从头听取双方证词就行。”第二条：“我的雇主给当陪审的雇员发前两周工资，然后就停薪了，陪审时间过长我怕饭碗不保。”
       法官直视着我说：“如果雇员因为当陪审而被解雇，是雇主的犯罪。我会用我儿女的血给他写信要他收回成命。问题是你如果一个月没有雇主的工资能不能克服？”我盘算雇主给我前两周工资，法官要我自己克服四周，大约是法官估计案子需时六周，加两周以备万一，所以最长不会超过8周。
       在这个社会享受了权利就应该尽义务，法官的心理攻势触动了在世界贸易中心现场感到的那种归属感，我于是就范。此案实际耗时12周之久，我猜法官当时只说8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如果说12周一定吓退更多的打工族候选人。
       历时3小时的挑选结束，12个陪审员按性别分是7男5女，按美国现行族裔划分是7个白人，3个非裔，1个西裔，1个亚裔。
       案子焦点是在“911”当天事发时各个保险公司是否是按维利斯表格承保的。因为最后合同尚未产生，代表各个公司态度的证据，只能从该保险公司和维利斯以及其他保险中介的来往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内容中去找，就是所谓的“文件痕迹”（papertrail）。
       陪审几星期之后，大家对轮流出场的十几个律师的水平高下有了公论。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方面的领衔律师瓦克泰尔，年72，衣着考究，油头粉面，是纽约市著名“讼棍”。只是宝刀已老，时有口误，当年锐气不再。有一次他不服法官制止他发问，情急之下脱口说出只有法官有资格说的“驳回！”（overruled！），贻笑全场。
       保险公司方面代表瑞士再保险的律师奥斯特维格，56岁，正当壮年，在大企业商业诉讼中颇有名气，但他的毛病是有意无意地重复已经问过的问题，昨天证人已经回答过的事，今天他换个措辞又向证人提出。陪审员希望尽快结案，对他浪费时间一致反感。幸亏缪卡西法官记忆力强，反应敏捷，经常截断他说：“这问题已经问过，进行下一个！”
       代表洛伊德等伦敦保险公司的律师是大卫伯依斯（David Boies）。2000年民主党戈尔和共和党布什争夺白宫，为佛罗里达州投票结果发生争执，入廪联邦最高法院。民主党雇用的律师就是大卫伯依斯。他质询证人时口齿清楚，逻辑严密，措辞精确；引用文件证据的关键段落字句时，分析名词的单复数，动词的人称和时态鞭辟入里，令人印象深刻。
       一次，证人提姆伯依德对自己电子邮件中的不实之词，只承认是说法“不完全准确”（notentirelyaccurate）而非“根本上是假的”（flatlyuntrue），大卫伯依斯用四五个问题把他一步步逼到墙角，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说法确实“根本上是假的”。陪审员一致认为大卫伯依斯的水平最高。
       “911”以后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决定力争旅行者表格，维利斯受雇于他们，只能配合。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的风险经理斯瑞肯是老实人，外界在“911”以后来索取世界贸易中心保险表格时，他如实提供了手头的维利斯表格，随后被从决策层隔离出去。维利斯一位经理芬哈维（Fen Harvey）作证时，保险公司律师问：“因为你的客户想要用旅行者表格来多得到一份35.5亿元，所以你就帮他这样去做吗？”他如实答道：“我们收客户的钱，当然帮客户办事，只要不犯法就成。你们律师不也一样吗？”令全场哄笑。
       
