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亳州是曹操的家乡，很长时间里，这里一直被称为沛国谯州。在亳州，古迹遗存最多的，就是当年曹氏家族的了，比如说观嫁台、八角台、谯望楼、拦马墙、魏武故宅等等。最著名的，就是被列为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曹操运兵道了。运兵道位于老城区的地下，以大隅首为中心，四通八达，曲折幽深，向东、南、西、北各方延伸，直至郊外。据记载，曹操就曾在这里操练他的军士。我们踏着石阶深入地下，只见四通八达的隧道展现在我们面前，高的有一人多高，低的，只有一米多一点。我们在里面猫着腰走了一会，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据说曹操的部队在守城之时，总是在城池下面虚虚实实开挖很多地道，城里城外相通。敌人兵临城下以后，面对这样的立体防守，总是心有余悸。这种狡黠的方法真是只有曹操才能想得出来，这个平生做事一直虚虚实实的人，在每个环节上，都让人无法捉摸。奇谲诡秘，就是曹操最大的特色。
这些年，随着易中天讲《三国》的走红，对曹操乃至《三国》人物的评价又成为新的热点。当然，《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已经是经过戏剧化和脸谱化的了，是近千年民间文化篡改过的；或者干脆只是，落魄文人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当人们摒弃了“忠君”的旧观念之后，有关曹操的历史评价就很难下定论了。历史的价值判断总是按照现实的角度不断进行调整的，对于曹操，以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寻求怎样的新意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曹操应该是淮河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曹操的身上，既有老子的智慧和超脱，也有庄子的逍遥和无畏；既有鬼谷子的阴险和诡异，又有苏秦和张仪的狡诈和心计；既有韩非子的狠毒和铁血，也有刘邦的泼皮和实际……这个人就那样集诸多品质于一身，像一个奸雄，又像一个勇士；像一个智者，又像是一个泼皮。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典型形象”，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形象”。那些看起来毫不相干或者耸然对立的品质和因素，在他身上，都得以酣畅淋漓地体现。
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往往在人的性格上。在淮河两岸，古往今来，一直是盛产“人精”的：他们目光犀利，心思绵密；不仅有深刻的思想，而且有卓越的才干、心狠手辣的铁腕。因此，在这一带，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层出不穷。这些人精通人情世故，极富个人魅力，即使有雅好，也不是那种小情小调、鸡零狗碎的；他们从来不是享受型的，他们的兴趣就是权力，他们的爱好没有别的，就是想方设法把世界，把别人，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
如果硬要给淮河流域列出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人物的话，那么，按照我的理解，有两个人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淮河流域人物的特点——在淮河北岸，有三国时的曹操；在淮河南岸，则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两个人，都可以叫“人精”，都可以说是数千年中国文化孕育出的枭雄。尤其是曹操，无论从哪方面，都可以说是淮河文化一座高峰——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文学家，一个音乐家；甚至，是一个流氓，一个奸雄……可以这样说，不仅仅文化的复杂性、社会各阶层的丰富性在曹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体现得无比充分的还有人性——曹操是一个集大成者，是一个立体的闪光源。千百年来，曹操就是以他的复杂和丰富充满魅力。除了性格和业绩，曹操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有，他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从政，是一次诗人的“成功转行”。
二
说曹操是一个诗人，那是因为，他的诗写的真好：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一首诗，是曹操征乌桓时所作。公元207年，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之后，亲率大军，追击袁绍残部。当曹操进入辽东半岛，抬眼看见无垠的大海，不由壮怀激越，一股诗情在胸中汹涌澎湃，于是提笔写下了雄浑的诗章。也可能这是曹操第一次看见大海吧，大海在他面前，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那种鸿蒙博大的气象，让曹操不由自主产生了对天、地、人的感悟。在曹操眼中，自己的生命与星辰、日月、秋风、大地是紧密相联的，生命之中，充满着运动、轮回和起伏。读这样的诗，分明能感受一个人强劲的生命力，就像冬天的朔风一样，从旷野中呼啸掠过。
他的《短歌行》也好：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一个如此情怀的人，应是有大胸襟的。一个人，当他对生命有一种近乎智慧的清醒认识时，内心中的小我肯定会萎缩下去，支撑人格的，必然会是大我的擎天柱。并且，这种巨大的生命格局会转化为一种水银泻地似的气势和节奏。一种真正的生命韵律也应运而生。
曹操现存的20多首诗全是乐府歌辞，也就是说，曹操当年所赋之诗，是用来吟唱的。史家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披之管弦，皆成乐章”，可见，曹操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音乐家。真难得一个乱世枭雄有如此的性情！一个人，能在兵荒马乱之时，上马杀敌，下马吟诗，保持源源不断的元气和情怀，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诗歌中的曹操，仿佛手持戈戟，放马平原，纵横驰骋，那种大气磅礴之势，绝非一些沉湎于文字的鸡零狗碎之徒堪比。在我看来，曹操的人格特质，本来就是有着巨大生命能量的高士，那种雄奇清俊的气韵，以及慨而慷的苍凉，铸就了他生命最华美的乐章。
