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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冬天我在张家口上中学的时候，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左琴科的《列宁故事》。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作品。印象最深的一篇是列宁吃墨水瓶的故事，我记住了故事，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1949年到北京，见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日丹诺夫演讲集《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翻了一下，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左琴科是坏人。我还从这本书里知道，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存在过一个叫“谢拉皮翁兄弟”的反动的文学团体。日丹诺夫批评这个文学团体不仅庸俗而且有害，因为它否定艺术的思想性及其社会作用，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日丹诺夫说它不好它当然不好。我当年虽然只是个中学生，但已经知道他在苏联的地位了。记得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的时候，《晋察冀日报》用黑体大字报道他逝世的消息。不是大人物怎能这样报道?过了一年，1950年又读了费定的小说《城与年》(曹靖华译)，可费定明明是日丹诺夫批判过的“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的成员，为什么要翻译出版他的书呢?这个疑问没得到解答，也渐渐遗忘。
       十年前我为展示左琴科的坎坷命运，写《倒霉的谢拉皮翁兄弟》时，翻阅过有关“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的材料，对这个文学团体有所了解。但当时注意力集中在左琴科身上，没有顾及其他成员。前年在俄国远东大学执教，偶然看到苏联老作家卡维林的回忆录《尾声》，一口气读完了。卡维林是“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的成员，他的回忆录讲述了“谢拉皮翁兄弟”许多有趣的事，再次引起我对这个文学团体的兴趣。我又查阅有关的材料，终于解答了少年时代的疑问，并对这个文学团体及其成员有了新的了解。
       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形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但它与同时期出现的文学团体“拉普”、“山隘派”和“锻冶场”等不同，没有纲领，没有章程，没有主席或总书记，除了形成时的十余位志同道合者外，从没有接纳过新的成员。参加每星期六聚会的人始终是十位热爱文学的青年。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其中八位还参加过国内战争，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同白军作过战。“谢拉皮翁兄弟”存在的时间不长，1921年形成，1926年便消逝了。然而这个仅存在过六年的小小的文学团体，竟产生了五位驰名全国的作家，其中两位还先后担任过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这五位作家是左琴科、符·伊万诺夫、吉洪诺夫、费定和卡维林。中国读者对他们并不陌生，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曾介绍过左琴科、符·伊万诺夫、吉洪诺夫、费定和伦茨，并翻译出费定的《果树园》和伦茨的《在沙漠上》。1949年起这四位作家(伦茨除外)的主要作品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如左琴科的《左琴科讽刺作品选》、《丁香花开》和《一本浅蓝色的书》，符·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吉洪诺夫的长诗集《勇敢的游击队员》、《基洛夫同我们在一起》和《吉洪诺夫诗集》，费定的《城与年》、《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在这四位“谢拉皮翁兄弟”中，左琴科在中国的名气最大，因为1946年8月日丹诺夫批评列宁格勒的两家杂志《星》和《列宁格勒》的时候，把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骂得狗血喷头。他这篇报告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报纸不仅刊登了摘要，还组织干部学习，所以不少文化宣传部门以外的人也听说过左琴科的名字。“文革”后作家徐迟带头批判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左琴科的作品再次在中国走红。但中国对这个文学团体及其成员只限于简略的介绍，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
