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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这么蹊跷，我简直无法想象。
       “爸爸，我这里被人撞了，现在很疼。”2007年1月7日晚饭后，儿子指着自己左大腿外侧大约风市的穴位说，脸上少了平日里的阳光灿烂。
       正在家中客厅踱步的我停下脚步，低着头，凑近儿子，问：“什么时候被撞的？怎么撞的？”
       “前天下午，一个同学的右脚掌被另一个同学踩了，因为疼痛，他抱起右膝，站不稳，便撞了过来。”儿子停顿一下，又补充说，“不是故意的，他的个子比我还瘦小。”
       “哦，膝盖撞的，就是顶膝盖比赛那样，没关系的，几天就会好的，不要担心。我小时候，也是经常被碰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从来不看医生，也不吃药。”我还用略带揶揄的口吻说，“抗击打能力这么弱，你还想练武功，还想打败天下无敌手？”
       “可我现在真的很疼呀，爸。”儿子噘着嘴，眼圈微红，满脸委屈的样子。儿子是从来不讲假话的。
       此时，我心头一颤，如同受到儿子疼痛的牵引。“那你演示一遍吧。”
       儿子双手抱起右脚踝，左腿独立，趔趄，右膝盖撞在我的左腿上，接近儿子疼痛的那个部位。
       果然不轻。我顿时感到疼痛，趔趄，后退。我抚摸自己的痛处，也为儿子的疼痛深感不安。
       就在此前的一个多月，大约是2006年11月12日，儿子的班主任带着他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到野外活动。儿子为了捡一粒石子，在山涧里摔了一跤，右腿后侧着地，并沿着岩石下滑，当时并不感到疼痛。可是，过了5天，右脚踝关节、小腿后侧、大腿后侧和臀部开始隐隐作痛。又过20天之后，连续几个晚上，儿子都喊疼痛，要么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要么三更半夜被痛醒，蒙在被窝里暗自抽泣。尽管儿子把抽泣声压得很低，但我和妻子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我觉得反常，先是送儿子到县医院，找骨科医生看。医生认为，是肌肉挫伤，不必吃药，涂涂扶他林药膏就可以了。可是，又过了一个星期，儿子的疼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厉害了。
       于是，我决定送儿子去省城，到省级A医院检查。林医生是主任医师，温文尔雅，轻声细语，询问病情、体格检查极为详细。他认为，可能因为摔跤，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要做磁共振检查。如果是腰椎间盘突出，那是很折磨人的。我知道，患这种病多为中年人，而我的儿子才12岁呀。
       当我把检查申请书送到磁共振检查登记处时，“今天排不上，明天下午再来”，这话连同检查申请书被护士从那个猫眼似的小窗口里扔了出来。
       我没有耐性等，因为只请了半天假，更何况儿子的疼痛正在加重，连一瘸一拐地走路，也感到困难。
       经过我的再三请求，做磁共振的医生终于同意提前给我的儿子检查，而且允许我进入检查室。我拘谨地站在旁边，与医生一道察看影像。我第一次见识这种影像，它高度清晰，让我领略了儿子脊椎之健康之优美。
       我拿到了检查报告单，跑到林医生那里。林医生看了片子及其报告单，抬腕看一下手表，说：“赶快再去拍一张双髋正位X光片，就给我看，下午我要去开会。”我的手机显示屏提示，离下班时间只有30分钟了。我牵着儿子，想乘电梯，但电梯门一直没有开。儿子跟着我，从门诊楼5层一瘸一拐地小跑到一层，通过一条狭长的走廊，又小跑到另一座楼的4层，在那里等候拍X光片。
       当我拿着X光片跑到林医生办公室时，林医生已经走了。我得知他正在回家的路上，立即驱车赶往他的住处。
       林医生看了X光片，又给儿子做骶髂关节“4”型试验检查。“应该是肌肉挫伤，不会有大问题，回去之后，做做理疗，比如电脑中频、神灯照射，也可以泡泡温泉，促进活血化淤，估计半个月到20天就会好的。”林医生的语气很平和。
       我和妻子放心了。
       到了2006年12月底，儿子的右腿果然不痛了。
       正因为有过上述的经历，所以，对于儿子的这次撞伤，我并不十分在乎。
