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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天才杀人犯
       主持人语
       从一个诗人的文字中，你可以看到不绝如缕的性情与诗情。刘春文中的隐忍和含蓄，在于他从对世界的丰富性以及对自身渺小的体认出发，将悲悯意识投射到诗人或激荡或庸常的生活之中， 在激烈中不失深刻。小引笔触轻灵、纤柔，化才气于无形。老鱼采取了难得的举重若轻的前卫写作，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写意和畅快。
       ——黄玲君E-mail:ahszh@126．com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 (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杀妻、自缢， 《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重视，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正在四川乐山市造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辞世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的是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其次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把多年以来一直关爱着他的谢烨用斧头砍死!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 自然，结果不会相同。
       每次想起顾城的死，我都会想起他的那首《墓床》，这是我读到的顾城最令人动容的作品，值得细细琢磨，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社会角度。我认为它冥冥中折射出了顾城的生活以及他内心所面临的困境，甚至暗示了诗人的最终结局。全诗只有八句：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介绍过这首作品，2003年1月，我在一篇关于张枣的诗歌印象的文章中，再一次提起了《墓床》：“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总能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最典型的代表是／＼行短诗《墓床》……”把最不舒适的诗意用最舒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代诗坛，除了顾城，还有几人能够做到?
       当我翻开一部文学作品集时，我习惯给那些优秀或不优秀、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品进行这样的分类：哪些是有文学的意义的，哪些是有文学史的意义的，哪些两者兼具，哪些两者皆无。用这一套方法，不同的读者可以较为便捷地挑选出各自感兴趣的篇章，从而将那些对自己毫无价值的作品排除在外。 《墓床》无疑首先是以其文学价值而存在的，但因为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心路历程，它足以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即它兼具了文学和文学史的价值。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知道，更多的顾城诗歌爱好者的目光不会在这首诗上过多停留，他们喜欢《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简短、响亮，所蕴涵的“道理”得来全不费功夫；或者喜欢《简历》，清新、直接，从中可以窥视诗人的性情。不能说那些文字不漂亮，也不能说没有价值，它和其他很多作品一样，对读者了解顾城的诗风不无帮助，可是在“命运”本身面前，风格只能退居其次，所以我对顾城那些“风格清新、想象奇崛”的作品的评价不像某些论者所评价的那么高，我不大喜欢它们，如同我不大喜欢北岛的《回答》。后者社会学上的意义更为突出而文学性稀薄，或者说，它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的意义，它“震撼人心”依靠的是历史的外因帮助而不是艺术本身的魅力。历史是“人造”的，而艺术永恒。
       想起顾城杀妻事件，便很自然地联想到黑龙江的诗人阿橹，这个据说也曾经是天才诗人的杀人犯。我对阿橹的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发表在1993年冬天的某一期《诗歌报》上的随笔，内容是喜欢清净的生活，安于贫穷，只有如此灵魂才会干净，才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之类。这篇大约2000宇的短文于次年被评为《诗歌报》的两篇年度随笔奖之一，另一个获奖者好像是甘肃诗人林染。对阿橹的诗歌，我的印象并不深刻，90年代初期，我太年轻，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说“先锋诗”了，而阿橹却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某权威刊物评选的“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但他的诗才无疑是优秀的当他东窗事发之后，太多诗人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杀了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不过三四年时间，我看到了贫穷对一个诗人人格的伤害，也看到了一个灵魂走向疯狂时的狰狞。
       顾城和阿橹的行为以及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昭示了诗人乌托邦的破灭。的确，十余年来，优秀的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出国，或者早逝。除了顾城和阿橹，因故离世的还有海子、戈麦、方向、昌耀、徐迟、宇龙、杨春光……死因各不相同，却各有各的方式和理由。而无论崇高还是卑贱，这些身影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 留下来的是干净的诗篇。或许，相对于永恒的艺术，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之神是一盏明灯，需要人们忘我地寻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追寻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罗式的隐居者，也有艾略特式的银行家。套用顾城的诗歌来说，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他们进行创作之时，创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不应当被“特殊对待”。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做坏事一样，诗人干了坏事，结果只能由他自己负责。然而文学界内外，都有一种“不把诗人当人看”的观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对诗人的指责，而且这些出自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无形中被别有用心地“推广”海子想用朗诵的方式与酒吧老板换酒喝，人们就认定所有写诗的人都是疯子，食指脑子出现障碍，人们就便认为所有诗人应当住进福利院；顾城杀害了妻子，所有的诗人便成了六亲不认的潜在杀人犯。1997年的某一天，阿橹从一个诗人变成“死人”之后，我看到了下面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文字：“当阿橹在骗取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老乡信任，然后又残忍地杀掉，仅仅是为了谋财害命，由一个追求理想的诗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时候，我们更深的思考着：
       真正堕落的不仅仅是阿橹个人，而是中国走在变革时期的诗歌。” (荒城之月：《海子、顾城、阿橹》)再没有比这更混帐的逻辑了，一个诗人犯罪，整个诗坛都要承担后果!