从这样的诗中，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本质，以及他的志向和追求的：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操的诗，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也不仅仅代表他所开创的建安风骨，以及接踵而至的魏晋风度，在我看来，那种悲凉苍劲的风格，就是淮河两岸氤氲的地气。它代表的，是淮河文化，或者说，是中原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是生命哀伤的诉求和不屈，以及灵魂的苦苦求索——这样的气韵，是与甲骨文、妇好墓、青铜器，以及《
诗经》、《
楚辞》、《
史记》等一脉相承的。
历史将一个身陷乱世权谋，而心在浩阔时空的强大生命展示在我们面前，以致我们现在读曹操的诗，仍不禁为他强大的生命能量叹喟。一个勃发着生命力，又写得如此好诗好文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工于心机、杀人如麻的恶魔呢？真正的曹操，我想，绝不是罗贯中笔下的模样。一个能把生命感悟得如此透通，又拥有如此博大胸襟的人，怎么说，都不应该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这两类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格特征，在曹操身上，都体现得那样鲜明，这是一种错乱呢，还是一种复杂而包容的和谐？
对于三国乱世这一段黑色的历史缝隙，清代学者赵翼曾有一个独特的评价，他说：三国对垒，曹操张罗的是一种权术组合，刘备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组合，孙权张罗的是一种意气组合。赵翼的说法虽然有理，但他显然忘了曹操是一个诗人，只把他当作一个热衷于权谋的政客。权谋的政客。
三
在亳州，每逢观看与曹操有关的遗迹时，我总是格外认真。我所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曹操放下手中的笔，拿起了身边的宝剑呢？或者说，诗在曹操心目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曹操是如何完成从一个“登高必赋望”的高士，向“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转移的？
历史总是充满臧否。对于历史人物，一个根本的评价标准是，这个人的主张和行为所代表的历史方向是不是跟人的自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联系在一起；或者，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思想以及行为能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帮助人们解除生存和思想的困境。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对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并且值得肯定。至于其他，有时候，只不过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游戏，他们的出现，只是历史舞台上多了几个轮转的演员罢了，并且，因为他们的登场，历史多一次折腾，也就多了一些血迹和灾难。
可以想象出三国乱世的情景：到处都是混乱和争逐，时时都是奔逃和死亡，每一个角落都是恐惧，每一个身体都拖曳着长长的阴影；道德和苍生，宛如随风凋零的树叶……当来自亳州的青年军官曹操面对这一切时，他没有选择逃避，如老子一样逃遁；或者逍遥，如庄子一样逍遥；或者如后来“竹林七贤”一样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曹操选择的是中流击水，逆流而上。这时候的曹操，还是一个诗人。一般来说，一个真正的文人，是不适合封建官场政治的。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是掖藏着宽容、温柔、多情、纯粹、正义、责任等理想主义因素，这与残酷无情、黑暗阴谋、虚伪奸诈的官场存在不相融。文人从政，以内在的本性应对不得不遵循的官场规则铁律，其结果可想而知。不过曹操似乎是一个例外。当曹操涉足于权术和权谋之深潭时，那种内心的绳索，反而最大限度地得到了释放：他由雄奇变得奸诈，由大气变得残忍；由无畏变得狠毒，由苍凉变得冷酷；他干净利落地放下了情感和温柔，痛快淋漓地拾起了权术和谋略，他变得如狮虎一样威猛，狐狸一样狡猾，狼一样具有忍耐力……曹操所倚仗的，依旧是“以暴治暴”，只不过，是以更残忍来对待残忍，以更阴毒来对待阴毒……曹操就这样轻易完成了自己人格的嬗变。这是一次彻底的转型，就像一场“华丽转身”，转得如此绝决，如此干净彻底。
在我看来，促使曹操 “投笔从戎”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一般来说，稍有出息的书生，一生的愿望，就是“学而优则仕”，然后立德、立言、立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道德范畴的条文，一直引导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它们无非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若以国土遇多则必以国土报之；虽千万人吾往矣；为酬答知己则生死以之……以曹操的个性，他当然会以这种“济世情怀”，投身于这一乱世之中。二是权与利的诱惑。权与利，以及人类内心对应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应该是主宰个人行为的根本原因。就这样，诱惑让曹操无法拒绝。诗，虽然让曹操有着抒发的畅达，但却无法给他带来利益和成就感。因此，在更大的诱惑面前，曹操放弃了诗，选择了剑，然后，以剑和血来祭自己的人生之旗。
