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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诗群的发展形态：开放——交流——融合
       “丑石诗群”的发起人是谢宜兴和刘伟雄。
       对诗歌的热爱和对诗歌理想的追求，使他们走到一起，结成同盟。他们是一对最佳的诗歌搭挡，被诗界称为“诗歌兄弟”。谢宜兴有异常敏捷的思维，善于发现和捕捉新事物。他当过报纸的主编，所以，在《丑石》诗报和“丑石诗歌网”的策划和编辑中，展示了他的才智。与谢宜兴的“快”相比，刘伟雄常常是“慢半拍”。但思维虽慢，却细密周全，想得深。他有长期的行政工作经验，富有大局观，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在诗群中起一种稳定和平衡作用。两人在长期的磨合中，形成一种能量很大的互补性。失去一方，“丑石诗群”不可能支撑和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一个民间诗群的成败兴衰，组织者的才干和远大目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前期的“丑石诗群”，是清一色的霞浦诗友：谢宜兴、刘伟雄、空林子、郭友钊、华岳、黄春坚和林亚，还创办了油印的《丑石》诗刊。
       刘伟雄和谢宜兴在逐渐形成共识，确立了发展诗群的二项原则：一是反对“占山为王”，划地为牢，搞小团体的封闭性；二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交流中广泛结交和接纳各种各样的诗友。正是这种“开放性”的积极心态，奠定了“丑石诗群”坚实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丑石”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油印的刊物，变成铅印的《丑石》小报，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一批搞诗歌批评和理论的诗友，如邱景华、王宇、陈健先后加入（后来加盟的还有既写诗又搞诗论的宋瑜、石华鹏和探花）。改变了“丑石”成员的单一身份，形成了有创作有理论的诗歌群体。创作和理论，是一个诗群腾飞不可缺少的两个翅膀。
       随着“丑石诗群”成就的提高，其影响力很快超越闽东，波及福建和全国。福州的伊路、漳州的安琪和康城，也相继加盟“丑石”。
       后来，四开的“丑石”小报，发展为对开的《丑石》大报，成为全国一流的民间诗歌大报。并被《诗选刊》评为“全国五大民间诗报刊之一”，在诗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又有一批富有成就的诗人，如汤养宗、叶玉琳、宋瑜、柔刚、荆溪、石华鹏的加入，使“丑石诗群”的实力更加雄厚。
       2003年，又创办了“丑石诗歌网”。在网络诗歌的领域中，开拓出一个新的天地。并吸引了一批活跃在网络诗歌上的年青诗人，如福州的三米深、潇潇枫子加入。远在江西的采耳、四川的杨晓芸也应邀担任“丑石诗歌网”的斑主。
       从最初的霞浦“丑石”，到现在跨地域的“丑石诗群”，其发展形态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超越地域的局限，在广泛的交流中，实现与各种诗友的大融合。如果把“丑石诗群”与福建省的几个诗群作一比较，就更清楚了。
       例如，“丑石诗群” 与“闽东诗群”，二者既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又有相互差异的地方。“闽东诗群”的中坚力量，多数也是“丑石诗群”（双重身份）：比如汤养宗、伊路、叶玉琳、宋瑜、空林子、邱景华，再加上谢宜兴和刘伟雄。以上这八位都是闽东人。也就是说，这两个诗群的主体都是闽东籍。
       “闽东诗群”是一个立足于地域性的诗群，它的基本成员是各地的闽东籍诗人，和外地在闽东的诗人的结合。而“丑石诗群”则是跨地域的组合。最初的“丑石诗群”，是清一色的霞浦作者，后来发展为以闽东诗人为主；现在的“丑石诗群”则是超越闽东，扩大到八闽和省外。比如，在闽东的刘伟雄、汤养宗、叶玉琳、邱景华、陈蔚、探花等；在福州的谢宜兴、伊路、宋瑜、柔刚、石华鹏、荆溪、龚任界 、三米深、潇潇枫子等;在闽南的安琪、康城，在厦门的王宇；最远的两颗“丑石”，是在北京的空林子，和河北的郭友钊。换言之，显示了“诗歌群落”在散居中结伙的特点。所以，也可称之为“丑石诗歌群落”。
       福建的其它几个诗群，基本上是属于地域性的诗群，多数也以地域命名。如“福州诗群”、“三明诗群”、“晋江诗群”，以及漳州的“新死亡诗派”等。
       “丑石诗群”另一个特点，还表现为在交流中融合各种诗歌成份。汤养宗是1980年代霞浦民间诗报《麦笛》的主编，宋瑜是闽东《三角帆》的副主编，柔刚是福州《新大陆》诗群的主将，安琪和康城是漳州的《第三说》……。其二，是把一批诗界的“独立分子”吸引进来。如伊路、叶玉琳、邱景华、王宇、石华鹏、陈慰、探花等。这种融合的结果，不是要“同化”各种异质成份，而是加以珍惜和保留，使诗群绐终保持一种充满张力的自由空间。
       “丑石诗群”在二十年的开放、交流和融合中，发展为福建一个不断超越地域的现代诗群。
       二、诗群的多元取向：求异——存异——崇异