       二1919年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创建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创建出版社的目的他在1923年3月写的《“谢拉皮翁兄弟”团体》一文中做过说明："1919年成立世界文学出版社的目的是向俄国读者介绍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欧洲和美洲所有作家的优秀作品，出版社还附设翻译培训班，培养具有文学修养和艺术品位的翻译高手……培训班招收了四十余名青年。他们的指导教师由出版社编委兼任：精通俄语的小说家扎米亚京，评论家丘科夫斯基，语文学家洛津斯基、希列伊科、什克洛夫斯基和天才诗人古米廖夫。不久便从学员中涌现出几个天赋极高的人：小说家左琴科、伦茨、尼基京，诗人尼·丘科夫斯基(评论家丘科夫斯基之子)、波隆斯卡娅；奥多耶夫采娃。培训班的指导教师把他们编成一个班，以便充分发展他们的才华。不久，费定、斯洛尼姆斯基、卡维林和符·伊万诺夫也加入进来。这个班里形成一个文学团体，取名‘谢拉皮翁兄弟’，名称出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一本小说。他们写小说和诗歌，在团体中朗诵，互相切磋磨砺，并请指导教师认真分析。这种严格的创作精神他们称之为‘写作真难啊!’，后来这句话成了他们的口号。”
       高尔基的这段话说得未免有些冠冕堂皇。他创办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初衷是想给十月革命后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知识分子找碗饭吃。请他们为出版社译书，他们答应了便算参加工作，可以领一份口粮。至于译什么，译多少，译得好坏，能否出版，都无所谓。设立翻译培训班不过走个程序，高尔基未必指望这个翻译班能够培养出多少优秀的翻译人才，实际上一个也没培养出来。完全出乎高尔基的意料，竟涌现出一批才华卓越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出现是世界文学出版社的意外收获。
       四“谢拉皮翁兄弟”共十人(又说十一二人)。除前面提到的左琴科、卡维林、符·伊万诺夫、吉洪诺夫、费定和伦茨外，还有斯洛尼姆斯基、尼基京、波隆斯卡娅和格鲁兹杰夫四位。后四位作家和伦茨中国读者都不熟悉，因为除尼基京的小说《北方的曙光》和伦茨的小说《在沙漠上》被译成中文外，其余三位作家的作品均未介绍到中国来。《北方的曙光》因获得1951年斯大林奖才被译成中文，并非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读者不可能多。伦茨的小说是鲁迅先生1932年翻译的，收入《竖琴》中，不是专门研究鲁迅的人未必会读它。伦茨在中国虽不知名，可是特别值得一提。他最年轻，也最有才华，虽然只活了二十三岁，而在这个文学团体中起的作用最大。后四位作家虽没有前六位名气大，但仍属于苏联的著名作家。“谢拉皮翁兄弟”称得起各个才华出众。
       这个文学团体没举行过成立大会，很难说准是哪一天成立的。他们自己确定为1921年2月1日，一个星期六。但这个星期六同其他的星期六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照常在格鲁兹杰夫的“狗窝”里辩论，争吵。“这间小屋位于耶利谢耶夫公寓走廊的尽头，”费定回忆道，“很快文学界便没人不知道这间小屋了。哪位作家星期六没到这儿来过。说实话，我们并不对所有的人都欢迎……到这儿来的有年长的同志和指导教师，我们的大门对他们永远敞开，是他们赋予我们的聚会学术品质和文学气氛。他们是福尔什、沙吉尼扬(又译为沙吉娘)、丘科夫斯基、扎米亚京，当然还有什克洛夫斯基，他自称是第十一位‘谢拉皮翁兄弟’。从他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心血和在争论的时候所提出的尖锐问题上看，他理所当然是我们的老大哥。”福尔什和沙吉尼扬多次受到官方的指责，是两位终身不得志的长寿的女作家。福尔什的小说《疯狂的轮船》写的便是“谢拉皮翁兄弟”之间的故事。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沙吉尼扬在一次大会上对赫鲁晓夫说，亚美尼亚没肉吃，惹得赫鲁晓夫发火，当众给她难看。什克洛夫斯基是形式主义大师，他的理论被官方视为异端邪说。丘科夫斯基一生战战兢兢，人夜就等待“敲门声”。费定称为老同志和指导教师的这五位都是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拉普”猛烈攻讦的对象。从费定的话里也可以看出“谢拉皮翁兄弟”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创作倾向。
       五