       然而，儿子的这次疼痛已经持续了十多天，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最近七八天，白天不能去上学，经常双手抱着左腿一边揉搓，一边喊疼，像锤子敲打一样的疼，夜里也一直喊：“妈，摸摸我的腿！摸摸我的腿！”妻子索性躺在儿子身边，听任儿子的指挥，哪里疼痛就摸哪里，一直抚摸着，手都酸得麻木了。我躺在对面的房间里，其实，我也没有睡着，妻子困倦的声息、儿子细小的动静，无不像灶膛里噼噼啪啪燃烧的火苗，直把我的心炒得焦乎乎的。
       儿子的这次疼痛，使我越来越感到奇怪。2007年1月18日，我叫妻子带儿子去A医院找王医生。王医生带我的儿子找骨科卢医生看。卢医生询问了儿子的疼痛状况，看了所有的片子和检查报告单，做了体格检查，也认为是肌肉挫伤，吃些鲁南贝特和血塞通，就会痊愈的。
       儿子吃了鲁南贝特和血塞通，一星期过去了，疼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连胃也胀得难受，有时还像针刺一样的痛。我知道，这是药物所致。我决定让儿子停服这些药，另找医生看。
       我通过一位朋友，预约了市级B医院的胡医生。胡医生名气大，很忙，约我第二天早上6时50分到他的办公室等候。当天晚上，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从县城赶往省城住旅社。
       我们提前到达B医院。我怯怯地走到胡医生面前，做了自我介绍。胡医生示意我稍等一下。我把背在身上的儿子放下来，小心翼翼地扶他坐到长条椅子上。不一会儿，胡医生过来，给儿子做了简单的体格检查，询问了病情和治疗过程。我和妻子在旁边补充。当妻子说到2006年5月份，儿子右脚跟发生疼痛，头尾持续两三个月时，胡医生忽然严肃起来，盯着我的妻子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大约是2006年5月初吧，我叫丈夫去买米，儿子也从书房里一蹦一跳地出来，一边喊着‘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一边就开门下楼去了。儿子爱骑自行车，所以，我交代我的先生，不能让儿子驮米。我的先生满口答应，结果却让他用那辆小自行车驮了一袋大米回来，足足30斤！那天下午，他又用那辆自行车驮他的堂弟去玩耍。他的堂弟可胖了，比他还重。”妻子顿了顿，接着讲述，“没过几天，他就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妈，我这里痛。他弯下腰，用手捏着自己的右脚脚后跟，神色黯然。当时，我也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只带他到县医院骨科看过一次。”
       “哦，这个情况很重要。”胡医生似乎发觉了什么。
       我不明白胡医生的意思，赶紧作了补充：“我儿子的自行车比较小，只有16寸，驮米的时候，骑得飞快，我追也追不上。”
       胡医生说：“骑自行车不至于拉伤脚后跟，那次疼痛，应该不是外伤所致，所以，你们今天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
       不过，我从胡医生看似狡黠的表情里，感到了不安。
       胡医生的手机响了。他到会诊室外的走廊上接，接了15分钟。胡医生返回后，向我要了所有检查资料。其他检查报告单不怎么看，只把片子插在荧光屏上解读，总共5张，读得很快，扫描似的，一下子就完了。他指着最模糊的一张问：“这张是哪里拍的？拍什么也不知道，位置也不对；不过，还是能看出骶髂关节的一些问题。”
       “县医院拍的。”
       “难怪。”胡医生摇了摇头。
       “在这之前，看过医生没有？用过什么药？”
       “A医院的林医生看过，吃了两种西药，一种叫鲁南贝特，一种叫血塞通，也贴过奇正消痛贴。”
       “哎，我认识林医生，他不懂得这种病，A医院看这种病也不是内行。”胡医生不屑地说。
       片子拍得不清不楚，又怎能据此诊断呢？我寻思着。
       胡医生的手机又响了，他又到会诊室外的走廊上接电话。过了20分钟，他返回，便开了血沉、抗“O”、类风湿因子、髋部磁共振和腿部X光等5项检查申请单。