曹操一步步向悲剧走去。这个时候，他已不屑诗神的注视，虽然他心存悲悯，但丝毫也不影响他以残酷的手段对待现实。在更多的时候，他表现得坚韧、冷漠，一意孤行，他满脑子想得都是个人的私欲，如何爬到权力的巅峰，让苍生匍伏在自己脚下。至于占据天下之后，如何实现自己的想法，如何确立一种机制使苍生幸福，这些，似乎是曹操从未想过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曹操放弃诗，提起剑之时，他的全部生活也因此改变，生命进入了一场危险的游戏。一个人，只要他充分展示自己的私利，他的政治智慧便会发育停止，滋养心灵的资源也会枯竭。
从总体上说，曹操是幸运的。最起码，在乱世中，曹操充分体现了个人价值，他成功地成为了一个时代强人，并且一度差点统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规范。但从根本上说，曹操对于社会的进步意义，并不比他所贡献的20多首诗更大。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往往就是这样，他毕生所追求的，有时候显得无足轻重；而他无意作为的，却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这样的状况，是一种阴差阳错呢，还是一种无是无非？
四
在淮河两岸行走，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的发展，智力的进步，如果没有一个方向，而且没有一种约束力的话，那么，智慧的提高，就更像是一把磨得越来越锋利的刀剑，非常危险。很多智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老子的想法是回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上古；孔子是让人回归内心的仁；至于墨子，是提倡放弃所有的物质和智慧，回归到苦行，兼爱所有的人……这样的号召与希望，明显缺乏操作可行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河流，哪能逆向流淌呢？老子的小国寡民是根本回不去的；孔子提倡的“仁”，只能就君子而言，社会的大众在面对众多诱惑时，是很难做到自我完善的；至于墨子，他的主张就更显天真了，一个普通人，在物质高度匮乏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抵御住内心的私欲，去“兼爱”，或者，去兼济天下呢？
任何文明都是有着缺陷的。中华文明同样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在于，对于人，以及人道，缺乏透彻的认识。中华文明一直缺少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的深入思考，也没有古希腊文化一开始重视人的精神传统，这使得文化本身既缺乏广阔的纵深，同时又缺乏对于人以及内心的尊重和贴近，无法从深厚的形而上思考中产生更深的独立意志，缺少自由和人文的情怀。中国文化对于社会和国家主体的认识薄弱，使得它一直携有自己的软肋——它一直无法正视人类的弱点，对于个人的欲望，缺乏限制的措施。由于源头的薄弱，这种文化土壤的背景很难产生“以人为本”的社会进步主渠道，那种理性、科学以及人道的经国方式，更是难以实施……当儒学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后，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秩序，所有的个人价值都要服从这种低层次的秩序。堂而皇之的理由背后，往往潜伏着很多险恶的动机和想法。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显出“表里不一”的成分，比如“明儒暗法”、“明儒暗道”，“外尊孔孟，内施黄老”等等。
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自觉或不自觉的短腿，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如此之长，它一直趔趄在自得意满的泥淖里，因为没有思想上的光芒，很难找到一条解脱之路。文化的缺失，也造就了历史的灰暗，历史不断重复的是，当一个人谋求政权时，他可以打出天下为公的旗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当这个人坐在高高在上的龙椅上时，他便自然而然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窃国大盗。曹操的行为，同样是中国历史上无数盗国者的翻版和重复。
曹操的转型，与历史上所有诗人、文学家的转型一样，看起来是成功的，其实，由于整个思想文化的系统跟不上，这样的转型，仍旧是白费工夫，也白费精力。那些孱弱的书生啊，因为没有博大的思想引导，只能在一轮一轮的朝代更替中，忙忙碌碌，耗费生命的火花，没有促进这一块土地实质性的进步。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曹操是生病的，同时，灾难深重的淮河也是“病”的，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一样，一开始，都是健康的，但慢慢地，过了青年期之后，一些原先潜伏在内部的寄生的因子便开始生根发芽，慢慢长大，它们的使命就是毁掉自己的母体。对于淮河来说，那种携有混元之气的文明在一段时间的发散后，也慢慢地转换变形：大气变得粗鲁，智慧转成阴谋，大开大合移植为心狠手辣……如果说曹操尚存高贵人格和胸襟的话，那么，看一看那些后来的权谋者吧，那是怎样的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啊，在他们的身上，只有狭隘、疯狂、偏执、阴暗、利欲熏心，以及失去人性的奸诈、失去理性的残忍等，在淮河两岸，一种恶性肿瘤正在慢慢生长。从曹操之后可以看出，在淮河两岸，已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迹象了。
五
一个人最根本的人格特质，最容易从他的遗嘱以及对于身后之事的安排中看出。
建安25年（公元220年）正月二十三日，曹操在洛阳病逝。生前，曹操曾写过一篇《遗令》，对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作了具体规定，重点是强调自己的薄葬，要求死后“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所谓“时服”，就是平时穿的衣服。二月二十一日，曹操安葬在高陵。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在陵前诵读了各自撰写的祭文。