       刘伟雄和谢宜兴虽然在诗群的活动中，是“异中求同”，追求一种互补性的“合力”；而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俩人却是“同中求异”。前者如“双峰并连”，后者恰似“两水分流”。这是他们成功的奥秘。后来，邱景华在理论作进一步的阐释，把这种“求异和存异”，概括为“丑石诗群”的基本原则。
       “求异和存异”，是“丑石诗群”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其“开放性”宗旨得以真正实现的保证。这就与当代很多以“求同”为目标的诗群或“诗派”相区别。“求同”，很容易形成封闭的小团体。一旦失去与外界的交流和对话，没有新人加入，诗群也就失去活力，难以发展。
       “丑石诗群”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认识，因为创作即创造，是个人的独特创造。在艺术上“求同”，很容易陷入雷同，泯灭艺术个性。另一方面，“求异”就是在诗群中，提倡各成员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已的创作个性：并在诗群中倡导一种宽容的多元并存的视野和心态，这就是“存异”。借诗群的整体力量，促个人艺术个性的发展，探索各自的艺术道路，已成为“丑石诗群”的共识。换言之，诗群不但不想对成员的不同个性进行“同化”，反而特别强调对不同艺术个性的尊重和欣赏，最推崇的是诗人艺术上独特的“异质”，这就是“崇异”。
       从整体上讲，“丑石诗群”是一种异彩纷呈的诗群。就题材而言，有谢宜兴充满苦难的乡村题材、刘伟雄沉淀着沧桑感的旅行题材、汤养宗散发着渔腥味的海洋诗、伊路沉重的城市民工系列、叶玉琳充满欢乐笑声的大地、安琪变幻莫测的现代生活、宋瑜独特的关注生死、超越生命的灵魂漫游、空林子对传统文化在个体身上悲剧命运的持久关注，还有郭友钊别具一格的科学诗……
       从艺术手法而言，同样是标举“先锋”：汤养宗探索的是智性的现代诗写作，强调的是生活深层看不见的逻辑和秩序：安琪则追求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和潜意识的非理性流露。也就是说，两人所处的恰恰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两个极端。伊路的现代诗写作，却是别开生面，她从绘画、特别是戏剧中吸取营养，用客观化的手法，表现主观的情感，把爱心潜藏在写实的生活场景中。
        同样是写苦难，在谢宜兴的笔下表现为一种“举重若轻”，以“艺术之轻来表现生活之重”，追求的是一种“透明的忧伤”和“甜蜜的哀愁”：而刘伟雄则以同等的艺术之力（常常是以一种“拙”的艺术手法），传达出凝聚着苦难的重量感。宋瑜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能在对永恒价值的追问中，不断提升灵魂、超越和化解现实的苦难。
       同样是讲究古典的现代转换，叶玉琳是用故乡的自然物象，来表达现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欲的赞美，一改古典诗歌“伤春”和“悲愁”的传统；而空林子的古典情怀，则使她身处现代，却转身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悲剧性命运……
       
       “丑石诗群”之所以能在二十年中，不断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新人加盟，靠的就是“求异”和“存异”。诗群在吸收新成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新成员与诗群的共同点：而是新成员与诗群的相异之处。相异越大，越能引发诗群的兴趣。这样，每一批新成员的加盟，常常带来新的艺术因子，从而形成对诗群的强烈冲击，使诗群内部产生激烈的争论，在相互磨合中产生新的震荡，最后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启发中，极大地激发出诗群新的活力和生机。
       批评与理论力量的不断加强，也是“丑石诗群”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邱景华、宋瑜、王宇、陈健、石华鹏、探花，以诗友的身份，写过一批评介“丑石”诗人和“丑石诗群”的文章，在诗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如邱景华对著名诗人蔡其矫诗歌艺术的系列研究，宋瑜对当代诗歌现象的理论探讨，王宇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对诗歌文本的独特解读，石华鹏、陈健、探花对当代诗歌创作有专题的评论。他们力图从更大的视野，来观照“丑石诗群”。此外，汤养宗、谢宜兴、刘伟雄、安琪、伊路、柔刚等诗人，也有一定数量的诗学随笔问世。“丑石诗群”这种诗学兴趣的增强，和理论素修的提高，也是极为重要的“内功”修炼。一个成熟的诗群，常常是创作与理论并重。
       在“丑石诗群”内部，不仅在诗人之间，讲究“求异与存异”，而且在创作与批评之间，也同样讲“求异与存异”。换言之，是“求异”而不是“求同”，使双方最大限度地受益。