       “911”现场伤亡惨重，维利斯的若干雇员也生死未卜，保险公司律师问维利斯副总裁提姆伯依德，在9月12日他最关注的是什么，他竟然说是如何运走废墟垃圾。陪审员休息时对此缺乏人性的回答咸表吃惊。8号玛丽亚却说，大公司头头就是这样的，脑子里只有钱和生意。不管发生多大灾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稳住客户，对外作出公司业务照常的样子，美林财务公司的一个办公楼与“911”现场相邻，楼内自动输入客户订单的计算机系统事发后失效，虽然公司多名职工伤亡，雇员生死的准确情况尚待查清，但是管理层首先做的是从别的办公室调人去那里，用手工输入客户订单，她就在9月12号被派了去干了好几天手工工作，每次抬头喘息就看到窗外的废墟还在冒烟。
       希尔维斯坦本人也出庭作证。他72岁，自述在公立学校受教育，暗示自己是平民出身，靠自己奋斗爬到今天的地位。自2月9日开庭以来，他是听众席上常客，3月中以后却不见踪影，原来是被法官禁止旁听。法官为防止两方利用媒体影响陪审员，在第一天就明令双方不得在公众场合就本案发言，但是州市政府急切希望希尔维斯坦和政府港务局胜诉，于3月15日在世界贸易中心现场附近召开有关重建的新闻发布大会，向保险公司一方施压。
       会场高悬巨幅国旗，两级政府重要官员和州市工会负责人到场助威，希尔维斯坦上台发言，声明自己如约缴纳保费，谴责保险公司违约，重申“为国家荣誉”而重建的意向，以打“爱国牌”争取自己的第二个35.5亿元。证诸与会政府官员的身份，共和党州长伯德基的幕后支持不言自明。可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法官缪卡西在会议次日即严厉申斥希尔维斯坦与会发言是挑战法庭禁令，试图影响司法程序，宣布将于一周内决定如何发落这种藐视法庭的行为。保险公司方面趁机建议罚款一百万元，法官考虑重罚也可能影响陪审员的中立看法，决定以禁止他再来旁听为惩处。
       诉讼双方为争35.5亿元不惜工本，除了几十万元的文件印刷和著名律师的收费之外，传唤证人也开销庞大。此案共有40多名证人出庭，来自美国、欧洲和澳洲各主要城市及百慕大等地。来自巴黎和慕尼黑的证人不知是不谙英语还是民族自尊心强，出庭时要翻译陪同。在两年半的准备时间里，有关律师要飞往每个证人所在地与证人讨论案情，以录音录像方式取得证言，再转成书面文件。
       重要证人提姆伯依德的取证费时数月之久。开庭之后，律师要安排证人从各地飞来纽约待命出庭，负责证人的交通食宿。以上诸项，当然最终都出自委托人的腰包。
       自2001年立案起，希尔维斯坦每月付给瓦克泰尔律师事务所400万元，到此案开庭时，已付1亿元，估计3个官司全打完时，瓦克泰尔进账将达2亿元。希尔维斯坦花2亿元打官司去争那完全没有把握的35.5亿元，很可能最后只肥了律师，还是争不到重建需要的第二个35.5亿元。许多人质疑他的决定，认为这2亿元直接用于重建更为适当。
       由于缪卡西法官是纽约南区联邦法庭31个法官中的首席法官，同时主持几个案子，而且除审判以外还有许多行政责任。“911”保险案常因法官需要提前离去而浪费一二小时。首都华盛顿的女记者苏珊林道尔涉嫌向伊拉克提供情报，以间谍罪起诉。因为华盛顿认识她的人极多，在当地恐难产生公正的陪审员，她被转来纽约由缪卡西法官接手。
       提审她那天，我们被关在休息室内，白白浪费半天。此类事屡屡发生，令我不快。3月底，审判进入第8周，还远没收尾的样子。施瓦兹来宣布，4月5日开始的一周有复活节，有家小的律师要求放假，例如瓦克泰尔就需要带学龄前女儿去迪斯尼儿童乐园。有的陪审员问“72岁的瓦克泰尔有学龄前女儿？”施瓦兹挤挤眼说“二婚生的”。
       大家嬉笑起来，只有我火了，打工族为了案子放弃工资，为什么这些大牌律师不能放弃带家人游迪斯尼？我当即发言说，你的幽默我不觉得有趣，我希望抓紧时间结束案子，反对全周放假。结果法官放弃了全周休庭的计划。