       我背儿子从住院部到门诊楼化验室去抽血。很多人在排队。我与排在最前面的一位老人商量，让我的儿子先抽，老人欣然同意。护士一边给病人抽血，一边念叨，好像小贩在叫卖，反复，反反复复，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比如什么时间取检查报告单，并没有明说。
       
       我问护士：“抗‘O’、血沉检查报告单什么时候能出来？”
       “检查申请单在哪里开的，就到那里取检查报告单。抗‘O’、类风湿因子检查报告单要到下午4时30分之后，血沉检查报告单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拿。”
       我又背儿子到磁共振检查室，可是，大门紧闭，好几个人在门口百无聊赖，踱来踱去。
       我问值班护士：“磁共振检查在哪里登记？”
       “上班时间还没到，你们就在那里等着，急什么？”她正在吸豆浆，有些不耐烦。
       “是啊，来到这里，我能急什么？还能跟谁急？”我默默地安慰自己。
       医生和护士陆续来了，他们有的提着牛奶、蛋糕，有的提着豆浆、馒头，那门虚掩着，进去一个，就把门关上；出来一个，也把门关上。
       磁共振检查室的门终于开了一条缝，我趁机把检查申请单塞了进去。
       医生问：“排什么时候的？”
       “现在。”
       “什么现在？”医生扯过我手中的检查申请单，瞟了一眼，厉声呵斥，“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是明天的！”
       吧嗒，一声闷响，那门又被关了。
       无奈之下，我拨通了一位朋友的电话，请求帮助。他很快就帮我找了这个医院的黄医生。黄医生拿着我儿子的检查申请单，在那门上狠狠地叩了三下，并且直呼其名，两声，就两声，那门就开了。里面的一个医生探出半个头，赔着笑脸，接过检查申请单，连声说，就做，马上就做，和气极了。黄医生走了。那个医生居然在我们面前大发牢骚：“被你挤进一个，我中午就要加班了。”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您的午餐由我负责。”我边说边掏钱。
       妻子向我使眼色。她知道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从来没有这么求过人。
       检查好了，我先带儿子出来。妻子还在里面，我知道她在向这位医生塞所谓的误餐补贴。
       “你是黄医生介绍的，我不能收，也不敢收。”我在门口听到医生这么说。
       妻子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她出来了，脸色绯红，就在门口对我说：“检查报告单要由一位老专家来写，他上午看门诊，很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
       我想，如果这样，就是拿到了检查报告单，也找不到胡医生，而且胡医生下午不上班，找谁看呀？
       我很焦急。
       “焦急有什么用？还是先拍X光片吧。”我自言自语。
       我拿到了儿子腿部X光检查及其报告单，还有血沉、类风湿因子检查报告单。我又到磁共振室催要报告单。医生说：“你催我，我敢催他吗？他曾经是我们的院长。”医生说的“他”，就是今天负责写磁共振检查报告单的老专家。
       还好，不一会儿，老专家来了，很快就写好了报告单。
       如果血沉、抗“O”、类风湿因子检查报告单能够很快拿到，上午就能找到胡医生，把儿子的病看清楚。我一边打着如意算盘，一边去询问这3项检查结果。
       “不可能这么快，下午能做好就不错了。”护士的答复一片渺茫。
       最终还是拿到了所有的检查报告单。除了血沉检查结果比正常值偏高外，其他各项未见异常。
       我迅速背起儿子赶到胡医生那里。胡医生正在接电话。胡医生接完电话，就浏览儿子的检查资料。胡医生的手机又响了，又到门诊室外的走廊上接。接完电话，又有人找胡医生看病，他叫我们稍等一下。
       过了一会儿，胡医生叫我把检查资料收起来，去他的办公室，给我慢慢讲。
       我们来到胡医生的办公室，看他那一副面孔，真使我忐忑不安。我担心胡医生的诊断会使妻子和儿子感到震惊，所以，我叫妻子先带儿子下楼去。胡医生叫我坐下，本来还算老练的我，此时此刻，却不敢就座，只把检查资料袋放在桌子上，斜倚于桌沿。胡医生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正要给我讲，他的手机又响起来，又出去接电话了。十多分钟后，他回来，说：“你儿子的病比较麻烦。”