       创作者不会按照批评者的理论设计写作，虽然创作者常常邀请批评者对自己的创作发表意见，但对批评者的意见又保留自己的看法和选择。批评者也不做创作者的廉价吹鼓手，不搞“圈子批评”。批评者把诗友们的创作，作为一种个案来分析，虽然友好交往有助于对文本背景的了解，但客观性是他们自觉奉行的基本准则。创作与批评双方，是一种自由交流的诗友关系，没有相互约束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及责任。双方有合有分，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并且相互影响。创作者因为有批评者的关注，也常常会换一个角度反思自己的创作，并努力提高诗学的修养。批评者因为常与创作者交流，会对脱离创作实际的抽象理论敬而远之，并从当下流行的用西方理论硬套当代创作的弊端中突围出来，注重诗歌现象和创作规律的研究。
       其次，创作与批评双方，共同关注“闽东诗群”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深层次的“诗歌问题”，双方在互相尊重和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讨论和商量。如果说，在早期的交往中，双方还努力寻找共同点；那么，在后来的对话中，大家更看重“在争议中探索诗歌问题的复杂性”，在求同存异中扩大思考的空间。只有强化创作和批评各自的独立性，才能达到二者的互补。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共生”关系。
       创作与批评这种“求异与存异”的关系，使“丑石诗群”具有不断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超越的功能，对诗群稳健而健康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诗群的艺术历程：回应——选择——更新
       “丑石诗群”艺术探求的最初起点，是独特的。刘伟雄和谢宜兴把他们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和农民的苦难相融合。换言之，是借农民和农村题材，写他们内心的痛苦。于是，他们的笔下，就有了浓重的“乡村忧郁”。
       这就是最初的“沉重的丑石”。
       “丑石诗群”这个独特的起点，冥冥之中决定了诗群的艺术基调和日后的基本走向。那就是对农民和底层劳动者苦难的关注和同情，并且努力从更大的视野，来观照和思考苦难的原因。同时也预示着他们与纯粹的形式主义探索无缘，因为他们总是有感而发，不平则鸣。
       关注农民的苦难，和传达农村的忧郁，自然也是关注乡土和田园。所以，有些人认为“丑石诗群”是乡土诗群。其实，这是误解。20世纪80年代，湖南和山东等地，有“乡土诗派”和“新乡土诗派”，还有“田园诗派”等等。这些乡土诗和田园诗，多数是以歌颂乡村之情和田园之美。显然，与刘伟雄和谢宜兴所体验和所表达的农民苦难和乡村忧郁，相去甚远。虽然谢宜兴的乡村诗也写乡土和田园之美，但总是与苦难和哀伤融在一起：那是一条流淌着血泪的“苦水河”。这也是“丑石诗群”最初的创作基调，因为诗群的作者们，不是农民的后代，就是被流放到农村的“黑五类”的“狗崽仔”。他们与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忧郁是相通的。在空林子、郭友钊、华岳、黄春坚和林亚的诗歌中，我们听到的是同样的苦难之音，同样缺少“乡土诗”的农家乐，和田园诗的“世外桃源”。
       在艺术上，他们也不认同乡土诗和田园诗常用的那种民歌体，或者是传统的抒情诗写法。由于谢宜兴和刘伟雄是把个人的悲剧命运和农民的苦难融合起来，是借农民写自己。所以，他们常常采用一种距离化的写法。即借助小说化和客观化的方法，把他们浓烈的情感，潜藏在叙事与情节之中。如谢宜兴的《银花》、《蒲公英》。刘伟雄的《黄竹林》、《石桥》等。从诗艺上讲，这与世界现代诗潮用客观化的手法，来表现主观的趋势相吻合。也为后来他们吸收西方现代诗的手法，奠定了基础。刘伟雄的诗歌语言，特别讲究简洁和含蓄，体现了汉诗的特点。谢宜兴强调的是“美的感觉”，所以他的诗歌语言是纯净而幻美。空林子更热爱古典的神韵，其语言婉约而古雅。总之，传承汉诗的语言之美，是前期“丑石诗群”的审美追求。
       于是，形成了前期“丑石诗群”的整体特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乡土诗派”相比，“丑石”既继承传统，但不死守传统，努力吸收西方现代诗的理论和技巧 ;与后来的“实验诗”相比，“丑石”虽借鉴西方现代诗的手法，但反对“全盘西化”，而且没有割断传统。
       “丑石诗群”在发展进程中，最关注重点是，在主动迎接诗坛的挑战中，不断自我更新和蜕变。比如，在九十年代，“丑石诗群”面对着“先锋诗”的挑战。同处闽东的汤养宗，暂时停止了海洋诗的创作，也加入了“先锋诗”的写作。特别是闽南的安琪和康城的加盟，带来新的冲击波。在诗群内部产生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求异和存异”是诗群共处的原则，所以，关于“保守”与“先锋”的争论，相安无事地继续进行。虽然没有简单地“求同”，但争论的双方相续在后退一步中，反思自己的立场，并在不知不觉中，各自作了微妙的调整。 邱景华、王宇等，也从理论上对诗群内部关于“先锋诗”的争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和辨析。他们认为：新诗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丑石诗群”应该继续走“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艺术道路。邱景华后来又概括为“在多元诗歌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
