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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她是诗人，一个到了七十岁还能写出十七岁感觉的女诗人，她叫郑玲。诗歌于她，无疑是一剂养生的妙药，心灵健康的秘方。读郑玲的诗，语言睿智深刻，笔力沉稳豁达，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及俄罗斯文学的痕迹。如王禄松先生在《两岸女性诗歌三十家（郑玲卷）》的《诗品》一文中认为：“……她写人生则跌宕磊落，辘坎坷，展慈输悲，显出涵浑的大爱。她写自然则卧石枕云，缘泉觅玉，携花问月，驾蝶访春，清新中自然飘逸。她以真切的情思，诗艺的语象，传达红颜血泪，化作扇上桃花，歌哭那抱爱老死深山，守著寂寞烟霞，其所标示的情操，是何等高洁。读她沥血的歌句，那是她‘一路踏著欢乐的眼泪走来’的声音，又是何等的动人心魄。拜读之下，令人肃然起敬。她是以英豪的资质来做诗人的奇女子。”诚如言哉。
       面对一个诗人精神的充盈和博大，我只有深深祈祷：上帝，请给她更多庇护。
       ——兰坡
       诗歌作为一种语言、思与存在的最为凝聚的体现形态，更像一束时代黑夜中凝结的火焰。诗作为一种不无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作为语言与灵魂的双重涉险与发现，很少有人能企及它。而玩弄文字制造垃圾又自以为是的诗人又太多。真正的诗总是选择个别人去完成。在此意义上，诗歌选择了郑玲，郑玲也在辽远而粗砺的时代和生存背景下，以静穆而知性的灵魂、隐秘而丰富的言说方式击中了诗歌，听从了诗神那久远而永恒的召唤……
       中国诗人的命运，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期，太多经受了时代的风雨和磨难。频繁的政治运动使诗人大多受难而沉默、喑哑。然而，有良知的诗人却在时代的炼狱面前用血甚至生命写下了时代的真诗和大诗，在化血为墨迹的阵痛中，诗歌成为灵魂飞翔的升阶之书和燃烧的火焰。而郑玲正是这样的诗人，她注定与苦难抗争并用诗歌真诚地记录下一代人隐忧和悲痛莫名的心灵史。这成了有良知的诗人的宿命也因此而承受的巨大的个人不幸与历史灾难。诗人郑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在受难的悬崖上，用高贵的人格和低郁的歌唱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钢丝”和“刀锋”上的转换。在无数个风起云涌的暗夜，诗人咀嚼着痛苦、吟咏着泪与血的诗行，时代的寒冬再次证明了劲草的力度。
       从194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诗歌写作的郑玲，已经在诗坛上艰辛跋涉了半个多世纪，而同时代的诗人基本上已经过早地停止了诗歌写作，即使是这些诗人在创作的黄金时期也因为过多的沉溺于频繁而激烈的政治文化语境而使其诗作更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诗歌题材上更强调其道德优势而忽略了诗歌特有的表述方式和应有的技艺。而诗人郑玲曾因运动而受难，然而在飙风翻卷的悬崖上，她正如一朵芬芳而受难的百合，她的优雅的姿势印证了一个时代的苦难和伤痛。同为老诗人，绿原的评价相当确切。
       作为诗人，郑玲的起点远在1940年代末，那可是人们对诗更为严肃、更为虔诚、更富于忘我和献身精神的岁月。作为一名资深的对诗献身者，她与一切轻佻的文字游戏无缘，一生只想写几首不止是自己认为好的诗。在实现这个本分的过程中，她不以尖新制胜，不以俗艳为工，却经验到另一种技艺上的高难度：她深知写诗的危险性，不下于空中飞人，如一跃之间不能把所追求的目标抓住，就会粉身碎骨。要问那个目标是什么，也许是一种可与读者共欣赏的美吧；但对于一位饱经沧桑的诗人，取悦感官的美哪里又在话下？郑玲对诗几乎像宗教徒对圣体一样敬畏，几乎把写诗当作一种自我拯救，仿佛写好一首诗就可以在来世延长一寸生命似的。然而，为了寻觅一个容积生机的形象，为了勘探惟有诗人才能发现的意象，进而为了酝酿出诗的生命之所在的意境，谁又知道，她觉得怎么也没有写好而寝食难安的篇什更有多少啊。