值得一提的是曹植的诔文，在文章中，曹植具体描述了曹操安葬时的情景：身穿缀衣，玺不存身，只有系官印的丝带，未葬金玉珠宝，随葬的明器都是质朴无华的陶器，没有任何加工修饰。由此可见，曹操葬礼一切从俭的遗令，是得到严格落实的。曹操之所以选择薄葬，与曹操的性格和世界观有关。这个有着大开大合胸襟，同时能将人生悟彻得异常通透的人，当然也不想在死后落入俗套。至于曹操墓的确切位置，虽然曹操的《遗令》和《三国志·武帝纪》都标明曹操死后葬于邺城，但曹操墓究竟在哪里，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个生前一直捉摸不透的人，对于自己死后的隐藏，显然用心良苦。
在亳州，最盛传的曹操故事也跟墓地有关——据说曹操在洛阳生病期间，有一天静卧榻上翻阅史书，当他看到春秋伍子胥鞭尸楚平王一章时，不禁毛骨悚然；再联想到自己生前所做的诸多惨烈之事，更是惴惴难眠。为了不重蹈楚平王的覆辙，防止自己的墓穴被盗，曹操赶紧命人到许都召来亲信司马孚，要他在亳州老家修筑72疑冢，并密筑一真冢，待冢成后，杀尽匠人，以免泄密。随后，曹操又密诏在邺城的曹丕来洛阳，命他伺机再杀死司马孚。这样，曹操墓址的确切地点再也无人知晓了。至于曹操死后，葬于邺城的“高陵”其实是一个假象，真的棺椁，却星夜运回了亳州。待到出殡那一天，亳州四门同时大开，早已准备好的72个棺椁，分别运出城门，埋在城外。而曹操的尸体，就埋在曹氏家族的某个墓地内。
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依照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按照曹操的性格来说，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现在，在亳州城南曹氏宗族墓地范围内，还有近十座高丘孤堆，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地下汉墓，但哪一座属于曹操，目前仍是一个谜。在亳州，如今的曹氏宗族墓一带，已修建成公园了，在公园之内，有几个高高耸起的土堆，那就是曹氏宗族墓群。在亳州曹氏宗族墓群的东北角，还有一个曹园，据说当地很多人是曹操的后代。当年，他们的使命，就是负责暗中保护曹操墓。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也一直拿不出证据来。不过，以曹操的办事风格，如果那些人是受了某种使命的话，那么，就一定不会留下把柄。
徜徉在曹氏宗族墓地之中，看着那些高高耸立的曹氏宗族墓地，我在想的是：曹操为什么如此刻意隐藏呢？这一番行为，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于生死看得很透，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愿意面对——一个本来的诗人，在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嬗变之后，变得谁也不认识了，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当他面对死亡之时，会感到失落和困惑，他不敢面对，也无法面对，只好把自己藏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这样的最终结局，是一种无奈呢，还是对于自己的否定？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是淮河这块土地，给了曹操力量，也让他气吞万里如虎。
药与酒
一
春天里在亳州境内行走，可以在田野里随处看到盛开的芍药花，那些花硕大漂亮，五彩缤纷，像一片片云彩落在大地上。我们在陈抟老祖庙附近，看到一大片白色的芍药朵为最，那一片芍药园竟有好几亩，白色的芍药花竟如小脸盆似的，让人惊叹不已。当地人向我们介绍说：芍药和牡丹其实是同科，只不过牡丹花瓣多层，而芍药是单层花瓣；种芍药，并不是用来观赏的，而用来制药的。芍药花季过后，把根茎清理好，卖给中药铺，比种粮食赚得要多。
芍药是一种用来清寒的中药，有散淤、活血、止痛、泻肝火之效，主治月经不调、痰滞腹痛、关节肿痛、胸痛、肋痛等症。在中国历史上，扬州的芍药曾最负盛名。到了明朝之后，亳州芍药后来居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扬州。清代亳州曾有一个诗人刘开，他这样描述亳州人种芍药的情景：“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药如桑麻。”亳州种芍药的传统，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不过芍药花的确漂亮，即使不能入药，家家门前屋后，能有一点芍药花点缀，的确别有一番诗情画意。
春天里万紫千红的是芍药。而在秋天，在大片的原野上，生长着一种亳菊，散发着高洁苍凉的气息。在亳州，一年四季始终有药的气味弥漫。这也难怪，亳州是中国药材之乡，据1985年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统计，亳州共有中药材141科、470余种，地产药材130种，其中《中国药典》冠以“亳”字的药材就有亳白芍、亳菊、亳桑皮、亳花粉四种。同时，亳州还是桔梗、丹参、板蓝根、薄荷的主产区。据有关人士介绍，亳州药材种植面积近100万亩，共有药材种植专业乡、村800多个，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从业人员达100万之人之众，每年中药材交易额高达100多亿，名列全国之最。亳州最有名的，还在于有一个中药材市场。到了亳州之后，我们起了个早，赶到了市中心地段的中药材市场，一进市场，我们几乎是大吃一惊，这里就如一个偌大的商品批发市场似的，药店、商、行、号、栈鳞次栉比，买药的与卖药的讨价还价，情景非常壮观。最引人注目的是药材交易大厅，竟有数十亩地那么大，里面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一个个药材摊位，一个挨一个，有数千之多。每一个摊位上，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中药材，有以植物入药的，也有以动物和爬虫类入药的，这里完全是一个中医宝库。中医的稀奇古怪和博大精深在这里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与药同样有名的，还有酒。酒是这块土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当地的人告诉我们：其实亳州最有特色的，是秋天。秋天的平原，到处都是一人多高的高粱地，一眼看过去，仿佛如火烧云一般。那些高粱，散发着浓浓的酒味，它们与药一起，构成了这一块土地上的精神。不仅仅是在亳州，在淮河两岸，让人一直不敢小觑的，是因为这里有药，也有酒。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药，是这个地方的地气；而酒，则是这个地方的人气。