       通过几年的争论和调整，诗人们创作了一批重要的作品：汤养宗引人瞩目的长诗《悲歌》、安琪广受好评的《野山寨》、谢宜兴的《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刘伟雄的《我自己的北方》、伊路的《人间工地》系列和诗剧《蓝色亚当》、宋瑜的《过渡星光》……
       “丑石诗群”虽然反对在诗群内部相互“同化”，强调“求异”。但诗群在发展的过程，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某些共同的倾向：多数成员依然坚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平衡和融汇。换言之，“丑石诗群”在回应“先锋诗”的挑战中，有选择地吸收“先锋诗”的长处，但不迷失自己的基本方向;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寻找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现代转换。总之，稳健而不走极端，在中西融合的大方向下，探求各自的艺术道路，成了诗群多数成员的共识。更可喜的是，“丑石诗群”年轻一代，如荆溪、康城、三米深、潇潇枫子、陈蔚、探花等，都有佳作问世，给诗群带来旺盛的生机和美好的前景。
       
       近年来，诗群又开展对“现代汉诗”的讨论。借此反思“丑石诗群”走过的艺术历程，并在诗学上作重要的调整和修正。多数成员认为：当下诗界对“现代汉诗”的认同，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多数人已经不再把”全盘西化“的所谓“先锋”，看成是新诗发展的方向，并特别强调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认同和现代转换。也就是说，“现代汉诗”与长期以来“丑石诗群”所追求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有相似相通之处。所以，应该认同和融入“现代汉诗”的写作。但每个诗人对“现代汉诗”的理解，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并且在艺术上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
       进入21世纪，“丑石诗群”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强化诗歌理论的交流和研讨。这也是诗群“求异和存异”原则的具体化。当下诗歌潮流的一个特点，就是“网络诗歌”的兴起并迅速发展。“丑石诗群”也积极回应“网络诗歌”的挑战。先尝试创办“诗歌小语”论坛，后来，正式创建了影响较大的“丑石诗歌网”。“丑石诗群”把上网作为加入“全国诗歌大循环”的又一种形式、又一项内容，作为超越地域局限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为了更好地从理性上提高对网络诗歌的认识，2003年，邱景华、谢宜兴、刘伟雄、汤养宗和宋瑜等，开展了一次对话，讨论《网络给诗歌带来了什么》。讨论者多数都注意到网络诗歌的两重性，提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网络诗歌的长处，又要尽量避免网络诗歌的不足。要学会把网络作为诗人们学习和研究的现代工具，利用网络文献的丰富性和检索的便捷性，少发诗贴、少灌水，多做些经典的研究，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为了不断加强“丑石诗群”与全国诗界的联系和交流，并得到更多著名诗人和诗评家们的点拨和教诲，诗群还创办了“丑石诗会”。在这个新的诗歌平台上，有关诗群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得到了蔡其矫、舒婷、林莽、梁平、王明韵、刘登翰、陈仲义、曲有源等老师的宝贵指导。这对“丑石诗群”今后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还在诗群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各种专题的讨论，把它作为不断调整和激活诗群内部活力和生机的重要手段。比如，邱景华、谢宜兴、刘伟雄、空林子，与著名诗人蔡其矫关于“海洋与诗歌”的对话。还有邱景华与刘伟雄关于“诗歌与海洋”的讨论等。
       岁月匆匆，“丑石诗群”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二十年来，诗界多少诗群呼啸兴起，但又烟消云散。而始终低调、不抢占山头的“丑石诗群”，却成为福建诸多诗群中，发展缓慢但脚步坚实、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要诗群。“丑石诗群”的二十年，之所以能不断超越地域的局限，从最初的偏居一隅，到如散居八闽，波及全国，其主要原因是一直保持着“求异、存异和崇异”的精神。借诗群的整体力量，在相互影响中各走各的艺术道路，是“丑石诗群”始终保持内在活力和艺术青春的奥秘所在。也给当代诗群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求同”必定短命，“求异”才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