       这个文学团体为什么取名“谢拉皮翁兄弟”呢?这个古怪的名字可能是伦茨想出来的，因为他懂五种语言，特别熟悉德国文学。《谢拉皮翁兄弟》是德国作家霍夫曼(1776--1822)的短篇小说集的书名。霍夫曼生于柯尼斯堡，即现今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市，大哲学家康德的同乡和晚辈。霍夫曼的创作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小说《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主人公谢拉皮翁是位隐士，兄弟六人经常到他那儿聚会，大家一起争论，一块儿讲故事。谢拉皮翁说，人必须有幻想的自由，艺术创作应当是独立的。这两句话的意思像我们现在常说的“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这六兄弟不属于同一学派或流派，他们互相攻击，谁也不赞成谁的观点，因此我们才称为‘谢拉皮翁兄弟’。”伦茨这样说。互相争论也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的表现，也许这便是伦茨给文学团体取名“谢拉皮翁兄弟”的原因吧。1922年伦茨在《文学纪事》第三期上发表的《我们为什么是谢拉皮翁兄弟》一文中写道：“我们聚集在紧张的革命岁月中，在政治空气白热化的日子里。‘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左右两边都对我们这样说。谢拉皮翁兄弟，你们同谁站在一起?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还是同反对共产党人的人站在一起?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我们同谁站在一起，谢拉皮翁兄弟?我们同谢拉皮翁隐士站在一起。那么你们是不同任何人站在一起了?你们将面临深渊?你们是唯美主义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信仰，对什么都无所谓?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都有政治信仰，都有自己的色彩，如同绚丽多彩的生活一样。这种色彩就表现在我们的小说和戏剧里。我们走到一起，兄弟们，只要求一点：我们发出的声音不是虚假的。我们要求作品的真实，不管它是哪种颜色。社会舆论控制文学的时间太久，太令人难以忍受，现在该是说实话的时候了：非共产党人的小说可能是平庸之作，也可能是天才的杰作。诗人勃洛克，《十二个》的作者，同谁站在一起跟我们无关，正像布宁，《从旧金山来的绅士》的作者，同谁站在一起跟我们无关一样。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可现实却每天迫使我们不得不一说再说。谢拉皮翁兄弟同谁站在一起?我们同谢拉皮翁隐士站在一起。我们相信文学幻想是一种特殊的现实。我们不要功利主义，我们不为宣传而写作。”
       伦茨在这段话中提出两个观点：一，“社会舆论控制文学的时间太久，太令人难以忍受”；二，“我们不需要功利主义，我们不为宣传而写作”。他要求创作自由，要求在作品中表现他们眼中的现实，反对“社会定货”，反对社会舆论控制文学。其他的“谢拉皮翁兄弟”也都赞同伦茨的这些观点。吉洪诺夫说：“我有无政府主义的气质，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绞死。但在绞死之前我仍写诗。”左琴科写道：“沃隆斯基(好人)说，作家一定要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他这种说法让我感到不快!如果哪一个政党都不吸引我，我怎么会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呢?从党内的人的观点看，我是非党人士。就算如此吧。我说说自己吧：我不是共产党成员，不是社会革命党成员，不是保皇党分子，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是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感的人。”尼基京只说了一句话：“各敲各的鼓。”
       “谢拉皮翁兄弟”接近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他们不仅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还非常重视写作技巧。1922年彼得格勒举办过一次小说竞赛，设立六项奖，作家们用假名投稿参赛，结果“谢拉皮翁兄弟”获得五项。高尔基说：“他们写得比我好得多。”对文学的热爱和创作观点的相近把他们团聚在一起，但每个人的气质、性格和创作风格又是迥然不同。伦茨写道：“我们不是俱乐部的成员，不是同事，不是同志，而是兄弟。我们每个人都珍惜另外一个人，无论他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人，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都市里我们聚集在一起……一位兄弟祈祷上帝，另一位兄弟却崇拜魔鬼，但我们仍然是兄弟。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斩断我们之间的手足情谊。”
       六
       他们每星期六都在某个“谢拉皮翁兄弟”家