药与酒，是最能显示出中国文化某种特质的东西。我认为，最能说明一个地方，或者一种文化特质的，是酒；而最能表现一个地方思维方式和习惯的，则是医和药。在淮河两岸，在我看来，这两种东西，是最能将中国文化的双重属性加以集中展示的。它涵盖了很多内容，而它背后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思，也能给予我们启迪。
二
先说酒。
来亳州，肯定要去位居亳州市区十来公里的古井镇。这里，算是亳州白酒的“老巢”了。一进镇子，就能嗅到空气中一股浓烈的酒糟味。数公里长的镇街道两旁，竟聚集了大大小小数十家酒厂。最大的，当然是国有企业古井集团了。古井集团的“古井贡酒”一直闻名遐迩，建国初期，曾在全国同类“十大名酒”中排列第五。除此之外，镇上还集中了一些其他酒厂，生产的诸如“店小二酒”之类的白酒，销路也相当好，据说在河南以及广大北方农村地区非常有名。古井镇的产值加起来有百亿元，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古井镇，古井集团还建有一个“中国白酒博物馆”。两层楼的博物馆，摆放了大量有关酒的器具文物，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据说是宋朝的古井，据说，古井贡酒正由此而得名。我在里面转了一圈，算是对中国白酒有一个系统的溯源。
亳州白酒的历史，据考证，出于3700年的商汤王。当年，商汤王远征淮夷，在亳州桑林一带乞雨，以酒祭天，相传用的就是亳州的酒；又传说，古井贡酒来自源老子，老子在离古井贡酒附近不到二里多地的地方，划地成沟，后人以此沟中的水酿酒，酒味芬芳，这就是古井贡酒。到了东汉三国时期，曹操曾将家乡亳州酿制的美酒“九酝春酒”献给汉献帝。汉献帝很高兴；曹操又把酿酒的秘方献出，汉献帝更是开心无比。这一点，史书上都有明确的记载。虽然曹操对于汉室一直狼子野心，但献的酒，应该是好酒。同时可以知晓的是，汉献帝也是喜欢喝酒的
——这就对了，乱世之君，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了。
……酒的历史，让人恍惚。因为有如此多的附会，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也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成为一种文化了。酒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衍生的历史，它们就像藤缠树，或者树缠藤一样，寄生噬咬，不分彼此。而人类的历史具有同样的道理，它们就是与酒，与药，以及一切文化现象相联在一起的历史。
参观完古井镇，古井集团的杨小凡请我们到古井酒厂的招待所喝酒。杨总身兼多重身分，除了是这个大集团的总经理助理之外，还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他刚刚写了一部酒题材的长篇小说《酒殇》，透视北方古老土地上酒厂改革的坎坷。一帮人围着酒桌谈起了酒经，每一个人都是如数家珍。关于酒的故事真是太多了，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溯本求源的话，似乎什么都能跟酒扯得上关系，什么也沾得个浓浓的酒香。
喝的自然是古井酒。古井酒真烈，倒在嗓子里，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划过一样。也难怪古井酒有那样一个传说：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派大军攻打亳州，当时镇守亳州的是北魏一个将军，姓独孤。独孤将军奉命出城迎战，两军对垒，旌尘蔽天，独孤将军寡不敌众，兵败身亡。死前，独孤将军将自己的宝剑投入井中，从此，从这口井酿出的酒，一直炽热甘爽，有一种宝剑的凛冽。
就这样，酒从战争的斜刺里杀出，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带动着这片土地上的雄性和狂野。酒是什么呢？就是这片土地的魂魄。
三
既然酒给这个世界带来如此美妙的感觉，那就喝吧。
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最多的，就是与药和酒相关的奇人了。这个“奇”，就是奇谲而不落俗套。古往今来，这一带人精气勃发，鬼魅异常，极富有创造力和蛊惑力，那些奇人异士、英才贤能，一个个携着天光紫气争相分娩。
在这些奇人当中，能将药与酒的精神结合的最好的，就是曹操了。曹操是一个高奇之人，他不仅仅能够打仗，还能写一手苍劲雄浑的好诗。他的诗，始终洋溢一股浓烈的酒气：“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还曾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由此可见，曹操是喝酒之人，而且还很好酒。是酒，给了曹操虎胆龙威。
除曹操之外，将药与酒的精神上升到艺术层面上的，就是“竹林七贤”以及魏晋南北朝的一干知识分子了。
按照现在的分类法，“竹林七贤”应属于“文学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一群高蹈有趣的读书人。他们并不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做着朝廷的官员，拿着不算太丰厚的俸禄。但比较而言，这一干人，算是中国历史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了。这一点相当难能可贵。当时的中国文化尚没有通过科举来选拔文官，这使得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也比较有个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还故意张扬自己的个性，以期吸引统治者的眼球。当然，对于“竹林七贤”来说，之所以特立独行，最根本的，是那种非主流的思想在他们体内已根深蒂固，在他们眼中，那种乱世之中的暴戾政治完全是对于生命自由的扼杀，而他们就是要在短暂的时间里，让生命的火花灿烂地燃烧起来。
