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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
       ——[俄罗斯]冈察洛夫《悬崖》
       这半个世纪尊称他“三伯父”或“三爸”、“三外公”、“三爷爷”的晚辈们有好几个，甚至有一个早已过了六十岁的女性是他的“继女”，曾在给我的信上还亲切地称他为“爹爹”，虽然这些晚辈大概并未见过他本人，只是依靠他的帮助而长大成人。习惯叫他“李先生”或“大李先生”的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尚存者了。而称他“三哥”的，在这世上也恐怕只有三四位老人，两位老人说起他们的三哥，不一定记得多少童年往事，但那位能记得许许多多的老人，已近百岁，写不出、也说不出，只能任几本厚书的记忆永沉心底!
       我习惯叫他“李先生”，在六十年前，在信中，在心里，也一直在梦里。今生今世，他只能是“李先生”。六十五年前那几个嘻嘻哈哈地叫着“李先生”的少女全都早已逝去，我却仿佛还听见她们背后谈论着这位毫不俗气、没有一点架子的英语老师。他从来不是那么严峻得让人不敢接近，但又那样沉默寡言!活着的人忘不了他。如果他活着，该已经是一百岁了!
       然而他走得太早，在一个人生命中最好的阶段，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年龄，没有留下一句话，只留下一声叹息，就这样走了!……
       1938年，我永远记得那年年初阴历年三十的晚上，我收到他第一封信，很客气的，像一个长辈对晚辈随便说几句淡淡的鼓励的话。而我原本也是“奉命”写信求教的。我从未见过的敬爱的“先生”①在给我的信中鼓励我去见他哥哥，只是为了叫我安心在家多读书，不要总幻想学着“觉慧”那样离家出走。“先生”来过两次信都是催促我不要怕见生人。年三十那天，收到李先生来信，鼓起了我的勇气，但人家也只是回我的信而已。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几位原是同学的女友又在我家附近的绘画学校上课了，冯突然悄悄地对我说：“你哪天到我们家玩呀?李先生就在我们家。”
       就这样认识了，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时，我非常紧张，在我的生活里，我第一次和一位既不是我哥、或堂哥，也不是我学校老师的大男人谈话。虽然他一点也不凶，可我见了生人总是讷讷的，那时我才十八岁半!
       就这样通起信来了，也偶尔约好偷偷“遛弯”聊天，因为我那个封建的家是不会允许我在外面认识什么人的，何况是男的。我们通信也是靠一位同学转寄，她的家是“中转站”。在不到五个月内我收到了他四十封信，按照他的嘱咐，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或No．2……)，当然我想我的信早超过了四十封。因为我喜欢写信，而且还不断地写信给在上海写作的“先生”诉说我所有的白天的感触和黑夜的梦!
       头一年(1937)日本鬼子的炸弹击中了李先生所在的、不在租界内的南开中学单身教师的宿舍，他捡出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跑出来了。一个姓冯的男生(大概与黄裳、黄宗江同级)邀请李先生暂住在冯家，等于做了冯家的家庭教师。同时他也在附近的耀华中学得到了一个高中英语教师的好职位。当时天津租界生活表面平静如常，我反正已在1937年在天津中西女中毕业，无法上大学，就在家乱看书，又学画，还和两位同学异想天开地去一个白俄舞蹈学校学了一阵踢踏舞。此外无非是看电影、遛弯，互相串门，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安逸的生活长不了，日本鬼子早晚进租界，我们总是要走的。但在这个初夏或是暮春天气的1938年，我的确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有一天，大光明电影院日场电影放映时，天色尚早，我和同学们远远在开场前就看见李先生一人悠闲地远坐在左边后排座位，目不斜视。那时电影院是不对号入座的，人们随便挑个合适自己的位子坐下。这场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歌舞片，平时我们都不大看的，是不是我在信中告诉了李先生：同学约我一起去看这场AliceFaye的电影，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走向他站起来的地方。
       李先生默默地随着散场后涌出的人群走出，漠无表情走在我前面。他没有喊叫我的名字，我也不敢叫他，但从电影院出来，他站在大台阶下面望着我，我也很自然地走近。我回头对同学们说：“你们先走吧!”她们嘻笑着走开了，李先生等我走近时咕噜一句：“看来歌舞片也可以偶尔看看的。”他笑起来，然后对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走到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海河边，就是海河码头附近的岸上。平时我真的不可能走到那一带地方的。我看见远处有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驶去，一点点变小直至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在这里不必用我拙笨的笔来形容我当时的新鲜感受，只永远记得李先生轻轻地在我身边说：“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我傻乎乎地问：“李先生，那你呢?”他叹了一口气，笑笑说：“我迟早也要走开的。”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们站在海河边。不，后来还有两次、三次、四次……都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只是在我的梦里不断萦绕，而且不断丰富。我一次次跟着李先生走到海河码头，那只大轮船不断鸣着汽笛催促着人们上船准备开走，李先生牵着我的手敏捷地跳上甲板，我大笑着领着他跑进我所居住的特等舱那个富丽堂皇的“大菜间”(餐厅，晚上是舞厅)，然后到高层甲板上去看落日，耳边还响着我们熟悉的音乐……然后梦醒了，并没有李先生，这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梦!我记起在我离开天津后不久，他的确买了和我乘坐的同一艘轮船的票，也许是想体验一下在我的信上所述说的情景吧，好像是有意买了这一班船。但快到开船日期他又把船票退了，他写信告诉了我，但没说任何理由。我觉得我的幻想在戏弄着我，而我却执拗地维持这个幻想，引它人梦，直到1945年。而且在这之前还写过好几首关于海河的诗赠他，却永远不曾寄出，正如我这一生也从来没有第二次乘轮船驶出天津大沽口!