       我的心立即被揪了起来，哽咽着问：“是什么病？”
       “强直性脊柱炎。”
       “强直性脊柱炎？”我小声地复述了一遍。
       我早已知道强直性脊柱炎的严重性：随着病情的进展，整个脊柱可自下而上发生强直。先是腰椎前凸消失，进而呈驼背畸形、颈椎活动受限……至今尚无根本的治疗方法。
       这时，走进一个年轻的医生，胡医生对他说：“我看是强直性脊柱炎，你也看看那片子吧。”
       “特征已经很明显了，当然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医生扫了片子一眼，这么说。而他看的正是那张模模糊糊的X光片。
       两个医生异口同声，而且我的朋友一直跟我说：“胡医生是知名专家，也是全省骨科权威。”这样的诊断似乎毋庸置疑。
       顿时，我感到天崩地裂。“我的天哪！我的儿子怎么会得这种病？这可是不治之症呀！哎哟，我的儿子，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命呀！”我默念着，泪珠随之滚了下来。我连忙掏出纸巾擦，我害怕在陌生人面前失态。
       胡医生见我痛苦不堪的样子，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说：“不然，再做一个血液HLA-B27检查，如果有问题，那就算确诊了。”
       不过，我还是将信将疑，寄希望于HLA-B27的检查结果能够推翻胡医生的诊断。我问胡医生：“现在能做吗？”
       “不能。这里只有星期二才做。”
       今天才星期四。我哽咽着问：“其他医院能做吗？”
       “附近的几家大医院都能做。”
       我想，如果抓紧，也许能赶在上午下班之前到达A医院做好这项检查。于是，我飞奔下楼。
       一坐上车，我就催促司机开快一些。我的内心如同灌了铅似的沉重，脸色阴郁，而且我从来不叫司机开快车。敏感的妻子问：“有没有问题？”
       “没什么问题。”我木然地回答，脸也没有转向坐在左边的妻子，因为我的泪水已经从眼角爬出来了，声音也变了。
       我左手紧紧握着妻子的右手。妻子见到我流泪，意识到儿子病情的严重，也不由自主地流泪了。我们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以免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儿子觉察到，但聪明的儿子还是从观后镜里看到我们的神色，问：“妈，你为什么流泪，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
       “你没病，妈流泪，是因为灰尘飞到眼睛里。”妻子故作镇定。
       做一个母亲是痛的，从生下孩子那一刻开始就是痛的。
       这时，儿子也不再跟司机谈天说地了。车内一片沉寂。
       我打电话请王医生到A医院化验室等候，他是我的好朋友。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时，护士说：“机器坏了。”
       怎么如此凑巧！
       王医生打电话叫他的妻子来，带我们赶去省级C医院。
       到了那里，眼看就要下班了。她替我交钱、建卡、开单。她胖乎乎的，而且患有膝关节疼痛，跑上跑下，左冲右突，那么寒冷的天气，居然累得满头大汗。我感到过意不去。
       我们就在抽血的地方等候，眼看下班时间就要到了，可手续还没有办好。护士正在关闭化验室的卷帘门，我请求护士稍等片刻。护士不予理睬。我伸手去抵挡徐徐下滑的卷帘门，被护士呵斥了一通。就在这时，我遇到了在这里进修的老乡。在他的恳求下，护士才噘着嘴，给儿子先抽血。
       王医生的妻子接过血液标本，像传递接力棒似的，冲下楼梯，穿过公路，直奔化验室。可是，那里的医生全部下班了，只剩下一个护士，她就把血液标本交给护士保管代转。护士给她写了做HLA-B27检查医生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她把这张纸条交给我，叫我下午上班时，凭这纸条去找那个医生。
       我匆匆吞了几口午饭。午餐是我邂逅的老乡请的，很丰盛，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午饭后，先安排妻子和儿子去旅社休息，我一个人拿着那张纸条，提前到C医院等候。
