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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12月13日，詹姆斯·阿灵顿·赖特（James Arlington Wright）出生于俄亥俄州的马丁渡口，一个产钢的小城镇。他的父亲在一家玻璃厂工作了50年，他的母亲从14岁起，便辍学在一家洗衣店工作。他们都只上到八年级。
       高中时的赖特因精神失常于1943年休学一年，因此，到1946年才毕业。毕业后他进了部队，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被安置在日本。退役后，他受“政府代付退役军人学费法案”（G.I. Bill）之惠，在凯尼恩大学读书，师从著名诗人约翰·克罗·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纳入“美国大学优等生之荣誉学会”（ΦBK学会，即Phi Beta Kappa，在美国，只有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才有幸加入此团体）。
       1953年，他与同乡丽波蒂·卡杜斯（Liberty Kardules）结婚。之后，他们夫妇旅居奥地利，因为赖特取得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在维也纳大学研究特奥多·施托姆（Theodor Storm）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954年，他到华盛顿大学学习，并在此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研究的是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和斯坦利·库尼兹（Stanley Kunitz）。
       也就是在1954年，当他还是一个硕士研究生的时候，W.H.奥登将他的手稿列入“耶鲁青年诗人丛书”出版计划。1957年，《绿色长城》（The Green Wall，就是这本诗集被列入“耶鲁青年诗人丛书”）出版，同年，他成了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教员，爱伦·泰特（Allen Tate）和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是他的同事。
       1959年，他凭借一篇关于查尔斯·狄更斯的论文获得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他的第二本诗集由韦斯利大学出版社（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这家出版社常常邀请著名诗人担当编辑顾问。这一时期，赖特常向《塞沃尼评论》（Sewannee Review）这样的大型刊物投评论稿。而且，事实上，从《纽约人》（New Yorker）到《新奥尔良诗歌评论》（New Orleans Poetry Review），赖特在每个重要的杂志上都发表过文章。然而，明尼苏达大学认为他没有资格成为终身教授。于是，赖特便辞职去了附近的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1966年，他又去了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
       赖特与卡杜斯结婚后，于1953年生下大儿子弗朗兹，1958年生下第二个儿子马歇尔。这段婚姻带来了无尽的烦恼，1959年，两人分居，1962年，他们正式离婚。在异常困难的几年里，詹姆斯·赖特同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布莱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衣阿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The 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他一直在为寻找自己的声音而奋斗。布莱喜欢的诗歌是这样的：它能让人联想到大量有待释放的能量。他同赖特一起研究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诗人，比如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巴列霍（César Vallejo）等，他们都是致力于延伸诗歌语言边界的诗人。
       赖特拥有一种任意重塑其写作风格的能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一个阶段跨越到另一个阶段。他早期的作品遵循传统的韵律和诗节的规律，而他后来的作品，则呈现出一种更加开放、更加随意的形式，比如《树枝不会折断》（The Branch Will Not Break，1963年）。
       赖特的第三本书，曾被韦斯利大学出版社拟以《石头的愉悦》(Amenities of Stone)之名出版，后来完全被赖特改造了——改造后的作品，就是《树枝不会折断》，它是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诗集之一，它与W.S.默温（Merwin）、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以及盖威·金内尔（Galway Kinnell）的著作一起，宣示着当代诗歌王正在向着一个新的方向进展。它们远离语言上的形式主义，朝着一种有实验性质的自由诗转变，这些诗歌如此新颖，以至于评论界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们，最后，他们冠之以一个比较老套的文学术语——“超现实主义”。
       1967年，40岁的赖特与伊迪丝·安·克朗科（Edith Anne Crunk，赖特后期诗作中多次提到的安妮——Annie）结为夫妇。这一年，他出版了《我们将在河边相聚》（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这部集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首长诗，或者是关于一首长诗的笔记。有人认为它代表着赖特的最高成就。赖特1972年在同彼得·斯蒂特（Peter Stitt）的谈话中说，在这本书中，“我尝试着从死亡走向复活，再走向死亡，最终向死亡挑战”。同时，这些诗（其中有多首笼罩着西弗吉尼亚和俄亥俄小工业小镇的苍凉）具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我尝试着写我深爱的一位逝去已久的姑娘，我试着在这本书中同她一起歌唱。不是复活她；你无法复活任何人，至少我不能。但是我想，也许我能让那盘桓于心的情感得以平静。”
       从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实验诗人身上，我们都能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政治和社会问题构成了他们诗歌的一部分。幼时目睹的贫穷和苦难，深深地影响了赖特的写作，他常用自己的诗歌来表达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忧虑。在写作中，他以托马斯·哈代和罗伯特·福斯特为楷模，因为他非常欣赏这两位诗人作品中深刻的人性主题与丰富的情感。赖特早期著作——《绿色长城》以及《圣犹大》（Saint Judas，1959年），主要是描写那些失去爱的男女，以及那些因贫穷或性取向而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穷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印第安人、同性恋者、非裔美国人，迫使赖特冲出他在以往诗歌中形成的自我的声调，创作出一种由不连贯的忏悔、带有抒情色彩的感悟、支离破碎的洞察以及带有讽刺意味的旁白粗暴地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物。在赖特的诗歌中，这些被遗忘的人们邀请读者进入他们的世界，体验他们那种被隔离的痛苦。
       1971年，詹姆斯·赖特被选为“美国诗歌学会”（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会员，第二年，他的《诗歌集》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奖”（The Pulitzer Prize）。他还曾获得过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
       他获得的奖项和荣誉越来越多，然而他依然用一种刻意的“弱势”态度去写他那“充满忏悔的”诗歌——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就曾凭借“充满忏悔的”诗歌引起极大的重视——他突破了过去那种单纯的个人经验，在诗歌中提出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赖特于1973年出版的诗集《两位公民》（Two Citizens）会让人马上联想到他和安妮，但是“公民”一词却体现着他想要扩及他人的责任感和人格尊严。
       即便是在晚期的散文诗（被收入《意大利的夏日时光》，Moments of an Italian Summer）和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最后一部诗集《旅行》（This Journey ，1980）中，他仍在坚持写那种可以让他随时走出去同主人公乃至潜在读者直接对话的作品。
       1979年，赖特长期患有的咽喉痛被诊断为舌癌，1980年3月25日，赖特在纽约市病逝，此时，他刚刚完成《旅行》（This Journey）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