       聚会，或在格鲁兹杰夫家，或在费定家，或在吉洪诺夫家。大家争论文学本身的问题，而不像其他文学团体那样，争论文学如何为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服务的问题。有一次费定与伦茨争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是指写什么，形式是指如何写，而不涉及当前的政治。其余的人坐在铁床、窗台和地板上，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常常轮流朗诵自己的作品，让大家批评。兄弟们批评起来毫不留情，好的就热烈赞扬，坏的就大张挞伐。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说话不讲方式，口气容易伤人，但没人计较。费定的《果园》和吉洪诺夫的《象棋》受到一致的好评，而符·伊万诺夫的《第一岸》则遭到严厉的批评：作家未能掌握材料，反而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当然，也发生过严重的冲突。有一次卡维林差点同左琴科决斗。卡维林在回忆录《尾声》中讲述了这次“决斗”的经过。一天，左琴科带了两三个女演员来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的朗诵会。卡维林认为左琴科带不相干的人来是对“谢拉皮翁兄弟”的不尊重。女演员们朗诵了自己的诗，诗当然写得不好。卡维林把她们狠狠地挖苦了一番，姑娘们羞得无地自容，红着脸走了。左琴科陡然变色，指责卡维林表现得像伪君子，并要求大家谴责他。卡维林听了怒不可遏，向左琴科提出决斗。左琴科没有回答，站起来便走了。卡维林回到家里等候左琴科派来的决斗见证人。他这时住在形式学派学者狄尼雅诺夫家里。狄尼雅诺夫听卡维林讲完吵架的原因后，劝他向左琴科道歉，还把他嘲笑了一番。狄尼雅诺夫不知从哪儿找出一本《决斗守则》给卡维林看。书中讲到一个人挨了一记耳光，便要同对方决斗。后来认识到自己不对，放弃决斗，并把认识转变的经过编成《决斗守则》。卡维林读后觉得自己的火气太大，产生了和解的念头。“过了几天，去不去参加谢拉皮翁兄弟团体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一直犹豫不决，”卡维林在《尾声》中写道，“最后还是下决心去了，脸颊激动得发热。左琴科到得晚一些，我们正在玩‘打电话’的游戏。聚会地点在女作家沙吉尼扬家。左琴科向女主人鞠了个躬，便快步从‘打电话’的一排人前面走过，径直走到我跟前。我跳了起来，我们就像果戈理的小说《两个伊凡的吵架》里的胖伊凡和瘦伊凡那样，被兄弟们从两边往一起推，劝我们和解。我们接吻了。左琴科宽厚地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两天我没出家门，心想那孩子太冲动，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一直在家里等候你派来的决斗见证人。”’1946年左琴科倒了大霉，生活无着落，有时甚至靠补鞋贴补生活。第一个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便是卡维林。他同费定、尼基京等“谢拉皮翁兄弟”联合其他作家对左琴科解囊相助。后来他又为左琴科的恢复名誉四处奔走，晚年在报刊上为“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正名大声疾呼，不遗余力。卡维林是最后的一位“谢拉皮翁兄弟”，1987年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如果说“人必须有幻想的自由”和“艺术创作应当是独立的”是“谢拉皮翁兄弟”的精神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政权决不容忍这种精神的存在。“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能够存在六年实属奇迹。大概因为此时斯大林正忙于同政敌酣战，无暇顾及文学领域。一旦斯大林逐个战胜对手，全面控制了意识形态之后，苏联就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斯大林的声音。全国人民只能歌颂、宣传、阐发、领悟和学习他的讲话。执政当局必须牢牢地控制着文学。所有作品只能歌颂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歌颂伟大的领袖斯大林。鲁迅在《竖琴》中写道：“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黑而多须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无产阶级作家一味赞美苏联人民的生活，完全违背现实。“人必须有幻想的自由”，“艺术创作应当是独立的”，“我们发出的声音不是虚假的”，“我们不要功利主义，我们不为宣传而写作”，被视为反革命言论。舆论必须绝对一律，决不允许“各敲各的鼓”。“谢拉皮翁兄弟”受到各文学团体的猛烈攻击，只有高尔基坚决支持他们。他在1922年8月致斯洛尼姆斯基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这个团体是现今俄罗斯最有意义和最令人欣慰的团体。依我看，我相信我并来夸张，你们正在俄国文学的发展中开创某个崭新的时代。”然而高尔基远在国外，鞭长莫及，无法替他们解围。谢拉皮翁兄弟们渐渐招架不住，不再聚会，团体也随之消亡。