       4月14日，全部证人终于作证完毕。双方律师用两天时间一一面向陪审席作结束发言，重复一遍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然后陪审团开始讨论，决定每个保险公司的承保条件是否由维利斯表格决定。历时10周的陪审，就是为了对每个公司说“是”或“不是”，但是要求全体陪审员对每个“是”与“不是”都一致同意则不容易。我曾暗自希望能在两三天内解决，结果竟然拖了2周。前10周看过的文件的重要部分，重新装订成5个大活页夹，每个含500多页。讨论中每人都看笔记，翻文件，坚持己见直到自己的最后一条论据被驳倒。
       几天后我觉得大家太过认真了，弗朗西斯科甚至半开玩笑地建议：“咱们也像牛仔买卖马匹那样交易一下，你在这个公司的裁决上接受我的意见，我在那个公司的裁决上接受你的意见，赶快取得一致裁决，咱们就都早点回家。”他此言一出，即遭除我以外所有人的批评，其严肃诚恳出我意料。陪审员们过去素不相识，今后也不会再共事，因为弗朗西斯科几句戏言，没有法官或任何权威人士在场组织，他们自发地开“生活会”予以帮助，不能不说是人口素质和公民意识的表现。
       美国的民主和法制教育从幼儿园开始，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了条件反射，而弗朗西斯科在古巴和我在中国都缺了这一课。我俩自知理屈，安下心来继续参加讨论。由于12号塔尼亚经常与全体持相反意见，弗朗西斯科按捺不住又和她吵了起来，再次被其他人批评帮助，晓以多数与少数在民主程序中的关系。弗朗西斯科对我耳语：“民主太费时间，还是把毛（泽东）请来，一句话就定了。”我说：“卡斯特罗也行。”他说：“还是毛好，卡斯特罗先花一天给你作大报告，然后再办正事。”
       到4月29日星期五，大家终于就瑞士再保险以外的所有公司达成了一致，而对瑞士再保险是一半对一半。大家决定要求法官接受我们的“部分裁决”，而将瑞士再保险归入下一个案子，由下一批陪审员去决定。
       法官向律师们宣布了部分裁决，休庭10分钟后又开庭，对全体陪审员说：“此案准备时间两年半，双方投入的金钱时间人力极大，审判此案又用了12星期，如果你们不能做出一致裁决，功亏一篑，问题要留给下一批陪审员。很难想象律师能再花这样大的力气重来一遍，也很难再找一批像你们这样尽职努力的陪审员，所以我决定你们继续讨论到达成一致裁决为止。”眼看脱身不得，我们在周末各自仔细考虑瑞士再保险的案情，写了发言提纲。
       5月3日星期一，大家重新开始，反复讨论，对不清楚的概念要求法官澄清，从早9点到下午2点，意见渐趋一致。只有4号麦克由于对一个概念的解释不确定而坚持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大家于是请法官再次解释。下午3点，法官的书面解释传来，疑点澄清，麦克幡然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大家欢呼庆祝完成任务。虽然多数陪审员都不喜欢代表瑞士再保险的奥斯特瑞格律师，瑞士再保险的案情较其他保险公司也更复杂，但大家慎重讨论6天以后，仍然选择了奥斯特瑞格的观点：瑞士再保险的表格也是维利斯表格。
       法官立即开庭，宣读裁决以后逐个点每个陪审员的名，问是否同意这个裁决，每人都回答“是的”。法官宣布此案结束，并发表了10分钟情文并茂的结束语：这是一个复杂的案子，选择你们做陪审员代表了纽约州南区人口的各个组成部分。你们做了最大的努力。陪审制度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神圣的柱石之一，充当陪审对这个国家的服务仅次于拿起武器保卫这个国家。你们的贡献应该得到的感谢远远大于我简单地说声谢谢，所以我就不说了。我祝你们在今后许多年中得到好运。虽然我们知道每个案子结束时法官都会用到这篇演讲，但在付出3个月时间精力之后听到这番话还是感到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