       离开天津之前，李先生在我那本珍贵的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话：
       “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这本纪念册早在1970年便化为灰烬。然而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刻在我心上，等我到了中年，我才意识到我从来没关心过他的健康，虽然我不许他吸烟，他也因我而戒了。我更没想过他的成都老家的经济负担有多重，我走后，他的节衣缩食又碰上天津的水灾后受寒，赴上海一路受惊吓，到上海后不久，同住朋友被日本人抓去不知下落……过了好多年我才想到他迟早必会被这一切压垮，而我只能愧疚，痛心的自责了半个世纪!
       在昆明住下还不到两个月，西南联大原有的临时大学师生才从长沙迁来不久，新生也陆续到校，而我仍然还住在青云街临街的门楼下面的小屋，到了9月28日，昆明市遭受了第一次的日寇野蛮轰炸!不过是三架轰炸机，但我们的高射炮不够多，而那几架驱逐机也还没来得及飞上去迎空拦截，这样就只能眼看着三架鬼子的轰炸机在大西门翠湖附近乱投炸弹。那剧烈的轰炸声伴随着炸弹落下时那刺耳的哨声吓坏了过惯了和平日子的当地百姓，而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学生却还处在不懂事、不懂恐惧的年龄，我们只会愤慨得大骂，叫喊着：“高射炮，驱逐机，快!快!快!”后来有一天真是亲眼看见一架鬼子机被我们的高射炮射中了。看到敌机尾巴冒烟，像一道黑箭似的向下坠落，我们就使劲欢呼，过几天还特别到展览敌机残骸的地点——一座庙宇的大殿，去参观个够，回来便写了一首很幼稚的诗，发表出去，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会写抗战诗的少女诗人。
       我仍然每天写信，向李先生描述我们如何每天出城跑警报，甚至幻想他也能加入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一起诅咒那万恶的日本强盗!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在第一次轰炸后第一次的远方来信，信上开头几句话使我一辈子也能牢记。他写道：
       “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似乎不仅仅是一个老朋友对他的小友亲切的关怀，也不完全是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的安全表示担忧，却更像是一位大哥对远方小妹的惦念，我当时真是想大哭一场。我想起李先生曾给我看过他的四弟(我只通过信却没见过的“先生”)给他的信里两句话，他说：“不知静如去看你没有?我们在外面没有妹妹，我想我们不妨把她当作我们的一个小妹妹看待。”李先生给我看信时，还笑起来，他说：“四弟还以为你很小哩!”那时我自己的哥哥远隔重洋，在英国牛津攻读。自从1934年他中学毕业离开天津去“留洋”之后，我失去了从小对我偏爱、呵护着我的最亲爱的哥哥。那几年我总是时时感到说不出的孤独。在遇见李先生之后这才又开心起来。然而还不到两年，我的幼稚无知却使我用自己莽撞的手不经意地掸掉了那样珍贵的情谊!