但谢拉皮翁兄弟精神并未随之消失。左琴科和卡维林始终坚持谢拉皮翁兄弟精神，尼基京也没有完全背叛这种精神，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左琴科坚持得最坚决，受到的打击也最沉重。日丹诺夫骂他是败类，他被作协开除，穷愁潦倒，郁郁而终。但他的小说至今在国内外仍拥有大量的读者。卡维林的小说《一本打开的书》受到文坛打手叶尔米洛夫的抨击，指责女主人公过分“自省”。1957年卡维林又因筹办杂志《文学莫斯科》，提倡创作自由，受到作协的严厉批评。今天卡维林的读者虽已不多，但并未绝迹。当年的读者如今都已鬓发苍苍，但仍然记得他们童年时代喜爱的作家。费定和吉洪诺夫都背叛了谢拉皮翁兄弟精神，投入当局的怀抱，成为政权的宠儿。谁还记得费定，图书馆书架上的他的三部曲《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早已落满尘埃。费定的作品已从大学和中学的课本中删除。吉洪诺夫比费定背叛得更彻底。如果问现在的俄国人知道不知道吉洪诺夫这个名字，他们一定回答吉洪诺夫是著名的电影演员，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侦察员的扮演者，决不会是诗人吉洪诺夫。曾经才华横溢的诗人吉洪诺夫已被读者遗忘。
       七费定便是一位得意的“谢拉皮翁兄弟”。我的印象中，费定是位年高德劭的作家。印象从何而来呢?大概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苏联领导人对他的器重。费定195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从1959年起至1977年逝世，一直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先是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后来改为理事会主席)，1969年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处理文学界的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至于他的作品，说句老实话，我从未认真读过(为写这篇文章才翻阅了他的两本书)。但这是老年时期的费定，同卡维林在《尾声》中写的青年时期的费定完全不同。他年轻的时候性格并不驯顺。十月革命后他从德国返回彼得堡，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1919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但两年后便退党了。“1921年他退党了，这在当时有点冒险，”卡维林写道，“他声明要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我有一书架书，我在写作’，他的声明非常接近伦茨对创作自由的要求。他得知尼基京在某个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的一份宣言上签名后，勃然大怒。并非因为尼基京个人签了名，而是他的签名侧面反映出‘谢拉皮翁兄弟’同这个文学团体的密切关系。我记得在一次星期六聚会上他们吵了起来，辩论变成辱骂，费定向尼基京扑了过去，要是大家不拉住他的话……”可见费定曾经对“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何等忠诚。1966年卡维林最后一次到费定家，这时费定已身居高位，踌躇满志，但对老朋友仍殷勤招待，尽管他们的友谊已濒于破裂。费定仿佛无意间对卡维林说，前两天勃列日涅夫和杰米契夫(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书记)来看过他，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卡维林问费定，他们是不是来商议审判两位作家的事(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因在国外出版作品而被审判。这次审判与过去的审判不同，不是全国人民“一致拥护”，而是在知识界引起一片抗议声。爱伦堡、卡维林和丘科夫斯基等六十二位知名作家联名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提出抗议。但是对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仍然进行了审判，他们被分别判处五年和八年有期徒刑，这便是著名的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事件)。费定点了点头。“那你说了什么?”卡维林追问道。“当然支持。”费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征求费定的意见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做个样子，”卡维林写道，“在他们眼里费定是苏联知识界的卓越代表，仿佛乞求他的祝福。”这次会面后卡维林不再同费定来往，过了两年，卡维林给费定写了绝交信，四十八年的友谊彻底破裂了。
       八