这些人对现实是不满的。他们狷狂处世，一手端着酒杯，一边提着药壶，在酒与药的迷幻中，寻求着生命的慰藉。药与酒，不仅仅主宰了他们的身体，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俯视俗人的，也因此，他们有着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有着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至于酒，则让人气壮如牛，忘却很多烦恼。“竹林七贤”良莠不齐，除了嵇康之外，另外一个安徽人就是刘伶，刘伶是现在的安徽颍上人。刘伶也曾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在他的笔下，大人先生终日与酒为伴，散发着一股仙气。刘伶是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加在了大人先生身上。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如此枯燥乏味，只有在酒的浸淫下，才变得有滋有味。在一般人看来，刘伶就是纯粹的酒徒加狂徒，他整日沉湎于杯盏之中，经常做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他经常在屋舍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别人看见了加以讥讽，他却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屋宇，把房舍作为裤子，诸位先生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刘伶的言语总有一股浓浓的醉意，一个人，在酒精力量的支撑之下，说一些过头话，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曾经一度对于“竹林七贤”包括后来的“魏晋风骨”诧异不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扫之前的“温良恭俭让”，突然性整体性地跃入狷狂呢？后来我明白，这一巨大的变化，其实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的。儒学发展到东汉阶段，因为在思想深度上一直没有突破，已陷入一种僵化的局面。这个时候，外来的宗教和文化正好进入。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以及西域文化的进入，宛如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匣子”，那种平时里一直沉没在中国文化谷底的问题，一个个沉渣浮起，呈现在人们面前。儒学的温柔敦厚、载物言志，在如此这般的拈花一笑、妙悟真如面前，几乎是无所适从、目瞪口呆。当生、老、病、死之类的人类基本命题第一次作为一个巨大的疑问浮悬在人们面前时，传统的君子之道一下子变得羸弱无比。那些平素的君子们在精神上不堪重负，只有喝酒、服药，以及百无聊赖地清谈。他们一厢意愿地诠释人生，那种与生俱来的幻灭感，从未如此赤裸裸地展示在面前。
阮籍嵇康何晏王弼等等，都是一群志存高远之人，对于这个世界，他们明显地决意疏离。他们选择药与酒，选择清谈和虚玄，选择自恋和恋物等方式，明显地是为了个人内心最大程度的释放，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才能最大程度地了悟生死、寻求解脱。其实，这种方式，离佛教的教义早已是南辕北辙了。现在看来，所谓的魏晋风度，就更像是一场才艺的集中展示，一场似是而非的行为艺术，一场狂乱的哑剧表演。但就是这种自由的抒发，丰富和改造了自周以来的审美观，给中国文化的审美观点带来了新的拓展。从此之后，中国文化的审美理念中掺入了自由的因素，那种要求人的解脱，要求个性的张扬慢慢地注入其中，并且，中国艺术走上了一种空灵、高远、剑走偏锋的路子，生命在更多时候变得艺术化起来，精神也更具有象征的意味。这样的走向，对于一向忽略个人价值的中国文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魏晋风骨以及“竹林七贤”，阴差阳错地唤醒了中国人心中的那一点天真和纯朴，也使得中国文化有了自己最大的特色——空灵。
到了五代时期，亳州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那就是陈抟。陈抟同样也是一个能将醉与药的精神结合很好的人物。在酒方面，传说陈抟曾经在淮河支流的名河用水加粘谷，制造出一种活血化淤、通筋活脉之酒，这药不仅能饮用，也能药用，陈抟就是用这种酒治好了不少人的病。不仅如此，陈抟还是一个醉仙，特别善饮，有时一饮之后，“大睡500年”。道家的传说总是跟药与酒有关，就比如“八仙过海”。陈抟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似的人物。
对于陈抟，正统的史书评价一般都不太高，事迹也很潦草。但在亳州民间，陈抟却家喻户晓，有着很高的地位。这样的区别，还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国民性有关。中国的民间文化就是喜欢那种带有强烈戏剧意味的传奇，热衷于“怪力乱神”。这一点，跟正统的儒学一直相悖而行。陈抟的故事还充分暴露了中国文化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凡是正统看不上的，老百姓往往格外喜欢；凡是老百姓喜欢的，正统往往又会视若不见。
亳州，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跟药与酒联系在一起了。
四
转回来再说药。
亳州成为中药材之乡，跟华佗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华佗在民间的名气太大，人们对于亳州的制药当然会另眼相看，慢慢地，亳州就成为药都了。现在，在亳州，有一个华祖庵，也就是华陀纪念馆，坐落在市中心，里面存放着一些据说是当年华佗所用的医疗器械，有不少，是现在出土的。出人意料的是，华陀如此一个神医，给后人留下的资料却非常少。虽然史载华佗发明了 “麻沸散”、“五禽戏”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失传了。现在遗留下来的，都是后人的开发和附会。即使是华佗的身世，也显得莫衷一是，大都只是一些淡若星光的传说。据说，华佗年轻即开始行医，走遍徐、豫、青、兖等州县，后来又曾拜治化道长为师，学得医学绝技。从而变得名声大噪的。
华佗的名声，依我看，大半是由《
三国演义》得来的。四大名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怎么想象都不为过。在《