       昔人已去，留下我们这些碌碌之辈，为谋取每日的口粮而低首敛眉，过着平常而自得其乐的日子，没有得到顾城般的才华，但也没有感染上那份血腥。这样挺好，诗歌本来就不应该是任何人的主业，杀人更不是。那么，就让我们这些写诗的先学习做好一个寻常人吧，少张扬，不骄奢，如果幸运，他也许能够过上诗人李亚伟所描述的那种日子：“我不愿意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2006年2月23日
       评论家的操守及其他
       今天下午，习惯性地到朋友们的博客逛了逛，意外发现广西一个相当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被几个 我怀疑是一个人用多个化名匿名者骂了，骂得很难听，主要牵涉到文品。据我多年以来对这位评论家的才华和人品的了解，他不可能犯下匿名者所指责的错误，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跟了一个帖子，表示对匿名骂人者的鄙视。
       但这些骂人的帖子也使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做女子一个文学评论家”的问题?
       当前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一些评论家连什么是“文学”都弄不清楚了，在他们眼里，文学就等同于小说，甚至特别是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的小说；文学是宣传部提倡的那种“引人向上”的， 弘扬一些“荣”批判一“耻”的、既“代表”这样又“代表”那样的东西。有时候，文学就是身居高位者写出的任何作品，不管是会议报告、打油诗还是顺口溜 这回评论家倒“破例”了。于是，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文章：从标题上看是谈“文学”，而内文却仅仅涉及小说一种体裁：标题上是写一个省的文学创作，内文却谈的是小说和影视，有时候甚至还有歌词。总之，诗歌、散文消失无踪。同样，在大多数时候，有的人所理解的“作家”仅仅是“小说家”的代名词，诗人和散文家是不在其中。多年以来我一直很纳闷：既然“作家”仅仅是“小说家”的代名词，还要作家协会干啥?改为小说家协会不是更贴切吗?近两年一些小说家宣布脱离作家协会，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诗人宣布脱离作家协会，却连波纹都不起一个。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小说家脱离了自己的“组织”，如同一个人离家出走，人们自然会百般关注；而诗人本来就可有可无，走子就走了，谁会关心你的去留呢?
       当然，作为一个有过十多年新闻媒体工作经历的成年人，我不会傻气到连中国的“特殊国情”都不了解的程度。有的时候，并不是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不想做事。他们甚至极想大干一场。谁不愿意自己土地上的所有庄稼全面丰收呢?可是，这个社会的风气以及“上面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选择，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作家协会在作家面前是金字塔的尖顶，一旦纳入政府部门的权力体系，它马上就成为塔子的最底层 作家协会上面有文联(有的省份作协和文联平级)，文联上面有宣传部，宣传部上面有党委。不管哪个“上面”布置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不管哪个“上面”说要提倡什东西”，他们的眼里还能存在“散文”和“诗”吗?