       我感兴趣的是费定如何从一个热血男儿变成文化官僚，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弃谢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恐惧还是趋时?恐惧或者说高压，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每个正直的作家都感受到的，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趋时。趋时的往往是那些才华并不出众却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作家，费定便是其中的典型。这种趋势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来。1920年费定发表了短篇小说《果园》，受到“谢拉皮翁兄弟”的一致好评，也受到高尔基的赞许。鲁迅称之为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并把它译成中文(篇名译为《果树园》)。小说情节很简单：园丁西兰季同果园主人情谊深厚。革命后，主人走了，园丁一人无力浇灌果园，请求苏维埃政权援助，但遭拒绝，果园遂荒芜。布尔什维克在果园里设立了一所教养院，收养顽劣儿童。他们在果园里乱跑乱跳，折断树枝，西兰季看了十分气愤，却又无力阻止。一怒之下，一把火烧毁了果园。结尾处西兰季的妻子对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的人回来——咱们怎么交代呀?”西兰季回答道：“你真是个傻娘儿们!难道他们还有回来的日子?”小说真实地描绘出革命后的混乱以及所造成的破坏，颇有几分布宁作品的风味。《果园》遭到无产阶级作家的猛烈抨击，把费定吓坏了。他历史不清白，还有退党的记录，把柄很多。他不能不用作品表白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1924年写出小说《城与年》。这本小说的基调跟同时期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相同，歌颂仇恨。《城与年》译成中文已有五十多年，读过的人未必还记得情节，我简单介绍一下：1914年俄国青年安得烈·斯塔尔佐夫到德国深造，结识了德国画家库特·巴恩，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德国侯爵舍瑙强迫库特把所作的画都卖给他，库特迫不得已，忍痛出售，从此把侯爵恨之入骨，并开始仇恨一切人。1919年库特和安得烈一起在西伯利亚甄别德国战俘。库特此时已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安得烈当他的助手。舍瑙也在德国俘虏当中。1916年安得烈曾被德军俘虏，当时管理俘虏的舍瑙释放了他。现在安得烈为了报恩，释放了舍瑙。库特得知后，当即拔出手枪将安得烈打死。库特的行为未受到任何谴责，反而受到赞扬。不经审判便随意处决人是革命后的普遍现象。库特是恨的化身，安得烈则是爱的化身。安得烈认为生活最重要的是爱，库特则认为是恨。《城与年》适应当时的需要，使费定一举成名。二战后他所写的《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歪曲了现实，是对照着《联共(布)党史》的模式写成的。作者让斯大林在小说里出面，鼓吹个人迷信。
       苏联著名评论家拉克申指出，费定一生都怕人提起他退党的事，为此多次向政权“妥协”。第一次“妥协”是因为扎米亚京。1929年扎米亚京在柏林出版了小说《我们》，立即遭到全国声讨，第一个同他划清界限的人便是费定，尽管扎米亚京是他的恩师。1958年苏联掀起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高潮，《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编委会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信。这封信认定《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反动的小说，作者是留在苏联的“白俄”。信由编委西蒙诺夫、费定等四人署名。其中最厉害的一段是费定加进去的：“‘知识分子救世主’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杀戮、出卖和仇恨他人。”把日瓦戈医生说成战乱中趁火打劫的人。1968年特瓦尔多夫斯基为出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向作协主席费定求助，对他说这本小说如果出版，便能带出一批优秀作品，但遭到费定的拒绝。“西蒙诺夫对