三国演义》中，华佗替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读起来惊心动魄栩栩如生，这个故事至少起到了两点渲染作用：一是充分渲染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另一个，就是充分渲染了华佗医术的高超。
华佗是被他的同乡曹操杀死的。至于原因，罗贯中同样在小说《
三国演义》交待得很清楚，后人在叙述华佗身世时，也采取了类似的说法——曹操青年时代留下的“头风症”常常发作，发作时，头部如裂开一样疼痛。诸多方医郎中前来诊治，都束手无策。谋士华歆向曹操举荐了曹操的同乡华佗，曹操立马差人星夜将华佗请来为他看病。华佗望闻切问一番后，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袋中，靠服一般汤药无法医治，需要先饮“麻肺汤”(也就是“麻沸散”)，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能去掉病根。按照罗贯中的说法，华佗的这一番话，引起了毫无医学知识的曹操的疑心，曹操怀疑华佗可能是孙权或刘备派来的奸细，所以下令拘捕华佗下狱，将他杀害。
曹操杀华佗遭到历史的一致指责。其实，细细地追究这个故事，会发现曹操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华佗在当时，是不是有真正的本事，能将曹操的头颅打开实行手术。如果细细地追究起来，会发现华陀的叙述其中有很多破绽——首先，华佗用什么工具来打开曹操的头颅？按照《
三国演义》中的说法，用“利斧”打开头颅，显然不可能！再说，利斧即使劈开头颅，又如何缝合？我们都知道，以现代医学的要求，打开头颅，必须在极端精密的仪器的导引之下，方能小心翼翼地做此事。其他的不说，以华佗时代的医疗器械的制作水准，华佗根本不可能制造这样的工具。第二，华佗用什么来实行麻醉，虽然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但这个麻沸散，只是一种汤剂，是麻醉药的最初阶段，并且是全身麻醉。以这种麻醉剂，不可能支撑曹操动头颅部手术。所以，按照我的看法，曹操对于华佗的这一番言论明显是信不过的。在曹操看来，华佗的这一套东西完全是“江湖朗中”似的吹大牛，或者是别有他求。因此，曹操一气之下将华佗打入大牢，也就不足以奇怪了。
在陈寿的《
三国志》当中，对于华佗，则有另外一种说法——《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交待了华佗的身份：华佗年少时曾经在徐州一带游学，是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入仕做官是华佗的人生目标，至于从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华佗一开始，应该是对医学有浓郁兴趣的，当时，有很多人推荐他去当官，华佗都没有去。但等到华佗真正地走上从医道路后，华佗深深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心理一下子失衡，性格也变得乖戾了。这一点，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也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
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操请华佗为他治疗“头风”顽症。一开始，华佗采用针扎的方法，效果还不错。《
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曹操很想让华佗留下来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华佗这时婉拒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有人甚至推测华佗这是要胁曹操，让曹操封他一个官做。不过曹操一直没有答应。过了不久，华佗便以收到家书想回家小住几天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曹操一气之下，依照汉律，以“欺骗罪”和“不从征召罪”判处华佗死刑。
华佗为什么要离开曹操，他是为了不耽误自己在民间的救病治人吗？史书对此没有交待清楚。中国的史书一直是这样，在很关键的细节上，总是惜墨成金，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华佗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他的医学本领到底有多大？曹操为什么要气急败坏地杀华佗？这一些，史书都没有交待。这些没有交待清晰的史书，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华佗。让后人对他，以及相应的很多问题，细细地追究起来，都有点束手无策。
传说华佗入狱后，十分痛苦，在有限的时间里，将自己几十年行医的经验总结成书稿，临死前交给狱吏，告诉他说：“此可活人也。”那狱吏害怕受到连累，拒绝了华佗的要求，华佗极度悲愤，将书稿付之一炬。
关于华佗的传说，我一直半信半疑。中国文化总是习惯于将真实故事化，然后将故事传奇化，到了传奇阶段，早就丧失了真实的痕迹，离本来很远了。平心而论，以当时华佗的认知水平和操作水平，不可能出现什么神医的。况且，一个时代的医学水平不可能单骑突进超越当时整体科技水平。最明显的一个佐证就是，古代中医学一直不太清楚人体本身，对于人的生理结构，人的各个系统，还停滞在模糊的感性判断阶段。如果对生理解构都不太清楚，又如何谈得上“对症下药”呢？这不是“不知己不知彼”吗？从理论上说，中医在很长时间里，只有空泛的《黄帝内经》之内的理论，大而无当，又极难以付诸实践。它在整体上，并没有脱离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仍处于一种“写意状态”，有主张，少严谨；有想法，少理论；有观念，少方法；有直觉，少精确；有目标，少路阶。因此，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光靠一些经验范畴的东西，是很难有着持久作用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于华佗，知之甚少，也缺乏科学所必备的怀疑精神，我们所满足和津津乐道的，只是他一个又一个“治病救人”的传奇故事，对于他医术的真实内容和实质，却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其实，不仅仅对于华佗，我们对孙思邈，对李时珍，同样也知之甚少。我们甚至连孙思貌的年龄有多大都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医和药又会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呢？剩下的，只是人云亦云，就是死记那几个药方，照本宣科。或者满足于那个玄妙无比的“五行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木克水……