       我相信，当诗人们看到一次又一次以政府的名义斥资对于小说家进行宣传和扶持比如开会、旅游、签约、在刊物上组织专辑等等，他们内心一定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他们公开表示抗议，就会有人说他们功利，缺少诗人的那份清高和纯粹：如果他们视而不见，那么他们事实上无形中已成了一个被歧视的写作者。当然，从更高处观望，优秀者是永远无法被遮蔽的，而且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了保证自己的作品的纯洁性，甚至主动与“上面”保持距离。对于那种乱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繁荣文学(小说)创作的举动，他们的态度很简单：不奢望你用资金和舆论来“扶持”、“打造”，只希望你们着良心、从文学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一味地被市场左右、被时尚左右、被庸俗的非文学观念牵着鼻子走。
       在这样的境况下，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如果缺乏独立人格和艺术判断力，就很容易跟着风潮走， 向权力低头甚至主动献媚。他们谈论起小说，比孟尝君还要大方，不吝笔墨；而谈论起不受“上面”重视的文体，如诗歌，又马上变得比葛朗台还抠门。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写这种文章时并不认为自己有失公允，他们会认为“事实就是如此”，你要是不满意，倒是你自己私欲膨胀、想出名想疯了。因此，做一个文学评论家变得不那么简单了，需要极大的勇气。那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评论家呢?我想，一个评论家要想得到读者的尊重，首先需要具有相当高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眼光，对复杂的作品和文学现象能够给予尽可能中肯和公允的评价，能够让被遮蔽的真正的艺术崭露头角：其次，他还必须具有独立的文学品格，不为文学之外的因素左右。缺少这三者中的任何一点，评论家都好似三足之鼎断了一足，其在作家和读者内心中的形象就无法真正树立。而放眼文坛，这样的评论家能有几个呢?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残疾型”评论家，要么具有一定的艺术视野而作品缺乏理论深度，要么具有理论深度和缺乏个人品格(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一堆垃圾装扮成花俏迷人的宫殿)。事实上，在当前的环境下，要求一个文学评论家同时具备前面三个条件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时候，只要一个评论家的视野开阔一些，有一些公心，即使他的文章无甚深度，也足以获得读者的谅解。因为从个人的精力和爱好而言，对一种文学体裁或一个省的所有文学状况进行全面而且深入的了解，的确具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如果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我们愿意对评论家的短视和弱视给予理解。但是，一个自觉的评论家应该知晓，读者这份怜悯般的理解并不能使他的那篇残缺的文章变得完满起来。那些动辄以“不了解情况”、 “时间不够”、“精力有限”为理由来搪塞读者的评论家是不诚实的，他们在用一个连自己也不相信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过失进行无谓的辩解。
       既然评论家陷入了“精力有限”而“无法全面”的困境之中，是否有办法来平复人们对他的大作的失望情绪呢?有，而且很简单，那就是“有一说一”， 自己懂什么就说什么，懂多少就说多少，不说空话、套话、大话。你手上只有几根火柴，就找个小盒子来装，没必要动用一辆军用飞机来承载。
       如果连“视野开阔”和“公心”都无法达到，我们甚至可以再让一步请评论家“具有公心”。 随着各种部门、人物和利益的插足，评论家的操守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个评论家，只要他的文章不是权力部门的喉舌，不是只报喜不报忧的宣传稿，不是自己私欲的发泄，不是金钱和美女的奴隶，不是亲情和友情的润滑剂，即使行文平淡寡昧，道理如一马平川，读者也至多是苦笑一下而不会翘起不屑的嘴角。
       写作，说到底是作家自身的事情，但是，一旦官方
       介入进来并且大肆动用纳税人的资金，那么，它就成为了一件与集体有关的事情，一件远远超越文学和文体本身的事情。从“官方”的角度说，这关系到执政者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对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理解，对于一眼可知的庸俗和同样不难辨别的纯粹艺术的态度：从评论家的角度来说，他在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评价时是否做到了“目中无人”而把重心放在作品本身上，是否“实话实说”。这对文学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句话： 那些只为自己的私利(包括政绩、人情、金钱等等)考虑的、短期的、庸俗的文学观，值得警惕；那些缺乏正直的心灵的评论家写出来的文字，不需要劳费时间老人去证明它的腐朽，现在我就可以断言：它们是一堆垃圾。
       2006年5月19日
       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
       近几日断断续续地阅读《天火》、《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精神历程》等书。作者和内容，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和知识分子有关。