       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勃列日涅夫接见过费定，两人谈了三小时……在他们的谈话中，《癌病房》出版的问题，甚至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本人的问题，都已经商量好。他们决定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协并驱逐出境。”(《“新世界”日志》)费定根本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的价值，更不能容忍有才华的作家出现。他自己已经写不出东西来了，卡维林说他是“可以不写作仍享有大作家荣誉的作家”。卡维林在给费定的绝交信中写道：“当一个作家把绞索套在另一个作家的脖子上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便不决定于自己的创作，而完全决定于另一位作家的创作了。”索尔仁尼琴对费定的评价十分尖刻：“多年养成的妥协、背叛和卑鄙一一显露在他脸上，无一遗漏(迫害帕斯捷尔纳克首先发难的是他，审讯西尼亚夫斯基也是他建议的)。他带着一副豺狼的面孔主持我们的会议，他的建议荒谬不堪，让我对西方狂吠，并愉快地忍受东方的压制和侮辱。”(《牛犊顶橡树》)
       费定是公认有教养的人，彬彬有礼，就连给他送稿件的通信员他也要送到大门外。他的修养可谓到家了。在一次宴会上，费定讲话太长，坐在他旁边的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约诺夫听得不耐烦，产生了恶作剧的念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向市委会的一位领导眨了眨眼，便不慌不忙地把一满杯酒倒进费定的裤兜里……”卡维林在《尾声》中写道，“可费定呢……让我惊讶不已。他继续讲话，冷静地把手绢从右裤兜掏出来放进左裤兜里。”他可以忍受出版社社长的恶作剧，却没有勇气给自己的老友帕斯捷尔纳克送葬。符·伊万诺夫听到法捷耶夫自杀的消息后，马上叫醒费定，两人一同赶到法捷耶夫的住宅，到了门口，费定拍了一下脑门，说他忘记带烟斗，返回家取烟斗去了。他不想做现场的见证人。费定从同尼基京打架的热血青年变成唯唯诺诺的文化官僚，身上的谢拉皮翁兄弟精神消失殆尽。费定晚年以文坛泰斗自居，但作为作家的费定早已不复存在。
       九
       吉洪诺夫也是一个得意的“谢拉皮翁兄弟”。他的“变化”与费定有相似之处，但更带有悲剧性。他年轻的时候充满激情，经常做出违背常情的事。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他曾说过：“我同各式各样的政委吵过架，还要同他们吵架。”他所说的政委是主管文化的官员，所说的同他们“吵架”是表示捍卫诗歌创作自由的勇气，但未必真正吵过架。吉洪诺夫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不会为信仰而奋斗。他天生规言矩步，并有自我保护的高超本领。“然而应当指出，从一开始我们便发现他谨小慎微。我不记得他参加过争论，至少不记得他参加过政治问题的争论。”(《尾声》)吉洪诺夫想象力丰富，喜欢讲离奇的故事。一次他说，回家的时候遇到一头从马戏团里跑出来的母狮，他奇迹般地逃脱了。这当然是他胡编的。但吉洪诺夫是才华横溢的诗人。狄尼亚诺夫的一首短诗刻画出年轻的吉洪诺夫的形象：他不是未来派，不是阿克梅派，不曾受过夸奖，不曾遭到贬损，但他在诗坛上是一名骑兵——我们的可敬的男主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谢拉皮翁兄弟”经常在吉洪诺夫家里聚会，大家一起争论，谈笑。吉洪诺夫喜欢戏弄朋友们，把做得与真人相似的假人摆在椅子上迎接客人。卡维林有一次去吉洪诺夫家，恰巧主人不在家，由假人接待。卡维林向接待他的人打招呼，那人不理睬。卡维林心里发毛，用手碰了一下接待他的人，他马上倒在地上，原来是个假人。这类恶作剧在吉洪诺夫家里时常发生。上面的那首诗便是狄尼亚诺夫在一次聚会上写的。吉洪诺夫也写过表白当时心境的诗：我兴高采烈，快乐，狂怒，像火星人那样渴望创作，但我感到天国并不富有，倒想讲讲人间的喜怒哀乐。二十年代中期吉洪诺夫开始同“拉普”接近，思想逐渐变化，认为“拉普”的方向代表党的方向。“拉普”解散后，斯大林决定成立统一管理作家的苏联作家协会。吉洪诺夫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理事会理事。这时他身上仍保留着一丝谢拉皮翁兄弟精神，并未断绝同青年时代朋友的关系。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展开大搜捕，逮捕了数千人，吉洪诺夫一下吓破了胆；抛弃了残留的谢拉皮翁兄弟精神，变成政权的驯服工具。他写出这样的诗：他带领我们在十月革命中猛攻风暴肆虐的察里津，照耀着辽阔会战的曙光取的是伟大的姓名：斯大林。
       在列宁格勒的大清洗中，也有不少作家被逮捕。作家圈子里不少人都怀疑自己的同行有罪，只有一个人对所有被捕者的罪行确信不疑，那人就是吉洪诺夫。格鲁吉亚著名诗人塔比泽是吉洪诺夫的挚友，吉洪诺夫向他献过诗。塔比泽被逮捕后，吉洪诺夫说：“谁会想到塔比泽竟是日本间谍呢。”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卡尔梅科夫也是吉洪诺夫的挚友，吉洪诺夫对他为改变边疆区的面貌所做出的贡献衷心敬佩。卡尔梅科夫被逮捕后，在吉洪诺夫眼里立即变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总之，吉洪诺夫完全接受了“既然被捕，一定有罪”的说法。“吉洪诺夫变成一个想的和说的完全不同的人。不管多么不可思议，吉洪诺夫强迫自己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他以固有的精力完成从诗人变为行政官员、执行者和官僚的复杂过程。”(《尾声》)