       郑玲是因时代而受难的诗人，当一些诗人纷纷迫于情势和时代的压力而写出迎合和“忏悔”的违心诗作时，郑玲却相当可贵的葆有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这是一种对时代抗争的冰冷的沉默。诚如郑玲自己所言：“不但我的‘不可接触者’的身份迫使我保持沉默，我的良知亦不允许我制造伪诗。因此我完全处于失语状态，任其深山大雪将我的诗魂冰封起来，远离了污染，免于被‘假、大、空’的热风吹得变质，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每当我的身体被捆绑着被推出去游街示众的时候，我看见四周的狂乱腐败、穷凶恶极，而自己的灵魂却在冰雪里清醒着，冷静而坚强，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正如诗人自己在诗中所袒露和宣告的：“当命运决定你沉默/人们说不能开口/但是 我已经呼喊过了/怎能依旧/逆来顺受”（《当命运决定你沉默》）。而《风暴蝴蝶》正是诗人对那个惨痛时代中葆有个人良知的最好记录，呈现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史，也同时镌刻下时代的墓志铭。
       漩涡水最深的季节/我看见一只白色的蝴蝶/从风暴的阴霾中飘来/像被遗忘的颂歌的回声/如爱情睥睨一切//看它那轻盈凄迷的模样儿/只是一朵会飞的鲜花/只合到水仙鉴影的小溪上徘徊/别说风暴的咆哮了/即使是风暴的一丝叹息/也能把它卷走甚至粉碎/我真不明白/它怎能把最温柔的渴望/与暴风雨交织在一起的//小小的蝴蝶 穿越了风暴/却超越了风暴的猛烈/一飘来就变成一息清风/愉快地吹入他人的命运/在那些零落的和憔悴的之间/反复地出现 久久的萦绕/以一种醉心融骨的热情/不断地寻找秘密的花序/拿自己的翅儿折成信封/向四处投递阳光的消息/悄悄地催促着花树：/再开一次，再开一次吧/最后的一次/远比第一次更为美丽//谁能像这样懂得抚慰痛苦/我不再怀疑了/这小小的白色的蝴蝶/肯定是从风暴中飞来的
       ——《风暴蝴蝶》
       这首诗更容易从绿原、牛汉等流放诗人的诗歌写作和人格力量中得到互文性的解读。这风暴中的蝴蝶正是诗人自身最好的命运履历的隐喻，以柔弱之躯经受了难以想见的时代的风暴，历经劫难却获得永存。这只受难的蝴蝶终于催来了美丽的春天的到来。当这花的信息洒遍了青青的原野，郑玲的诗歌生命也重新焕发了生机。确实，郑玲在文革结束之后重新焕发了诗意的青春，写下为数不少的优异的诗篇，尤其是在1990年代郑玲的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经验和哲思的体悟上还是在诗歌技艺的锤炼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不能不令人称奇，保持长久的对诗歌的激情和省思，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中仍然笔耕不辍，这本身就是值得敬佩的。
       谁都不能逃过时间这漫漫水域。而诗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获得和时间对话与共渡的权利。郑玲的诗在1990年代以来更突出了一种时间感，个体对当下和历史反思的澄明结晶。正如其诗集《瞬息流火》所揭示的，人作为个体只不过是在暗夜中瞬息消逝的流火，那么什么才是永恒呢？对于郑玲而言用诗歌来生存就是垂心于永恒的最好方式。历史已经证明，像郑玲这样早已进入20世纪新诗史的诗人，其诗作会永恒，其诗人的本色亦会永恒！时间，面对时间，真正面对生存的个体往往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这曾经燃烧的火焰，在岁月中迟早会窥见灰烬和黑暗。时间这巨大无形的流水将曾经的鲜活冲刷干净，将流畅的面影刻蚀得斑迹交错。而诗人就是在时间面前，对往事和现场进行命名和探询的人。面对居无常物、一切皆流的世界，季节的翻转使诗人在感到无奈的同时，也显露出一种坚韧的顽健的“根”性的力量。它，既向上生长，又扎根向下。而优异的重要的诗歌，同样应该在这两个向度（精神向度）上同时展开。作为一次性的短暂的生命过客，在面对浩荡的时间形态时，确乎是相当微渺的，然而人类生存的本体意义却在于人事先明了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并为自己的归宿检拾自身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认识困惑的人类自己。“然而 旧时岁月/路即坎坷/一无所有的寻梦者/奔向前路如同逼近干戈/所幸你那盏微弱而不朽的灯光/照亮我后退的深渊/我才得在某一处消失/又在另一处出现//跋涉了大半生终于明白/这个梦不是死的/是到老也沉醉的少年梦/它要你穷尽一生努力去做/哪怕你永远不能参透/有了它 才能给心灵以满足/否则便是假装在生活”（《谁能为路哭泣》）。
       
       在时间这浩渺而灰黯的路途上，有谁能为路哭泣呢？
       而诗人却在与尘世细节情景对话和返观的同时仍然在不懈地追寻着那个少年的梦想，这梦是真、是纯、是无悔亦是永恒……
       郑玲的诗有一种切入骨髓的时间感，作为生存个体而言，这时间的浩浩巨手最终都将一切成为过往，一切鲜活和圆润都化为枯槁，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他那烧毁石头的眼泪