       《天火》是周实主政时期的《书屋》杂志精选，贺雄飞策划的“草原部落·名报名刊书系”之一，岳麓书社2000年2月出版。前些年刚买回来时读了几天后，就置于一隅，没有再读。我这人有些喜新厌旧，今天买了新书就让昨天买的“退役”，很多书一旦“退役”，就要好几年之后才会重新“招回”。《天火》分两册出版，这次读的是下册。王元化的《一九九三年日记》是这次阅读的意外收获。据说王元化与李慎之有“南王北李”之称，而我以前比较喜欢李慎之，李与王不和则是学界公开的秘密：再加上我喜欢朱学勤，而王与朱也决裂了，这两个因素致使我多年以来一直不读王的文章。这一次读王元化的文章，仅仅是因为该文为日记体，每篇都很短，容易入手：而且一般而言，读别人的日记有一种“偷窥”的乐趣。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读完文章后，竟然对王产生了好感。王元化先生的文笔洗练而精到，工夫似在朱学勤之上，日记中一些写景抒情的段落，十分经典；那些谈人论事的内容，也是一针见血。他在阅读香港某著名刊物上的一篇经济类重头文章之后，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中第一个是：“大陆许多作家学人虽不懂经济，却以为只凭常识即可高谈阔论，逞臆乱说。”我以为这一批评是十分正确的，类似的“作家学人”， 中国实在太多。一些名家或半名家，日益滥用自己的名声，频频对自己不了解或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发言，殊不知这种行为一来会影响受众，也会沦为行家的笑柄，所谓的“贻笑大方”是也。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学者说自己“卑之无身高论”，我们也没必要把它当作一种谦虚了，因为事实本就如此。
       同一书里，智效民所作的《漫话张奚若》也颇有意思。这个张奚若性格既直且犟。抗战时期，张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一次会议上，张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面上无光，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奚若闻言，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了一封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张奚若批评对中国共产党里的个人崇拜，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1957年5,9，中共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对中共给予十六字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在两个月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不识时务”地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告诫说：“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这样的言行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更何况那是1957年7月，反右运动全面展开之时。好在当时张奚若声誉甚隆，竟未受到批判，换了别人，也许就是这十六个“大逆不道”的汉字也足以让他们付出22年的代价了。
       每每读到类似的往事，我都会感慨万分，当下的知识分子哪怕有张奚若一半的骨气，也算是对得起“人民的良心”几个字了。可是我们除了看到人格的集体溃败，争先恐后地追名逐利，相互讥讽，落井下石，还能看到多少当年前辈们的那种高风亮节?自然，把所有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别的不须多说，只需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言论环境和五六十年前相比究竟有多大的进步，就可窥得一斑了。
       当然，时下的国内知识分子，能令人尊敬的虽然不多，但有品质的也并非没有，当代中国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精神历程》一书集中了其中的一部分。书中辑录了李银河、徐友渔、葛剑雄、崔卫平等36位学人的自述性文章，从中可看到他们经历的坎坷人生以及对生活的思考。开篇徐友渔先生的《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是本书最深刻而有文采的篇目之一，让我了解了一些历史现象以及学者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片段，而这些片段是个人的，却无时不与时代相关，于是，个人与时代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血肉难分。里面的一些段落写得非常精彩：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读到上面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想不到大学者也有文学家般的细腻与幽默。这是写1976年。在这篇文章里另有一段写的是80年代思想解禁时期的逸事，非常有趣一我的一个师弟辈分的年轻学者在讲台上耍狂，他从包中拿出一本外文书在大家眼前晃一晃，大声喝问：“这本书你们念过没有?”然后再拿出一本，再问，几次都是“没有念过”，他于是得意地说：“那好，你们正该听我讲。”事后，我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你知不知道，坐在下面的，有懂6门外语的教授?”