       吉洪诺夫的变化有其政治原因。吉洪诺夫刨n人“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前曾组织过“岛民”文学团体，这个团体虽自动解散，但引起过政权的怀疑。他多年受到契卡的监控，几次面临生死关头，但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了。最严重的一次是所谓的“吉洪诺夫案件”。列宁格勒的契卡看到莫斯科举行了三次公审，极为嫉妒，也想露一手，在“革命的摇篮”炮制一桩震惊全国的案件。他们认定吉洪诺夫是合适的目标，因为他名气大，性格软弱，让他咬谁他就咬谁，用不着对他彻夜审讯，严刑拷打。契卡编造了一个以吉洪诺夫为首的“反苏维埃组织”。诗人扎博洛茨基被定为这个组织的成员，立即被捕。契卡对他严刑拷打，但他死不招供，案件无法扩大。扎博洛茨基被判处七年徒刑。契卡为什么不动“反苏维埃组织”的首领吉洪诺夫呢?因为吉洪诺夫聪明过人，想出了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出的解救自己的办法。
       1937年2月10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大会，斯大林也出席了。吉洪诺夫做纪念报告。他讲普希金，可是每句话都是对斯大林说的。“他的讲话虽然谈的是普希金，可是歌颂的却是斯大林。”卡维林写道，“把普希金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然而吉洪诺夫却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从而保护了自己，甚至连他本人也未必意识到。斯大林不仅肯定了他的讲话——这大家很快便知道了。斯大林还喜欢上他了，吉洪诺夫也爱上了斯大林，并且爱得真心，爱得忘我。直到八十岁他的书桌前仍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也就不奇怪了。”《消息报》和《真理报》第二天便刊登了吉洪诺夫的讲话全文。
       我找到了吉洪诺夫的这篇讲话。真是一篇奇文，本想翻译出来让大家欣赏，但我的文章已经太长，只能摘译几句，聊备一格：
       先前贫苦的农民如今成为富裕的农庄庄员，4"&4Jl在俱乐部里演出《吝啬骑士》；边防军人换防的时候，朗诵《我曾经爱过你》；工厂里的老工人成为普希金研究专家，对普希金作品的分析远远超过学者。今天举行的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普希金也没见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空前提高。我们生活在斯大林时代无比幸福，伟大的苏联一天比一天强盛io
       哪个契卡分子敢碰斯大林宠信的人?于是便出现了荒唐的事。1939年扎博洛茨基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吉洪诺夫获奖的消息，立即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请求释放他，因为反苏组织的首领都获奖了，他作为成员当然无罪。但他的请求被总检察长驳回。吉洪诺夫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后，否极泰来，1943年当选为作协主席。在作协为庆祝他当选而举办的宴会上，吉洪诺夫喝醉了，大声喊道：“我是高尔基!我是高尔基!”因为高尔基是苏联作协的第一任主席。二战后吉洪诺夫除担任作协主席外，还是苏联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最高苏维埃代表。他游遍世界，并实现了游历中东各国的宿愿。吉洪诺夫被尊为文化大师——苏联文化的代表，不仅身上的谢拉皮翁兄弟精神消失得一千二净，连当年的谢拉皮翁兄弟也不认了。五十年代中期某年的二月一日，波隆斯卡娅、卡维林和费定偶然在伊万诺夫家相遇，四个谢拉皮翁兄弟决定纪念他们团体成立的日子，想把住在隔壁的吉洪诺夫请过来一起庆祝。“他真不会来吗?”波隆斯卡娅说。大家都怀疑他会来，伊万诺夫跑出去打电话，回来说他拒绝了。
       1946年吉洪诺夫和帕斯捷尔纳克同在第比利斯，一起参加了格鲁吉亚诗人举行的家宴。帕斯捷尔纳克酒喝多了，举起酒杯说：“为曾经是诗人的吉洪诺夫干杯！”吉洪诺夫确实曾经是位有才华的诗人。他深受英国诗人吉卜林的影响，又继承了古米廖夫的传统，本应在俄国诗歌史上占据显要的地位，但他却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消失在对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的颂歌声中。“文革”期间我曾为内部刊物翻译过他的小说《六根圆柱》：苏联画家拉托夫到黎巴嫩的巴勒贝克神庙写生，正赶上黎巴嫩国家舞蹈和音乐节开幕，西方资本家莫萨尔到这儿来拍电影。神庙中只剩下六根圆柱，拉托夫感叹圆柱的消失，人类今后未必能够留下如此雄伟的古迹了，莫萨尔则认为拍下这仅存的六根圆柱是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小说掺杂着政治说教，但仍能看出才华的痕迹。也许吉洪诺夫确实有过才华，但随着谢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消失，才华也所剩无几了。2003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