       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然后一连串的由于传言而造成的误解，加上我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由于时局的突变，通信越来越迟缓，多少想说的话最后也只能吞咽下去，结成了一连串的遗憾的苦果，这一切都不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所能体会的……
       在一次猛烈的轰炸后，我忽然觉得我迟早要被炸死的，我正在准备担当我第一次做可怜的小母亲的角色，那时我才算是二十一岁，也许我会在痛苦的分娩中死去呢?也许明天就会有一颗炸弹落在我头上!似乎死神就在我身边，等待着到那天将我的生命夺去。于是我给李先生写了很长很长的信，吐尽了我心中所有的委屈、抑郁，和恐惧。仿佛一个临终前的虔诚信徒对他的神父的忏悔。从此杳无音信，甚至连一张敷衍的贺年片也没寄过，而他情愿滞留在上海，再不提到内地的事了。我想我是惹怒了他，使他对我感到失望，感到头痛。过了两年我又开始写长信继续等待，但即使是他的四弟也没办法说服他的冷漠，后来没法向上海沦陷区转信了，怕给他带去麻烦，只有在给我的信中不断为他的哥哥做各种解释，有一次甚至说他有点像《父与子》里面的帕威尔。
       我在重庆住了五年，养育了第一个孩子，三年后又生了第二个，我还要读书，以求得一个大学毕业文凭，好找工作。百忙之中却始终没有丢掉写诗和写长信的习惯。在读书时常坐在重庆中渡口茶馆里写诗写信，当我独自一人靠在茶馆的竹躺椅上做白日梦时，我会幻想李先生突然微笑着一步跨进茶馆的门坎，温和地说：“我来了!你在写什么?”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我也常去音乐会，当我听得如痴如醉时，我会觉得李先生沉默地坐在我身旁。他是懂礼貌的人，台上演奏时绝不吭声，然而散场后，我惊奇地发现他已走了。而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讨论刚才那个男高音唱得像他喜欢的Clgli，还是我喜欢的Camso。
       漫长的等待糅杂着数不清的幻想，然后有一天，是1945年小寒过后，那时李先生的四弟已经飞往上海快一个月了，我在重庆柏溪中大分校的教师宿舍里正抱着我的小婴儿，突然收到了萧珊从重庆城里寄来的信，她说：“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命运对我心灵的猛击，我没有力量承受这样残酷的碰撞。一连串滚滚向前的美丽的梦幻突然来个急刹车，虽然这种心被撕裂的感觉，在我后来又遇到过不止一次，然而这第一次却是最猛烈的。因为我才二十六岁!多少热泪也融化不了埋在我心底的突然一下子冰封……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我想起他译的《悬崖》中的一句话：“一把刀就是一把刀!”
       五十年代初，我去了虹桥公墓，那时才修好他的墓没多久，墓碑是一本打开的大理石制成
       的大书。上面刻着：“永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这部书安放在一片碎石上。后来我也曾同他的四弟和萧珊，还有我的生活伴侣赵，一同去过，那时已没有碎石，好像是铺上了黑色的大理石。我们在新添置的石瓶中插了一束鲜花。
       过了十来年，一场浩劫毁了这一切，再也不会有那宁静的墓园，那里已铲平变成一片菜地与荒野，埋在地下的孤独者失去了他那“真正的家”。
       他的四弟在回忆中提到有一个年轻的女性每年去墓地还献上花，当然这是在浩劫到来之前。他见过她的背影。我告诉他，这是冯，也就是李先生在天津她家住过的冯小姐。冯早就被家里做主和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学生订了亲，那位年轻的地质学者(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资深的地震专家)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和冯结了婚，他们去玉门工作过，也写过书。冯在上海时，每年总要代表我们那个年代的崇拜李先生的学生们去扫墓。
       往事如烟!而我却时时感到往事常常如烟聚拢不散，十分十分沉重!却又往往碎成梦景。有一次我梦见我竟去了我从未去过的成都。和他真正的小妹瑞珏在一起，我们走进早已不存在的李家大宅院，跨过一进又一进，忽然看见李先生静静地掀开门帘走进来，他看见了我们。瑞珏高兴地叫着三哥，我惊叫：“李先生，你没有死!”他微笑着说：“我本来没有死，我回到了老家。是四弟说我死了!”醒来，我知道那个远在上海的四弟向来是说真话的，他不会作假。这是一个令人泪下如雨的梦!
       一位已故诗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给我的一封信上说：“有一种友谊，不必添煤和空气，就像晚上封住的炉火一样。永恒的友情。”我想永恒的友情是永远存在的，在记忆里，在梦里。
       我看见他，不止一次在我的梦里，他抱着双臂站在一个高高的山顶上，微笑地远望着我向山上走去。我不想详细叙述他身边的和我身边的人，只想说，这是一个令我牢记的梦。还是四年前的梦，那时我整整八十岁。
       现在我已到了碎梦难拾的年龄，如一径落英散落在地上，无法俯身拾起。当我再想到我和李先生共同喜爱的唱片“与我相逢在梦之门”时，我想起在天津留下的四十封信早在1939年日寇进入租界前化为灰烬。在昆明的几十封，却又在重庆柏溪一个破旧的屋顶上荡然无存。即或好不容易留下的几张小照片，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的那种帅气，他的笑容，他的墓地……也都不见踪影。我只保存他听《梦之门》时为我亲笔记下的英文歌词，一语成谶!六十五年来也只能在《梦之门》相遇了!
       因此也只能像展开一幅绚丽的画卷，然后再无奈地缓缓卷起，封存，任凭岁月落下厚厚的灰尘，但它在我心中永远闪着奇异的光彩!
       深夜里我反复地说：“等着我吧，我的老师、我的父亲、我的兄长、我的大朋友、我的太阳!”
       这不过是一个老人的月光呓语，请原谅我令人厌烦的絮谈!
       
       
        2003年秋分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