       那门刚刚打开，我就蹭过去，一边展开纸条，一边问走进来的医生：“这位医生来了没有？”每走进一个人，我都如此这般地追问。有的说不知道，有的说她家里有事情，迟一点才会来。
       迟一点？究竟迟多久？
       我在走廊上不停地徘徊，口渴得冒火。这时，小姨子来电话询问儿子的病情，才说两句，我就嚎啕大哭了。
       
       直到下午4时30分，这个医生才来。我紧跟着她进了化验室，问：“我儿子的HLA-B27检查什么时候会做好？”
       她的眼睛向我一瞪，怒气冲冲地反问：“你儿子的血液标本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寄在一个护士那里。”我边说边把纸条递给她，以为她能认得这字迹，凭字迹找到儿子的血液标本。
       想不到，她像遇见蛇似的，忽然尖叫起来：“血液标本在哪里？在哪里？血液标本在哪里都不知道，还来催我，奇怪！”也许是那个护士忘记了，听到她对我的责怪和呵斥，隔壁的一个护士才把我儿子的血液标本递了过来。她一接过血液标本就嘀咕：“机器坏了，能不能修好还不知道。”
       怎么？这里的机器也坏了？
       我懊恼地离开了医院。回到妻子和儿子住的旅社。天黑了，我动员妻子、儿子出去吃饭。
       没过多久，妻子和儿子吃饭回来了，也带回一份给我吃，但我吃不下，只象征性地吃了几口。
       不一会儿，王医生来到我们的住处，给我的儿子做骶髂关节“4”型试验检查，再次询问了儿子的感受，坚持认为，不可能是强直性脊柱炎，应该是肌肉挫伤，劝我不必过分担心。他还告诉我，他又约了另一位主任医师张医生，请我们第二天上午7时50分在A医院6层等候。
       其实，做一个父亲也是痛的，也是从儿子出生那一刻就开始痛的。那天晚上，我整夜没有合眼，胡乱地想，胡乱地流泪。
       第二天上午，我背着儿子，爬上A医院6层楼，终于找到了张医生。有好几个病人都在找他。他简单地询问了儿子的病情，简单地看了片子。“什么片子都拍了，为什么双膝关节片不拍呢？”他犹豫了一下，又说，“像这样年龄段的小孩，受了外伤，最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恶性肿瘤和强直性脊柱炎，赶快去拍双膝关节X光片，把片子送给仇医生看，他看这种病更内行。”
       我们更加害怕了。
       我背着儿子到另一座楼去拍了X光片。过了两个小时，取出X光片，我又背着儿子到另一座楼去找仇医生。仇医生戴一副淡蓝色的金丝眼镜，不苟言笑。
       仇医生询问了儿子的病情。当儿子说到脚后跟疼痛时，我插了一句话：“也许是骑自行车的缘故。”仇医生忽然阴下脸，质问：“你到底会不会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会伤及脚后跟吗？”我被她的话噎住了。她看了所有的片子之后，就伏在护士站的吧台上写病历。我站在旁边看。她写着写着，忽然转过脸来，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给我离远点。我最讨厌别人看我写病历！要看病历，你自己回家慢慢看。”可我已经注意保持与她的距离呀。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奚落过！
       之所以我要看着她写病历，是因为急于了解儿子的真实病情，是因为怕看不懂医生鬼画符一样的字，回家了，有看不懂的地方，去问谁？看着她写，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当面请教。
       她边开处方边说：“就目前检查的情况看，没有强直性脊柱炎和关节恶性肿瘤的任何征兆，但不排除有关节炎的可能。还是用些激素吧，先吃一星期。”
       处方上写着：
       芬必得缓释片qd1#；
       甲泼尼龙qd6#；
       绿化钾缓释片bid2#；
       帕夫林胶囊bid2#；
       乙哌立松bid0.5#。
       我问她：“鲁南贝特和血塞通还要吃吗？”
       “不要。”
       “青霉素要挂吗？泰诺林缓释止痛片要吃吗？”
       “统统不要。吃这些药就行了。”
       “电脑中频、神灯照射、泡温泉，这些理疗还要做吗？”
       “要做就做吧，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她有些不耐烦了。