但不管怎么说，传说在结果上获得了大胜，华佗也终于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一个神。这当中带来的一个副效应就是，亳州几乎在成为酒都的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药都”。
五
药与酒，让这座城市显得更加世俗，更加热闹，也更加浮躁了。
在阅读亳州历史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这座城市在长长的中国历史当中，只是兵荒马乱走廊上的一处，甚至可以说，这个地方，一直是一个战场。来自东西南北的各路兵马，以及各个阶层的武装力量，总是在这里相汇驰骋，呼啸着杀来杀去，像无数把钢锯在森林中肆虐：唐代安史之乱的硝烟刚刚熄灭，辽和金的马蹄就再次踏到，然后又是蒙古铁骑，又是韩林儿和刘福通的起义……好不容易到了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大队人马几次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掠过，所到之处，又是寸草不留……再此之后，又是白莲教，又是捻军……兵燹之后，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亳州重新归零。在这种情况下，地表的一切都难以留下来，留下的，只剩下药与酒，具有某种奇怪的作用，装饰着人们的精神空间，并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人们的行动之中。
从“格物致知”的角度来说，任何事物都是有“理”的，那么，什么是酒的“理”，什么又是药的“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药与酒所代表的“理”，具有某种模糊性，甚至，有某种恍惚的意味。如果说药具有抚慰作用的话，那么，酒则更多地象征解脱。在我看来,药与酒，实在是人类觉醒的一个重要标记。当它渗入到人类的进程中时，人类算是真正地觉醒了，并且，有了与自然和生命的对抗。药与酒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强大到人类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对它具有依赖感，以至于无法摆脱。每当人们的追求和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从这两种“武器”中寻找安慰，寻求解脱，也寻找自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自由的概念一直是很淡薄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只是跟药与酒纠缠在一起，也混合在一起，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酒香和药香。这一点，的确是中国文化的软肋和悲哀。这种先天性的不足，使得中国民族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一直行走得摇摇晃晃，甚至出现巨大的偏差。“道”变成了迷信，“德”变成了迂腐，自由变成了狷狂，变成了色厉内荏……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自由概念，这样的方向性模糊，使得我们很难找到一条好的路径，在很多时候，只能在原地打转转，直至进入一种死胡同。
我曾经试探着问一个我所尊敬的学者：按照你的理解，包括亳州在内，中原文化的最大弱点是什么？他沉吟了半晌，然后说：其实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就是虚伪，就是不实事求是，就是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同意他的说法，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文化的最大薄弱之处，一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薄弱，自由愿望表现得不清晰；二就是虚伪不实际，不能实事求是。很多时候，这些弱点表现出思想和现实脱节；目标美好，缺乏实际的手段；有意无意的忽视问题，宁愿让价值观悬在半空。由于缺乏理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真实性的漠视，对实证意识的淡薄，使得中国文化在辨伪机制上显然孱弱无比，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缺乏仔细明辨，大而话之……可以想象的是，在这种意识之下，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局面诞生——我们身边的所有一切，几乎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传说代替了真实，虚玄代替了实证，文学代替了科学，戏曲代替了现实……黄仁宇曾经把中国文化在思维方式上的弱点归结于缺少数字化管理。很明显，黄仁宇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模糊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华文化的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模糊，就像是一团飘浮的云岚，一种空泛的企盼。在很多时候，他就是这样，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越说越不清楚。而我们一直就在这种云蒸雾绕之中迷失，就像沉湎于酒与药之中一样，那是一种得意洋洋，也是一种自我陶醉。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虽然亳州名为药都，其实，它还缺很多东西。我们的药与酒，其实只是一种自我陶醉，我们缺少的，是真正的“药神精神”，以及真正的“酒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