       《精神历程》一书的副标题是“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顾名思义，编者需要的是各位学者写出自己思想或人生经历的轨迹与变化，但有一些学者并末照章出牌，只以一篇随笔交差了事。相比之下，诗人沈睿的 《走向女权主义》是最符合要求的。文章详细地表达了她从一个“不问世事”的女青年成为一个女权主义研究者的思想转变过程，透露了很多精彩而不为常人知的故事。比如她与其前夫、著名诗人W婚前和婚后的一些状况，与当年高呼“你不来与我同居的”女诗人伊蕾的感人交往，与有“中国叶赛宁”之称的一个著名诗人(此人是谁我猜不出来)的酒桌交锋然后不欢而散的故事，颇见性情，有小说般的可读性。不过读此文时，总觉得有些地方文字用力大了一些， 比如多处写到其前夫W的“劣迹”，特别是把读大学时就欺骗了她的感情等“内幕”写出来，似乎不大“厚道”。有些事情两个人知道就行了，不必公布出来。俗话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语。既然已离了婚，何必拿当年的那些事情来说事?当
       然，历数W的种种“劣迹”也许是因为沈女士在离婚前受到太多不公而一提笔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明显属于隐私的内容是不宜出现在一个豁达而大度的知识分子笔下的。下面这一段似乎也有些“用力过度”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塞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浅度，对他们自己理解的浅度，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浅度!我忍不住说出了我一生最为公开的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中国的叶塞宁”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 ‘不要性骚扰，要性高潮。’”我左右环看，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在我这样一个读者看来，双方也许仅仅是因为误会。那个“叶赛宁”应该是借着酒劲开玩笑，却不料正沉迷于女权主义的沈女士当真了。接着，沈女士的话又令“叶赛宁”难以下台，两个人只好硬拧下去了。事实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群体赞成或者最不关心别人搞什么“主义”，那这个群体肯定首先是诗人群体。诗人本来就是崇尚离经叛道、喜欢新东西的，他们何必与“女权主义”作对?沈睿文章中对同席的那几位女士的描写似乎也难令人相信，那几个女士有什么必要对“女权主义”几个字畏如虎狼，竟然一听说这四个字就马上就要与人保持距离?特别是字里行间的那种似有似无的暗示，总令人感到不是滋味。当然，这仅仅是从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感觉进行推衍的想象而已。
       《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2002年卷是近来一直放在枕头边但又读得最少的书。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内容庞杂丰富，作者多为大家。我挑选了自己比较关注的文学和思想类文章阅读，重点关注的是格非的《的白色》和许纪霖的《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两文颇长，各有近2万字，都没读完。其中格非的文章是先读开头，然后读结尾，剩下的中间一小部分这两天里应该能读完。格非是我所喜欢的作家，现为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这篇文章文笔朴素，娓娓而谈，内容也不高深艰涩，读后收益颇大。令我意外的是，除了《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格非竟然还十分推崇《红字》的作者霍桑，认为霍桑直接启发了麦尔维尔。这两个作家的作品，我一本也没读过，也许以后我仍然不会去阅读。文学这东西有些奇怪，除了少数大师级杰作之外，有的时候，一个作家认为十分优秀的作品，对于另一个作家而言却不见得如此。
       相比之下，许纪霖的那篇文章却极其难咽。读了两次都没读够三分之一。文章的副题是“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按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话题，因为这是我2000年到2002年之间最关心的思想界问题，两派的论战给了我许多启发，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诗歌观念。我读不下去首先是因为我觉得作者的文笔有些拗口，其次，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写了五千字仍然在表白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理论基础，这样的写法对于我这个缺乏耐心的读者不大适合。当然，我的放弃阅读，后果只能由自己担负，好在我不搞思想研究，无缘领悟这些学者的高深学问和新鲜论点，因此失去的恐怕也不会太大。
       在阅读这几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得到一种额外的乐趣一书中的不少文章都谈论到相同的人和事，文章与文章之间无形中就进行了“相互印证和相互补充”。比如《天火》一书中智效民与《精神历程》一书中邵建的文章就是如此，两位作者都谈到了胡适和陈独秀当年提倡白话文的故事，都列举了胡适致陈独秀的信以及“火烧晨报馆”事件，然后激赏和呼唤宽容的文化氛围。作为一个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青年，在读了胡适写于80年前的信后，我仍然忍不住激动和向往。胡适认为，他们主张提倡白话文虽然遇到的阻力很大，但应该允许别人讨论以及提出反对意见，如果连这点胸襟都没有，只允许自己有自由，却容不下异见的人，不配争自由，不配谈自由。这一见解直到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童义。
       2006年10月15日