       竟从我心中滴落
       一滴一滴
       如晶莹的松脂
       把我这只蜂儿
       困在琥珀球里
       时光不再静止
       车以一种危险的速度
       将旅途终结
       我想从琥珀里飞出
       无奈它已成为化石
       ——《无奈已成化石》
       而诗人，正是在幽暗的时光背景中重新发现时间的奥义，或曰人自身的不可避免的宿命感。在时光的斑驳点影和回视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又不可避免遗失了什么……风中的芦苇是否是灵魂和思想的现身？人生来不想死，可是时时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而个体的宿命是什么，个体在世界上最终都会消融进万顷尘埃，而“认识你自己”正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勇气或墓志铭。向死而生正有力地呈现了生命个体的对宿命的抗争，而其中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诗歌来发言。郑玲于1998年写下的长诗《匍伏在手术台》上，让我们领略了一个诗人怎么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通过诗歌传述的令人震惊和战栗的体验与哲思。“匍伏在手术台上/如牺牲/有一种被献于祭坛的恐怖/无极的宇宙/分给我的只有这么一小块/比棺材还窄的位置/几乎容纳不下我的身体//体内的小火花/因为没有回旋的余地/明明灭灭地飞走了/死神伺机而来/以假装用羽毛扇的迷人姿势/从冒烟的红袍里伸出手臂/做成桥 搭在忘川之上/很有些令人动情地说：/‘过来吧 该退场了/你已演了那么多悲剧/过来吧 该收割了/你已是成熟的麦穗/死 不是恶/死和自由是一致的’”。然而即使个体不再惧怕死亡的召唤，但是多少年人世的风雨有些怎能不让人铭记，有些永远是难以释怀的。“这所有的眷顾/皆是从爱的天体发出的光辉/我站在众光之中/流下落地有声的热泪/圆的时间/旋转出我的少年时光/我看见自己青春的思慕和惆怅/看见了/早已被我冷落的牛虻/他在临水的残旗之下/与压迫者背水而战/然后把破碎的自身/一块一块地拼起来/以伤口作船/升起了远征的风帆/他船尾的波浪/如凤凰展翅般富丽/使我想起了华莱士的名言：‘身体是伟大的诗’”（《匍伏在手术台上》）。
       这些令人陌生而冷硬的意象以及其中浸润的沉沉的思索都证明了郑玲是深入生存的诸多难题中披荆斩棘的诗人，思之深睿，情之缱绻，令人为之动容。正是在各种显豁或幽暗的临界点上，诗人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和敏识为生存和命运命名。如果说生活是为了从快乐出发，那么在诗人看来，诗歌就是从深渊出发并最终抵达诗意澄明的境界。“物欲最喜欢的是：/迅速遗忘及时行乐/而精神/早已疲惫于浅薄//他需要一个深渊/以作肃穆的静思/诗从深渊里出没/正好和他相遇”（《诗从深渊出没》）。诗人的快乐就是通过诗歌发现一种静穆和伟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会让诗人得以远望澄彻的未来。当然，时间的阴影给个体生命的无情销蚀也不能不让诗人在流连中有些伤感。“入秋以后/一个披着秋风的影子/常从我的庭院穿过/每当暮色初垂/它便悄然而至//它不让我看见它的脸/可灵魂自有其标志/我认得出/它是来看望那株/属于从前的老树的//它一接近/树叶们便惊飞天空/变成一群鸟儿/青春一样逃离而去//青春的记忆/钻进了根/老树又开了繁花/香泽着/我心中最后的圣地”（《披着秋风的影子》）。
       郑玲作为一个有语言良知和道德感的诗人，在数十年的诗意和诗艺的探询与创造中，她深知诗歌是一种神秘而神圣的言说方式的祈祷与沉思。她的诗成为一种最好的记忆方式，诚如布罗茨基所言“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郑玲的诗恰恰是一个苦难记忆的见证。
       时光隧道越是黑暗
       历史的灯火越是明亮
       我的诗你是否认得
       那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记忆是不朽的底座
       艺术的顶峰由此而起
       我的诗你应该据为江山
       永不背离
       作为幸存者与苦难者和诗歌的追寻者，种种艰辛的努力最终会成为一棵蓊郁繁盛的橡树，她因为对所处的时代发出了良知的呼喊，她的生命会永远深深扎根于脚下的沃土。也许生命只是瞬间的流火，然而品性和诗行则会垂心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