       王医生也在旁边，离开之后，他对我说：“他们不了解理疗。”我知道，王医生是全省有名的理疗专家。
       该听谁的？我真的越来越糊涂了。
       王医生又带我的儿子去做理疗，而且由他亲自做。做了理疗之后，儿子对我说：“爸，舒服多了。”
       儿子在做理疗的时候，我给做HLA-B27检查的那个医生打了五六次电话才通。“下午4时30分可能会做好的。到时候，请你再打个电话过来。”她变得客气多了。
       下午还不到3时30分，我就从旅社赶往C医院。妻子想跟我一起去，我不让她去。我想，要是一个打击，那就先冲着我来吧。
       一路上，我反复猜测那个结果，那个关乎儿子一生、关乎我们全家命运的结果。来到门口，我却逡巡不前。做HLA-B27的医生正在忙，我就愣着斜靠在门旁。她面带微笑地问：“你干吗那么紧张，你的儿子没得那种病，报告单正在输，马上就好了。”
       “我们全家人都在等这个结果，心都悬着。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太好了！”我激动得语无伦次。
       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第一个通报给妻子。第二个通报给王医生。第三个通报给岳父。第四个通报给正在我们县里采风的好朋友鲍先生。
       王医生说：“晚上，我要为你们设宴庆贺。”
       鲍先生说：“万幸！万幸！”
       第五个通报给胡医生。他要我把检查报告单送过去。
       “这个检查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他看了检查报告单，右手在我的肚子上轻轻拍了一下，说了这一句。
       他转过身去找纸张，说：“不过，我看还是那种病，回去挂瓶，也吃些药，一星期后反馈。”
       他开的处方是：
       1.青霉素（静滴）；
       2.泰诺林缓释止痛片qd1#；
       3.休息一星期。
       之后，我跟着胡医生走下昏暗的楼梯。一层楼梯口外停着一辆小轿车，把他接走了。
       那天晚上，王医生在酒楼宴请我们。王医生的妻子也来了。鲍先生也赶来了，还带来一块古玉，说是送给儿子压惊。
       我喝了很多酒，敬了王医生，敬了王医生的妻子，敬了妻子，敬了好朋友鲍先生，敬了儿子，一连敬了好几遍。
       我醉了，真的醉了。
       只过5天，我就通过电话向胡医生反馈：“我儿子左腿不痛了，一点也不痛了，血沉也降到正常值范围以内。”
       “那很好，挂了几天青霉素？”胡医生问。
       我说：“没有挂，一天也没有挂，因为儿子怕挂瓶，只吃些西药。”
       “什么西药？说给我听听。”
       我把仇医生开的处方念了一遍。
       “谁开的？”
       我说了个谎：“县医院的医生开的。”
       “怎么能吃激素？激素药效是很快的，但药效过了，也会很快反弹的。你怎么不相信我？简直乱来！”他就挂断了电话。
       虚惊一场。
       感慨万端。
       医生，你可知道，所有的病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无不以专注的神情，聆听你的每一个言词，担心漏掉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总想捕捉你诊断时细微变化着的每一个表情，唯恐漏掉你那表情里所诠释的每一个关乎疾病的信息！
       无论有病还是没病，无论大病还是小病，无论有药可治还是无药可医，对于病人及其家属来说，你的诊断就像一柄双刃剑，既能解除他们心中的顾虑，又能将他们愁苦的心刺得鲜血淋漓；你的诊断就像一张终审判决书，如果小病被诊断为大病，无病被诊断为有病，有药可医被诊断为无药可治，那么，病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也就蒙冤受屈了；你的诊断就像一粒石子，只要你轻轻一扔，总会在病人及其家属的心中，掀起的不仅是一阵一阵涟漪，更有惊涛骇浪……
       医生，请你谨慎诊断！
       做一个父母是痛的，从生下孩子那一刻开始就是痛的。所幸，我们从2006年冬天过渡到了新一年的春天，春暖花开，儿子告别了疼痛——那疼痛成为花朵绽放的声音，也教我们理性对待所有意外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